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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党项、西夏史，最困难莫过于党项源流问题，这一问题在我的思维中辗转有10余年，至今尚无一完全清楚的眉目。尽管有许多学者对党项族处于支配地位的拓跋氏进行过较为详尽的研究，但探讨一个民族的族源不能仅以少数统治者及其部族的源流作为整个民族的源流；尽管我们可以提出无数的证据，较为确凿地证明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氏〔1〕，但我们不可以据此断言党项族源出鲜卑。我很早就提出，党项族是一个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鲜卑、汉、羌，回鹘、吐蕃、契丹、突厥、吐浑、沙陀及其他中亚西域民族均有部落融入，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多源多流的大杂烩民族。在党项众多的源流中，必有一个主源，党项族的主源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目前党项西夏史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传统的说法是将党项简单地划入羌族的范围之中，认为党项之主源是羌，而其他民族则是后来逐渐融入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各正史的《党项传》的记载。《隋书·党项传》称：“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狠，皆自称猕猴种。”《旧唐书·党项传》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旧五代史·党项传》称：“党项，西羌之遗种。”
其他各种文献基本上均略同于上述记载，无不在党项之后冠以“羌”字，以示党项源出羌族。近代学者治西夏史者接受此说，以党项为羌，王静如先生则进一步认为，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vt”为其复数，故汉族称其为“党项”〔2〕，但是，似乎又有很多材料可以证明党项不是羌族，因为，在唐宋史学家的文献中，常常将“党项”和“羌”一分为二，相提并论。《旧唐书·吐蕃传》：“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使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唐大诏令集》卷六九《南郊赦》：“天下所有诸色结聚及羌、浑、党项等，能悔过自陈，各归生业，一切并舍其罪”。《通鉴》卷二二三：“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万众，弥漫数十里，巳自司竹园渡渭”。
很明显，在这些作者的心目中，党项不是羌。否则就不会一族而二出。党项人也不将自己视为羌。党项人自称为
《文海》三三·一四一条载：“羌：此者戌羌也、藏也、羌国人之谓。”特别是在目前各种文献中保留的数百个党项族姓或族名中，鲜卑或鲜卑系统的族姓、族名可以找到许多，而西羌之族姓或族名在现存党项姓氏中却找不到一点痕迹。因此，我对党项最早之本源是否为“羌”深表怀疑。南宋著名姓名氏学专家罗佖曾对党项之族源提出过完全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在《路史》一书中称：“党项，悃之后”。
后一提法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清代学者周春虽然注意到了这一观点，但却轻率断言，罗佖之说为“伪造不经”之语〔3〕。没有任何根据，随意否定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伪造”，本身就是一种很不严肃的治学态度。罗佖为南宋人，是与西夏同时并存的人物，且又是专治姓氏学的专家，其言应有所依据，决无去随意“伪造”的理由。“悃”为何人呢？周春言为“黄帝少子”〔4〕，则当为昌意，“悃”则当为昌意之别名。《魏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
拓跋鲜卑最早认同至黄帝，自认为是黄帝的后代。罗佖大概是根据党项族内的拓跋氏是源出拓跋鲜卑，故将党项也归于黄帝后代之类。虽然拓跋鲜卑自称黄帝之苗裔很难找到历史根据，但党项与拓跋鲜卑共同的认同关系却令人深思，使我在认识党项源流问题上，越来越倾向党项源出鲜卑。
