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鉴特性及指标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及论文,人文论文,指标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评鉴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者须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为了解学术研究的水平，并藉由比较促使研究人员重视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提升国家整体的学术水平及全球竞争力，针对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成果所进行的学术评鉴，对任何领域的学者而言，其重要性及必要性均不容置疑。尤其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知识成了主宰经济的核心角色，与知识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是带领国家发展的重要推进器。换言之，学术评鉴可了解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后续学术质量提升及规划发展的参酌依据，并以竞争刺激研究人员学术质量的精进。
然由于学科属性的不同、出版品形态和内容的差异，甚至于学者自我期望的差异，不同领域学术评鉴当然须有不同的方式，毕竟各领域研究人员的学术评鉴方式将直接影响学术评鉴的结果，故学术评鉴的方式必须要能符合学科领域的研究产出特性，才能确实呈现出各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学术评鉴一直是以定性的方法为主，强调同行互评，目前虽兴起定量的方法，辅以书目计量的方式，但定性与同行互评仍位居学术评鉴的主流地位。一般而言，将定量的学术评鉴发挥到极致的学术排名，虽然招致争议，但却似乎是主政者及一般大众的最爱。不可否认的是，排名是一种方便又合于趋势的评鉴方式，然为了排名就很容易使用数字的量化处理，但数字本身却又往往无法代表欲评鉴的复杂状态，致使评鉴常陷入两难的局面。因此，不管采取定性或定量的评鉴方式，为适应不同学科研究特性的差异，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特性进行了解，将有助于正确建构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特性。
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学术评鉴未被广泛讨论之原因，除了个人之学术评鉴不是主要之学术评鉴层次外，主要可能是由于不同学科特性之差异而无法采用同一标准进行所有学科之评鉴。Hodges等（1996:3－13）以英国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之1992年评鉴标准，比较4所大学有关工程、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系所之出版品、研究生及外来研究经费之差异，结果从统计数据可以清楚地将五大学科划分为两大群体，一个是工程、医学及自然科学，另一个是社会科学及艺术，并找出学科性质差异，因而不宜以相同之评鉴方式同时套用在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学术评鉴上。因此英国Loughborough大学之教师升迁评鉴标准（Research Performance Criteria for Promotion to Senior Lecturer）即依学科领域分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并在研究产出、研究经费及学生指导三大类之各细项评鉴指标配有不同之权重值。
综合言之，从学术评鉴之目的来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学术评鉴不容忽略。由于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有助于思考其评鉴本质与评鉴方式，因此本文将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产出行为，进而讨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特性。其次探讨各种学术评鉴指标之意义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学术评鉴中之适用性，并提出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学术评鉴方法与指标上之建议。
一、人文社会科学之特性
有关人类的知识范围，学术界惯以学科予以划分。15世纪以前，人类的各种知识均是包括在哲学中；15世纪以后，科学才自哲学中分离出来（朱渊寿）。学科的划分虽然主要是朝更专业化的次领域发展，但也包括向学科整合的相反方向发展，因此与早期所有人类知识均一统筹在哲学单一范畴内相比较，现今学科领域的发展的确是具有复杂及多元化的特性。不过直至今日，大家对科学属性的认知仍无一致看法，究竟要以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还是要以其他方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一直是争议性的议题，因此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是否为科学的争议亦一直存在。
大体上，科学属性的定义可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科学将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属于准科学，人文科学并不是科学，只能称之为学问；广义之科学则将科学定义为一切系统化的知识，因此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地位（朱渊寿）。虽然过去许多人企图建立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标准，但在没有获得普遍接受的情形下，即使多数人了解科学活动的共有特性可能不一定存在于人文领域中，以及大众对科学家的认定系为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研究人员或生物学家，并不包括人文学者及社会科学家，但习惯上大家对科学领域的界定及划分，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三大类，或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类。本文将偏重自然界研究的学科归属为自然科学，而偏重人类相关活动的学科则归属为人文社会科学。
