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视野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我们是谁？ 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巴西，意指一种可以将追求亚马逊河流域完整性的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相结合的方式。因此，生态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到的困扰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幽灵的继承者。尽管是一个年轻的幽灵，但它却家世显赫、影响甚广。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阵地是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蹂躏的地球。大多数人把生态危机看作是“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只是生态危机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而已。生态危机关联到一系列数不清的生态紊乱现象，包括物种灭绝、新型疾病的出现、前所未有的污染等等。 传统社会主义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大敌，并力图推翻它。生态社会主义也把资本主义视为大敌，它认为自然界和人类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推翻资本主义是克服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如此一来，就需要引入作为自然单元的生态系统，并把它与人类和人类社会联系起来。 地球上的自然是一个由无数生态系统组成的集合体，其中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自然元素的有机整体。这些生态系统遵循不同的法则，适用于整个宇宙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熵原理对生物的出现和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作为一个封闭系统中任何数组元素的发生概率，熵必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因此，除非生物可以通过自我复制实现永远存在，否则，这种概率的随机性和无序性就会一直存在。相比之下，死亡象征着随机性的胜利和对生命结构的破坏。从另一个角度看，死亡趋于平衡，而在人类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特征即生命活动，则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事物保持一种动态的张力状态。 生态系统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因为这会消除它们的具体形式。当生态系统进入到某种失衡的动态模式时，生命就会以“自我复制”(self replicating)的形式出现。这样的生态系统，以及那些保护生命形式的系统，都可以称为“整体的生态系统”(integral ecosystems)，它们的存在对于生命的进化是必要的。 人是自然存在物，人的生命活动(换言之，“人的本质”)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实现的对自然界的改造。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出现了人统治人、人统治自然的状况，并随之产生了作为生产方式构建原则的阶级社会。最致命的阶段是目前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它起源于古代，在16世纪演变为征服世界的帝国，表现为殖民主义，在当今时代则表现为新后殖民主义的分支和全球化经济以及大众文化系统。历史见证了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壮丽辉煌却又愚蠢无比。 生态系统的元素之间有着普遍联系，这使得每个生态系统都可以延伸得很远。当前，我们生活在生态危机之中，这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和非线性的、混乱的方式破坏着具有普遍联系的生态系统的平衡。由此引起的后果极其可怕，可能是文明的破坏，甚至是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灭绝。人类正面临着历史终结的可能。 这种事态的极端情况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幸存并成功地应对这种情况，就必须承认这一可能性的存在。无论如何，生态社会主义都是对未知领域的一种探索。尽管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甚至激进政治理论的传统论述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的基本信息必不可少，但是，它们也要受到其所根植的现存生产方式的限制。它们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克服这种非线性的、呈指数型增长的、全世界范围的危机。生态社会主义以承诺超越现有社会和固有认知方式为前提，哪怕是必须承担“左”的风险。这将是一种激进的、根本的革命性学说，它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否则一无是处。 尽管从起源上可以追溯到20多年以前，但是，“生态社会主义视野的信条”直到2011年才最终确立。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与生俱有用生态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改造世界的精神和实践能力。尽管这一星星之火经常遭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打压，但其潜力犹存，特别是在青年之中。这种潜力在各种环境之中发挥作用，使得不同的个体团结起来，通力迈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国际社会这一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我们希望通过广泛地实现各种所谓的“生态整体进程”(ecologically integral processes)来促使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深知自身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视野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前瞻”(prefiguration)，这使我们了解当前斗争的暂时性，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并保持希望。 生态社会主义既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也不是一个政党。我们属于左翼，但又经常批判左翼，因为左翼未能正确理解生态危机的基本特征，他们甚至会与资本主义和各种改良主义勾结在一起，使生态危机进一步恶化。 生态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与工业革命一起出现，并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直到最近10年，环境灾难和一些并不乐观的科学数据才唤醒了国际组织和官方媒体的零星意识。同时，大众日益增长的抵制生态危机破坏性的呼声也促使这些问题成为公众意识。