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与代价的矛盾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价论文,矛盾论文,社会转型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力图避免不发达的沉重代价，摆脱落后状态，是发展中国家坚持走现代化道路，竭力实现本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因；“后发”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付出了一系列新的代价，包括传统的、本民族的因素与现代的、外来的因素之间的二元对抗及其导致的价值损失，“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对“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后发”国家由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劣势地位而付出的高昂代价；代价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辩证关系，社会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代价史，一部不断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的历史。
一、“后发”国家社会转型的代价特征
自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现代化轨道，成为所谓的“先发”国家之后，这场以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经济快速增长为核心的现代化运动以锐不可挡之势迅速影响了世界的其他民族和地区，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社会大变革。那些受“先发”国家社会转型的成果诱惑和迫力驱使而迈步追赶它们的国家被称为“后发”国家。时至今日，可以说所有的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被卷入了这场转型的大潮之中。由于“后发”国家所具有的许多共同特点，更由于当今世界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同“先发”国家实现社会转型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之间的巨大差别，使得“后发”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与先发国家不同的代价威胁。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代价与社会转型的密切联系。正确而清醒地认识它们，并寻求减少和补偿这些代价的办法和出路，是摆在转型中的广大“后发”国家面前的艰巨而现实的任务。这些代价问题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传统的、本民族的因素与现代的、外来的因素之间的二元对抗和矛盾所导致的危机和价值损失。“先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在原有的传统基础上自然萌发并循序渐进地发展与壮大的过程，其间尽管也有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对立和冲突，但这种冲突是内生的，是在没有或较少受外来压力和干涉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它的传统因素在与现代性并存的过程中对现代因素有某种补偿和平衡作用，这使得社会在变革中不致发生全面失衡。因此，社会虽然为这种冲突也付出了不少的损失甚至流血牺牲，但是与“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相比较而言，它们在这方面的冲突和矛盾要缓和许多。正如美国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布莱克教授所言，率先开展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在许多领域都是航道畅通的，因为他们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咀嚼现代因素，并循序渐进地吸收它们的影响。“后发”国家则不一样，他们的社会转型是一种被动的、追赶型的变革，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先发”国家那样花费二三百年的时间去一步步缓慢地完成这一过程，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转变，因而，转型给社会造成的震荡也相应大增。同时，与“先发”国家不同，“后发”国家转型中的现代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先发”国家从外部传导而来的，而且这些国家大都受过“先发”国家的殖民掠夺和侵略，当现代因素与本国的传统因素发生矛盾时，无疑又带上了民族矛盾的色彩，某种程度的排外情结往往成为“后发”国家难以回避的问题，从而也导致这种二元对立的尖锐化和复杂化，加深和加重了转型过程中的代价。事实上，“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文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文1版，10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其二，“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对“后发”国家转型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近代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造就了“先发”国家的经济腾飞，使得他们把许多尚未开始转型的社会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世界重新分裂为发达与落后两个部分。“先发”国家社会转型的实现，尤其是经济技术领域的诱人成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示范作用，其中的一些积极的价值成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转型的动力和迫力。但是另一方面，“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给“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引发了他们的许多错误选择，给社会造成了许多浪费和损失。譬如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把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西化”的过程，“西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几乎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这种误解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盲目照搬西方的经验，结果非但没有实现他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反而滋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和人、财、物力。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西方（或欧洲）的现代化模式。欧洲的现代化模式多种多样，欧洲各国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步骤和策略不同，从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人们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唯一能确定的是，现代化的后来者没有一个会再造出与先行现代化的社会一模一样的现代体制范型。有些社会很容易发展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另外一些社会则不然；有些社会很快适应了工业生活的方式，而另外一些社会则必须克服由传统信念和行为设置构成的许多障碍。中国的情况表明，那种最老到成熟的传统社会亦是最难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照搬照抄他国模式的结果只能是失败。