就科学的广义定义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都是科学，其差异主要来自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研究对象上，自然科学主要是以人以外的自然物体为研究对象，人文社会科学则以人及其相关行为或活动为主；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较讲究分析及理性，而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则较偏重直觉性及想象性。不过，一些传统人文科学也以科学方式进行研究，例如文学研究试图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要素的统计，考古研究以化学、物理和生物学方法帮助测定艺术作品的创作年代；另一方面，与此相反地，对科学史、科学哲学之研究却是采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上部分学科属性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些变化，例如建筑学原本是艺术的一个分支，但随着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之兴起，在功能主义影响下，进而发展成一门工程学。不过近年来，由于强调建筑与人之间的亲和性，导致建筑学又朝向人文学科方面移动（高建平）。可见以学科来划分科学属性，对于界线两旁之部分学科会有难以厘清的困难，于是有些人也试图以研究方法，而非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领域的划分标准。
有关学科领域之间的差异探讨，Zuckerman提出“成文化”（Codification）的认知结构差异的看法，所谓“成文化”系指将实证知识变成简明的、可依赖的理论公式（Zuckerman & Merton,1972:497－559）。如从“成文化”的观点来定义科学化的程度，在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验证及获得相同结果的精确度影响下，社会科学被质疑其是否为一门科学，而人文色彩更重的人文科学，更是受到更大的非科学的质疑。事实上，“成文化”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新观点，因早在20年前，Conant即提出“经验主义程度”（Degree of Empiricism）的相对概念，亦即当该学科的通则及理论可提供事先据以计算出实验结果或设计出一机器时，则该学科的“经验主义程度”即是相对较低的（Zuckerman & Merton,1972）。
如以“经验主义程度”并同前述“成文化”的概念描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性差异，较倚赖经验的人文社会科学，其“成文化”程度较低，“经验主义程度”较高。此外，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差异描述上，我们也习惯以软硬程度来表示学科之间的特性差异，亦即自然科学较硬，人文科学较软，而社会科学介于前二者之间。简言之，虽然广义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均被视为科学活动，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关注点并不相同，导致科学的软硬程度并不相同。下面将进一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产出的特性，了解其与自然科学学者研究产出特性的差异，以厘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不能采用同一标准的观点。
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出特性
任何学科中，学者的研究成果必须经过正式的出版发表，才被认为是其真正的著作。即使目前网络出版既方便又普遍，但对于学术社群而言，经过审查的出版品才能具有权威性及被认可性。同时，研究成果的展现也是学术传播之沟通管道，使他人了解学术的研究议题及发展状况，并进一步希望能对社会发挥影响，以知识的力量为人类谋福祉。为此，研究产出的评鉴系学术评鉴的核心焦点，而任何评鉴都以能真正评量评鉴对象为最高指导原则，故在讨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议题前，须先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特性，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来探讨。以下将分别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文献引用之主要来源、著作发表及引用文献之语言、引用文献之分布时间四个方面逐一说明。
（一）主要出版品种类
依据澳大利亚Wollongong大学研究政策中心所建置的澳洲各大学1991年研究产出的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出版品是图书及已出版的报告，自然科学的主要出版品则是期刊文章及会议论文（Bourke & Bulter,1996:473－494）。如进一步分析各学科之间的差异，法学方面，1996年比利时法学学科评鉴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个人著作的图书为最重要的法学出版品（Luwel et al.,1999）；另Nederhof等（1989:423－435）依据荷兰大学1980年至1985年年度报告中的出版品资料，分析8个人文及社会学科系所的出版品种类，发现期刊文章占全部出版品之35％—57％，图书部分（图书、编辑图书及图书章节三类总和）则为25％—40％，虽然期刊文章与图书部分二者之间的出版数量百分比因不同学科而有差异，如一般语言之期刊文章出版比例（35％）低于图书部分比例（41％），是8个学科中期刊文章出版比例最低者，而荷兰语则有高达57％的出版数量是期刊文章，为8个学科中期刊文章出版量最高者，但整体而言，图书与期刊文章均是人文社会科学相当重要的出版品种类，二者之间的出版量比例并无明显差距。
虽然图书与期刊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重要出版品，但在出版品出版数量比例的比较上，人文社会学科比自然科学更仰赖图书，且出版品种比自然科学多元，也间接反映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比自然科学文献的分布更为零散（Fragmented）。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较偏重本土，使得大部分社会科学文献较难被国际性数据库收录（Hicks,1999:193－215）；二是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强调启迪一般社会大众的功能，希望透过大众性出版品（Popularizing Publications）将学术研究介绍给一般社会大众了解（Nederhof et al.,1989）。如前述Nederhof等人分析荷兰8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系的出版品种类及数量比例，显示荷兰文学及公共行政2个学科的出版品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启迪一般社会大众的大众性出版品（Nederhof et al.,1989）。
此外，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出版更多图书的原因，除了肩负启迪社会大众的责任外，还包括人文学科的长期文化传统是以撰写体大思想的专书为最高学术指标（颜昆阳），管理学学者有出版图书以增加收入的传统以及自然科学家被预期有新发现及被迫要尽速出版，而由于社会科学家的职责不是在“发现”新事物，一般无须面临快速出版的压力，故有较充足的时间去写书（Nederhof et al.,1989）。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出版频率较高的期刊是最具时效性的研究发表的传播媒介，但社会科学家最好的研究产出常常是花费时间及心力较久的图书，导致图书被引用率也相对提高。
