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般预算的财政预算松弛研究——以新疆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为例论文,松弛论文,财政预算论文,预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预算松弛可能是预算责任人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编制预算时,编制责任人将预算确定在自己预期的能力之下;而在完成某项预算任务时,有意低估收入或产能,高估成本或资源。本文根据新疆2004~2006年一般财政收支的预算和决算数据,研究了一般预算松弛的分布情况及其存在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一般预算松弛的分布面很广,一般收入的预算松弛程度较高,一般支出的预算松弛程度不高。
一、一般预算松弛的计量方法
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对一般预算松弛进行计量。一是将财政收支与过去几年的实际收支数比较,二是与当期财政收支实际数比较。第一种方法又分两种情形,一是财政收支过去几年不具有增长的持续性,这种情形下的预算松弛计算方法如公式(1)至(3)所示。二是过去几年财政收支具有增长的持续性,这种情形下的预算松弛计算方法如公式(4)至(7)所示;在第二种计算方法下,收入预算松弛也称为财政收入超收率,支出预算松弛也称为节支率,计算方法如公式(8)和(9)所示。
预算收入松弛=(前三年决算收入平均数-收入预算数)/收入预算数 (1)
预算支出松弛=(支出预算数-前三年决算支出平均数)/支出决算数 (2)
预算支出执行松弛=(12月份实际支出数-前11个月每月支出平均数)/前11个月每月支出平均数(3)
收入预算松弛率=前三年收入平均增长率-本年收入计划增长率(4)
本年收入计划增长率=(本年收入预算数-上年收入决算数)/上年收入决算数(5)
支出预算松弛率=本年支出计划增长率-前三年支出平均增长(6)
本年支出计划增长率=(本年支出预算数-上年支出决算数)/上年支出决算数(7)
预算收入松弛=(收入决算数-收入预算数)/收入预算数(8)
预算支出松弛=(支出预算数-支出决算数)/支出决算数(9)
二、新疆一般预算松弛分布情况
根据新疆2004~2006年《财政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本文选取其中19个地市州来分析一般预算松弛的分布情形,其中,图木舒克市只有2006年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各年度各地市州一般预算收入松弛分布如表1所示,各年度各地州市一般预算支出松弛分布如表2所示。
表1的数据显示一般收入预算松弛有如下特点:①9个地市州的55个观测点中,47个观测点出现了预算松弛,占观测点的81%,预算松弛分布广泛;②从各地市州的预算松弛程度来看,松弛程度超过10%的共有21个观测点,约占观测点的38%,其中最高预算松弛达到53.21%。整体预算松弛程度较高。但是,各地市州各年度预算松弛程度不一,似乎没有规律性。
表2的数据显示一般支出预算松弛有如下特点:①19个地市州的55个观测点中,49个观测点出现了预算松弛,占观测点的89%,预算松弛分布广泛;②从各地市州的预算松弛程度来看,松弛程度超过10%的只有2个观测点,预算松弛程度不高,但是,最高的预算松弛度达到167.87%。各地市州各年度预算松弛程度不一,缺乏规律性。
综合一般收入和一般支出的预算松弛,我们发现,一是一般预算松弛的分布面很广;二是一般预算收入松弛程度较高,一般预算支出松弛程度不高。
三、一般预算松弛的原因
一些文献经过分析认为,产生一般预算松弛的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环境变动性较大,从而使得预算与实际差别较大;第二,预算管理水平不高,从而编制的预算与实际相差较大,这是预算技术问题;第三,人为因素,故意制造预算松弛,这和政府行为的委托代理关系有关。
从总体上来说,预算松弛应该是中性概念。如果是由代理问题引致,则它是对组织有害的行为;而如果是作为应对环境变动的一种手段,则是有益的行为。但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新疆一般预算松弛的现象主要是由委托代理关系引起的,即一般预算松弛主要是由人为因素故意制造的。理由如下:第一,如果是由于环境变动而使预算与决算不一致,那么预算数与决算数之间的差异关系应该呈正态分布态势,有的情形下是预算大于决算,有的情形下是决算大于预算。而根据本文的样本,预算支出在89%的情形下都是预算大于决算,而预算收入在81%的情形下是预算数小于决算数,这种系统性的误差不能归结为环境的变动性。况且,各级政府预算中都包含着财政后备(预备费、预算周转金),用于预算执行过程中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和财政周转,因此在各项目的预算安排中没有必要再考虑意外因素。所以,环境变动不应该是形成一般预算松弛的主要原因。第二,如果是预算技术水平问题,那么就无法解释数据的偏向性差异现象,即预算支出总是预算大于决算,而预算收入总是预算数小于决算数。况且,如果真是属于预算技术问题,为什么连年如此而预算责任人还不想办法来提高预算技术水平呢?所以,预算技术水平不应该是形成一般预算松弛的主要原因。第三,一般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一般预算松弛的主要原因。对此,高培勇教授(2006)有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在中国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格局下,每年形成的“超收”,几乎都是不打任何折扣地转化为当年的“超支”,而且基本的情形是:“超收”多少就“超支”多少,在“超收”与“超支”之间,是一列高度相关的“直通车”。而“超收”与“超支”之间存在的这种“直通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所致:“超收”收入的动用和决策基本上在行政系统内完成,而未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视野。即便在形式上要走某些程序,通常的情形也是先支用,后通报。本来应互为条件的财政赤字和财政盈余,也互不搭界,各行其道。在这一操作过程中,不仅整个财政支出规模跳出了预算控制而急剧膨胀起来,政府部门扩张支出的欲望被极大地刺激起来,而且,财政赤字同财政收支平衡之间的相关度也被弱化了,政府预算的完整性、严肃性被破坏了,以至于“超收”与“超支”之间的关系格局延续了十几年之久。追问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会发现这个问题与人大在“超收”和“超支”问题上的尴尬处境有关,与人大对于政府预算审议制约机制的弱化有关。正是在政府预算的审议氛围有欠庄重、政府预算的审议力度比较薄弱,甚至不合时宜的取消政府预算口头报告议程的情况下,人大对于政府预算的监督制约作用才会在某种程度上走了过场,从而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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