由此，生态社会主义的观念就开始出现在进步的运动当中。 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鉴于目前的焦虑、困惑和危机的严重程度，生态社会主义的观念很容易变成一句口号，弱化或混淆人们对生态危机基本特征的洞察，甚至走上一条肤浅思考的道路，从而回避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深刻性和解决它们的必要性。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跟随马克思，但是概括当下情况的紧迫性，没有比青年马克思的呼吁即“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再恰当的了。批判既不会因为当局的权力而动摇，也不会因其可能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而动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在1846年所下的结论：法令或其他任何行政手段并不会促成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相反，“各民族在制定这些法令以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①。 像其他概念一样，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也可以被人类利用，但仍需要就人们对它的运用和滥用进行无情的批判。 资本与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是资本积累，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功能是生态危机的原动力。换句话说，资本积累的存在使得克服生态危机和恢复具有生命特征的地球生态系统的愿望无法实现。尽管资本主义也可以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但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资本积累。必要的积累运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性扩张——与全球化和生态危机是同一过程——使得资本主义改革的法术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注定会失败。 我们并未发现这一命题在何种情况下能够被证伪，但它遭遇的却是规避或粗鲁的否定。尽管资本主义很重要且具有逻辑合理性，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有机构，从政府到学术界，基本上都没有为探索这一命题付出任何努力，甚至从未讨论过这一话题——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对于它所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是有害的。生态社会主义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只有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才开始认真对待它，这些人也因此被排除在已有的讨论之外。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僵化和非理性的初步证据，也是对我们上述主要命题的辅助证明。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在社会控制和再生产的资本机构中乖乖就范。 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可以从归纳法中得到支持，因为几乎所有已发生的生态失衡都会指向资本主义企业和/或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可以从演绎法中得到支持。 1.没有人会质疑“资本主义生产的至善(summum bonum)是经济产品的不断增长，或者说任何事物都必须服从作为社会主导因素的经济的主导”这一说法。由于地球是有限的，它由无数精密的、自我调节的和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构成，资本主义生产除了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直至人类文明本身和无数物种被毁灭以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所有致力于再利用的努力或负增长的观念，除非与资本主义必定会被推翻的强烈意志相结合，否则在理论上都是说不通的。 2.生态社会主义也必须解释资本影响下的生态系统所呈现出的混乱的、非线性的和指数型的特征。这源自资本最基本的特性，即由“自我增值”(self-expanding value)所组成、在货币流通中通过商品交换表现出来的有效原则。放眼整个人类历史，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数不清的生产方式中，唯有资本主义将价值置于动力的中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商品的拜物教”一节描述了资本的行为。在此，价值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上帝，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被诛杀众神的继承者。它是汲取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精华的精神力量宝库，又是脱离出来的体现于货币集中、利益驱动、金融资本积聚等现象中的系统的主要机构。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鼎盛之际，尼采写下了“上帝死了”的格言，表达了由此产生的精神荒芜，并预示了其结果——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被盲目崇拜的上帝再现于我们的自然创造到劳动力商品的抽象化过程中。这种彻底的非人性化创造了抽象劳动，为资本的形成和商品的无限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也意味着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结合，使用价值是定性的，指自然界介入生产过程；而交换价值只指定量方面，它存在于一种自然存在物的头脑中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强调数量决定质量、自然界服从于利润，这导致深远的和不治的异化遍及资本主义社会，并为生态危机的加剧埋下了隐患。 用数字进行测量，数量可以延伸至无穷。在某种程度上，它控制着生产，使自然界失去了原有的美丽和多样性，仅仅被视为资源储藏库和垃圾收集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河流成了下水道，我们的湖泊和海洋成了污水池，我们的山岳成了采煤的障碍而必须被炸毁，此外还伴随着其他一些恶劣行径。 所有其他价值都服从于普遍化的商品生产的目的，为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必要条件。这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的非线性特征：自然界在任何时候都要受到变幻无常的盈利和交换逻辑的支配，而非受制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资本主义的增长主要是由货币增长驱动，而非生态系统的繁荣驱动，因此，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是指数型的，并逐步将自然界拖向毁灭的深渊。