综合言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除出版时效较高的期刊外，还包括学术性的图书、编辑图书及图书章节等与图书相关的出版品种类。然而比自然科学家出版更多图书及较仰赖图书，意味着对其出版品的评鉴不能仅以期刊文章为评鉴对象，加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强调本身对社会大众的启迪使命，故也会出版非学术性的大众性出版品，提升社会大众的学术知识素养。另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出版品种类较多元，分布也较零散，其研究产出并无法仅透过少数国际性大数据库即能搜罗完整。
（二）文献引用之主要来源
Earle及Vickery（1969:123－141）比较英国的社会科学、科学及技术三大类出版品的文献引用情形，发现社会科学最主要的文献引用来源是图书，科学及技术类则是以期刊文章为主。如进一步检视社会科学各领域，管理学方面，Popovich（1978:110－117）以31篇博士论文，计2805个引用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有49.1％的引用来源为期刊文章，31.9％为图书。经济学方面，Fletcher（1972:283－295）分析1950年、1960年及1968年9种经济学期刊的引用文献，发现这三个年度的期刊文献与非期刊文献的被引用率之比分别是42.6∶57.3、44.9∶55.1及47.3∶52.7，显示经济学的期刊文献被引用率将近所有文献种类之一半，且有逐渐上升趋势，而在大约超过50％之非期刊文献引用中，有八成是引用图书；另Robinson及Poston（2004:53－65）分析在Journal Citation Report的Impact Factor排名第4名至第6名的三种经济学核心期刊（分别为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年中78篇文章的1759个参考文献，得知被引用比率最高的出版品为学术期刊，所占平均比例为58％，其次是图书，比例为15％。政治学方面，Buchanan与Herubel（1993:63－70）分析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政治学的图书及期刊文章引用比例分别为75.5％及21.1％；另Stewart（1970:329－353）的研究显示，在1700个参考引用研究样本中，图书的引用次数最高，计1124次，约占全部引用的66％，其次是期刊文章的398次，约占全部引用的23％。社会学方面，Guha（1971:445－452）仿照1969年Lin及Nelson分析重要美国社会学期刊文章参考文献，将之用在欧洲社会学者引用习惯的分析研究，分析6个欧洲国家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期刊，结果显示欧洲社会学家最常引用的参考数据是图书，比例为50.0％—71.2％；其次是期刊文章或会议论文，比例为24.5％—37.6％。另外，Lindholm- Romantschuk（1996:389－404）以Choice中于1971年至1990年出版的37本杰出社会学图书的引用文献进行分析，显示有72.31％的引用数据来自图书。
另外在人文科学领域，图书信息学方面，施孟雅（1992）分析1981年至1990年图书信息学期刊之2638个引用文献，发现引用文献的数据类型中，最主要者是期刊及图书，所占的比例各为46.1％及38.1％；Hamade（1994:139－150）分析在阿拉伯地区具有声望的图书信息学期刊Maktabat Al- Idarah，自1978年至1988年的82篇期刊文章之1210个引用文献，发现引用文献来源中，图书占49.3％、期刊占28.3％，其他包含报告、研究报告、论文及百科全书等占22.4％；郑丽敏（1995:210－238）分析比较台湾地区7种图书信息学刊，自1974年至1993年计1079篇期刊文章之参考数据，显示1974年至1983年之期刊文章引用图书与期刊的比例各为57.21％及39.32％，而1984年至1993年之引用比例则变更为48.31％及48.84％。人类学方面，Hider（1996:1－1）针对英国具领导地位的人类学期刊Man：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分析1966年、1971年、1976年、1981年、1985年、1991年、1992年、1993年8个年份的引用参考数据种类，发现图书是最常被引用的数据类型，其次是期刊，且图书被引用的比例，除了1991年下降至40％外，大致上均呈现平稳的微幅上升，维持在约40％至50％的比例；至于期刊被引用比例则是呈逐年下降趋势，从1966年的43.4％降至1993年的25.3％。Choi（1988:85－67）检视1963年及1983年部分美国人类学的核心期刊，则发现图书的参考引用占有四成比例，略低于期刊约五成的比例。哲学方面，Buchanan与Herubel（1993）分析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图书是最主要的引用数据源，其次是期刊文章，其中引用图书及期刊文章的比例分别为81.3％及13.3％。另Lindholm- Romantschuk（1996）以Choice中于1971年至1990年出版的44本杰出哲学图书的引用文献进行分析，显示有88.52％的引用数据来自图书。历史学方面，Jones、Champman及Woods（1972:137－156）分析7种英国历史核心期刊的1968年至1969年计7127个注释，最主要的参考文献为图书，占全部参考文献的34.1％，其次是期刊文章，占21.5％。文学方面，Heinzkill（1980:352－365）分析15种英国文学研究期刊的9556个注释，75％的引用来源为图书。音乐方面，Griscom（1983）检视1975年至1980年间音乐学论文的3789个引用文献，发现图书的被引用比例为58.0％，比期刊文章的被引用比例（29.8％）高出近一倍。另Baker（1978:182－200）对Music and Letters、Music Review及Proceeding of the 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三种音乐核心期刊的1965年至1974年文章的参考数据分析发现，图书被引用的比例最高，为38.75％，其次是期刊文章的18.29％。另崔燕慧（1997:43－67）分析台湾地区83种文史哲期刊346篇样本期刊的15261个引用文献，发现专著是最主要之引用数据源，占47.20％，其次是古籍占28.90％，期刊占15.27％。而Knievel及Kellsey（2005:142－168）从艺术、古典学、历史、语言学、文学、音乐、哲学及宗教8个人文学科的一种2002年重要期刊的引用文献，发现不同学科的引用文献来源，除哲学学科的图书及期刊的比例相近外，其他7个学科的图书所占比例均比期刊所占比例高出23.2％至76.4％，但整体而言，此8个人文学科的引用文献来源均是以图书为主，平均比例为74.3％，其次是期刊（25.3％）及电子资源（0.3％）。
表1将有关人文社会学科引用图书及期刊文献的研究结果做了汇总，由此可以看出图书在人文社会领域的被引用比例相当高，比期刊文章的被引用频率还高，特别是“成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文学科的图书被引用率比期刊高出许多，与自然科学家的主要引用来源以期刊文章为主不同。换言之，图书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相当看重的出版品种类，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不能仅以强调期刊文献引用的国际引文索引数据库的引用数据为唯一的评鉴依据。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如经济学科的图书被引用率略低于期刊文献，或是有些学科可能因研究取样范围或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不同学者对同一学科的研究结果存在相当数据上的差距，表1也足以反映图书及期刊两类出版品在人文社会学科的相对被引用情形，但由于在不同领域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不宜直接进行不同领域或同一领域不同研究结果的百分比数据比较。
