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迁到外流：清代镇番移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移民论文,迁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西北地区人口的大规模移动，往往来自于外力推动，如战争、灾荒以及政府的政策导向等，而同一地区在特定时期内同时具备人口大量迁入与外流特征者较为少见。清代的镇番县则是人口迁入与移出皆十分明显的地区，移民色彩极为浓厚。镇番县，即今天甘肃省民勤县。该县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下游，其东、西、北三面分别与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毗连。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设镇番卫，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县，属凉州府。该县“僻处偏隅，介居沙漠”①，明末清初之际“地广人稀”②。清前期与中后期该县移民人口出现较大起伏。清前期，在政府经略西北的大背景下，在移民屯垦的浪潮中大量内地移民移入本县，成为该县人口的主体，并对当地社会面貌等产生重大影响。清中后期，在政府号召移民新疆、自然灾害、土地及水源不断减少等因素的影响下，镇番县人口不断外移，使得该县又成为人口大量外迁的地区。清代镇番县的移民问题在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历史中具有典型性。对此，学术界已有一些讨论，但总体上仍缺乏对清代镇番县移民问题的专门系统论述，而从移入到外流这一取向对清代镇番移民问题的研究尚付阙如③。本文利用档案资料及河西地方文献对清代前期镇番县人口的移入与中后期人口的迁出现象进行探讨，分析人口移入与迁出这一趋势的产生及其影响，以期深化对清代西北地区的移民问题、边疆政策及环境变迁等问题的认识。
一 入迁：清代前期镇番县的人口移入
据文献记载，镇番县初无定居农业人口，“是县古无定民”④，其人口主要来自各类移民。最初自发而来之移民多为从事畜牧业者，“是时镇邑无县治，亦无熟田，民人徙此，惟畜牧而已”⑤。至明代“洪武初，始迁内地民人以实之”⑥，自此镇番县人口开始有所增加。清代多次用兵西陲，重视经营西北，河西走廊以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而备受关注，“盖以用兵西陲，饷运悬远，必先兴屯足食，乃可以言进取”，于是东起镇番柳林湖、昌宁湖，西至敦煌、安西，皆“募民给田，开渠筑路，发农器牛畜，借籽种以及耕种分余之制，所以便民裕军者”⑦。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活动在河西走廊展开，大量荒弃地亩照凉州柳林湖屯田之例，招募流寓民人及营兵不入余丁册之子弟承种⑧。同时政府实施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为移民借贷籽种、口粮、牛具、银两等。如雍正十二年在镇番县柳林湖等垦区，“岁给老农口食银五百四十两，并借给工本、牛具、籽种以资耕作”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量外来人口移入镇番，日益成为镇番县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1.移民的类型
清代镇番县的移民主要为拓垦移民。雍乾时期镇番开屯，拓垦迁移者纷至沓来。“清以来，邑人屡有开垦柳湖之请……迨雍正二年廷准开拓，于是柳湖沸沸然。余族之一族，今居东渠，盖雍正时迁往拓垦之一者耳。”⑩雍正四年春，李海风等72户农民“自青松堡迁徙柳林湖屯田”(11)。雍正五年，官府移民160人至镇番定居，有司发给试种执照及牛马车具等物，令其垦荒种植(12)。乾隆间柳林湖开屯，祖籍江南滁州的王氏家族徙居于镇番中渠始元沟(13)。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镇番县清查户籍时，查出该年外来移民中“八户系流乞，番民二户，皆系游方僧徒，置有田产者二十七户”(14)。即除去流乞与游方僧徒，从事农耕与置有田产者占当年移民数的84％。李万禄对其收览的28部民勤县家谱考证，民勤入迁户民的祖先皆为明清两代移来本县的屯田兵民，分别来自陕西、山西、河南、江淮和甘肃东部等地(15)。