另外，由于“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不像“先发”国家那样是自然的、整体推进的过程，起初集中关注的几乎都是西方科技和经济的威力，追求像“先发”国家那样的经济成效和生活水平，结果导致“后发”国家人们的物质欲望迅速膨胀，崇拜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但是国家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满足人们过高的物质需求。于是，一些国家和社会便急功近利，以牺牲文化教育、公共福利和政治发展等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增长。最终，经济上虽然取得了一些增长，但是过高的代价吞噬和抵消了相当一部分新增价值，国家也因此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使得社会不同领域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和激烈，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
其三，“后发”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实现本国经济转型时必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由于社会转型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不同步性，使得早期的转型社会具有占先的优势，他们通过占取农业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和各种自然资源，通过殖民掠夺和统治，不仅赢得了巨大的利润和价值，而且把自己要承担和付出的代价转嫁给了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当发展中国家以“后发”的身份开始社会转型时，现代国际经济秩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主导权被操纵在“先发”国家手中，他们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既成的国际分工和不平等贸易体系继续间接地剥削和掠夺“后发”国家的财富，使其继续成为发达国家实现自身价值目标的代价承担者，这对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非常不利。由于国内的发展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增大，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独立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质言之，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外在因素的制约，他们不仅要追赶发达国家早已达到的历史目标，还要适应工业世界对当今的发展活动的影响。在内部与外部同时转变的过程中，外部系统的变化比内部系统的变化有时还要快，这就要求他们在推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赶上和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一切使得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代价迅速上升。而且，发展中国家由于处在发展的劣势地位中，还被迫承担主要由发达国家所造成的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的消极影响。
“后发”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这些与“先发”国家转型时不同的、更为严重的代价问题构成了对他们社会发展的巨大威胁和障碍。扬弃这些代价的办法也同时包含在“后发展”这一特殊条件中，即后发展的优势和有利的方面。借助这些优势和有利之处，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些后发展的代价问题的。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成功的变革、转型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代价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与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总是相伴随的，无代价的发展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社会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代价史，一部不断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的历史。代价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发展是人们价值活动的目的，代价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中介。
价值与代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代价的付出是对发展的价值的一定程度的否定，是在有所“得”的同时也有所“失”。另一方面，付出代价，承受价值活动所引起的消极后果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二者既统一又对立。代价的付出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不是心甘情愿的，从本质上讲，不论主体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代价的产生和付出都带有客观因素所引起的某种强制性和必然性。可以说，牺牲既有的、人们辛勤劳动创造的价值本身即意味着主体另有所“图”。只有那种在主体的价值实现和价值创造活动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才是能够被接受和理解的。离开社会发展的目的或价值目标，代价问题就无从谈起。只有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才会在面临客观矛盾时，为实现优先需要的价值利益，主动、自觉地舍弃一些价值。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和发展创造出了人类的辉煌文明和伟大成就，但是，这些果实的培植和获得却使人类丧失了一些宝贵传统。
代价作为手段和工具的中介性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借助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意味着利用它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相反，代价问题很多是在人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且在不少情况下，人们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未实现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处理好各种矛盾关系，常常导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加剧，甚至兵戎相见，结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民不聊生，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且倒退到更加保守和专制的状态中去了。这种情况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合理、正确地运用代价这一中介和手段是社会实现其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
其次，代价制约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对创获的发展价值的某种否定。
市场经济以竞争和功利原则为杠杆鼓励社会成员追求利润最大化，它通过刺激个人实现其特殊利益，同时客观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因而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活力、效率和积极性。这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激发出社会所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奥秘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才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发展中所一致追求的制度目标。但是“市场”本身并非无所不能，它无法抑制许多消极的“外部性”行为，这些行为的肆虐造成了许多危机和灾难，如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它们反过来迫使人们不得不拿出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去治理污染，对付危机，弥补受破坏的人类生存环境，甚至所支付的代价比所创造的价值还要大。人类的价值活动所引发的这些代价问题无疑是对其社会发展目标的一种否定。