二
要论证党项源出鲜卑，必须要证明党项发祥地究竟在哪里。
党项之名，在汉文史籍中最早见于《隋书》。《隋书·党项传》载党项的居地是：“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到唐前期，党项居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旧唐书·党项传》称：“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阎立本《西域图》绘党项国的方位是：“吐国（谷）浑之南，白兰之北，弥罗国也。”〔5〕
弥罗即弥药，弥药即党项。可见，汉文文献所载党项族的居地就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及四川西北部之间。但是，这一居地是否是党项族的最早居地呢？不是。党项之名，最早见于隋，但《隋书·党项传》称党项“魏、周之际，数来拢边”。那魏周之时，党项原居地在何处呢？汉文文献中没有记载。据藏文《新红史》载，弭药人的先祖“斯乌王”生在凉州与嘎（Cha）地的一座大山中。《贤者喜宴》、《红史》、《西藏王统记》则称此山为“门西山”。“嘎（Cha）”即“夏”字的译音，“嘎地”当指夏州。石泰安先生认为，这座山应该是贺兰山〔6〕。贺兰确为党项人的早期居地。《吴文正公集》卷四二《李世安墓志》：“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新唐书·地理志》载：“夏州北渡乌水，……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百余里至阿颓泉，又经大非苦盐池六十六里至贺兰驿，又经库也干泊，弥鹅泊，榆禄浑泊，百余里至地颓泽。……”此处有“弥鹅泊”，在贺兰驿北，贺兰驿当以贺兰山得名，故知“弥鹅泊”与贺兰山相近。《新唐书·浑传》载：“（浑）释之以朔方都知兵马使为裨将，……（仆固）怀恩巳入，使（张）韶杀释之，收其军。巳而恶韶，……折其胫，囚死弥峨域。”朔方为夏州，此“弥峨城”当在夏州北。《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称，“夏州北又有弥峨城”即指此，但顾氏误记为《唐志》。《太平环宇记》卷三七又载：“（灵州回乐县）北至碛南弥峨川水一千里。”碛南即漠南。灵州北一千里正是贺兰山脉的北端，“弥峨川”在此。南宋苏州文庙有一幅《地理图》，该图在贺兰山左近标有“碛南弥峨州”。唐李荃《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载：“自河西节度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东京二千八百一十里北抵白亭海、弥峨山，独洛河。”河西节度指凉州，凉州北行有“弥峨山”，以其方位推之，亦应与贺兰山相近。综上所述，弥鹅泊、弥峨城，弥峨川、弥峨州均与贺兰山接近，弥鹅、弥峨、弥娥与弥药，很明显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译法。这么多以“弥药（minak）”命名的地名出现在贺兰山一带，与藏文文献相对应，即可确证，贺兰山是弥药（党项）人的早期居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太平环宇记》卷三六载：“贺兰山在（迥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民族。”
这里就明确表明，居住在贺兰山一带的党项人为鲜卑民族。
贺兰山虽为党项人的早期居地，但却不是最早的发祥地。党项人的发祥地同鲜卑民族一样，很可能是在我国的东北地区。一份最具权威性的西夏文文献《夏圣根赞歌》（又译作《颂祖先诗》）对党项人的发祥地有所记载：“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塚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7〕
这是聂历山先生的传统译法。且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近年罗矛昆先生根据西夏文原文进行了重新翻译，其文为：“黑头石室荒水域，赤面父塚白高河，长弥药人国在彼。”〔8〕
我十分赞同罗先生的重译，因为西夏文“城”字在《文海》里有“城”、“墙”、“室”、“舍”等义，在《掌中珠》里作“修造舍屋”的“屋”字，在《字杂》里作“室”字，可见，这一字主要是表示较小范围内的居住地，故译成“室”比较恰当。但我不同意罗矛昆先生仍承袭聂历山的观点，将“黑头”、“赤面”均视为党项〔9〕。