清前期镇番移民中亦有不少贸易经商者。这些贸易之人出自“晋商”者较多，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镇番县元宵节赛灯会，外来商民皆技高一筹，其中“有李道民者，取沙竹篾片制鱼蟹鹰鹄，其状栩栩。走马灯尤精善，彩绘《水浒》、《西游》人物，衣冠行止，盎然成趣，观者啧啧称绝。王复礼者，亦晋人，以沙枣巨枝结扎成树，悬玲珑灯笼数百枚，繁星点缀，灯花耀眼，成一时之胜景”(16)。还有记载称，嘉庆二十年(1815年)晋商樊奎润“于县城南街捐资修建晋西会馆，自任馆长。八月十五日邀同乡聚会，李令亲诣致贺”(17)。可见镇番县居住着不少来自山西的商人。此外，还有来自四川、安徽、河北以及南方各地之贸易者。如山海关人查勇“贸易徙镇，因家与焉”(18)。再如裴姓富商“亦蜀人也”(19)，南人张宗琪“贸易至镇”(20)等等。
除去垦田与贸易者，清代移居镇番的少数民族人口亦不在少数，如康熙四十八年镇番县调查县属外来移民中的少数民族，“蒙人为多，次则回，再则番(藏民)。番人皆僧尼，分居城内、苏山、枪杆岭山处”(21)。乾隆二十四年镇番县清查户籍时，查“有外民四十二户，回民二十户，番民二户”(22)。该年移入镇番的回民与番民占外来移民的三成。
清代镇番县之移民种类较多，除上述垦殖等移民外，还包括戍守的士兵定居在此者、避乱迁移而来者，以及改官调任者等。如何相之祖何海潮“从戎至镇，因家与焉”(23)；再如“额济纳依处汉民暴动，邑人孙玉成率近千人众越境归镇”(24)；“张公祖籍山西平阳府襄陵县，至六世永岐迁家于镇”(25)；又如祖籍江南滁州凤阳之王文卿因官迁至此地(26)等等。
2.移民的来源地
清代镇番县的移民来源地很广泛。据《镇番遗事历鉴》记载，移民既有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四川各省，亦有更远的安徽、江苏、浙江等省者。“今本邑之民，问之户籍，辄谓山西大槐树人氏也。余考旧志及诸家谱牒，以为大谬。比如柳林湖今之户族，据王介公《柳户墩谱识暇抄》记，凡五十六族，十二族为浙江、金陵籍，五族为河南开封、汴京、洛阳籍，三族为大都籍，十五族为甘州、凉州籍，一族为湟中籍，一族为金城籍，三族为阶州籍，三族为宁夏籍，五族为元季土著，仅有八族为山西籍。故知所谓镇人为山西大槐树之民者，不过传说而已，实非然也。”(27)
3.移民对镇番社会的影响
由于聚集镇番的移民数量众多，来源地各不相同，故对当地的语言、民风民俗、阶层划分、社会管理等皆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较为典型的移民社会。如镇番县的语言受到移民的影响甚大：“镇邑地处边塞，远距城市，土厚沙深，交通阻隔，人民杂聚，风俗交烩，于语音一端，南腔北调，东韵西声，往往令来官斯土者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乾隆间，有福建龚景运者莅任典史之职，其闽音深重，镇人目为蛮夷，而龚公不解镇语，闻之如听天书。虽誓习方言，终因喉舌有违宏旨，无奈作罢。后寄书原籍，延请熟北语之通使赴镇供役。”(28)
同时，移民亦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与生产方式，并影响到当地的民俗民风。如康熙四十六年，有陕人十数众献艺者迁来镇番，所唱皆秦音，“此谓秦腔也。今镇亦有此艺，柳湖刘氏为其翘楚。尚有曲戏、小调之类。秦腔委婉可听，镇人多善事之。曲戏亦自陕西来，故白口袭陕音”(29)。又如，由于镇番地处边徼，气候寒凉，并不适合种植水稻(30)，然而乾隆三十年浙江移民孟从蛟迁至镇番垦种，辟地十余亩试种南稻，起初稻苗萎顿，了无生机，至芒种时节，秧田骤长，不久便葱茏满目，遂之成熟收割，获得丰收。“明年，邻里多效如也。”(31)由于浙人孟从蛟种植水稻成功，从而影响到当地百姓纷纷仿效，亦可见移民对镇番社会的影响。