如进一步比较表1与Nederhof等人分析荷兰8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系的出版品种类及数量比例结果，可以发现在人文科学方面，虽然图书的出版量略低于期刊文章的数量，但人文学者却倾向引用图书文献，显示出图书对人文学者研究的影响相当深远，以及人文学者相当看重图书的学术质量，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必须同时考虑图书及期刊文章，甚至将图书置于较高的地位，才能更完整呈现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情形。
（三）出版及引用文献之语言
学术的创新与进步讲求将彼此沟通的学术社群群体扩大，因此强调学术国际化的重要性，希望研究者的视野能提升至国际层级，让全球研究群体都能掌握到最新的研究发展，而在英语为世界主要沟通语言的情形下，要使个人研究成果具有国际能见度，基本要件即是以英语为出版语言。
但事实上，以何种语言为研究出版的语言与研究质量无关，学者在选择发表语言时，通常会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思考此研究应该要和什么样的人讨论及对话；二是如果要让此研究最大的同行团体利用及批评这篇文章，应该要以何种语言发表（朱敬一、王泛森，2001：7—10）。对某些学科而言，语言只是表达工具，而非思考模式，但对某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意味着语言“之中”思考，故研究者本身最熟悉的语言，即是最具学术原创力的语言，也往往是研究者本身的母语，而非第二或第三外语（张小虹，2003：12—14）。因此受到母语的影响，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均习惯先在本国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接着才往国际期刊努力，而能在非本国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英文文献，其困难度也是最高的。
Nederhof和Zwaan（1991:332－340）研究A&HCI及SSCI数据库中6个学科，发现非荷兰籍的学者大都知道以英文出版的荷兰期刊，但并不清楚以荷兰文为出版语言的期刊，且研究结果除显示以英语出版的文章较具能见度外，也显示非荷兰籍的学者由于语言障碍的问题，会看不懂且不会去注意以荷兰文为出版语言的相关期刊，使得语言成为学者是否会阅读某篇文献的先决条件。其他相关研究也指出，自然科学家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较常以英文作为著作发表语言，如Kyvik（1988:162－172）的研究显示，挪威44％的人文学者及54％的社会科学学者是以外国语言（英语）出版，而自然科学家使用外国语言出版的比例高达80％，医学领域科学家的比例甚至到达84％，因此自然科学及医学领域的学者比人文社会学家更常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国家出版，而Kyvik认为社会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出版国际化程度低的原因有三：社会科学的研究较具地域性；在以英文为出版语言的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较小；社会科学的报酬系统（Reward System）较无刺激国际化出版的诱因。
进一步比较人文社会学科各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Broadus（1971:236－243）检视及比较过去学者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企业管理及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结果，显示这5个学科以英语出版文献的比例高达87.7％至99.3％之间。人文科学领域方面，以Knievel及Kellsey（2005）分析艺术、古典学、历史、语言学、文学、音乐、哲学及宗教8个学科为例，其发现8个学科的主要引用文献语言均为英语，其分布比例高低依序为哲学（99.7％）、宗教（84.7％）、文学（83.8％）、历史（80.5％）、古典学（79.2％）、音乐（71.9％）及艺术（65.3％），整体而言，8个学科引用英文文献的平均比例为78.2％。
就研究性质及对象而言，除了英美语系国家外，每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常因研究具有高度的本土关怀，对该国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及提出建议，因此自然会以最符合该国文化与思考的语言作为文献发表所使用的语言。但以英文作为主要发表语文的引用索引数据库会导致学者经常引用的文献也是英文文献，因此未被引用索引数据库收录的期刊，通常代表其所能发挥的国际影响力是有限的，但并不表示其重要性或质量的高低。研究出版品的出版，除了涉及研究者本身的语文能力外，在学术传播的考虑下，为提高出版品之能见度及影响力，多数阅读者的语文能力是研究发表的重要语文考虑因素，导致受到国际关注的国际性期刊系研究者以英文发表研究成果的最佳投稿处。而引用索引数据库也以英文文献为主要收录对象，于是在以英文为出版主流语言的趋势发展下，大者恒大的现象更是愈加明显，即使研究成果发表所使用的语言与研究质量无关，语言却成为影响研究能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亦即对具有本土区域性研究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许多专业期刊文章或图书著作只能透过区域性的索引数据库才能搜寻到。
（四）参考文献之分布时间
在各学科领域的比较上，针对生物化学、化学、几何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及社会学7个学科之期刊，Cole（1983:111－139）发现物理学、生物化学及化学期刊有55％—62％的参考文献是最近5年的资料，社会科学期刊则为40％，为7个学科当中比例最低者。如进一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管理学方面，Popovich（1978）以31篇博士论文，计2805个引用文献进行分析，发现70％的引用文献为10年或10年以内的资料。经济学方面，Robinson及Poston（2004）针对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的1999年78篇文章之1759个参考文献，发现平均36％的引用文献为5年或5年以内的资料，60％的引用文献为10年或10年以内的资料。政治学方面，Buchanan及Herubel（1993）通过分析政治学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将引用文献来源依图书及期刊分开讨论，其中引用资料为最近5年出版的图书占全部图书比例的34.19％，而为最近5年出版的期刊文章，则占全部期刊文章的55.11％。社会学方面，Broadus（1971）的相关研究显示有近七成的引用数据于最近10年出版。
