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中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的研究，在20世纪最后十年间获得了令人目眩的发展。随着前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人们第一次获得了从后冷战的历史高点对冷战的全过程进行考察的机会。与此同时，许多过去封闭于密室的档案资料陆续解密（尤其是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档案大量开放），又为学者们创造了在多边档案研究的基础上开拓新领域、提出新看法的条件。于是，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被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的学术新潮流。（注：关于盖迪斯本人关于“国际冷战史新研究”的论述，参见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盖迪斯的看法，在国际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关于这方面的批判性评论，参见Melvyn P.Leffler,"The Cold War:What Do We Know?"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4,no.2(April 1999),pp.501-524.）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同中国有关的冷战历史研究也获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中期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国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只能前往香港或台湾搜集有关资料，或常常需要以中方报刊材料或西方国家点滴披露的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作为自己从事研究的主要依据。在研究方法上，“合理猜测”往往成为学者们做出学术判断、得出研究结论时不可或缺的手段。
80年代中期以后，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大环境相适应，上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尽管中国还未全面开放冷战时期有关档案，但通过大量文件资料选编与汇编、领导人与决策者的选集文稿、以档案资料为基础写成的历史论著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的出版，而使得中外学者取得了过去鲜为人知的许多重要历史资料，从而为包括冷战史研究在内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促成了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及其与冷战关系的历史研究在过去十多年间的长足进步。（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Chen Jian,"Not Yet a Revolution:Reviewing China's'New Cold War Documentation',"a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tilted "The Power of Free Inquiry an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25-26 September 1998.该论文可从http://www.nara.gov/research/coldwar/coldwar.html下载。）
这种进步，不仅表现为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大大增加，更体现在学者们因研究领域与思路的拓展而获得的挑战旧结论、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从中国与冷战全局关系的角度来看，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对于中国在冷战发展中的基本地位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对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作用）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有着显而易见的学术意义，也能为我们理解冷战的遗产及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关于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
众所周知，冷战在国际政治斗争层面的基本特征，是发生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持续对抗。然而，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绝非无足轻重；在冷战发展的一些关节点和关键问题上，中国甚至占据了中心地位。在这方面，美国政治学家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冷战期间，中国是处于两个超级大国阵营交叉点上的唯一主要国家，是双方施加影响与显示敌意时的主要目标。”（注：Andrew J.Nathan and Robert S.Ross,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W.W.Norton,1997),p.13.）
中国在冷战中的影响力首先取决于它所拥有的巨大幅员和人员——中国这个在世界上人口占第一位和幅员为第三位的国家，是在国际政治演变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绝难予以忽视的因素。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当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之际，美国便立即感到自己的战略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面对来自中国、朝鲜、越南及其他国家革命力量的一系列挑战，美国决策者的反应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制订与实行，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对于国家资源规模最大的全面动员。（注：关于NSC 68文件的制定及实行，参见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and Containment:A Crit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ch.4;Ernest May ed.,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Interpreting NSC-68(Boston:St.Martin's Press,1993).）从政策与战略发展的逻辑来看，美国正是以“反卷”(roll back)来自“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威胁”为目标（或借口），先后卷入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从而在与“苏联及共产党国家集团”的对抗中过度扩展了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所承担的战略义务，大大削弱了自身战略态势的纵深，并破坏了自身全球战略地位的平衡。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苏分裂与中美缓和的发生，情况完全倒转了过来。由于必须在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同时与中国为敌，苏联的战略态势中出现了不断过度扩展的现象，造成了自身政策／战略目标与资源攫取能力之间的高度紧张。这一点，为苏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最终解体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然而，中国在冷战中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改变了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决心向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规范提出全面挑战的“革命国家”的崛起，（注：必须指出的是，对“革命国家”的界定，并不仅仅在于它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一点是重要的），而在于它同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革命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它必定向现存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并以颠覆现存国际秩序为自身国家政策的根本目标。在这意义上，新中国显然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国家”。）改变了冷战的基本走向，使得冷战双方实际交锋的焦点由欧洲逐步转向亚洲。由于这一转变，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东亚成为冷战实际上的主战场。但值得深思的是，全球范围的冷战也因此而获得了能够保持为“冷战”、而非转化为“热战”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全球范围的冷战正处在关键性的转折关头。1948-1949年，发生了美苏对抗的柏林封锁事件；1949年8月，苏联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进入了核大国的行列。这两个重要事件结合在一起，对美苏两大国的整个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提出了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严重挑战。