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知识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知识经济——生产力理论中的精神生产力
知识经济是在软件产业崛起以来出现的一个新观念。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从中国的语法习惯来看，可能定义为“在知识的创新、传播和使用的基础上的经济”更为确切一些。知识和信息并不是同一的概念，虽然这两者有联系。早年人们曾把建筑在信息技术上的产业称为信息产业，还有人认为世界已经或即将进入信息时代。但是，知识经济的概念内涵无疑比信息经济更宽广一些。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创新，而信息经济就更多地着眼于信息的传输了。
知识经济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讲生产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生产力，另一部分是精神生产力。前者生产物质产品，后者生产精神产品。知识经济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说的精神生产力。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们一谈到生产力就往往理解为物质生产力，以为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这是对唯物论的极大的误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精神是人的大脑的活动的产物。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4页）列宁说，“世界图景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列宁选集》第2卷第361页）所以，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基本观点中，就包括着“物质思维”。马克思主义的确又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思想是物质的反映，其中包括正确的反映，也包括不可避免的歪曲的反映；凡是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的，就是唯心论。但是列宁又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361页）这就是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是从谁先谁后，谁是反映者，谁是被反映者，这两者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角度来立论的。超出这个范围，就要认为精神是物质的活动，而且是最高级的物质的活动。所以，把精神生产力包含在生产力的概念内，不仅不违反唯物论，而且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唯物论，是把能动性包括在内的能动的唯物论。
可是，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更着重探讨的是物质生产力。这首先是因为在马克思时代，以生产精神产品，如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为目的的精神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重。可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说，“OECD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现在已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见该书中译本第4页）。所以，时代的动向是，在发达国家中，精神生产力所占的比重超过了物质生产力。
（二）知识经济是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继出现以来的第四产业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里，精神生产力所占比重竟然超过了物质生产力？这首先是因为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增长，人民的需求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之而来，是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照产业结构的理论，人们为了满足吃和穿的需求，首先就不得不大力发展被称为第一产业的农业。而随着吃饱穿暖问题的解决，住和行以及用的问题，就变得突出了起来，于是就要大力发展被称为第二产业的工业，而且农业产量的进一步的提高也强烈地依赖于工业的支援。但是，为了使居民获得更多更好的工农业的产品，就要有一整套服务于工农业，服务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服务机构，于是被称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产业就发展起来。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服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中既包括对物质生产部门，亦即对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服务，也包括对居民生活消费的种种服务。这里既包括商业、金融业，也包括运输、通讯等行业，甚而连科学、教育等活动，政府、法院等活动，也都称做以服务为特征的第三产业。第一、第二、第三的这种产业分类也反映出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后来居上”。第二产业比第一产业有更快的增加速度，而第三产业就比第二产业有更高更快的增长速度。当前发达国家的现实是，第三产业往往占了GDP中的66.7%。1981-1982年，已故学者罗劲柏同志曾和我合作撰写过有关“第三产业”的一系列文章，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们注意到“第三产业中教育和科学部门的增长尤为迅速，因而建议将科学和教育从第三产业中划分出来而成为第四产业。”（参见《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一书的《跋》，见第416页）从现在的认识来看，知识不仅有创新、传播，而且还有传输、使用……等等作用，所以，可能“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做为第四产业，将更为确切一些。相对于物质生产部门来讲，知识产业当然也是一种服务行业，但却是一种高级的以精神活动形态为特征的服务行业，在当前经济活动中，是发展得最为迅速的一种产业。
（三）为什么知识经济已成为主导当代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产业？