资本积累的每一点都起始于上一周期所获得的价值量，并成为下一周期的基础。无止境的失衡介入阶级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普遍争斗，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无处不在的焦虑，起到凸显资本主义危机的作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变幻无常的价值体系对经济的调控所致，这种经济调控负责处理债务和投机买卖，并根据数据的不断变化而发生大幅波动。 资本积累要求那些想要使之成为可能的人进行彻底的改变。它的主要根源是，人类可以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将人类活动转变为商品本身。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像它们已经表现的那样残忍、浪费和低效，将人类与精神的和神圣的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作为普遍的人权学说延伸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被新兴的民主国家所广泛运用，并转移到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尽管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但它的理念已经消失于人类是“生产要素”这一观念之中。现在，人主要被视为劳动力的来源，一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商品，他们的价值主要由非人的生产力范畴所决定。 非人化标示着，资本统治下的人类生态系统是生态危机的一个结构性的决定因素。资本不仅直接降低了生态的地位，还制造了大量可操纵的、异化的、负债累累的人。这些人无法与自然界发生联系，无法关爱自然界或修复生态。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和实践建构，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生态破坏负担。这些都松散地聚集在“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这一主题下，这个巨大的通常带有官僚色彩的组织经常被那些站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统治安全立场上的人们所利用。由于“环境”一词从定义上来讲是外在于我们的，它本身就制造了自然界和人类的分离，所以人类生态系统是不完整的。一个类似的困惑出现在“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以及它是否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整体的问题之中。对于环境保护主义来说，这种区分毫无意义，因为整体不能以此来理解。结果，一切如故，而地球则趋于毁灭。 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癌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才寻求建立一种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以一种与自然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为中心，是一种新型生产方式。这究竟是否可行，仍有待观察。但是，生态社会主义的首要义务仍是建立这种可能性，从坚定和审慎地拒斥资本主义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行性替代方案开始。只有这样，治疗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生态社会主义的存在位置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的人们享受了地球的恩惠，也制造了对地球的破坏。然而，人们没有理由沉浸于内疚之中，或者试图通过限制个人消费来改善地球的生态。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是一个坏主意——事实上，我们建议每个人都应该注意自己的饮食，减少污染，选择环保的交通工具，进行回收利用，等等。但是，我们应对的不是个体行为本身，而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选择及其在通用范围内可能引发的后果。 同实际存在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关系 随着一个生态系统或另一个生态系统在日益增多的矛盾影响下紧密相连，生态危机经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和在不可预知的时间爆发于世界各地。每一次爆发都计入生态危机的总量。不可思议的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整体上把握这些表现形式，但是，如果他/她想要影响所有人的话，就有必要对这些表现形式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因此，所有环保主义者考虑的事项都是生态社会主义关注的对象。不同之处在于，生态社会主义拒绝以环保主义断裂的、孤立的、弱化的、甚至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项。生态社会主义者避而不谈笛卡尔科学的一维视野(one dimensional vision)、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环境保护论，而采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歌《天真的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开篇所表达的“双重视野”(twofold vision)，它要求我们“从一粒沙子里看到一个世界”。信奉这种视野，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无限广阔的视域，接近大同。这并不是由资本积累的数字驱动。数学告诉我们，存在着无穷多，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力争由感官融入自然而产生无限的想象力，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冷酷的价值量化的特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种“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 “自我”(ego)指的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分割点，也是自我随着从他人以及全球化市场中的自然分离出来而采取的一种形式。自我之所以视野狭隘，究其原因，在于它再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对于双重视野来说，整体与部分是辩证统一的。我们每个人，在任何位置，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由于我们最终都将是栖息于同一自然界里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存在，因此，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区域，我们都应该通过个体的特殊性来寻求普遍性。远离或避免斗争，一般被定义为环境保护主义的视野。