“黑头”、“赤面”二词经常出现在西夏文文献中，特别是西夏的文字作品中，“黑头”与“赤面”，总是对应或平行出现，如“皇天下千黑头祐高低，国土上万赤面智不一”；“天下黑头，地上赤面”；“皇下黑头凡胜罴，陆上赤面聋胜熊”。“黑头”是指党项，这从《文海》中的材料可获至证明：“人名，‘勒波’也，黑头之父，先人名是也。”〔10〕这位被称作“黑头之父”的先人“勒波”是谁呢？我认为“勒波”即“拓跋”之异译。《魏书·序纪》称：“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北人称拓跋为“土后”，土后即地神。《史记·五帝本纪》索引：“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螾见’是也。螾，土精，大五六围，长十余丈。”地螾即地神，亦为一蛇精。《掌中珠》中
（蛇）”字读作“
（phio）”，故知，“勒波”即“勒”，即“拓跋”。《文海》称“勒波”这一先人名为“黑头之父”，即是“拓跋”为“黑头之父”，拓跋氏又为党项诸部的统治者，党项部落又称酋长或部落首领为“父”〔11〕，这就可以证明，西夏文中的“黑头”应指党项。据《西藏王统记》、《如意宝树》、《新红史》等藏文文献，亦称党项祖先源出一“蛇精”，可证“黑头”确指党项。
“赤面”是否指党项呢？从目前所有保存的西夏文材料，没有一处可作为“赤面”为党项的证据。而据敦煌文献印598 号《于阗国阿罗汉授记》将吐蕃王称为“赤面王”，将吐蕃国称为“赤面国”〔12〕；敦煌文献《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亦载：“于阗等此三国，汉与赤面、苏毗、突厥、回鹘等贼，动其干戈，而来侵损”〔13〕。这里的“赤面”似应指吐蕃；西夏文《文海》八四·一五一条：“赤面祖宗，此者前朝根本之谓”。党项人在吐蕃帝国全盛时曾为其统治，故党项人将吐蕃王朝视为“前朝”，可知，这里的“赤面”也是指吐蕃。再从“黑头”与“赤面”在西夏文献中大量平行对应出现时，“黑头”总是与“天”相连，而“赤面”则是与“地”相连，如“天下黑头，地上赤面”，这反映“黑头”与“赤面”在西夏国内的地位是不同的，“黑头”地位明显高于“赤面”，这与党项、吐蕃在西夏国内的地位亦相符。从这些材料应可证明，“赤面”不是指党项，而应是指吐蕃，如此证可成立，那我们过去很多研究者根据“赤面父塚白河上”而去寻找党项人的发祥地，那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这样，我们对《夏圣根赞歌》的前三句就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句“黑头石室荒水域（或漠水边）”，是叙述党项人最早的发源地，第二句“赤面父塚白高河（或白河上），”则是叙述吐蕃人的发源地，第三句“长弥药人国在彼”，则是表述高高的弥药人就居住在这两个发源地之间这一广袤的土地上。根据党项人从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长白山一线到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廓、贺兰山、青海湖等地都有部落散居这一事实〔14〕可以证明，《夏圣根赞歌》的“长弥药人国在彼”确可如此解释。
这样，我们寻求党项人的发祥地就只能仅限于第一句，“黑头石室漠水边”了。这里“石室”二字犹为重要，我认为党项人所称的“石室”当即今天考古发现在大兴安岭北麓嘎仙洞之鲜卑石室。《魏书·礼志》载：“魏之先居幽都，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他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魏书·乌洛侯国传》亦载：“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可见，鲜卑祖宗石室在鲜卑人中间是颇具影响的。党项统治者拓跋氏源出拓跋鲜卑，故鲜卑石室的祖宗祭祀应在党项人的心中有着较深刻的记忆。《西夏书事》卷七载：“（李继迁），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北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这种“凿石为穴”的墓葬，是不是受鲜卑石室影响呢？我看不能排除。故此，我认为，前引诗中的“石城”当即鲜卑石室，“漠水”亦可作“黑水”，古称栗末水，即指今黑龙江上游。这句诗是追述党项人发祥地，是否可理解为党项人的发祥地当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与大兴安岭之间呢？