随着移民的繁衍生息、不断发展，有的日渐成为当地的望族，跻身镇番社会的上流。如改官调任至此的彭氏，“今镇邑彭氏，历传七世，或以明经正选，或以武功显扬，代不乏人，称望族焉”(32)。原籍浙江宁波府鄞县右坊的孟良允，从军至此，“因家与焉，实本邑一望族焉”(33)。文献记载了镇番移民中的重要氏族：“统本邑实有户族姓氏，凡一百九十。如谓何氏，其族也，盖阶州原籍，因家与焉。初不过十余口，繁衍播迁，历传十世，遂成望族。今户八十，口六百五十余。一支居于川，一支住于湖。祖茔在川，宗谱在湖。数代俱以武功显，英才辈出，与国有勋，造就地方，民社赖之……孟氏，浙江宁波府鄞县；何氏，陕西阶州文县；王氏，滁州；谢氏，陕西咸阳县；卢氏，河南卫辉府；蓝氏，陕西；赵氏，合肥；张氏，山西平阳府襄陵县；李氏，陕西阶州；汤氏，鄱阳；马氏，金陵；霍氏，陕西；苏氏，陕西；白氏，伏羌；秦氏，邛州；蔡氏，淮南；夏氏，河南正阳；方氏，扬州；黄氏，河南淮阳；韩氏，四川长宁；曾氏，安徽盱眙；魏氏，江苏淮安；范氏，陕西华亭：乔氏，浙江华阴；邸氏，洛阳华林……”(34)镇番县190户族姓氏中，来自陕西、浙江、安徽、河南、山西、江苏、四川等地的移民望姓就有25族。这些移民望族，在地方上地位举足轻重，已日益成为镇番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对当地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面对移民的不断增多，镇番地方政府还形成了专门的移民管理制度。如发给迁居镇番垦种的民户试种执照(35)，以利管理。再如，定期查核移民数量及由来，对垦耕之移民则与土著百姓一起编设户籍。康熙年间，“奉查境内客民，共三百又二户，一千一百十七人”(36)。乾隆二十四年镇番县查核户籍，“因镇有外民四十二户，特报指示，旋令外民与土著一例编设。如系亲佃种者，即附于田主户内……回民二十户，已置田产，八户系流乞；番民二户，皆系游方僧徒。置有田产者二十七户，与土著居民一例编置，其余十五户递回原籍”(37)。即将移民中之无田产、佃种者附入田主户籍，将有田产者编入土著户籍，将不安本分来历不明者不予入籍，发回原地。同时对在镇番贸易及置有恒产的移民亦进行定期统计，并采取牌甲之法管理，对于无恒产之游商走贾则勒令离镇。如乾隆二十三年规定“奉饬编报在邑贸易或置有恒产之客民，本邑贸易者七十八户，置有恒产者二十三户，共一百又一户。按例编列十牌一甲，移置县署总理。又查有二十七户商贾小贩及匠工，往来经营，游弋不定，按制责令客长诘而出之”(38)。镇番对移民的管理已渐成体系。
综上所述，清代前期伴随着政府经营西北、开发河西的政策导向，外来人口不断移入镇番开田垦荒、贸易经商等，并对当地社会形成较大影响。“左番右彝，前代寇掠频仍，屡为凋敝，尝徙他处户口以实之，山陕客此者恒家焉，今生齿日繁”(39)，移民的到来为偏处沙漠边缘的镇番县带来了劳动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 外流：清中后期镇番县的人口外移
清代前期因政府开发河西，准予柳林湖开屯，外埠人口大量移入镇番。然而从史料记载看，清代中后期该县存在着明显地人口外流现象，镇番县由移入之地变为了迁出之乡。
从表中数据看，清代镇番县人口自咸丰以后呈负增长趋势，从咸丰八年(1858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镇番人口从189785减至123595，不足五十年本区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李并成认为是由严重的沙化而导致的人口大量外流(40)。从文献记载看该县自清代中期起即已出现了人口的外流，至清后期人口外流不断累积，从而造成该县人口总数的锐减。其中政府号召外出垦荒、灾荒频仍、水源日稀、人多地少、原居地政治腐败等因素皆是该县人口外迁的重要原因。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1.政府号召，移往新疆
清代镇番县的人口大规模外流应始于新疆平定。乾隆中叶新疆平定，政府即号召甘肃省境内的无地贫民移往新疆垦荒，以充实边疆。乾隆皇帝多次下发诏令，要求甘省民众移往新疆：“新疆底定以来，缘边一带如安西、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地多膏沃，屯政日丰，原议招募内地民人前往耕种，既可以实边储，并令腹地无业贫民得资生养繁息，实为两得。”(41)其“甘省被灾贫民，与其频年周赈，不如送往乌鲁木齐安插”(42)。“所有甘省灾荒贫民，其徒留内地常年赈养，不如移送新疆安置，可省内地周赈之费，而于伊等生计及边疆地方均有裨益。”(43)除此之外，清政府还给予移往新疆贫民以各种优惠政策，“每户拨地三十亩、农具一全副、籽种一石二斗，又每户给马一匹，支作价银八两，建房价银二两，照水田例，六年升科后，分年征还归款。