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则敦促与生态系统破坏的关键点进行实际联姻，旨在从超越个体争斗以及资本主义积累本身所产生的竞争领域中寻求普遍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双重视野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现存秩序，同时又要构建一个新的秩序。 超越资本意味着什么？ 我们之所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答案很简单，尽管其实现起来极其困难。为了战胜资本，我们不得不解放劳动力，恢复人类与生俱有的创造性。由于资本来自被剥削的抽象劳动，因此，解放劳动力的运动就剥夺了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被解放的人们会自发地承担起瓦解资本的使命。这是一种奴隶起义。我们为此使用了一个专业术语，即“自由联合的劳动”(freely associated labor)，它的发生贯穿于整个阶级统治的解放史，它的自由意味着自然发生。 生态社会主义语系中的自由联合劳动也可以使它区别于环境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重点研究生态系统中的外源性病变及其构成的威胁，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注重劳动力的素质，将把握生态系统视为治愈生态系统的前提。实际上，当人们全面自由地与自己和他人接触时，他们就会采用适当的技术改善自然界。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也热爱自然界。人类因此会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自发地解放他人和自然界本身。这就是通往克服生态危机的路径。对于自由联合的劳动来说，这是一个生态中心的伦理整体的一部分，并赋予了生态社会主义以功能性身份。 这样一来，我们就触及到了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古老争论。我们不在这里讨论此问题，除非我们确信作恶是人类最大的弱点，否则，我们不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原罪或是一种“坏状况”(bad circumstances)—正如我们拒绝把善看作是“好状况”(good circumstances)一样。两者都是导致环境保护主义、实用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思维方式停滞不前的推理变体。 作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我们从生命是如何生活的视角来看待事物。我的导师、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斯坦利·戴蒙德(Stanley Diamond)这样看待侵略或邪恶问题——人性的邪恶面作为“行尸走肉的生命”(unlived life)的结果出现。这听起来令人有些费解，直到有人提出：生命是大自然的恩赐，如果不好好生活，就是践踏大自然的恩赐和大自然本身。因此，如果我们选择自然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站在我们这一边。 生产是人类存在的标志性活动，创造着我们的生活，并包含劳动与自然的转化作用。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从早年到晚年，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始终强调资本抑制了劳动的普遍性。就这一点来说，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在本质上远远超出了提高劳动力的物质地位的诉求。它坚决地要求解放劳动力，并准许他们寻求普遍的、超越狭隘的物质性的目标。这就是要遵循自然界，而不是将其视为惰性物质(inert matter)，分享它的生命。 然而，在数代人之后，社会主义轻视并改变了自然界在生产中的作用，抛弃了大自然的馈赠和大自然本身。如果有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考虑到世界的现状，它是唯一一种可以相信的生产方式，因为所有其他的生产方式都将走向灭亡——的话，那么，它必将是一种赋予了自然界以同等劳动力价值的生产方式。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会称这种形式的价值为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这是我们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内在价值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的任何概念都没有抓住内在价值的问题，这是肤浅的、误导性的和骗人的——而且是重复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错误。遗憾的是，这种态度在左翼中很普遍，包括社会主义左翼和那些不愿思考“主义”意味着什么的生态社会主义者。 直到最近，当古巴、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打破了这个模式，人们才发现，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尝试持续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整体性的漠视。一个主要的例外是反革命被镇压后的苏联。虽然苏联的尝试以悲剧告终，但仍然值得人们仔细研究。关于中国的其他重要争论我们暂且不谈，而只是讨论中国生态破坏的程度和“进步”的程度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 我们谴责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一切社会主义事物进行反射性诘难(reflexive condemnation)。但是，如果任何事情都像克服生态危机一样是可以预先设想的话，那么，这个被称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我们将之称为“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first-epoch socialism)”，即在生态危机到来之前的社会主义——无疑显露出了对主要理论和实践进行修订的需要。在最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说，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逐渐统治自然界的进步性，是它无能的体现。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每次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资本主义力量重重包围下的国家爆发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潜力正在以各种抵抗资本生产的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其中有些发生在相对孤立的地方，甚至局限于一个人的思维之中；有些是高度本土化的；还有些则跨越了国界，包含了集体意识的转变。鉴于生态学的活力，有人荒谬地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受到分离的单一民族国家的限制——尽管一些相对发达的国家已经为其他地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帮助，但生态社会主义确实受到了限制。