党项族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与大兴安岭之间还可以在其他文献中获至证明。《旧唐书·百济传》：“（贞观十六年，百济王）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为什么在初唐之时，我国东北地区有一座“党项城”呢？据文献记载，唐初党项人的居地在远隔万里的甘、青、川交界处，既然在初唐时这里以“党项”作为城名；这应是党项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保存，则可反映党项在此地居住时间不会很短；而这种文化的遗存最能证明，党项原居地即在我国东北地区。《金史·兵志》又载：“东北路部族乣军，曰迭刺部，曰唐古部，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东北路即东北路招讨司，治所在泰州，即今吉林白城市。可知，金朝时有一部分党项人（唐古即党项）居住在吉林省向城市一带。乣，有“杂类边民”〔15〕之意，《大金国志》称金之西北诸部为“生番”〔16〕。“生番”、“熟番”相对应。在金人的眼光中，这一支被称为“唐古乣”的党项人，还是未曾开发的原始部落。则可知，吉林白城市一带很可能就是这一批党项人的原居地之一。还有《金史·昭甫皇后传》：“后唐括氏，帅水隈鸦村唐括部人。”《金史·唐括德温传》：“唐括德温，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帅水、率河即为同一水名，今黑龙江省境内的通肯河与双阳河。唐括又书作“同古”，即唐古，亦即党项，则又知金朝时还有一批党项人居住在黑龙江省的通肯河与双阳河一带。金代将氏族姓氏分为“白号”与“黑号”两种〔17〕，在古代北方民族中，部落氏族以“黑白”对应者，多以“白”为较文明之部落，而“黑”则为较野蛮原始之部落，可以白鞑靼、黑鞑靼，白匈奴、黑匈奴为例。唐括（古）氏为金源十六黑号姓之首，与蒙古氏同列〔18〕，可知，金代上京率河地区的党项仍是一部分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原始部落，亦可证，金上京率河地区为党项部落最早居地之一。
从《夏圣根赞歌》中“黑头石城漠水边”所反映的党项人的发祥地，再结合我们在文献中发现的在我国东北地区有大批党项部落的原始遗存，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党项族同我国古代鲜卑族一样，发祥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兴安岭、长白山与黑龙江之间。
三
西夏文《夏圣根赞歌》中有一段关于“七兄弟”的有趣传说。原文第七行至第十行：“啰都之父身体不重却为圣人／／昔日不愿为小有大志／／吐蕃美女为其妻／／刚勇七子为其伴。”第三十一行至第三十四行：“后世子孙兴起一寅弥细缝／／出生之时有二齿／／长成后十种吉祥物悉聚主／／率领七骑来称帝”〔19〕。
这里的“七子”或“七骑”都是指党项的先祖“七兄弟”，这七兄弟在诗中分别有其名，即“山拔都”、“欺库林”、“活合
屈部”及“啰都”〔20〕。《夏圣根赞歌》称其先祖“啰都之父”娶一吐蕃美女为妻，并生了七个优秀的儿子。他的后代逐渐繁衍兴旺，到“寅弥细逢”出世长成后，他率领着七骑士夺得了帝位。这一传说在藏文文献能获得验证。《西藏王统记》第三章载：“弥药的国土全在汉地的下方，其地北面有名叫‘门西’的大山，山中有名叫‘塞胡’的凶恶毒龙。一次，毒龙变为七位骑士，去北面的一座城堡，有一个食肉的女子与七骑士的首领交合，生了一个儿子。当时天空出现了一颗前所未见的星，汉地的卜师们占卜说，这是有人要占领京城的预兆。果然，后来这个男孩带领他的七位骑士攻占了汉地，成了弥药之王。”《如意宝树》、《贤者喜宴》、《汉藏译仓》均有类似记载。可见，藏文文献关于党项人的祖先的传说与西夏文中关于党项人祖先的传说大体一致。更为有趣的是，契丹先祖的传说也与藏人、党项人的传说有许多近似之处。《辽史·地理志》：“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皇朝事实类苑》、《契丹国志》均有类似记载。王易《重编燕北录》之记载更为巧趣：“（辽）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也；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党项人的先祖与契丹人的先祖都与“七骑士”或“七兄弟”有关。