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生平、辞令及思想新探
——以清华简《子产》《良臣》等为中心
韩高年
摘 要 ：子产是“前子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以往学者对其虽有研究，然仍有未及。本文以清华简《子产》《良臣》等新材料为出发点，重考子产当生于公元前585年前后，他精通“六艺”之学，熟悉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掌故，又深谙治术，被晋人称为博学君子。除受家学影响之外，据清华简新材料，子产之博学与其曾转益多师有很大关系。子产深通“文章经世”之道，在为政中亦擅长文章写作和辞令。他在处理内政外交重大事务时，留下了多篇内容上鞭辟入里，文辞上精彩华丽的“书”体与辞令，为春秋时晋国的叔向等人特别称赞。另外，清华简本《子产》所载子产为政注意取法先王及三代，与《列子·杨朱》中子产礼法并举思想可相互印证。孔子特别倾慕子产，其一生功业受子产影响颇深。这些方面亦可由简本《子产》之面世而得其详情。
关键词 ：简本《子产》；生年；师承；辞令；思想
子产，姓公孙，名侨，子产其字，一字子美，是春秋郑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被誉为“春秋第一人”①。子产也是“前子学时代”特别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儒、墨、法等家均有重要的影响。他生当春秋中叶，与老子同时稍早，不仅熟知掌故，精通礼仪，博闻强识，而且还娴于辞令，思想深刻，老于文学。前人对此虽有阐发，但尚有未及，本文结合新出的清华简《子产》《良臣》等新材料，针对前人未曾论及，或者虽论及而尚有余地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愚见，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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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产的生年新考
子产生年，史籍中无确切记载，有学者据《左传》考定生于公元前578年②，还有学者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583—公元前582年间③，其依据是《左传·襄公八年》的记载：“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冬，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也。”按此年子产议国事，其父斥其为“童子”。学者们认为子产当时尚未加冠。礼书所载，行冠礼年龄或十五岁，或十八岁，故逆推得子产生年各不相同。
然而，学者们只注意到了上引那段材料中的“童子”这个细节，却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可以推知其生年的信息。今考上引《左传》一段材料，其中言“郑人皆喜，惟子产不顺”，径称其字子产。据《礼记·冠义》载：“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左传》称其字，说明子产此时已经加冠，属成年人，所以才能参政议政。那么，为什么其父称之为“童子”呢？当是因为子产虽已加冠，但政治资历尚浅。初出茅庐，在军国大事上轻率发表见解，是不成熟的表现。故而其父斥之曰“童子”。另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亦载此事，据此可以确认一些关于子产论政时有关年龄的细节。为方便论述，兹引述如下：
《春秋》学、《书》学、《诗》学及礼学等，在春秋时代是专门之学，非从师不能精通，子产亦不例外。据考，子产曾师从郑大夫王子伯愿（骈）等郑国硕学君子学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有《良臣》一篇载：“郑定公之相有子皮，有子产，有子太叔。子产之师：王子伯愿、肥中、杜逝、鄳厈。”［1］158其中的王子伯愿，或即《左传》所载之郑大夫王子伯骈，即《宣公六年》王子伯廖之子。清华简《良臣》所言子产之师王子伯愿，当即王子伯骈，为郑国一位博学而长于辞令的君子。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有《子产》一篇载：
经六：公室卑则忌直言……说在……子产忠谏，子国谯怒……说六：子产者，子国之子也。子产忠于郑君，子国谯怒之曰：“夫介异于人臣，而独忠于主，主贤明，能听汝；不明，将不汝听。听与不听，未可必知，而汝已离于群臣；离于群臣，则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
韩非《储说》汇集史事的主要目的，是从中提炼立身行事之道与治国理政之术。此处辑录子国斥责子产这件事，主旨是为了证明“公室卑则忌直言”，以及直言危身的立身之道，告诫人们为政之要在于慎言。由此益加证明《左传》所载子国斥子产为“童子”并非主要就其年龄而言，而是怒其率意直言，毫无政治经验。如果抛开这件事的政治语境，客观地说，子产的议论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据《左传》所载，他的预言在那年冬天就已经应验，足见子产在此事上有卓越的见识。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第二章《燕大夫章》记燕胜晋，归而庆贺，独子车以为“以小胜大”为忧④。主帅不听，故十一月燕为晋所败。所讲的道理与《左传》所载郑胜楚一事包含的道理完全相同。这也证明，子产所说的“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诚为卓识。子国斥责子产，不是因为他说得不对，而是因为当时郑国“七穆”执政，公室卑弱，政治局势复杂，恐子产因直言而招祸危身。据以上所论可知，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时，子产应已成年，所以才能与其父一道参与郑国的政事。当然，从情理上推断，子产当时大约应在二十岁左右。据此上推，子产应当生于公元前585年前后。
