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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中国外交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了国际风云的考验，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期，在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严峻对峙，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美国继续坚持反共、反华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思想。
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把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1949年底、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国同社会主义各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对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巩固我国自身的安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盲目照搬苏联的经验。不迁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并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张。
我国积极谋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于1953 年首先提出、 并于1954年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我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了1955年4 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为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初期，美国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面对我国进行威胁。中国在三条战线同美进行军事的和外交的严肃较量。在朝鲜，中朝两国军民把美国军队赶到三八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最终签署停战协定。在印度支那，我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的殖民占领和美国的干涉，实现了越南北半部的完全解放，恢复了印支的和平。在台湾问题上，我国严厉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罪行，强烈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坚决粉粹了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对大陆和沿海进行的军事骚扰。
1954年4月，我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 参加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与会，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大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站稳了脚跟，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世界上各种力量分化、改组。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美两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竭力加强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中苏关系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西欧国家独立倾向发展，帝国主义阵营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不结盟运动兴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毛主席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根据上述战略，我国大力加强同作为第一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坚决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的反美爱国斗争；坚决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和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我国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签署了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关系。
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同印尼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和行动。我同亚非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日益频繁，特别是周总理对亚非国家进行的三次访问及其提出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积极发展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1964年同法国建交，我对欧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中日民间外交有声有色，为70年代初两国建交打下了基础。
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我国主权的要求，企图将我国纳入其全球战略。遭我拒绝后，苏联进而采取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撤走专家，撕毁协议，制造摩擦，挑起边界冲突，甚至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面对苏联的挑衅，我国不畏强暴，奋勇击退苏联的多次武装入侵。1969年9月，应苏方要求， 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晤，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谅解。
美国竭力破坏1955年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不断扩大对印支三国的干涉和侵略。我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直至取得完全胜利。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克服了来自美国的种种阻挠，同与会国共同努力，于1962年7月达成老挝和平、 中立的协议。我国全力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抵抗美国的武装侵略，直至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全国。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苏联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到处伸手，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对付苏联的挑战，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
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毛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和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我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的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调整了对美政策。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被打破，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开展乒乓外交，接待基辛格秘密访问，直到实现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先后发表《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在这三个公报的基础上，中美关系逐步改善，1979年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美，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美方并未始终如一地恪守承诺，我国不得不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进行严肃的斗争。
这一时期，我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这一时期，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我国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的威胁。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进展。考虑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名存实亡，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再延长该条约，中苏同盟关系正式结束。与此同时，我国主动建议举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由于苏方拒不解决两国间的实际问题，第一轮谈判无果而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反对苏联的入侵，并采取实际步骤支持阿富汗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
1971年10月，在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下，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此后，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很大发展。1974年4 月，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局势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受到热烈欢迎。
80年代，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美国从越南脱身后，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进一步崛起。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同志对国内、国际战略作出新的调整，一、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改变原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三、改变“一条线”战略，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霸权和战争，我们就反对。
根据这一新战略，我国努力争取继续改善和发展同美、日、欧的关系，同时改善对苏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以消除“三大障碍”为条件与苏联谈判。中苏两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 同邓小平同志举行了最高级会晤，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继续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处理我国与邻国之间海域领土争端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缓解了我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我国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原则，与印度耐心谈判，努力维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我国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并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不断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与交流。
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我国同英国和葡萄牙经过谈判，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发表联合声明， 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
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两大课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面对新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一）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尊严。面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波，我国坚决顶住外来压力，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所谓制裁。1997年7月1日，中英顺利实现香港交接，我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今年12月，澳门也将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澳门回归，使邓小平同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变成现实。我们同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和分裂祖国的行径，特别是李登辉访美、李登辉的“两国论”以及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世界大多数国家重申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政府重申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的承诺，重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克林顿总统公开声明，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主张，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1993年以来，连续7年挫败了有关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 在人权问题上，我国同世界各国进行了积极合作，同时也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接连挫败它们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的反华提案。1999年5月，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空袭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对这一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严厉的谴责和强烈的抗议并提出了四项严正要求。美国领导人多次公开道歉，中美双方就对这一事件的伤亡人员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并将就遗留问题继续商谈。
（二）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积极发展同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友好关系，参加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建设性贡献。我们积极发展同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与东盟建立起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两个协定，参加中俄哈塔吉五国领导人会晤，为促进这一地区各个领域的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同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也取得长足发展，先后同巴西、埃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墨西哥就建立跨世纪的中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三）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我国强调，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别国无权干涉；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更不允许动辄对别国进行所谓制裁。
（四）致力于与大国和发达国家构筑新型关系的框架。1996年4 月，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5月， 中法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同年10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定，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1月中国和加拿大两国领导人就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8年10月，中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2月，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五）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国家在多边外交领域以种种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行径，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强调应充分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主张通过广泛讨论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我国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合理主张和要求，积极参加联合国等组织发起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南北对话、 加强南南合作的活动。 我国同77国集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活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主持正义，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和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裁军领域的活动，为达成《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并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50年的光辉历程。目前，我国同161 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外交工作就一定能够不断开创新的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