这种“七兄弟”或“七骑士”协力建国之传说，可以从《魏书·官氏志》中找到类似的记载：“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摄领之，乃分其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献帝即拓跋鲜卑之第二推寅拓跋邻，他不仅指导鲜卑南迁成功，而且将鲜卑分为八部，让自己的七位兄弟各统一部，各为一姓氏，连同自己领导的拓跋部共为八部，即拓跋氏、纥骨氏、普氏、拢拔氏、达奚氏、伊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侯亥氏，这八部亦即原始时代八个鲜卑部落，又称“鲜卑八国”。《魏书·官氏志》：“（天兴元年）十二月，置八部大夫。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绿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这八个部落统归拓跋部统领。党项原始部落的结构似乎亦仿北魏之先。《夏圣根赞歌》中的“啰都之父”、“啰都七兄弟”就应该是最早的党项八部，后来在《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党项八部是：“其种每姓别自动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为强族。”
《新唐书》、《宋史》之党项传记载大体相同，也是八部，而拓跋氏为其统治者。契丹之原始部落也是分为八部，古八部：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陵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大贺氏八部：达稽部、纥便部、独活部、芬问部、突便部、芮奚部、坠斤部、伏部；遥辇氏八部：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温部〔21〕。契丹源出鲜卑，《辽史·世表》称：“契丹国，出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东部鲜卑之别支也。”故契丹八部之置似受鲜卑影响，党项八部的出现也应与鲜卑八部有某种难以解脱的渊源。其他塞北及东北民族也有八部之说：南匈奴有八部大人〔22〕，元魏有八部大夫〔23〕，北周有八柱国，渤海大氏有八部〔24〕，高丽有八牧〔25〕，满清有八旗。这似乎也可说明一个问题，“八”当是古代东北民族崇尚的一个数字，党项是东北民族的一支，故其初设部落亦为“八部”。
四
要证明党项源出鲜卑，我想还应从风俗习惯上进行一些比较。
西夏文《西夏之德高于国友歌》有这样的诗句：“天下白鹤 蠢如黑熊／／皇下黑头 凡胜罴／／地上人参 厚如猴耳／／陆上赤面 聋胜熊。”〔26〕诗中将“黑头”比作“白鹤”，因为白鹤头顶部呈黑色（东北丹顶鹤头部实呈深褐色）。将“赤面”比作“人参”，东北人参多为红参，呈红色。“白鹤”与“人参”均是我国东北地区独产的动植物。试想，在古代毫无现代传媒条件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在东北地区生活过的民族，或有某种渊源关系的民族，是不可能对这些动植物有所认识，更不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对“黑头”与“赤面”作出如此恰当的比喻来，这是可以证明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一。
前面证明，党项人自称“黑头”，党项人为什么要自称“黑头”呢？我认为也与拓跋鲜卑风俗有关。《资治通鉴》卷一五五载魏孝武帝在洛阳即位仪式云：“孝武帝即位于东郊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高）欢居其一。”所谓“代都旧制”，即拓跋鲜卑保持的原始习俗，以“黑毡蒙头”去推选部落盟主，这是古代拓跋部选举盟主的一种仪式。党项拓跋氏源出鲜卑拓跋氏，以黑毡蒙头的选举仪式亦可能在党项族中流行，“黑毡蒙头”是鲜卑族中地位高贵的一种表示，故党项人自尊为“黑头”。这是党项源出鲜卑习俗例证之二。
《宋史·夏国传》载，宋太宗时党项首领李继捧向太宗“献白鹤，名海东青”。“海东青”是东北民族之特产，产于黑龙江下游及附近海岛，是东北民族用于畋猎的鸷鸟。宋人《鸡肋篇》卷下称：“鸷乌来自海东，唯有最佳，故号‘海东青’。”当时李继捧这一支党项已迁居陕西北部地区，仍以“海东青”进献于宋，即可表明，该族仍保持以“海东青”畋猎的生活习俗，而这种生活习俗的保留，则正是党项为东北民族的证据，亦是党项源出鲜卑的习俗例证之三。