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有很多少年吏，如甘罗十二岁为相等⑤，有没有可能子产也属于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不是。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皮欲使尹何为政，子产指出尹何尚未成年而授之以政，尤如使力不能操刀之童子操刀，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可见，他是反对这样做的。子产明于治乱，少有大才，但并未在未成年即从政。这从关于子产的一些传说中也可以看出。《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引《管子》曰：“子产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鱼反角。”此条不见于今本《管子》，盖其佚文。据此可知子产生而异相，日角，宽肩。另外，据《孔子家语·困誓》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然如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欣然而叹曰：‘形状末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这两条材料认为非凡之人，必天赋异相。这大概是出于民间的传说，都没有提到子产未成年即入仕。由此来看，子产不属于少年从政的情况，《左传》中称其字，可以作为推论他生年的一个重要证据。称“童子”主要是说他没有政治经验，不能作为推论其生年的主要依据。
二、从简本《子产》看子产之师承
《左传·昭公元年》载：“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崇。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挥送之。……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晋人称赞子产为“博物君子”。客观地说，子产的天赋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但其后天的学习也是他增长知识和才干的重要途径。前人对此鲜有讨论，本文对此作些考辨，以明其师承学行。
又如《成公二年》载齐晋鞌之战，齐师败绩，“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再如《昭公二年》记载：“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诸君无辱。’公还，季孙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陈无宇于晋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齐使上大夫送之。犹曰不共，君求以贪。国则不共，而执其使。君刑已颇，何以为盟主？且少姜有辞。’”这里“有辞”也是说有正当的理由。
其实，人类本身就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胡总书记曾说：“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3]生态文明的建设，最重要的是为人类自身生存的利益，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获得幸福生活所能保障的重要因素。因而，为了人类能够获得幸福的生态文明环境，在建设过程中，必须明确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不应该是被动地接受。
子产熟习春秋时代各国历史掌故——春秋之学，善于从历史兴亡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有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按：子产所引之《郑书》，盖为郑国之史籍。如非专门潜心于此类典籍，谅难于论事说理中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根据内涵与外延反变关系的简单原理，词项的内涵越简单，外延越大；反之，外延越小。结果责任不仅是侵权责任的最简构成，也决定了它的最大边界。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均是在结果责任基础上增加构成要素或条件，二者的责任范围均要小于结果责任。所谓“侵权责任的扩张”实际上仅指侵权法自近代以来以“过错责任”为基准因应社会关系的深广发展而进行的必要延伸。但就责任的构成及其逻辑外延来说，近现代法中的侵权责任相对于结果责任仍然是限缩的状态。并且，无论侵权责任如何“扩张”，结果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最简构成已限定了它的最大边界。
整理者认为简本《子产》“是一篇传述子产道德修养和施政成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前九段均以‘此谓……’作结”。此处所引为第八小段，意思是说古代的狂妄之君，不肯取法前圣善君，凡事自专，贤者无所用之，导致国家败亡；而古之善君则恰好相反，他们必定要取法先圣明君的礼法，并尊贤用贤以治国。子产治理郑国，也能“尊老”“敬贤”，尽访名师，遍求良辅，通过多方求教来避免行政中的不正之术、过失之言、虚夸不实，禁止了因沉迷于追求音乐、宫室、服饰、饮食等物质享受而影响政治的行为。放奸佞，近贤者，最终达到了由接近善而去除恶的目的。其中提到的求教对象有王子伯愿、肥中、杜逝等人，与简本《良臣》篇所记“子产之师”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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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狂君，卑不足先善君之验，以自余智，民亡可事，任重不果，邦以坏。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律，求荩之贤，可以自分，重任以果将。子产用尊老先生之后，乃有桑丘仲文、杜逝、肥仲、王子伯愿；乃设六辅：子羽、子刺、蔑明、卑登、
之□、王子百；乃竄辛道、□语，虚言亡实；乃竄管单、相冒、韩乐，饰美宫室衣裘，好饮食酉枳釀，以远屏者。此谓由善散愆。［2］138