在人文学科部分，图书信息学方面，施孟雅（1992）发现1981年至1990年图书信息学期刊引用文献为近5年的比例为48.4％，近6年至10年之比例为22.1％；Hamade（1994）分析在阿拉伯地区具有声望的图书信息学期刊Maktabat AlIdarah，发现引用文献的时间分布有46％是在5年及5年以内，25％为6年至10年之间，10年以上者占29％。哲学方面，Buchanan及Herubel（1993）分析哲学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引用资料为最近5年出版的图书占全部图书比例的17.30％，为最近5年出版的期刊文章占全部期刊文章的51.16％。历史方面，Jones等人（1972）发现中世纪历史、早期现代历史及晚期现代历史的引用文献为10年或10年以内者分别占17.4％、22.8％及13.8％。文学方面，Heinzkill（1980）对15种1972年至1974年出版的英国文学研究期刊文章的引用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被引用的图书超过10年以上者占全部被引用图书的74.11％，而被引用的期刊文献超过10年以上者占全部被期刊引用文献之61.44％；而Thompson（2002:121－136）对19世纪英美文学的图书及期刊文章计6708个引用文献分析，发现10年及10年以内的引用文献占41.0％。音乐学方面，Baker（1978）对Music and Letters、Music Review及Proceeding of the 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 3种音乐核心期刊1965年至1974年所发表文章的参考资料分析表明，引用1970年以后的资料比例仅占2.92％，而1960年至1969年之间的数据比例为25.15％。另Griscom（1983）分析1975年至1980年音乐学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10年及10年以内的引用文献占51.2％。
对于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远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Price（引自Jones et al.,1972）将之作为学科软硬程度的划分依据，其依据参考文献的时间以最近5年的比例来作为区分标准，亦即当一个学科约42％的参考文献为近5年的出版品，则属于硬科学（Hard Science）；如果约21％—42％的参考文献为最近5年的出版品，则属于软科学（Soft Science）；如果在21％以下，则不算是科学。虽然对于软硬科学的参考文献在最近5年出版品的比例，可能会有争论存在，但从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对比例来看，其可反映出自然科学的出版品较讲求出版时效，文献半衰期较短，因此自然科学领域常用的立即指数及影响系数量化指标，即是测量自然科学文献出版后一两年内被引用的情形，显示自然科学可于短时间内发挥影响，因此最具出版时效的期刊，不但是自然科学最主要出版品，也是科学家最主要的参考文献来源。从表2列举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结果，可得知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比自然科学家更常参考10年或10年以上的出版文献，且“成文化”程度愈低的学科，其参考出版时间较久的数据比例也愈高。因此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比例亦说明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半衰期比自然科学长的原因，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往往不会在一两年的短期时间内开始产生影响力，有鉴于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并不宜以短期间的被引用次数作为评鉴标准。
如进一步探讨表1、表2及Nederhof。等人分析荷兰8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系的出版品种类及数量比例结果，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引用文献的出版品来源及引用文献的分布时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图书出版数量虽然低于期刊文章的出版量，但二者的差距并不大，显示图书与期刊均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最主要的出版品种类，加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引用较多的图书数据，表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比自然科学者仰赖更多的图书，图书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相当看重的参考资料。此外，最常被引用的出版品种类也反映了其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处所，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不如自然科学者有出版发表上的时间压力，出版时效较高的期刊自然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唯一主要出版处所。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使用较多较旧文献的情形，也能反映出人文社会科学文献的半衰期较长，并说明出版时效比期刊低的图书为何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及主要的被引用来源，特别是“成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文学科，其引用的图书文献比例及文献分布时间也更高及更长。表1、表2及Nederhof等人的研究显示图书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研究产出及参考资源，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进行研究产出之学术评鉴时，仅以期刊评鉴不能充分反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必须将图书纳入考虑，甚或是给予图书更高的权重。此外，须以较长时间的出版状况及被引情形评鉴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
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鉴指标
虽然文献显示多数之学术评鉴是以学科、系所或大学等单位为目标，但就学术表现或结果的基础来看，其最小之累积单位均是研究者个人之学术成果，因此无论是系所、大学、学科或国家等评鉴层次，都是建立在个人之研究成果评估之上，以显现出该团体之学术水平。虽然团体之学术水平反映的是团体之整体印象，然大部分出版品可能只是团体中少数人之成果，因此当团体中有学术表现凸出之研究者，其他表现较不出色之研究者也可能会因杰出人员之表现，不致影响团体之整体学术表现。因此个人层次之学术评鉴才是最能确实显现学术表现之差异，并作为各层次团体之学术表现的参考信息。