东北民族自古以来即善制弓箭，这在肃慎、鲜卑、高丽等族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尤以鲜卑人的角弓最为有名。《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党项人承习鲜卑民族制弓之艺，更以良弓驰名，西夏都城兴州为产良弓之地。康与之《昨梦录》载：“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黄黑相间，用以制弓极佳”。可见，西夏以角制弓之艺与鲜卑一脉相承，是党项源出鲜卑习俗例证之四。
党项人还有一种风俗称“杀鬼招魂”。《宋史·夏国传》载：“其人……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地，众射而还。”这一风俗与契丹风俗极为相似。《辽史·礼志》“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猬，谓之射鬼箭这种“射鬼箭”即党项人的“杀鬼招魂”。契丹为鲜卑种。此为党项源出鲜卑习俗例证之五。
党项人中保留着以艾烧羊脾骨的占卜方式。《宋史·夏国传》：“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炙勃焦。”〔27〕《宋史·张亢传》：“始谋击琉璃堡，……见老羌方炙羊脾占吉凶。”这种占卜方式与契丹族十分相似。武珪《燕北杂记》：“契丹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契丹为鲜卑种。此为党项源出鲜卑习俗例证之六。
麟府州在宋代是党项族聚居之地，北宋人上官融曾至其地亲见该地葬式。《友会丛谈》卷三：“用缯彩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条其革，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高丈余，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这是党项族保存的一种较原始的丧葬习俗，为天葬的一种，这种葬式与契丹、室韦的葬俗很相近。《隋书·契丹传》：“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魏书·室韦传》称：“尸则置于林树之上。”《隋书·室韦传》称：“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鲜卑族原始丧葬方式文献无载，但契丹、室韦均出于鲜卑系统，其原始葬俗与党项原始葬俗相近。此党项源出鲜卑之习俗例证之七。
从发式来看，党项人发式与鲜卑系统的发式相同。鲜卑系统的发式名称两种，实为一种，一为“辫发”或“索发”，一为“髡发”，其实应是一种发式的两种称呼，“辫发”或“索发”是指其所留头发编结成辫的部分，但也有剃光头发之部分，“髡发”则是指其秃发的部分，但也有余发结辫之部分。故文献中载鲜卑发式为“髡发”〔28〕，又称拓跋鲜卑为“索头”〔29〕。契丹、乌桓、室韦都应是这种发式，甚至包括以后的女真，都有秃发的一部分，亦有结辫的一部分，但各族“髡发”与“辫发”之部位可能不尽相同。党项族的发式亦是如此。阎立本《西域图》载弥药人的发式是：“一王皮韬小髻，余发垂双辫如缕，皮裘玄靴，解袵交手按膝。一奴皮韬，发余垂独辫，朱裘玄靴者。”〔30〕《隆平集·夏国传》称：“其文人服靴笏幞头，武臣金贴镂冠，……余皆秃发，耳重环。”《辽史·西夏外纪》载：“其俗，衣白窄衫，……秃发，耳重环。”一称是“辫发”，一称是“秃发”，其实为一种发式，即剃光一部分头发，又将所余之发编结成辫。可见，党项人之发式与鲜卑相同。此党项源出鲜卑习俗例证之八。
五
要证明党项源出鲜卑，我认为还有一个可靠的证据，即着手从现存数百个党项族姓进行分析，看其鲜卑和鲜卑系统的族姓在党项族姓中所占比例究竟有多大。
拓跋氏：拓跋氏为党项族内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其族源出拓跋鲜卑，这一点我已在其他文章进行了详细论证，此处不赘〔31〕。
野利氏：为党项八部之一，也是党项大姓。新旧《唐书·党项传》作“野辞氏”，《通典》、《太平环宇记》作“野律氏”，新、旧《五代史》作“野利氏”。“野利”又译作“拽里”、“叶里”，均应为“耶律”之异译，为契丹之族姓。
颇超氏：为党项八部之一，也是党项大姓。金源黑号姓氏有“蒲察氏”，《金史·景祖纪》、《金史·留可传》有“蒲察部”，“蒲察”又译作“普察”、“仆叉”、“富察”，疑为“颇超”一音之转，与唐括氏同为金黑号之姓。