代价与发展的价值和目标之间的这种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从历史进步的曲折性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这种内在的深刻矛盾。他们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有减少人的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忽视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产则化为愚昧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可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至今天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相对的退步，一部分人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人受压抑、受剥削为代价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因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代价对发展价值的否定即是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可能地减少代价，避免一些人为的、不合理的代价，就是对价值实现和价值创造活动的促进，有助于社会价值量的增加。
再次，人的价值活动的水平、范围和能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扩展的同时，人们造成代价和危机的能力也随之上升，代价产生的可能范围和程度也随之扩大或加深。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转型肇始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飞速增长。科技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生产工具的革命对于社会转型的启动和持续进行都起了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本世纪中叶以来的人类社会正处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过程中，东南亚和南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借助这次科技革命的浪潮相继成功地走上了社会转型的道路，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以科技为动力，人类活动的范围和能力都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伟大征服能力的背后是同样巨大的毁灭能力。今天，人类的足迹已经迈出了地球，踏上了月球，进入了更加遥远的宇宙空间，同时，人类也第一次掌握了足以毁灭整个地球的能力，并足以将全世界置于生与死的边缘线上。先进的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使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了解到全球信息，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到达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同时，也正是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滥用使得在本世纪相隔仅仅二十年的时间内爆发了有史以来的两次世界性大屠杀。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进步造福自己、提高自身活动能力和水平的同时，也利用它们给人类造成了无数的灾难，人类历史的进步道路就是以这无数的灾难和痛苦为代价铺就的。幸福的背后是无数的悲哀，欢乐的背后充满了痛苦，创造价值的水平与造成代价的能力总是共同发展的。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指出的：“每一发明、每一改革、在历史过程中发现的每一新技术不仅有它积极的一面，而且有它消极的一面。代价总是要有人来承担的。我不知道在发明印刷术多久之后，批评的人才开始指出它有助于散布错误的意见。今天，对由于汽车的出现而带来的公路上的死伤感到哀悼，这是很寻常的事情；甚至有些科学家对自己发现了解放原子能的种种办法，感到遗憾，因为它可能而且已经作为造成巨大灾难的用途。”（卡尔：《历史是什么》，中文1版，1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历史的发展表明，社会为实现转型和发展所进行的改革越广泛、越彻底、越迅速，所要否定的旧事物越多，它所遇到的阻力和难度也越大，代价威胁也会愈严重，就一些具体的社会价值活动而言，有时人们付出的代价可能超过他们收获的价值。但是，从总体上看，人类发展所实现和创造的价值总是远远大于发展的代价，否则，社会历史变迁的方向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随着人们价值活动的范围和水平的发展，“制造”代价的能力也在提高，同时，人类控制和扬弃代价的能力也同时在提高。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交织着错综复杂矛盾的有机过程。它是在不断地面对矛盾，解决矛盾，又产生新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前进的。由此可以说，减少和克服代价的根本出路在于人自身，主动权把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人是制造代价的主体，也是创造价值和控制代价的主体。
最后，代价从反面映射出社会发展的新目标。
从最一般意义上讲，付出代价是为了换取新价值的实现。但是，如前所述，人们所借助和利用的这一手段和工具本身又是对某种价值目标的否定。真正痛苦的代价选择是人们在几种利害攸关的价值和利益之间的艰难取舍。那些被滞延和牺牲的重要利益和价值不可能、也无法被人们长期置之不理或弃之不顾。不扬弃这些代价，发展就难以持续推进。因此，扬弃代价，补偿代价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目标。马克思指出，在存在旧式分工和私有制的条件下，人类在总体上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愈发展，人类个体的发展便愈片面，人的自我异化便日趋严重，但另一方面，人的类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然要导致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扬弃，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也就是说，人的异化换来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又必然要求扬弃异化，原先付出的代价从反面为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
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为求得优先价值目标的实现而牺牲和付出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的价值，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通常都需要给予一定的补偿和扬弃。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效率对公平的伤害和经济增长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人文价值缺失等问题，本身对社会发展就有一定危害，如果在发展的持续过程中得不到解决和控制，势必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完善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完整、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求有合理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持续的经济进步，而且更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文化、现代政治秩序等一系列条件来支撑它的存在。转型时期由于选择了优先发展的价值目标而导致其他价值要求被牺牲和抑制，但是，这些代价的付出并不意味着它们可有可无，或者说它们可以被无限期地牺牲。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人们的价值利益决定着它们必须被扬弃，必须在更高更合理的层次上被重构，即它们必然要被作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目标。付出代价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然后再扬弃和挽救这些被牺牲的价值，这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