又每户于到屯之初，按每大口日给白面一斤，小口减半，秋收后交还归款”(44)。这更激发了甘省民众的移新热情。在这股移民新疆热潮中，镇番民众纷纷响应，如乾隆三十七年凉、甘、肃三州迁往吉木萨尔400户(45)；乾隆四十三年凉、甘、肃三州迁往昌吉等地1255户(46)；乾隆四十三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张掖、武威、镇番、肃州等州县无业贫民，闻新疆乐土咸愿携眷前往”(47)；乾隆四十四年武威等县户民前往乌鲁木齐垦种地亩，共计1887户(48)；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又由镇番县迁往乌鲁木齐等处计317户(49)；乾隆四十五年镇番县户民呈请愿往新疆垦种者186户(50)。如按照上述《清后期镇番县人口数量变化表》所作统计：清代镇番县户均口数为11人，那么据上引有明确记载之史料计算，仅乾隆四十四至四十五年间镇番县迁往新疆的人数至少为5500多人，若加上无明确数量记载的移民，那么清代中后期由镇番县移入新疆的人口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2.灾害多发，移出逃荒
镇番县三面环沙，生态脆弱。清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垦殖力度的不断加大，对环境的影响亦愈趋明显，导致灾害加剧，迫使人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形成人口的外移。乾隆二十二年镇番县郑公乡因被沙覆，“户民迁徙”(51)。道光年间，由于灾荒频仍“民户多流亡”(52)。同治三年(1864年)，“是年大饥，道馑相望，婴儿遗弃，妇女流离”(53)。同治五年三月镇番县大河决堤，“灾区农民岌岌可畏，日逃夜走，争先恐后”(54)。灾民为谋生计，纷纷外逃，造成人口的外流。宣统《镇番县志》记载了水患造成的镇番人口外流：“自西河为患以来，一经倒失辄驱于柳林附近之青土湖，湖蓄水既多竟成巨壑，每值大风暴作，波浪掀天，往往以倒折之水淹没居民田庐。田庐既尽，贫民无地可耕，不能不奔走他方，自谋生计。”(55)
3.地少水减，人口外流
自清后期起，国家人多地少之忧已日益显现。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曾言，“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较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56)。而此种态势在缺水的镇番县则表现得更为突出。镇番县地近沙漠，水源缺乏，农耕灌溉用水多为不足，“镇邑地介沙漠，全资水利，播种之多寡恒视灌溉之广狭以为衡，而灌溉之广狭必按粮数之轻重以分水，此吾邑所以论水不论地也”(57)。该县的人口数量既取决于土地的数量，更受制于水源的多寡。镇番有限的水源限制了土地的更大规模开垦与人口的大量移入。
旧志云镇番土沃泽饶，可耕可渔，然而“自风沙患起上流壅塞，移坵开荒逐水而居者所在皆是，殖民地辟，河流日微，将有人满地减之忧，至水族孳息泽梁涸而多鱼无梦，土沃泽饶竟成往事矣”(58)。由于人口的增殖，致使水源日减，至清中后期该县人多地少之势已愈发严重。如嘉庆十八年，镇番“马王庙湖、六坝湖及柳林湖暂停垦荒，亦不收接外埠屯民，以省地节水故也”(59)。其实，“乾隆之季，已有人稠地少、水不敷用之吁请，至嘉道间，上游来水显见减少，镇人屡讼于凉府，力控上流强堵水流，断绝水路”(60)。水源不足源于上游生态恶化，“今则林损雪微，泉减水弱，而浇灌渐难”(61)。“即河流顺轨，浇灌尚虞不足”(62)。原有的土地、水源已不能满足镇番人口的增长，故清中叶起该县人口不断外出垦田。有的迁至金塔县“垦地务农”(63)，有的移入安西从事屯垦(64)。时至清末，由于无地可耕造成人口的大量外移，“邑自清道光年生齿十八万四千余口，垦田三千七百八十余顷，贡赋一万四千九百余石，地辟民聚雅号富庶。至光绪中叶田赋仍旧，而总辑版图户未少而口顿减……迄于光绪十年调查户口较前过之。乃十年以后国家之修养如故，官吏之拊循如故，既无兵岁与疫互相耗折，而民数反减至五六万之多，岂真好生之机有时暂息哉，亦由民日众而土不广。以三倍之地养五倍之人，人与地两相比例超过之数已有二倍，此二倍之人耕田无田，垦地无地。虽欲不离乡里弃妻子以糊口四方，讵可得乎?不然何以昔日民多而赋不加增，今日民少而赋不见减，有可耕之人而无可耕之地，其病源已昭然可见。”(65)