以学科领域来看，学术评鉴在自然科学领域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盛行之原因，除现代化国家以科技作为国家竞争之基础，导致特别重视科学活动输入与产出之间之效益外，主要也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性质，无法直接套用自然科学之学术评鉴指标来评估研究成果。不过，就整个高等教育而言，其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自然科学领域之研究发展，因此在学术评鉴愈来愈受到重视之发展趋势下，有关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之学术评鉴指标探讨也日渐受到关注。如1999年，荷兰莱登大学的CWTS接受比利时Flemish地区高等教育当局委托，希望能解决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缺乏学术评鉴之书目评鉴指标问题，以提升大学之研究质量。此研究认为书目计量法虽是一种较具一致性及减少主观因素影响之评鉴方式，但由于其无法考虑到所有被评估对象之特殊性质，必须再加强质的分析，故提出需要发展出一个学术评鉴方法及针对研究产出进行分类的看法（Luwel et al.,1999）。然因调查资料搜集不完备及评鉴之复杂性，此研究最后并未提出一套学术评鉴指标，不过，该研究提出对学者出版品质量之讨论，认为出版品性质必须依重要性区分，并提出期刊排序之概念，换言之，此研究已提出出版品权重和期刊之排序方法。2004年，加拿大社会科学暨人文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亦提出一份有关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书目计量指标使用之研究报告，目的在确认人文社会科学特性对书目计量指标在其评鉴结果之影响，并强调应用书目计量指标于人文社会科学之研究评鉴时，必须考虑学科特性之差异而小心使用（Archambault & Gagne,2004）。可见因学科特性之差异，人文社会学科评鉴并无法与自然学科评鉴采用相同一套评鉴指标，加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评鉴准则很难制定，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的评鉴一直存有很大之问题与困扰，不如自然科学评鉴之普遍。然为分析学术评鉴指标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评鉴上之适当性，以下将透过几个实例，协助了解目前学术评鉴指标之内容及应用情形。
（一）应用在所有学科领域之评鉴指标
1.英国RAE
源于1986年之英国RAE系典型且具声望之同行学术评鉴方法，其评鉴目的系在提供英国各大学经费分配之参考依据，并提供社会大众对英国大学各学科研究质量之了解。RAE完全采用专家评鉴方式，且考虑各学科性质之差异，各自聘请学界及业界杰出人士担任评鉴小组成员，就该领域系所之研究成果予以不同等级之评比，得到最后两个等级者，将无法得到政府之经费补助。以2001年RAE为例，其总计共针对医学与生物科学、物理与工程学、社会科学、区域研究与语言学、艺术与人文学五大领域，计68个学科进行评鉴。所有学科之评鉴方式均是由评鉴委员对志愿被评鉴系所填载之研究人员基本资料、研究产出、研究经费、研究生人数及其他研究成就补充信息等制式数据进行审查。由于RAE特别看重出版品质量，无出版品种类及媒体形式之限制，因此电子媒体与其他媒体出版品之评分比重是相同的，且为尊重学科特性，评鉴委员得以讨论方式决定该学科最重要之出版品种类。以图书信息学科为例，评鉴委员最重视研究性图书、学术期刊文章、经审查的会议论文、已出版之研究报告（如为组织内部出版品，则权重较低）、图书章节及基础研究等较严谨之高质量学术出版品（Elkin,2002:204－208）。
志愿参加RAE评鉴之系所须自行决定要提交代表该系所研究表现之研究人员，因此RAE虽是以系所为评鉴单位，进行相同学科下各校系所之评比，但因系所之学术表现系由代表参与评鉴之所有研究个人学术表现决定，故系所之整体表现系建立在个人之学术表现基础上。换言之，最重要之基础还是在于该系所拥有相当学术水平以上之研究人员，才能使该系所有相对较好之整体等级评定。RAE强调出版品之重要性与出版品之外在形式无关，内容质量才是关注重点，其自1992年起将评鉴对象限制在研究性之学术人员，排除教学及行政人员（Hodges et al.,1996），并自1996年起规定每位被评鉴人员至多可提交4部最佳研究著作，显示出版量多寡并不是评鉴重心，且评鉴委员也不参考引文分析数据。此外，RAE也成为许多国家之评鉴参考模式，以香港为例，其于1991年至1994年间开始发展进行相同学科下之系所评比，不过，自1999年起，采用美国卡内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对研究及与研究相关学术活动之定义，以发现（discovery）、整合（integration）、应用（application）及教学（teaching）作为评鉴基础（French,Massy & Young,2001），并不单就研究导向之著作进行评鉴。
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专任教师之学术评鉴指标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专任教师之学术评鉴指标系横跨五大学科领域之8个学术评鉴指标，其学术评鉴指标依性质可分成4大类（Bannister,1991:215－224）：
（1）研究经费：每位专任教师所获取之研究经费案数及总金额数量。
（2）出版品：每位专任教师之各种出版品数量，出版品之种类包括图书、编辑的图书、图书章节、经审查之期刊文章、会议论文等，并依重要性给予不同权重值，以计算出每位教师之出版品总点数。
（3）研究生数目：包括每位专任教师于3年内所指导之硕士后研究生数目，以及已取得博硕士学位之研究生数目。
（4）研究影响力：即每位专任教师所发表之期刊文章之影响系数，其数据系参考“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但此项评鉴指标并非适用于所有系所，系为一个选择性的评鉴指标。
（二）应用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之评鉴指标
1.意大利。Naples Federico Ⅱ大学之人文社会学科学术评鉴指标
意大利Naples Federico Ⅱ大学依学科性质差异，将校内各系所之学术评鉴指标分成两组，一组供技术及科学相关系所使用，另一组供艺术、人文、建筑、经济及法学系所使用。此两组学术评鉴指标均是由两种指标组成，一种是直接与学者个人研究产出相关之研究出版品指标，例如期刊文章数、图书、会议论文等（表3之序号1—8、13、19），另一种则是间接与学者个人或系所活动相关之研究活动指标，例如担任出版品编辑、担任研究计划主持人数目等（表3之序号9—12、14、15），并依其重要性分别给予不同权重值（Carotenuto et al.,2001:75－90）。
其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使用之评鉴指标计有18个（见表3），在个人研究产出部分，权重值之分布差异很大，权重值最低者为指导博士生人数的0.5，最高者为图书的30，差距达60倍。整体而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指标权重值以出版品最高，其次是参与的研究性活动，最后是研究生指导。在出版品中，权重值次高的是国际期刊上的学术文章及教科书评论的12，其与图书权重值之相当差距，显示Naples Federico Ⅱ大学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图书的重视。自然科学领域亦是以图书之权重值最高，只是依出版区域的不同，将图书部分分为国际性出版品及国内出版品两种，其中国际性出版图书的权重值为40，为国内出版图书权重值的4倍。至于期刊论文，则是参考具国际能见度之Journal Citation Report期刊影响因素（Impact Factor），区分1至10计6种权重值。在此套评鉴指标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只有期刊论文及会议报告之权重值会受地区差异影响。