知识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大幅度的提高，有赖于精神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当代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从装配线阶段，向后工业阶段迈进，也就是在产品生产中，大量应用传感器、自动控制机以及电脑及其软件。为什么当代工业会出现这一趋势？一是由于人工的操作会有失误，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宁愿用控制机和电脑进行操作；另一是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力，特别是劳动力价格比较昂贵的国家就加速推进生产操作的电脑化。举一个例子，我的孩子是软件工程师，1993年和1994年去日本谈协作，日本方面请他到离东京不远的千叶制铁所去参观。这个千叶制铁所实际上是轧钢厂，给予他极为深刻的印象。千叶制铁所有1.9米的轧机，整个生产线延伸到一公里长或更长一些。但在生产线上却空空荡荡，看不见人操作。在1993-1994年间，我国最大的生产线是武钢的轧出钢材的宽度为1.7米的轧机，这种轧机轧制不出汽车工业所需要的更宽的钢材。那就是说，千叶制铁所的生产规模要比武钢还要大一些。但孩子告诉我，整个生产线上，三班倒，连仓库管理人员在内一共是80人。我听了这个信息后，大吃一惊。生产的自动化可以理解，但仓库管理人员是要兼做买卖的，为什么也只有这一点人？！原来仓库也是计算机管理，客户买钢材就和电脑打交道。管理人员的职责是将钢材价格输入电脑，买多少钢材是和电脑“谈判”，多买就价格优惠，少买就贵一些。当然如果中国进口百万吨钢材，那是和总经理打交道。客户“谈”好后，从银行付款，电脑表示收到了以后，仓库的库门就会自动打开，购买者可以开卡车进去，可以调动自动天车给你装箱，如果你付了200吨钢材的款，到了201吨时，自动天车就不再听你指挥了。仓库里的钢铁既不怕火烧，也不怕小偷，所以仓库就不需要很多人去参加管理。我听到上述情况后，就问前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传典同志，我们的武钢是多少人？他听说后，马上打长途电话给武钢问他们是多少人？很快，这个数字就报到部里，三班倒，不包括仓库管理人员在内的生产人员，一共是2400人！如与千叶制铁所相比，劳动生产率至少是相差30倍。请注意：一个是1.9米的轧机，一个是1.7米的轧机；一个是连仓库管理人员在内，共是80人，一个是不包括仓库管理人员在内共是2400人。这就是现代技术！
电脑的广泛应用，也还深入到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我国的银行业每年有几万亿人民币的出入，但过去我国银行里的人民币，从收入登记在册，报到上一级，直至省一级，国家级银行，就至少要两星期的时间。这种在途运作的资金，每年可高达几千亿。仅利息损失一项，就高达几百亿的人民币。所以我国银行系统，宁愿每年拿出几十亿上百亿投资于计算机的联网和管理系统，当年就能回收用于电脑的投资。
正因为电脑技术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所以软件的制造，就成为规模极大的产业。1992年，日本仅东京地区就有7000家软件公司，其规模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甚而还有上万人。总计东京从事软件开发的从业人员高达100万人，约占了东京人口的10%，年产值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的软件的特点主要是为大公司、大企业制作专用的大软件，其指令少则几百万条，多则几千万条，甚而上亿条。日本的软件公司，不仅为本国的公司、企业服务，而且大量出口，阿拉伯各国的石油公司，都是由日本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大型软件。美国的软件公司，更着重于个人计算机所使用的各种软件。如微软公司就着重开发用于办公的“视窗”95、98等。微软公司的董事长彼尔·盖茨，仅他的个人资产就高达400多亿美元！
知识经济的概念所以出现，是和软件产业的崛起分不开的。但是知识所以成为经济，还因为人除了有“衣、食、住、行、用”，“生、老、病、死、养”等物质的需求以外，人还有多种多样的渴求科技知识、欣赏文化艺术等等满足“眼、耳、鼻、舌、身、意”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应该说，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是有限的，而精神的需求却是无限的。庄子在《逍遥游》篇中说：“鹪鹩栖树，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所以，人对物质的需求，会有一个限度；而人的大脑，所能接受的信息，至少在当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无限的。只不过在人们物资匮缺的时候，大脑的信息贮存、创新的性能，往往没有开发出来。但是，如果温饱的问题得到解决，那末就会提出迫切的接受教育的要求，游戏娱乐的要求。我国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当前阶段我国在城乡各地销售的电视机就高达3亿台，其中约有一半是黑白电视机，另一半是彩色电视机。如果以平均2000元一台电视机来计算，那末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拿出6000亿人民币支撑着信息产业。这一需求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还关注于更新换代，关注于高清晰度的数字传送的电视机。近来人们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努力将数字传输技术和当前我国正在生产使用的显像技术结合起来。虽然这达不到国外正在发展中的高清晰度的电视机的水准，但是，使用数字传输技术，仍能大幅度地降低干扰，提高现有电视机的清晰度，而且不会废除现有电视机厂正在使用的生产线，从而不会大幅度提高现有电视机的出厂价格。这将是我国电视机行业的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机遇。
（四）知识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以外的新的生产要素
知识经济的崛起还为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生产函数”所关注的，是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能源，也许还有土地在内，但是知识和技术仅是影响生产的外部因素。如果说，19世纪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家可以不费分文而利用科学的力量的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87页；又见第47卷第553页）；那末恩格斯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批评某些经济学家只看到“土地、资本和劳动”，“想也想不到”除这些“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恩格斯还指出：“在一个超越于利益的分裂的合理制度下，精神要素当然就会列入生产要素中，并且会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满意地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个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科学所付的代价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7页）。