综上，2002—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数量、居民收入水平与产业结构三个因素的发展趋势与城镇居民生活用电量走势基本相同，可初步判断三者与城镇居民生活用电有密切联系;能源消费强度波动幅度不大，与城镇居民生活用电的关系暂时难以判断。因此，本文将在第三、第四部分实证分析各影响因素与城镇居民生活用电的相关关系。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子产功业的着力点正在于和晋国的外交，最为显著的则是他运用“经世之文”的卓越才能。这方面有几个例子。
三、子产“作书”以理政与简本《子产》的背景
清华简《子产》整理者言：“《子产》篇末叹息子产没有机会在‘大国’执政，以致未能充分实现其理想抱负，显示此篇的作者对子产的崇拜。看篇中有的文字，如‘言身（信）’，是典型的三晋系写法，篇文作者或抄写者可能与郑有一定关系。”［2］136李学勤先生认为此篇和《良臣》等涉及春秋时代郑国史事的篇章可能出自郑国，很可能就是《左传》中提及的《郑书》⑥。《左传》中涉及子产的史事凡与晋国有关者特别详细，笔者据此认为，简本《子产》的材料很可能出自晋人或传自三晋。以下试从《左传》关于子产政绩和文学才能的有关记载加以印证。
据《左传·襄公八年》载：郑既从楚。子驷遂使王子伯骈告于晋，曰：“君命敝邑：‘修而车赋，儆而师徒，以讨乱略。’蔡人不从。敝邑之人，不敢宁处，悉索敝赋，以讨于蔡，获司马燮，献于邢丘。今楚来讨曰：‘女何故称兵于蔡？’焚我郊保，冯陵我城郭。敝邑之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以相救也。翦焉倾覆，无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这篇“告晋”的辞令，无非是要向晋人说明郑国何以叛晋归楚的不得已。辞令的遣词造句引经据典，文彩斐然；读来音韵铿锵，意味隽永。将背盟亏理之事陈述得诗意丰盈，实属不易。尤其是陈述楚人侵郑，致使郑国臣民百姓仓惶四散的惨状，化用《诗经·小雅·采薇》等诗成句而自然畅达，使人如见当时的战争情景，因此得到了晋国的谅解。这是典型的“以言辞为功”的例子。子产之博学多智，长于辞令，当与师从伯骈等人有很大关系。
第一例是“作书”以理政，也即“书”体文的创作。《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此年夏，晋平公欲使郑国朝于晋。郑使少正子产对晋侯，其辞曰：
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恭）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
又从寡君以观衅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竞，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斋盟，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贰于楚者，子侯、石盂，归而讨之。湨梁之明年，子
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齐国）。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屡）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
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弃）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
按：《左传》及其他史料均无子产此年赴晋之记载，可知上引“对晋侯之辞”当是郑国外交人员以书面形式送达晋侯。学者们研究发现，“《左传》原系杂采各国史书而成，最初不过是一种史事汇编的性质”［3］179。这当中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春秋以来单篇流传的辞令。刘知几尝言：“《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辩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4］319申左《左传》凡言“使××对××，辞曰……”大多数属于此类情况。如此，则上引其辞实为书信。这封国书回顾了从晋悼公九年以来郑国与晋国的外交，历数晋国之过，指出晋国仗着盟主身份，常行背信违礼之事，征役无度，使盟国不堪其苦。最后指出，如果晋国不恤盟国之患，郑国和其他盟国将弃晋从楚。子产此书，夹叙夹议，巧用比喻，既深于事理，又不卑不亢，绵里藏针，可谓文质俱胜。通过这封国书，最终维护了郑国的利益。
陈其兵，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园林植物造景设计、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观赏竹应用。E-mail: cqb@ sicau.edu.cn。
第二个例子是子产作书以谏范宣子轻币，宣子悦其辞，乃许轻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二月，子西相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其书曰：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昧昧）也。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南山有台》）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大雅·大明》）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子产的辞令创作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效，也创造了辞令这种经世之文的辉煌。因为子产的杰出表现，“有辞”成为当时褒扬士君子才干与文雅的流行语。《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如晋，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案：“有辞”之“辞”指辞令，外交场合中有辞即意味着有理可言，无理则不能强辞夺理。这也反映出当时人“修辞立其诚”的观念。考“有辞”一语在《左传》中凡八见，均表示对有辞者的嘉许。以下试分别分析，以明确叔向称赞“子产有辞，诸侯赖之”之意。《左传·桓公十年》载：“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于虞。”按：虢仲为周王之卿士。詹父，属大夫。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云：“《周礼》正卿之下，皆有大夫。《传》言‘谮其大夫’，知是属己之大夫，非虢大夫者。若虢国大夫，虢仲自得加罪，无为谮之于王。且其若是虢人，不得以王师伐虢故也。”“詹父有辞”，是说詹父有充分的理由。虞，诸侯国之一。据郑玄《诗谱》，虞为姬姓。周太王之子、大伯之弟仲雍，是为虞仲，嗣大伯之后。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处中国为西吴，后世谓之虞公，鲁僖公五年为晋所灭。