4.政治腐败，人口逃亡
除上述原因之外，清代后期政治腐败、赋税沉重等因素亦是造成该县人口外移的重要原因。“惟自清末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人口日少，荒芜日甚，今则沃土成为沙漠者，比比皆是矣……移民而不养民，垦荒而不防荒，欲其不荒不可得也。”(66)官府日事追呼，“蚩蚩之氓，负担太重，多逃新疆……鱼藏于渊，雀徙于丛，谁之咎也?徭赋频仍，朝夕追逼，缧绁囚系之不暇，遑论农业耶”(67)。据《甘肃省民勤县社会调查纲要》记载，清末民初镇番县人口逃亡造成的土地抛荒占民荒十分之一(68)。至民国初年镇番县的土地抛荒面积已达72669亩，仅次于武威、张掖，成为抛荒面积较大的地区之一(69)。由此亦可见人口外流的严重性。
清代中后期，在各种因素影响下镇番县人口不断外移。他们或远走新疆、或近趋河套、阿盟，或驼行半路而流落于张掖、安西、敦煌等地(70)。人口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镇番经济的严重萧条与衰退，“人口日少、荒芜日甚”，沃壤成沙漠，“一任数万生灵流离迁徙……社会经济日行支绌，农业政策日不见发达”(71)。
三 余论：清代镇番移民变迁的背后
综上所述，镇番移民人口在清代前期与中后期经历了较大起伏。清前期，随着西陲用兵，洞西走廊成为重要的军事前沿与军需补给地，充实该地区人口、促进其开发成为清代西北边疆政策的重要一环。移民垦荒则是清朝开发河西的主要手段。在政府的号召下，大量内地无地贫民移入镇番，使得镇番县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社会，其土地垦殖力度亦极大增强。除了开垦原有荒田外，还新开发了柳林湖等处，“甘省凉州府镇番县属之柳林湖地方散处边外，地多荒芜。前于雍正十二年奏请招民开垦屯种”(72)，到乾隆元年“柳林湖屯田连本年新增共一十七万五千余亩，地方辽远，屯户众多……柳林湖逼近凉州，将来可供满兵支食，即肃、高等处每年所入可以接济口外防兵，甚为有益”(73)。在此背景下，即使是镇番域外之地、水源地亦被开垦，“且红崖堡东边外，如乱沙窝、苦豆墩，昔属域外，今大半开垦，居民稠密不减内地”(74)。逐水开荒，“以移坵开荒者，沿河棋布”(75)。鱼海子、白亭海等被垦为田(76)，距城三十余里的六坝湖亦被开垦(77)。
但是，伴随着农垦规模的扩大，祁连山林木破坏益趋加剧，不仅入山伐木取材的活动愈演愈烈，一些浅山区也不免遭受犁杖之践(78)。“至于角禽逐兽，采沙米、桦豆等物，尚有至二三百里外者”(79)。人口的大量移入以及过度的垦荒造成土地承载力下降，且“殖民地辟，河流日微”，清后期镇番县地少水减、灾荒多发等状况愈趋严重，并导致人口加速外流。“河水日细、生齿日繁，贫民率皆采野产之沙米桦豆以糊口，河水既细，泽梁亦涸，多鱼无梦。”(80)沙进人退，“飞沙流走，沃壤忽成邱墟”(81)。水源日竭，沙化严重，耕地减少，民众竞相外流，“镇地风大沙狂，气温寒凉，西外渠、东渠等多处，几被风沙埋压净尽。又兼水淹，竞无可耕之田。流亡人众，接踵道路”(82)。环境变化及自然灾害成为镇番民众外移的主要推力。
随着新疆平定并设军府治理，甘肃由边疆而成为腹里，失去了先前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在政府招徕民众移往新疆屯垦及原居地环境恶化等因素的推动下，镇番人口不断外流，这已与清前期人口大批涌入的局面相去甚远，最终由早期的移入之地演变成为迁出之乡。从入迁到外流，清代镇番移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清代西北边疆政策及环境变迁等问题的典型案例，亦为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极好案例。
注释：
①(55)(62)甘肃省图书馆藏宣统三年《镇番县志》卷4《贡赋》。
②(58)甘肃省图书馆藏民国《镇番县志》卷1《地理考·风俗》。
③相关研究主要有，李并成：《民勤县近300余年来的人口增长与沙漠化过程——人口因素在沙漠化中的作用个案考察之一》，《西北人口》1990年第2期；李万禄：《从谱牒记载看明清两代民勤县的移民屯田》，《档案》1987年第3期。