请看，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已经预见到知识“当然会列入生产要素中”，而且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中“找到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恩格斯对“未来”的经济学所持的观点。为什么恩格斯强调在一个“合理制度下”，要计及为获得知识所需支付出的费用？可能在那一时期，尚未建立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所以，取得知识“可以不费分文”，但是，“合理制度下”的社会或政府，就理所当然地将这一“生产费用”列入“项目”，并且也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要素”之一。应该为创造知识所需要的经费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把知识作为资本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把知识纳入到标准生产函数中去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知识也不易转变为标准经济交易中的客体，被销售的信息在买卖双方之间的传播是不对等的，所以购买信息是困难的”。“某些类型的知识易于复制，并可以以低价销售给广大用户，这样可能会削弱私人所有权”，……如此等等（参见《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第8页）。但是，我以为真正难以解决的是知识的价值的问题。例如，牛顿力学为人类的进步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很难用货币来衡量牛顿力学的价值。而且由于牛顿力学具有极大的社会公益性，也不应当用知识私有制度来限制牛顿力学的传播。所以“知识私有制”只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出现的对“知识可以无限利用，应该为全社会所公有”这一特性的扭曲。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就可能成为支撑未来的“一个超越于利益的分裂的合理制度”的新型的生产力。
（五）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98年三月，科技界纪念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18日发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周年。正是邓小平同志在这一讲话中，重申了马克思所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并且鲜明地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为什么大家要纪念这一讲话？因为正是这一讲话澄清了“‘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的许多奇谈怪论，这一讲话也就成为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前的“解放思想”的号角。
与会者还着重研讨了讲话中两个著名的论点之间的联系：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那末创造、掌握并使用科学技术的人，亦即科学技术工作者，也就当然是生产者，当然应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两个著名的论点之间，存在着逻辑的联系。当然，与会者也理所当然地注意到邓小平同志后来的发展，亦即在1988年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研讨者还注意到在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正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的同时（注：第一次是在1988年9月5日，第二次是在1988年9月12日），又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过去，我们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只是理解为科学技术是组成生产力的重要的生产要素，或是第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现在就要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知识本身就是生产力，因为人类不仅需要物质产品，也需要精神产品，亦即知识。所以，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产生，正好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做了最好的注解。
需要看到的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而与之相应的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已经显著地改变了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在20年前的发达国家中，如美国的农民只占到人口的5%，蓝领工人占到20%，而白领工人，亦即知识分子已占到60-70%；现在的美国农民只占人口的3%，蓝领工人占10%，白领工人占85%；美国官方预测，十几年后的美国，农民将下降到2%，蓝领工人将下降到5%！这就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生产力或知识经济的发展，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所引起的深刻的变化。实际上，那些在大田、在工厂里操作自动机的工人农民，也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的劳动者。美国政府宣布要在全美国普及高等教育。总之，在发达国家里，有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已居于主导的地位，这就是当代发达国家中出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的变化。在国外的文献中，人们往往把这一新出现的知识分子群，称为中产阶级，而我们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工人阶级，而且是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的掌握着世界的未来的工人阶级。
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涌现，帮助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也出现了新的市场需求。这就是二次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所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的根本原因所在。反过来说，我们就要充分利用时代所给予我们的机遇，推动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