第三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国宗室公孙黑作乱，子产作书以数其罪，使郑吏宣之，公孙黑伏其罪。《左传·昭公二年》载：郑公孙黑将作乱，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伤疾作而不果。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子产在鄙，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数之，曰：“伯有之乱，以大国之事，而未尔讨也。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而罪二也；熏隧之盟，女矫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将至。”再拜稽首，辞曰：“死在朝夕，无助天为虐。”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作凶事，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请以印为褚师。子产曰：“印也若才，君将任之。不才，将朝夕从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请焉？不速死，司寇将至。”七月壬寅，公孙黑自缢。
按：子产在鄙而闻公孙黑将作乱，惧已不及制止，故寓书使吏口宣其罪。据“使吏数之”可知，是子产先书面撰辞，再让吏至国宣之于公孙黑，以责让之。韩席筹引吴曾祺评语云：“吴氏曾祺曰：‘子晳之罪应死久矣，然事机未至，只得静以待之，及见其事可图，乃如兔起鹘落，有迫不及待之势，传写子产乘遽而至，何等辣心辣手，用度数以三罪，与前数子南五罪恰好相对，特前是权词，此乃铁案，子产亦是一老狱吏也。’”［6］532此辞历数其三大罪状，痛斥其无礼之举，与后世之移文相类。
第四例是子产作书答叔向。《左传·昭公六年》载：郑人铸刑书于鼎，以为常法。叔向闻之，致书子产。子产复叔向书，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子产答复叔向之“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予以载录之，题曰“致叔向书”。可见此类“书”在后世文章家观念中已是独立的文体。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令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吊赵宣以书，巫臣之责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服敬叔进吊书于滕君，故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及七国献书，诡丽辐凑；汉来笔札，辞音纷纭。”刘勰认为春秋时代是“书”的极盛时代，所列代表作四篇，子产居其一。子产的四篇书体文，可以说为“书”这种文体的形成提供了极为典型的范本，体现了他在文章文体创造方面的成就与贡献。这就难怪《子产》篇的末尾有此一叹了。
四、简本《子产》与晋人对子产“有辞”经世的称许
子产的文学才能在春秋时代就已经为人们所称道，尤其是为晋国君臣上下所赞赏，这就是晋之有识者叔向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这也是清华简《子产》篇末尾感叹子产“处勋和憙，可用而不遇大国”［2］138的遗憾，体现出对子产的崇拜之情的重要原因。
按：清人余诚《古文释义》选此篇，并于篇首云：“此段叙明寓书之意”，以此篇为“寓书”，即书面体的书信。又评曰：“以令德令名对重币讲，义极严正。而行文又有层次，有节奏；措语亦有丰神，有蕴藉。孙月峰目以‘遒宕’，金圣叹赏其‘遒婉’，两人所见略同。”［5］56子产此书，由令德令名说起，按下郑轻币之请不表，却分析重币于晋之弊，言晋重币则诸侯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坏则执政之卿亦不能免，中引诗为证，末以象为喻。读之可谓在情在理，感人至深，故宣子以为是，乃许轻币。
再如《左传·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僖公七年》：“管仲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对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揔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齐侯辞焉。”又《宣公十二年》：“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另如《宣公十五年》载：“晋侯将伐……酆舒有三俊才。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讨有罪，曰将待后，后有辞而讨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尽在狄矣。’晋侯从之。”
新疆巴里坤膨润土矿属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准北古生代沟—弧—盆系谢米斯台—野马泉晚古生代岛弧带，四级构造单元为克孜勒塔格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初期火山盆地。
由上列各例来看，“有辞”既指卿大夫君子的明于治乱、善于协调的政治才干，也有博学多识、善于辞令的意思在内。从文体功能的角度说，“有辞”则指有理可说，且能表达得当，说理清楚、有力。除特别受到晋人称赞的子产外，典籍中的“有辞”之人还有宾媚人、管仲、伯宗等，均为当时有名的政治人物和文雅君子。