另在与学者个人研究活动相关之指标部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指标的最大不同，在于人文社会科学指标并不包含参与学术会议的研究活动及专利产出项目，其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果是国际会议的组织者或得到国际专利认可，权重值均有20，比期刊论文权重值还高，显示研究活动及专利产出在自然科学领域亦是被看重的学术成果。此外，自然科学领域并未包含指导之博士生及博士后人员之个人指标，此可能与自然科学领域普遍有较多之博士生，无法凸显与学者个人差异有关。至于与系所研究活动相关之指标仅有系所出版的期刊及博士生学程（PhD programs）两个项目，因不属于个人层级之评鉴指标，故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整体而言，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出版品之平均权重值较研究活动高，不同于自然学科可能在研究活动之权重值比研究出版品还高。不过，就出版品权重值而言，从意大利Naples Federico Ⅱ大学之自然学科学术评鉴指标（Carotenuto,et al.,2001）及土耳其Middle East Technical大学工程学院之教员学术评鉴指标（Uctug & Koksal,2003:251－262）均可发现，自然学科对出版品之评鉴也采取同人文社会学科评鉴对出版品采取分类及权重之做法，并予以图书相当高之权重，显示出版品权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均有其适用性。
2.澳大利亚教育学科学者之学术评鉴指标
Print及Hattie（1997:453－469）分析相关教育学术评鉴文献，汇整出三大类14个评鉴学者研究产出之评鉴指标（见表4），并以澳大利亚教育学者为研究对象，了解教育学者对评鉴指标重要性之看法及其应有之相对权重值，结果显示权重值由高至低依序可分成六个群组，有经审查之学术期刊、图书及主要研究经费是教育学者认为最能呈现学者研究表现之主要3个评鉴指标。如果将相对权重值最低之硕士生人数及课程教材两项评鉴指标设定为1的话，则权重值最高之有审查制度之学术期刊，权重值为5，其次图书之权重值为3.5，主要研究经费之权重值为3。换言之，评鉴指标是依审查制度决定该评鉴指标之重要性，由于澳大利亚之会议论文大多没有经过审查，导致其重要性并不高，其与未经审查的学术期刊及指导博士生数量的相对权重值均为1.5，为倒数第二的评鉴指标。
综合上述有关跨领域之一般性学术评鉴指标及人文社会学科之评鉴指标实例，可以发现除出版品外，研究经费、指导之研究生人数以及研究活动也是很常见的评鉴指标类型，不过出版品仍是重要性最高之核心评鉴范围，且依据出版品之种类、专业性、有无经过同行评鉴，或是属国际性或国内层级的出版品，可使用不同之权重值来反映特定种类出版品之学术质量。
在研究经费方面，由于研究经费系属于研究之输入要素，经费多不代表研究成果也较好，因此就学术评鉴注重研究产出之要义，研究经费并不等同于研究成果。由于不同学科或不同类型的研究计划，如个别型或整合型计划、长期或短期计划之审查通过率不同，因此仅就获取多少研究经费并无法显现当中之细节问题，必须进一步考虑研究内容而调整研究经费在整个学术评鉴指标中之权重，例如需要购置昂贵设备协助进行之研究须编列较多预算，故就研究经费之考虑，Print及Hattie（1997）认为获取多少研究计划数量会比研究经费总额更适合。
在指导之研究生人数方面，研究生虽然是研究者进行研究之重要人力资源，不过学者所指导之研究生数目与其研究成就是否存有必然关系，亦很难有确定结论。由于研究生选择指导老师之考虑原因可能包括老师名气、老师受欢迎程度、自己研究兴趣是否与老师专长相符，甚至是受限于老师所能指导之研究生配额。虽然研究成果不错的老师会吸引研究生加入，但学术评鉴是评鉴最后之研究结果，而非研究生人数之多寡。换言之，就研究评鉴之输入与输出观点，通常同研究经费一样，研究生亦被归类于输入之资源。由于考虑硕士或博士学位之取得代表该研究生与老师已完成一项研究主题，故计算特定期间内研究生之毕业数量可视为另一种评鉴指标。不过，不在学校任职之研究人员，如政府研究单位人员，因无指导研究生之现象，导致研究生相关指标较常在大学评鉴中出现。同时，研究生在老师指导下完成之论文虽可说是老师之部分成果，但无论是研究生之论文或老师本人之著作，出版品质量才是学术评鉴关心之重点。因此即使将研究生论文列为被评鉴之出版品范围，也必须回归到出版品质量之核心问题，而非仅计算毕业生数量。
另在研究活动方面，包括奖项与头衔也是对研究者学术表现表示肯定之方式，只不过奖项与头衔除了应区分领域，也应有层次之差异，如国际性奖项或头衔比地区性奖项或头衔更能显现研究者之杰出，惟重点仍必须了解奖项或头衔之获取或评审过程，才能了解该奖项及头衔所代表之意义。另外，学者被邀请担任研习会或会议之讲座或至某大学担任专题客座教授，也可视为他人对该学者研究专长之肯定，只是担任课程讲座往往不及经过正式评审过程所产生的奖项或头衔，因此权重的比例会较低，比较适合作为额外之参考信息。至于在自然科学领域常见之国内外学术会议，在人文社会科学并不是频繁的研究活动，故权重不如其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占比重。
从上述指标整理中可发现，虽然相关研究亦显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各学科在出版品种类及主要的参考数据源比重上有差异存在，具有较多硬科学特性之学科包括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及图书信息学等，对期刊之重视程度较其他人文学科高（Archambault et al.,2004; Chung,1995:200－215; Fletcher,1972; Hicks,1999; Ingwersen,2000:39－61; Larviere et al.,2006:997－1004; Osca- Lluch & Haba,2005:230－237; Peritz,1988:99－107; Peritz & Bar- Ilan,2002:269－284）但无论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在评鉴指标类型上并无明显差异，主要差别是因为学科特性及出版品种类的不同而反映在评鉴指标上之不同权重值或计算方式。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学术评鉴之核心重点是在出版品质量，至于研究经费、指导之研究生人数以及研究活动等则常被视为次要指标。
四、结论
综合上述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产出特性的分析，可以确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具有一些不同于自然科学者的特性，足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产出的学术评鉴不宜同自然科学家采同一标准的看法，亦即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其学术评鉴应考量或反映以下特性。
（一）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出版品种类多元
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虽然看重图书的学术质量，以专书著作为最高学术指标，出版相当数量的学术期刊论文，不过由于其强调负有启迪社会大众的社会使命，以较浅显的大众性出版品作为学术知识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沟通工具，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出版品种类除图书和期刊等学术性出版品外，亦包括非学术性的图书、杂志、报纸等更多元化的出版品形态，因此如要完整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出版品涵盖在评鉴范围内，一定要注意出版品的多元特性。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出版品的多元特性，出版品分类成为其学术评鉴的可能考虑点之一，亦即给予不同出版品不同的学术权重，以更完整正确评估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较自然科学者重视图书出版