（六）知识经济和中国的实际
知识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将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生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首先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实际。下面我们将给出一组蓝士斌同志和我制作的一些统计表格，考察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它们和国际经济的比较。
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过渡期，按照现在设想的发展速度，很可能在2010年或略长一些时候，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
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对世界各国的分类，凡人均GNP在765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而在766-3035美元间为下中等收入国家，我国按汇率值的人均GNP是620美元，因而应列为低收入国家（参见表1）。
但是，世界银行又指出，鉴于外汇供求及价格是由国际贸易决定的，因而汇率值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的低估。所以世界银行除了公布汇率值外，还公布了按购买力平价方法（PPP值）的人均GNP值。例如，中国的PPP值是2920美元，亦即比620美元大4.71倍。但实际上对所有低收入国家均有严重低估，一般均约为4倍左右。如印度的汇率值是340美元，PPP值是1400美元，亦即修正系数是4.12倍。由于各个低收入国家都有4倍左右的修正值，所以如按PPP值对这些国家由低到高进行排列，其排名序列大体均不变，如印度即为由汇率值的排名26，上升到PPP值排名的27。中国是变动较大的少数国家之一，但也仅由41位上升到55位，亦即开始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世界银行又指出，购买力平价方法由于忽略了一些项目，可能又高估了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水平。
据此，可以确切地说，中国目前人均GNP水平正处于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过渡期。注意到我国到2000年将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2010年还要实现GNP比200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即使按人均GNP的汇率值来估算，我国到2010年，也必将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二、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跃进，无论在产业结构，从业人员职业构成，以及居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人口所占比例上，均存在一个显著的“质变”。
下面是反映这一显著变化的若干统计表格：
需要略加评注的是，上述统计资料均来自《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95年统计年鉴》、《国际劳工组织(ILO)1996年统计年鉴》和《1997年中国统一年鉴》，有关中国1997年数据是《国家统计局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8年3月5日）。
表2—表6中的平均百分比，是人口数量的平均值，由于数据来自各不同年鉴，所以只能近似地统一到100%，表6和表7中毛入学率的定义是“在校生÷适龄人口”，而适龄人口有两种计算方法，中国通用的适龄人口是指18-21岁，而联合国是18-22岁。所以，表7就有“中国口径”和“UNESCO口径”这两种不同的数字。
从表2—表7，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点：(1)中国的第三产业结构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构成，正处于“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转变”的过渡期间，中国将进一步由第一产业逐渐移向第三产业；(2)中国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占从业人员百分比的2.8%，不仅远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11.3%+1.4%=12.7%，而且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5.5%+1.2%=6.7%；(3)大专学历以上占25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中国就只有下中等收入国家的1/4.4，而且也比低收入国家的2.7还要小一些；(4)在毛入学率的问题上，虽和低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水平，但只有下中等收入国家的1/5。
所以，表2—表7的数据告诉我们，由低收入国家到下中等收入国家，其经济结构和人才结构，无论从“质”和“量”上，都出现显著的突变；而中国的高等教育或大专学历以上的人才无论从现有的“存量”，或从正在在校学习的“增量”来考察，都远远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所达到的水准。产生这一“突变”的基本原因，在于当居民的生活已实现温饱以后，其消费心理以及消费结构均将出现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市场，正在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就不能不看到这一消费心理和消费结构的改变，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发生“突变”的问题。
关于这一组表格显示出的和高收入国家的差距问题，就更令人触目惊心！表3中中国在第一产业中的从业人员构成占总人数的百分比是50.5%，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是6.5%；表4中高收入国家具有高学历的从业人员至少是17.5%+9.0%=26.5%，而中国仅为2.8%，至于乡镇企业就只有1.3%；表5中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百分比，在高收入国家是27.6%，我国1990年仅为2.0%，至于美国已高达46.5%，而且1981年的印度已是2.5%；至于表6和表7所给出的10万人口中的大学生人数，在90年代初的高收入国家中，是3901.2人，而中国1994年约为440.4人！