五、简本《子产》与子产礼法并举思想
清华简《子产》言子产谓“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律，求尽之贤”［2］138，表明子产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举贤任能。以往学者因为子产曾铸刑书，故认为他是法家的先驱。然而，据清华简《子产》载：“有道之君，能修其邦国，以和民。和民有道，在大能政，在小能支；在大可久，在小可大。有以答天，有通于神，有以徕民，有以得贤。”［2］138主张德刑并重，开儒家先河。
据《列子·杨朱》载，子产曾与邓析论礼法之治：“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而有兄曰公孙朝，有弟曰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曲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皆择稚齿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惬。乡有处子之娥姣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弗获而后已。子产日夜以为戚，密造邓析而谋之，曰：‘侨闻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侨为国则治矣，而家则乱矣。其道逆邪？将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诏之！’邓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时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诱以礼义之尊乎？’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间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我又欲与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子产忙然无以应之。他日以告邓析。邓析曰：‘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谓子智者乎？郑国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7］225-227
过去学者们因对于《列子》的成书时间有争论，故认为其中所记载的子产思想不可靠。联系简文《子产》的记载可知，子产治郑，以礼法并举，实有其事。《杨朱》篇载子产有兄曰公孙朝，有弟曰公孙穆。他们好色耽欲而不修礼义，子产以之为忧，求教于邓析，而后“喻以性命，诱以礼义者，欲止其贪逸之情”［8］200，而俩人答之以“达生保命”之说。孤立地看这番辩论，难免认为子产推行的礼法并举可以“治外”而不能“治心”的困境，体现了法治思想在当时遭遇的挑战。然而简本《子产》曰：“子产不大宅域，不建台寝，不饰美车马衣裘，曰：‘勿以屏也。’宅大心张，美外态愍，乃自失。君子知惧乃忧，忧乃少忧。损难有事，多难愆亡。此谓卑逸乐。”［2］137这一段的核心意思就是克服物欲对人心的影响，与上文所引《杨朱》篇中所说的“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的说法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杨朱》篇所载当有所据。
儒家主张法先王，且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圣贤明君。清华简《子产》与儒家相同，其中曰：
多糖是由单糖或衍生物聚合而成的大分子活性化合物，是一切生命有机体必不可少的成分。枸杞中富含枸杞多糖，枸杞多糖是一种水溶性多糖，由阿拉伯糖、葡萄糖、半乳糖、甘露糖、木糖、鼠李糖这6种单糖成分组成，具有免疫调节、抗衰老、抗肿瘤、抗疲劳、抗辐射损伤、降血糖、降压等多种活性作用。
（4）尽量采用自繁自养的养殖模式，严禁从疫区引进种猪、副产品以及设备设施。如果不确定为疫区或非疫区，要对设备设施进行彻底消毒，对引进的种猪进行严格的检疫，确认无病后才可以混群饲养[5]。
子产既由善用圣，班好物俊之行，乃肄三邦之令，以为郑令、野令，导之以教，乃迹天地、逆顺、强柔，以咸全御。肄三邦之刑，以为郑刑、野刑。行以尊命裕仪，以释无教不辜。此谓“张美弃恶”。［2］138
子产所定之法，继承了夏、商、西周三代之法，导之以教，强调教化。虽然其法初具规模，但仍不够完善，故出现了相互辩诘的情况。《吕氏春秋·离谓》载“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即指此。后来邓析“务难之”，郑国执政者驷歂不得已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杜注：“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曰竹刑。”按《汉书·艺文志》列《邓析子》在名家，盖深文巧辨者也。钱穆《邓析考》据《左传》《吕氏春秋》《列子》《淮南子》等所载，考定邓析为郑国大夫，好刑名之学，约与子产同时。其生年不可考，其卒年据《左传·定公九年》载，在公元前501年，曾制定《竹刑》。《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邓析》，已佚，今传本为伪书⑦。其学说可从后人评经中略窥一二。
《列子·力命》载：“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邓析非能屈子产，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也。”由此可见，围绕子产颁行的成文法“刑书”，曾有过一番辩难，邓析的《竹刑》要比子产的礼法更为严密，所以才被运用。子产主张礼法并举，并围绕礼法“治外”“治内”的效果等重要问题进行反复辩难，其思想不仅启迪了孔子，也对荀子等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本文以辽宁省大连市和鞍山市为例，两地人均GDP指数相近，对两地的区域创新指标进行优势的比较。大连市是辽宁省经济的龙头，主要发展高技术产业，因为比邻日本，跨国企业居多，并且大连高校众多，为大连带来众多的高新技术人才，在大连市场和政府共同的作用下，创新投入增加的较多。大连市的区域创新正在不断完善和改造，创新环境较好。鞍山市因为有独特的煤矿产业，专业技术人员较多，但是缺乏技术方面的高级人员，国家对于鞍山的关注度较低于大连，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均低于大连。