米擒氏：为党项八部之一。《金史·百官志》有“梅知氏”，《辽史·部族志》为“梅只部”，“梅知”、“梅只”、“米擒”疑为一音之转。
折氏：为党项大姓之一。《金西萃编》卷一四七《折克行神道碑》：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同书卷一一九《刺史折嗣祚碑》：“大魏之后，宇文之别绪”。《东都事略折可适传》：“其先与魏道武俱起之中，号代北著姓”。据《晋书·秃发马孤传》载，折掘为鲜卑部落。
慕家族：据《长编》卷三一二和《宋史·张守约传》环州有党项慕家族。《宋史·种世衡传》有党项羌酋慕恩。《西夏书事》卷二四、卷三五有环州蕃官慕化、慕濬。《宋史·夏国传》有慕洧，应为慕容洧。《三朝北盟会编》下帙九三载：“慕容洧奔夏国。……洧，环州人”。故知环州党项慕家族当出慕容鲜卑。
独孤氏：《宋史·夏国传》载李继迁祖母为“独孤氏”。独孤为鲜卑大姓，《魏书·官氏志》称：“独孤氏后改为刘氏”。姚薇元认为，独孤最早出于屠各胡〔32〕。
西壁氏：又作鲜卑氏、昔比地氏，直接用鲜卑作姓，可见其鲜卑之种，《新元史·太祖纪》有夏太传西壁讹答。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中有“西壁智海”〔33〕明保定西夏文石经幢中姓“西壁氏”的就有九人〔34〕。
梁家族：党项大姓。《长编》卷五三：“灵州河外贺兰山侧有大梁、小梁，部族甚盛。”“大梁、小梁”又译作“大凉、小凉”。《西夏书事》卷七：“与贺兰山大、小凉族构兵，二族居贺兰山”。《太平环宇记》卷三六称：“贺兰山在（迥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民族”。可知，贺兰山之“大梁、小梁”应为鲜卑，西夏之梁太后，国相梁乙逋一族应出于此。疑梁氏又是鲜卑姓“拔列兰氏”所改，《魏书·官氏志》称：“拔列（兰）氏后改为梁氏”。
高氏：西夏大族。前期有高惟正，后期有高崇德、高大节、高大亨、高大伦、高逸、高良惠、高智耀〔35〕。《元史·高智耀传》称其“隐居贺兰山”，故疑其家族出自鲜卑。又鲜卑有高氏，《魏书·官氏志》称：“是楼氏后改为高氏”。
路氏：党项大姓。府州党项折惟正母为路氏，元代西夏人沙览答里姓路氏〔36〕，鲜卑有路氏，《魏书·官氏志》称：“没路真氏后改为路氏”。
苏氏：党项有家族，苏氏有苏忠礼、苏执礼、苏志纯、苏寅孙、苏尼通、苏守信、苏吃曩〔37〕。鲜卑有苏氏。《魏书·官氏志》称：“拔略氏改为苏氏”。
贺氏：党项大姓。前期有贺永珍、贺守文、贺九年、贺从勖、贺浪罗、贺惟一等，均为西夏开国之前重要将领谋臣〔38〕。鲜卑有贺氏，《魏书·官氏志》称：“加赖氏后改为贺氏”。
磨卢氏：党项族姓。又译作麻奴、毛奴、貌奴。《宋史·李继周传》有“磨卢家”族。《宋史·党项传》有“貌奴”族。海渤湾出土一宋残碑中有“麻奴氏”。《金史·交聘表》有夏使“麻奴绍文”。《宋史·狄青传》有“毛奴族”，《宋史·回鹘传》称“邈孥王子族”居贺兰山下。鲜卑有莫芦氏，《魏书·官氏志》称：“莫芦氏改为芦氏”。莫芦、磨卢、麻奴、毛奴、邈奴、邈孥均为一音之转。
如罗族：党项部族。《宋史·真宋纪》：“丰州瓦窟、没剂、如罗、昧克等族以兵济河击李继迁”。《宋史·党项传》、《长编》卷五五同，知党项有“如罗族”。鲜卑有“如罗氏”，《魏书·官氏志》：“如罗氏后改为如氏”。
乞当族：党项部族。《宋会要·丰州》载有“乞党族首领岁移”，《宋会要·西凉府》又有兰州马咸山“乞当族”。乞党、乞当疑即契丹的异译，《文海》三一·一三二条中有“契丹”一族姓。
斡勒氏：西夏陵墓出土残碑m[,2]D：23号中有“斡勒玉宁”。党项有兀罗族、兀罗文信、兀勒青□□等。《金史》卷一及卷六八均载有“斡勒部”；《金史》卷七一有“兀勒部”，《辽史·兴宗纪》有“斡鲁”部。“斡鲁”、“斡勒”，“兀勒”、“兀罗”，当译音之异，可知，斡勒为辽金属下部族。
还有都罗氏、没剂氏、细封氏、拽浪氏、野蒲氏、麻骨氏、把里氏、仡党氏、悉利氏、篪逋氏、毛羽氏、拽藏氏……等等。从30余个党项姓氏与鲜卑及其族系的姓氏对音，可以看出，鲜卑族姓在党项族姓中保存量是相当大的，而且还可以找出许多，这种对音比较，是否可以成为党项源出鲜卑的一个有力证据呢？
六
综上所证，我们认为，党项应源出鲜卑。党项最早很可能只是鲜卑族内的一个部落，随着鲜卑民族的南下和西迁，后定居于我国西北地区，亦逐渐发展壮大，并象吐谷浑一样，在羌人的居住地建立起了以羌人为统治基础的政权；由于党项族力量不断发展强大，遂有多个民族融入党项族内，使党项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而且成分极为复杂。由于党项的崛起同西羌的居地有密切关系，由于党项政权最初的统治基础亦以西羌民族为主，再者，亦有一部分羌人也融进了党项部落之中。因此，党项往往容易被汉族史家称之为“羌”，通过上述考证，我们即可清楚认定，从党项族的原始意义而言，党项是鲜卑而非羌。