但是，在表2所给出的“各类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构成的平均百分比”中，其中第二产业均约为30%左右，高收入国家亦仅31%，但我国却高达48%！这突出地说明我国的重复建设造成的效益低下，造成浪费是何等的严重，需要对产业结构作大幅度的调整。一个显然的结论是：中国应该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大力加大第三产业中属于知识经济的那些产业的发展。
三、由温饱向小康过渡，中国居民的消费心态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必须高度关注城镇居民对于精神消费的巨大需求。
中国居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下面是一组有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数字。
这一简表的特点，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高储蓄额的国家，尽管银行不断降低利息，但存款仍然大幅度增长。一些非正式的调查表明，储蓄的目的，首先是子女教育费；其次是老人赡养费；又次是几大件；再次是住房；最末位的是小轿车。而占首位的用作子女教育费的储蓄目的几乎占了被调查人数的2/3。有相当一些经济学家高度关注这一高储蓄款，认为这一“猛虎下山”，将要天下大乱。但是，从居民储蓄目的来看，只要不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一猛虎是不会下山的。
下面还将给出一组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的有关城镇居民消费心态的数字。
表9也表明居民收入正在增加，而消费性支出只占收入的81%。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0年来已从户均人口的接近4人下降为3.2人，这说明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确已显著收效。在每户只有一个子女的情况下，家长们无疑将更关注，也更有能力投资于子女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
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各行各业的全面的仓库积压。因此，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就提出各种激活经济的“新政”，如增加住房信贷，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修路、造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等，以启动消费市场，扩大买方市场。但是，在需要采取的措施中，还需要启动或扩大有关“知识经济”这一新型的生产力的消费市场，这就是要大幅度加大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近10年来，我国在科技和教育的投入的绝对数字，虽有所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比例，却不断减少。科技投入中的研究和开发占GDP的比值，已由1990年的0.71%，逐年下降到96年的0.48%，而教育经费却由3.2%下降到2.49%！这和世界各国正在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大趋势，正好相反！为什么我国在科技和教育的投入的相对比值不断下降？这里面有对“科教兴国”的战略的认识问题。我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过，王选同志创办的北大方正，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全国的读书的人很少，那么谁来买他的汉语的电脑排印。至于美国的彼尔·盖茨的“微软”公司，那只能在美国才能出现，中国市场却没有那样大的对“视窗”软件的需求！所以，我赞成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这既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知识和人才，也提供了一个发展知识经济所必须的买方市场。当然这里所讲的投入，既包括来自政策，也包括来自民间的投入。
（七）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对策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只能提供如下一些原则性的意见：
一、知识经济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中起主导和带头作用的新型生产力。我国距离此种水准，尚很远很远。我国只能在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集中必要的力量，介入于此项经济的一体化的进程，并从中移植到我国的经济体系之中，以带动在我国尚需大力发展的第一、二、三产业。当前我国的经济，的确已摆脱了短缺经济，但这种“摆脱”是大量的重复建设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意味着我国产品已是极大的丰富；相反，却恰好有赖用“知识”来改造传统产业，增加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的花色品种。当前我国居民的储蓄率“特高”的现实，正说明市场上没有合适的令生产者和消费者满意的商品。
二、在发展知识经济的问题上，仍然需要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发展”的道路。只不过应该严格限制重复引进，严格制止只引进而不吸收、消化，应规定凡是不具备“吸收、消化”能力的单位或厂家，要取消他们的引进资格。在引进后，还要组织全行业的创新，以避免走“引进，再引进”的老路。
三、要建立国家级的、各省市地方级的创新体系。但是这种体系的建立，不是靠“炒作”，而是要靠扎扎实实的工作。首先要弄清楚的，什么是新，什么是旧，什么是新瓶装旧酒，什么是真正有发展前途的创新，其中包括技术的创新，还有战略的创新。如什么“水变油”、“浅水船”、“信息茶”，还有什么“灵丹”、什么“人体特异功能”……之类，这是旧，是别人早已丢到垃圾堆里的旧，而不是什么知识的创新。创新就离不开风险。在十个创新的想法中，有两个得到成功，就是很高的命中率。所以，必须有国家级的、地方级的领导机关，来承担这种风险所引起的责任。那些高唱要建立知识创新工程，但却不肯承担一点风险责任的领导机关，是叶公好龙。
四、要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培养人才，聚集人才，要制定一系列更具体的发展科学、教育的政策，这是发展知识经济的根本。当然也要为支持知识经济的发展，制定一系列可操作的法规和政策。
五、对我国来说，知识经济的出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要看到第一、第二、第三以及第四产业结构的延伸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既不能跳跃、也不能超越，但又要看到知识的创新，可以迎头赶上，因而知识经济的创新，也将能迎头赶上，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的跟踪或爬行。所有这些发展的具体方针、步骤，有赖于深入的研究。
结论：机不可失，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