对于一种还需要做大量理论工作的发展中的“主义”来说，这些已经是战略要点了，但他们没有找到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继承者和后来人是如何实现第一代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是凸显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生态社会主义将会使自然界复活，这已经被人类制定成法律；它将以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并表现为他们的信仰和实践。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实际上，这是对一般常识的反思。除了通过尊重自然界的整体性来获得自身的生机之外，我们还能设想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生态灭绝的结果吗？ 价值表现为一种寻求、拥有、把握和/或实现某种渴望的意愿。当它属于一个事物的“本性”(suchness)——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事物的“本质”(nature)—的时候，它就成为内在的了：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本身就存在的。这种观点在人类的精神产品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最初以本土化的、民族的形式出现，后来则以对复杂的、甚至是帝制社会(imperial societies)的否定的形式出现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内在价值是对原有生产的批判。作为人类现象，这些都是受人类生产活动反复影响的因果关系链，包括那些由资本驱动的关系链。然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我们并不寻求一种“纯粹本质”(pure nature)的虚幻空间，而是在最初的假设和已经成为事实的资本主义文明之间制造一个论争空间。内在价值为我们打开了这扇门。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可以深信不疑地去践行，那么，资本在短期内就可以被废除。生态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让其发生。 内在价值是一个“反政治经济学”(anti-political economy)的概念。商品社会在自我叙事过程中使用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符号，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因为资本主义是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无情征服，而且也因为新的使用价值是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开放的，并成为功能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试验田；因此，我们设想的内在价值是与使用价值一起作用于新的、但实际上却是旧的生产方式的建构过程中的，当然，这一建构过程受到了政治和生态的反复干预。如果生态社会主义指出使用价值的斗争是为了抑制资本主义的生态灭绝，如果内在价值能够使自然界成为一个整体，那么，生态社会主义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同盟。在这个同盟中，生态中心主义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引导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社会控制经济取代经济统治社会。 结论：建构生态社会主义 回到普遍的、必然发生的和自然爆发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我们需要设想并认识它们，发掘它们的潜力，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这种联系，直到新的社会形式出现在旧社会的间隙之中，并从内部占领它。这种革命形式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所有的革命，其目标是按照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转型。 我们可以将这些爆发称为不同生态社会主义潜力的“合奏”(ensembles)；它们不计其数，要求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辨别能力，提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平台。这其中出现的层出不穷的问题，我们可以留给那些奋起反抗资本主义癌变的创造性的力量去解决。 正如已经观察到的，“合奏”需要生产和抵抗两种要素，缺一不可。如果资本可以轻易地渗入这两种要素，那就不足以建立有机体(organic gardens)，也不足以公然于世，然后重复积累。根据双重视野在预测中的引导，“合奏”以部分模式开启，但后期总是会偏离这种模式。两个永恒的原则是：第一，为了建立那些类似集体所有和生产的被称为“共有”(commons)的有独创性的生产社区而不懈努力；第二，通过整个生态系统的生产阐释置换商品生产的目标。这就要求重新思考货币的全部作用，削弱其作为抽象价值载体的功能，强化其简单交换的功能——一旦劳动力被解放，这个目标就将成为可能。 生态社会主义宣称，选择就像教会在其解放神学的过程中为穷人设立了一个选项一样(也包括这种选择)。对于生态社会主义来说，以下两个选择是具体的。 生态女性主义结合了经济和司法平等的女性主义原则，并考虑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和暴力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对自然界的破坏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资本主义的失败，完全是因为父权制协调的失败，生态社会主义的自然视野一旦出现，父权的论证模式就将被清除。 从意识和正义的视角来看，本土化是必不可少的。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与南方世界的生产者联盟，他们妨碍着资本的获取并需要从中得到保护。然而，本地人的选择也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文化中的内在价值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在谈论更接近自然的“高尚的野蛮人”(noble savages)，人类的斗争历史已经教会了他们一些生活经验，如果我们想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就需要学习。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者必须做好进行尝试的准备，这在所有以往的历史中都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亲身经历了。生存的技能如同抵抗不断增长的政府镇压的技能一样，是必需要具备的。我们不是在谈论反暴力，而是在谈论一种让当权者困惑的策略，以使他们的帮凶崩溃、瓦解，反过来投身到生态社会主义的阵营中。然后，恢复和重建的工作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包括国家这一最重要的问题。 本文是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教授提交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12月7-8日)的会议论文。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172页。标签：生态危机论文; 生态系统论文; 内在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