注释：
〔1〕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 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2期。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 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4期。
〔2〕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一辑。
〔3〕〔4〕周春：《西夏书》卷十《官氏孜》。
〔5〕〔30〕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四《西域图》。
〔6〕P·A·Stein：《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载《法兰远东学院院刊》第44卷。
〔7〕〔9〕〔39〕〔俄〕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第一卷。
〔8〕罗矛昆：《白高国名新探》， 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三期。
〔10〕史金波等：《文海研究》三三·二五一条。
〔11〕《宋史·郑文宝传》及《范文正公集·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
〔12〕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 Bal的研究》，1993 年中国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13〕森安孝夫：《敦煌藏语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Drv——gu 与Hor》，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
〔14〕参阅拙作：《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载《暨南学报》1994年第1期；《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 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15〕《金史》卷九四《内族襄传》。
〔16〕《大金国志·章宗纪》。
〔17〕〔18〕《金史·百官志》。
〔19〕这二段西夏文译文是参照西田龙雄先生译文翻译而成。
〔20〕关于七兄弟的译法皆据西夏文原文翻译。
〔21〕《辽史·营卫志》。
〔22〕〔28〕《后汉书·南匈奴传》；《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23〕《魏书·官氏志》。
〔24〕《北番风俗记》。
〔25〕《高丽史》卷八四。
〔26〕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研究》，京都大学部研究纪要第25期。
〔27〕《辽史·西夏外纪》作“灼羊胛骨”。《隆平集·夏国传》“灼羊夹面骨”。
〔29〕《宋书·索孝传》。
〔31〕参拙稿：《关于西夏拓跋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4期。
〔32〕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二《勋臣八姓》。
〔33〕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西夏壁画》载《文物》1980年9期。
〔34〕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载《考古学报》1977年1期。
〔35〕散见《长编》、《西夏书事》、《道园学古录》及《元史》。
〔36〕见《宋会要》及《嘉靖宁夏新志》。
〔37〕散见《长编》、《宋史》、《金史》及《西夏书事》。
〔38〕散见《长编》、《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