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及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学科论文,产业论文,与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Economics)，作为以“市场和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学分支，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国际公认的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并被国外许多大学推崇为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近20多年来，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仅成为经济学最活跃、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而且产业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理论融合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由此促进了当代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该学科的快速发展。本文拟对当代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对中国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发展阶段
在经济学中，产业通常被定义为生产同一种（严格说来是具有较强替代性）商品的企业集合，此时，产业与“市场”是同义词，因为只有为同一市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才能构成同一个产业，而同一产业内的各个企业都是在同一市场上相互博弈，展开竞争并追求其最大化利润目标的（马广奇，2000）。当然，这里的市场指的是狭义的局部市场，而非广义的一般市场。因此，产业经济学最初只是以特定产业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的规模经济、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垄断关系，后来逐步被经济理论界扩展到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政策等方面，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架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是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的规律性；①产业关联理论是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描述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是有关产业的结构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从研究范围来看，在欧美国家，产业经济学实质上是狭义的产业经济学，即围绕产业组织研究的产业组织学，它以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前提条件，较少考虑体制性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不完全竞争下的 SCP范式，企业的目标、规模和组织，与产业组织相关的管制与反垄断等公共政策。在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其经济理论界把产业结构、产业关联和产业政策也囊括在产业经济学中，从而使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得到扩展，并且习惯上称其为广义的产业经济学。
从发展轨迹来看，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深化阶段。
（一）萌芽阶段（1930年以前）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说，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根源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与新产业的不断产生。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发展，产业之间、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客观需要理论界对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实际上，这种研究的需要早已随社会分工的深入演化而得到强化，理论界顺应这种客观需要也早已开始了其研究进程。这样，产业经济学萌芽的历史自然比较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Smith,A.,1776)那里。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后人所推崇的两个原理：一是市场竞争机制理论，二是劳动分工理论。这两个原理都论及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厂商的市场行为问题，这对后来的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之后的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吸取其理论营养，首创性地提出“产业组织”概念并引入到经济学中。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讨论生产要素时，丰富了萨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生产三要素理论，提出了第四种要素即组织，指出资源配置效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竞争活力的问题。他认为，追求规模经济必然导致垄断的发展，而垄断会阻碍和破坏价格机制的作用，使价格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从而扼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自由竞争，使经济运行失去活力，破坏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因此，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内在矛盾，被后人称为“马歇尔冲突”(Marshall Conflict)。
马歇尔所处的时代仍然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垄断现象并不常见。但是到了20世纪初，垄断性的经济组织逐步形成，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罗宾逊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对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进行了分析，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此时的产业经济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还未形成。
其间，产业结构理论也开始萌芽。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Petty)就在其《政治算术》中论述了三次产业之间相对收入上的差距（即农业小于制造业、制造业小于商业），并指出，这种差距是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流动的重要原因。这为后来的产业间关系以及产业内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形成阶段（1930-1970年）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处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阶段，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以及企业组织的替代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梅森和贝恩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研究小组在哈佛大学成立，他们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美国几十年来产业组织政策的实践，运用经验分析、案例分析和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大规模生产条件下的价格与成本，大企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以及可竞争市场的条件，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完整体系。其标志性成果是贝恩的《产业组织》（1959年）一书的出版，在该书中，贝恩明确了产业组织的含义，把产业组织概括为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各种类型的市场关系，即它们的交易关系、资源占有关系、利益关系、行为关系；提出了市场结构(Narket structure)、市场行为(Market conduct)和市场绩效(Market Performance)三个基本范畴，分析了三者的相互关系，并以研究市场结构为重点，构成了“SCP”分析范式。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此后，谢勒的《产业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1970年）一书的出版，提出了更为完整的SCP范式，使产业组织理论更加成熟。
在哈佛学派看来，市场结构主要包括集中度、产品差异、规模经济、进入障碍和政府管制，企业行为主要涉及合谋和策略性行为、广告和研究开发等方面，市场绩效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利润率、生产率等。他们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递进制约的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决定资源配置的绩效。因此，为了获取良好的市场绩效，必须采取积极的反托拉斯政策和政府管制，以改善市场结构，进而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由于哈佛学派十分重视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又称为结构主义学派。
在产业组织理论得以形成的同时，产业结构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Fisher)首次确立了三次产业分类法，把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物质资料的产业称为第一产业，即广义的农业；把对取自于自然界的生产物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产业称为第二产业，即广义的制造业 （其中包括矿业）；把一、二产业之外的其他所有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此后，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G.Clark)在配第和费歇尔的研究基础上，运用多个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进一步揭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与转移的规律性，后被称之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还对工业内部各产业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把工业又进一步细分为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论证了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例，是随着工业化的过程而不断下降的。并通过计量分析，得出了消费资料工业的比重逐步减少、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重逐步上升的结论，这就是“霍夫曼定理”。到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S.Kuznets)运用20多个国家的资料，深入考察了国民收入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列昂惕夫(W.Leontief)还创造了投入产出法，由此分析了产业之间的关系，对产业关联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深化阶段（1970年至今）