不同于自然科学家之主要出版品偏重在期刊文章，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并非仅有期刊文章，图书亦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虽然因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期刊文章及图书所占的比例也会有不同，但整体而言，与自然科学领域比较，图书及期刊均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出版品种类，显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产出的学术评鉴，不能仅以期刊文章为其研究产出的评鉴对象。
（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图书引用率高于期刊文献引用率
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传统惯以专书著作为最高的学术指针，因此图书的学术质量相当被看重，加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议题较无时效的紧迫压力，故在有较充裕时间出版图书的情形下，图书的确有学术质量较佳的条件，特别是相关研究亦显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图书的引用率会多于对期刊文献的引用率，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仰赖更多图书的情形下，如以资料被引用的角度来进行评鉴，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产出的学术评鉴自然不能忽略图书的被引用情形，甚至应给予图书较高的权重，以更正确地呈现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表现。
（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议题较具有高度的本土关怀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议题具有高度的本土关怀，自然会以最符合该国文化与思考的语言作为文献发表所使用的语言，因此以英文文献为搜录对象的SSCI及A&HCI引用索引数据库并无法代表非英文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状态，其搜录的期刊文章仅表示较具有国际能见度及影响力，而无法表示其重要性或质量的高低，故在非英语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不能仅以国际引文索引数据库进行评鉴。
（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比自然科学学者倾向使用出版时间较早的文献
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比自然科学者倾向使用较多10年或10年以上的旧数据，显示文献的出版时间较不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引用。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品的半衰期比自然科学出版品长，其往往无法在出版后的短期间内，累积相当的被引用量。此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较仰赖的图书，其出版所耗费的时间远比期刊文章长，在图书出版密度不及期刊文章的情形下，人文社会领域文献的被引用情况，势必会有出版时间分布较长的现象。此除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成长速度较慢外，也显示人文社会出版品无法在短时间内即产生影响力，特别是“成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文学科，更有引用较多图书数据及参考较多旧资料的现象。因此在考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产出的影响力时，应注意评鉴期间长短的适当性。台湾地区目前在评鉴时大多提供5年内的参考数据，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恐无法正确公平地评估其研究质与量上的表现。
（六）采用多元指标，并结合书目计量与同行评鉴
为适应学术评鉴之多层面及复杂特性，结合同行评鉴与书目计量之多元指标应较能精细呈现质量的差异，成为适合之学术评鉴方式。只是多元指标之应用不是只有出版品，一切能反映研究者学术成果之活动，如研究活动或个人学术象征指标均是多元指标应包含之范围，即使是出版品部分，也不仅限于期刊出版品，应从多元角度分析多元指标之涵盖项目。同时，质量是学术评鉴之关键，就研究评鉴而言，数量与质量是无绝对关系的，为避免出版量较多或研究活动活跃的学者，因数量优势容易有较高的总分，在研究质量之考虑下，必须强调质量重于数量之概念。
惟引用次数因具有反映被引用者之重要性或影响力，其不全然是数量上的意义，且ISI引文数据库因能提供现成数据，而被大量应用在自然科学评鉴上，亦影响部分人文社会科学之期刊排序或系所评鉴。由于引用的前提是假定每一份出版品等值，未区别之间的质量差异，加上ISI引文数据库本身数据收录范围之局限性，使得书目计量指标较不适合单一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鉴之情形下，亦应考虑结合同行评鉴方式。虽然同行评鉴在人力、时间及金钱上耗费甚大，甚至被质疑恐有主观评鉴之问题，然公正客观的同行评鉴是评鉴研究质量之最佳方式之一，故奖项、研究经费之计划审查、人员升职及聘用等常采用专家审查制度。然为提升同行评鉴之客观性，书目计量指标及同行评鉴须互相结合，以充分发挥见树又见林之成功评估，亦即在追求公正之同行评鉴架构下，适合之书目计量指标可以强化同行评鉴的不足。
简言之，因学科软硬或“成文化”程度的差异，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无论在出版品种类、文献引用的主要来源及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比例上均有差异存在。正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出版品种类多元、对图书的重视、本土化的特性及参考较多早期数据，因此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评鉴标准并不适合直接套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必须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特性纳入学术评鉴特性的考虑，才能符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需求。为能符合人文社会学科之特性，同行评鉴与书目计量指标必须结合，以多元指标进行评鉴。换言之，为符合学术评鉴讲求质量及多层面之特性，兼具质量与客观考虑之多元指标是适当的考虑，且各评鉴指标之数值比重须视学科特性适度调整，以能反映被评鉴者之间的质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