④⑥谢树森、谢广恩等编撰：《镇番遗事历鉴》卷4，明毅宗崇祯六年癸酉，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170页。
⑤(18)(23)(27)(32)(34)《镇番遗事历鉴》卷1，明太祖洪武三年庚戌，第1页；明孝宗弘治三年庚戌，第30页；明太祖洪武五年壬子，第1页；明太祖洪武五年壬子，第2页；明英宗正统元年丙辰，第16页；明英宗正统十二年丁卯，第19—20页。
⑦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校读记》，甘肃酒泉县博物馆1984年翻印，第1页。
⑧(64)《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川陕总督鄂弥达酌改边地兵屯一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485页。
⑨(72)《甘肃布政使吴绍诗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9页。
⑩(16)(21)(29)(36)《镇番遗事历鉴》卷6，清圣祖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第240页；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第248页；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第248页；清圣祖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第248页；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第248页。
(11)(12)(35)《镇番遗事历鉴》卷7，清世宗雍正四年丙午，第269—270页；清世宗雍正五年丁未，第271页；清世宗雍正五年丁未，第271页。
(13)(26)(82)《镇番遗事历鉴》卷12，民国八年己未，第514页；民国八年己未，第514页；民国十八年己巳，第522页。
(14)(22)(37)《镇番遗事历鉴》卷8，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第316页。
(15)李万禄：《从谱牒记载看明清两代民勤县的移民屯田》。
(17)(19)(25)(59)(60)《镇番遗事历鉴》卷9，清仁宗嘉庆二十年乙亥，第379页；清仁宗嘉庆十九年甲戌，第376页；清仁宗嘉庆二十年乙亥，第378页；清仁宗嘉庆十八年癸酉，第375页：清仁宗嘉庆十八年癸酉，第375页。
(20)《镇番遗事历鉴》卷5，清世祖顺治十八年辛子，第212—213页。
(24)《镇番遗事历鉴》卷2，明武宗正德八年癸酉，第48页。
(28)(31)(38)(51)《镇番遗事历鉴》卷8，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第322页；清高宗乾隆三十年乙酉，第319页；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第315—316页；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第315页。
(30)《陕西凉州镇总兵王廷极乾隆八年二月十二日奏》，《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72页。
(33)《镇番遗事历鉴》卷3，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第127页。
(39)乾隆《武威县志》，《地理志·户口》，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1页。
(40)(70)李并成：《民勤县近300余年来的人口增长与沙漠化过程——人口因素在沙漠化中的作用个案考察之一》。
(41)《陕甘总督明山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奏》，《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241页。