①清人王源所评：“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文章练要左传评》）。清人赵青黎《读左管窥》亦云：“郑子产，春秋第一流人，其美不胜述。”其世系参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38－1339页。②慎仪：《论子产》，《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3期。③斯维至：《从子产谈到孔子》，《吉林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3 期。④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春秋事语》，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⑤王子今：《两汉的少年吏》，出自《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1－69 页。⑥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 期。⑦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重印本），第21－22 页。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M］.上海：中西书局，2012.
［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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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知几著，蒲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余诚.古文释义:点校本［M］.长沙：岳麓书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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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张湛注，卢重玄解，陈明校点.列子解［M］//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New Textual Criticism on ZiChan’s Year of Birth，Speaking and Thinking:Research Centering around ZiChan Chapter Included i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Han Gaonian
Abstract ：ZiChan is a famous politician, thinker and writer in the Pre-Confucian Era. Although scholars have studied ZiChan in the past, they still haven't explained it clearly. Based on ZiChan and Liang Chen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is paper re-examines ZiChan, who was born around 585 B.C. and is proficient in“Six Arts”. He is familiar with the stories of various kingdom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knows how to govern. He is called a learned gentleman by Jin people. ZiChan’s erudition which had much to do with his many teachers. When dealing with important affairs such as internal affairs and foreign affairs, he left many articles with penetrating contents, brilliant and gorgeous style and rhetoric of books, which were especially praised by Shuxiang of Jin Stat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Zi Chan contains“follow the example of ancient emperors in three dynasties”, which are identical to the idea of neutron birth etiquette and law in Lie Zi Yang Zhu. Confucius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ZiChan,whose lif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ZiChan. These aspects are available by the publication of Zi Chan.
Key words : ZiChan in bamboo slips; birth year; teacher inheritance; language; thought
中图分类号 ：K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19）03-0058-07
收稿日期 ：2018-11-13
作者简介 ：韩高年，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兰州 730070），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