1970年以来，产业经济学进入到全新的深化发展阶段，以哈佛学派为代表创立的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一方面不断获得了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因此，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分化成了两条主线：
一条是代表主流学派，沿着SCP范式继续前进的“新产业组织学”，其代表人物有考林(Cowling)、沃特森(Waterson)、鲍莫尔(Baumol)等人。他们在研究产业组织问题中显示了以下几个特征：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数学方法以及博弈论建立一系列的理论模型，以此来研究企业行为；对经济福利问题的分析较为深入，有许多独到之处。与谢勒的SCP范式相比，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企业行为给予特别重视，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变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而且彼此之间不存在反馈线路。这些可视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修订和补充。
另一条路线是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其他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崛起。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兹恩(Y.Brozen)等人。其中，斯蒂格勒的贡献最大，他在《产业组织》（1968年）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探索了企业兼并的动因和根源，认为企业兼并的动因并不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只要没有显著的规模不经济，兼并仍会发生。(2)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论述了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关系，解释了产业内的专业分工和垂直一体化现象。(3)讨论了厂商的最佳规模。认为最佳规模取决于许多难以观察和计量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用“生存者技术”原则来确定最佳厂商规模的观点：即，凡是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4)深入研究了“进入壁垒”问题。传统认为的规模经济、资本需要量、产品差异等进入壁垒因素，在他看来不再构成壁垒，而政府管制是主要的壁垒之一。(5)创立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并运用它来解释市场组织问题。认为信息也可以产生收益，获取信息需要付出成本，厂商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中人的决策环境是以有限信息为特征的，因此，没有必要把完全信息作为实现竞争的必要条件，只要市场中厂商数目众多，就能达到最佳竞争程度。(6)率先对政府管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创了“规模经济学”的先河。之后，德姆塞茨 (1973)在其《市场集中研》一书中，实证研究了获利能力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总结起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特点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用严格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并强调对各种理论的经验证明（泰勒尔，1988）；反对强调“结构—行为—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强调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对市场行为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反对政府对产业组织实施干预。
正当欧美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太平洋的彼岸——日本，则非常重视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形成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对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实施干预的集中体现。1945-1955年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时期，通过实施产业复兴政策和产业合理化政策，成功地实现了钢铁、煤炭、海运、电力、合成纤维等许多工业部门的产业重建和经济复兴之目的。之后，日本进一步通过产业政策的作用，使其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着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产业政策日益引起各国理论界的广泛关注。1970-1972年，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发布14个成员国产业政策研究报告，促进了“产业政策”在全世界的普及。日本学者如小宫隆太郎、筱原三代平、宫泽健一等对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囊括在第一本明确命名为《产业经济学》的书中，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二、产业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当代产业经济学的前沿研究大都是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实现的，如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与计量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与制度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与演化经济学的交叉融合等。
（一）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价格制度成为研究的核心。其研究依赖于两个基本假定：(1)市场参与者的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竞争性的；(2)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但这两个假定在现实中一般是不满足的。首先，现实的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人们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所以一个人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对方的反应。其次，现实中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一般是不对称的，当参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任何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必须满足“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le)条件，这就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研究，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②的研究逐渐形成并成为经济学的基石，推进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由价格行为向非价格的决策行为转换，并强调实验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与重要性）。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为经济学家理解和分析市场结构、企业战略行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自此之后，产业经济学家们开始将产业经济理论的讨论放在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这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将研究从重视市场结构转向重视企业行为特别是策略性行为的研究，而博弈论特别是非合作博弈理论是处理策略性问题的理想方法。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是企业行为面临的又一个主要问题，企业行为如何适应这种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境，以调整行为策略，正是信息经济学所要讨论的问题。借助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产业经济学得到了广泛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经济学家泰勒尔(Jean Tirole,1988)的《产业组织理论》一书的出版。全书的内容都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与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础上的。现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已经基本上成为产业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并使二者有机融合在一起，推动着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也正是由于博弈论方法的应用，产业经济学才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与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二）与计量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从数量方面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定量规律的应用学科，它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公共学科，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起，③经过70多年尤其是近30年的发展，形成了广泛的内容体系和方法论基础。
计量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产生以来，逐渐被产业经济学家们运用到产业经济理论研究中，从而使产业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不断发生交叉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计量学方法逐步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产业经济学转入实证以后主要采用的方法。这一时期，随着在经济计量学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新一代学者的出现，加上电子计算机和计量经济学软件的普及，利用“结构—绩效”模式进行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一时成为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时尚。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不再截然区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二者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基础理论来分析，而理论研究者开始更加注重运用计量经济方法来进行研究，这就使得产业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的交叉融合发展成为一种必然。