(42)(44)《乌鲁木齐督统索诺穆策凌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奏》，《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270页。
(43)《乌鲁木齐督统索诺穆策凌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奏》，《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267页。
(45)《陕甘总督文绶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奏》，《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246页。
(46)(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甘肃屯垦史料》，《历史档案》2003年第3期。
(47)(48)(50)《清高宗实录》卷1061，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壬午；卷1083，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壬子；卷1101，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丙子。
(52)道光《镇番县志》卷7《宦迹列传》，《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338页。
(53)(54)《镇番遗事历鉴》卷11，清穆宗同治三年甲子，第444页；清穆宗同治五年丙寅，第446页。
(5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68《户部·田赋·劝课农桑》，《续修四库全书》本。
(57)道光《镇番县志》卷4《水利考》，第236页。
(61)乾隆《五凉全志》卷1《武威县志·风俗志》，第63页。
(63)民国《金塔县志》卷2《人文·移徙》，金塔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翻印。
(65)民国《镇番县志》卷3《田赋考·物产》。
(66)(69)民国《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酒泉、张掖、武威)》，《农林部垦务总局调查报告》第一号，第一章《概述》，农林部垦务总局1942年编印。
(67)民国《重修敦煌县志》卷3《民族志·四时风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68)甘肃省图书馆藏民国《甘肃省二十七县社会调查纲要》，《甘肃省民勤县社会调查纲要·土地与人口》。
(71)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3《田赋考·物产》。
(73)《甘肃巡抚刘於义乾隆元年十二月初十日奏》，《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10页。
(74)道光《镇番县志》卷1《地理考》，第45页。
(75)(80)乾隆《五凉全志》卷2《镇番县志·风俗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255页。
(76)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副编卷2《甘宁青山水调查记中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391页。
(77)刘郁芬：《甘肃通志稿》，《甘肃舆地志·舆地十一·水道三》，《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58页。
(78)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79)《镇番遗事历鉴》卷10，清宣宗道光二年壬午，第393—394页。
(81)乾隆《五凉全志》卷2《镇番县志·地理志·田亩》，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