（三）与制度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中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Coarse,1960)、诺思(North,1991,1994)、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2)、阿尔饮(Alchian,2000)等人。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产业组织内部，从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的行为差异及其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例如，科斯和威廉姆森等认为，企业（厂商）和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两种替代方式，都是完成交易的手段，选择企业还是市场方式的决定因素是使用它们的相对成本（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随决策者的特性变化而变化。他们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说明产业组织的效率来自交易费用的节约，交易费用决定了市场结构；运用产权理论说明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在于产权配置的失误；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两权分离对企业动力结构和企业效率的影响，以及建立相应的约束激励机制的途径和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经济理论的深化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
（四）与演化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经济现象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内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1982年纳尔逊 (R.Nelson)和温特(S.Winter)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发表为标志，演化的思想在经济学界逐渐兴盛起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了一门理论较为系统的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领域是：①企业组织的演进，②经济制度的变迁，③经济增长，④组织生态学。其基本理论是企业演化理论和制度演化理论，其中的企业演化理论成为产业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交叉融合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存活的条件是有正的利润，企业能否通过选择而生存，依赖于它的能力，企业的组织能力由企业成员的能力通过各种机制整合而成。这些机制包括：①组织结构。组织依据企业的目标和企业内部各成员的能力进行分工。②资源获取和退出的渠道。③认知机制——惯例。惯例是做事的程序和方式，企业就是由一套惯例(routine)组成的。惯例在组织中的功能可以通过技巧对个体的作用来理解，企业依据惯例行事能节约决策成本。在企业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变异机制、维持机制和选择机制等三种机制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所以，企业演化的最终结果是最适者生存下来。弗里德曼(Friedman,1976)认为，企业在竞争的演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最后存活的企业必定是最优的。阿尔钦 (Alchain,1950)认为，企业虽然没有试图要最大化利润，但自然选择使得更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所以最优的不在于动机，而在于结果。由此可见，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和产业经济学的内容交叉融合，从而丰富了产业经济学新的内容。
三、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开始引入我国，并由此推动了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1985年杨治教授编著并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导论》为起点，以及随后西方的一批产业经济学著作陆续得到翻译出版，才引起了国内经济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和浓厚的研究兴趣。近二十年来，产业经济学一直是国内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门学科，有关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问题的论著也逐步问世。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调整研究生专业学科分类目录时，将产业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中的二级学科。目前，产业经济学已成为国内许多高校经济类学科的一个专业或研究方向。但是由于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受日本的影响深远，与西方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内容有较大差异。因此，对于如何构建我国的产业经济学体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在构建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时，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研究对象与内容必须明确
欧美的产业经济学实质上是狭义的产业经济学，即产业组织学，其研究对象比较单一，那就是“企业和市场”，但它是以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研究背景的，产业发展趋于成熟。而在我国，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各产业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产业组织结构还有欠缺，因此，在我国产业经济学的学科构建中，我们除了需要重点研究我国的“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外，还需要深入关注在产业演进和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政策变化规律，以便为我国的产业培育与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进一步来看，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是经济总量的矛盾基本缓和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积极培育高素质的产业组织，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也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这种认识，我们除了应借鉴西方产业组织学的成果和经验重点研究产业组织问题外，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进行深入地研究。
（二）必须改进现有的研究方法
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使经济研究成功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的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以规范研究、定性分析为主，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实证分析和计量研究尚未得到普及。西方产业经济学中广泛采用的案例研究方法、最现代的博弈论方法尚未运用到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中，这显然在研究方法上是落后的。产业经济学作为一门最适用计量研究、案例研究的应用性经济学科，必须实现研究方法的变革，否则，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就无法实现规范式发展，无法与国外产业经济理论研究接轨。
（三）必须放眼全球视野来发展中国产业经济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中国作为WTO的一个成员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和融合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的产业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市场就不再只局限于国内市场，而需拓展到国际市场。产业内的组织结构、市场结构也因跨国公司的进入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产业内的竞争更加激烈，产业结构调整也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以展开。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一方面由于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政府的力量必然会显得越来越乏力，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竞争和模仿，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产业政策会出现趋同的现象，社会性规则和政策实施的步伐也会加快。因此，我们需要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市场来研究“企业与市场”，从而促进中国产业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
注释：
①在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分支，而是作为重要内容将其纳入到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
②博弈理论开始于1944年由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后被纳什(Nash,1950)、泽尔腾(Selten,1965)和海萨尼 (Harsanyi,1968)等经济学家推向鼎盛时期和成熟阶段。几乎在同一时代，由乔治·阿克诺夫(George A.Akerlof,1970)、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 Spence,1972)、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80)等创立的信息经济学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和博弈论相辅相成，推进了信息不对称下个体行为的选择问题研究，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视野，转换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非价格领域的实验研究）。
③1933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出版了会刊——《计量经济学》，标志着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
标签：产业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产业组织理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演化博弈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交叉分析论文; 博弈论论文; 产业政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