如果两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坚持推行以追求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为目标的战略，而双方的摊牌又发生在两大阵营之间的分野已经明确划分的欧洲的话，冷战便极有可能会演变为一场涉及使用核武器的灾难性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美两国决策者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亚洲。（注：关于苏联政策的转变，参见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Mass.:M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54-62;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h.2,esp.pp.55-61.关于美国政策的转变，参见William 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由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共产党高层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东亚地区已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在此基础上，双方在分工合作、推动革命的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协议：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其主要的任务在于领导全局并同时着重推动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中国共产党则将在推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革命运动（亦即“东方革命”）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注：参见师哲：“随同毛主席访问苏联”，载《人物》，1988年第5期，第10页；关于这一问题的更详细讨论，见Chen Jian,Chian'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74-75.）
正是在执行上述分工协议的过程中，中国从1950年年中起，对正同法国殖民者进行着艰苦卓绝抗战的越南革命力量提供大量援助，并向越南派出军事和政治顾问团。1950年10月，当朝鲜战争发展到一个关键性时刻、美国和联合国军队步步逼近鸭绿江之际，中国领导人又作出了派兵入朝作战的重大决策，从而使中国站到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第一线。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实际重心持续东移，在1954-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美两国关系几度达到战争的边缘，美国决策者（尤其是军事战略制订者）因而逐步认定，比之苏联，“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挑战具有更为疯狂和危险的性质”。正是在这一错误认识主导美国决策者战略思维的大背景下，美国从1964年下半年、1965年上半年开始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热战”，导致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到了东亚地区。（注：Fredrik Logevall,Choosing War: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Berkeley,C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然而，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和东亚地区“热战”局面的存在发展，却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将这一地区转变为美苏两大国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地带”——由于中国站到了对抗美国斗争的第一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将苏联和美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从而使得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机会和可能性大大减少。一直到70年代初，当美国最终退出越南战争的时候，这种东亚地区的“热战”成为阻止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冲突能量积蓄“缓冲阀”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美苏两大国已开始了建立“缓和”(Détente)体制的努力，并在限制核军备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从而决定性地限制了它们之间以使用核武器进行“战略性摊牌”的危险，也进一步减少了全球性冷战转变为热战的可能性。
就对冷战性质的影响而言，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的崛起极大地加强了冷战双方关于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力量交锋的基本认识，因而使得冷战时期本来便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冲突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更大制约和影响。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有必要对40年代末的中国与苏联作一些比较。当时，毛泽东的中国比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具有更为强烈的革命色彩和革命理念的国家。
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成立之日起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全力推动对俄国国家与社会改造的同时，苏联又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统治当作自己神圣的国家战略目标，因而成为一个典型的革命国家。然而，这种情况到40年代后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意味着苏联已从追求世界革命的国家政策目标后退了一大步的话；那么，1945年2月苏联同美国达成雅尔塔协议，又表明苏联已向着完成自身由“革命国家”向“常规国家”蜕变的“社会化”进程走出了一大步。（注：关于“革命国家”在国际关系演变中向“常规国家”的蜕变，一般被称之为革命国家的“社会化”过程。在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众多论述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David Amstrong的看法。Amstrong认为：“社会化涉及的是这样一种过程：（曾经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行为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进入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为了使自己在这一社会中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活动，行为者越来越深入地卷入现存社会的关系结构之中，因而导致自己越来越能够适应并接受这一结构通常的行为规范。”见David A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The Revolutionary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7-8.又参见David Amstrong,Revolutionary Diplomacy: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尽管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在自己的言辞中仍然常常强调国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必要性，但就苏联国家的国际定位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而言，20年代和30年代受到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全面包围并被完全排除在现存国际体系之外的情形已不复存在。作为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和受益者，苏联已日益成为战后世界大国俱乐部的一员，在自身革命性消褪的同时，也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成为一个越来越倾向于维护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正如著名学者马斯特尼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斯大林有着意识形态上的诉求，但对他来说，革命已经越来越成为追求权力的一种手段，而不再是一种目标。”（注：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
中国的情况则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首先便是冲击和打破雅尔塔体系的结果。当新中国诞生之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亦即同旧中国的外交遗产彻底决裂）以及“一边倒”（亦即在国际政治对抗中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原则。（注：参见薛谋洪等：《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关于这一问题的更详细深入的讨论，参见Zhang Baijia,"The Shaping of New China's Diplomacy,"in Chinese Historians 7(1944),pp.61-62;Chen Jian,China's Roo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94),ch.1.）自建国之初起，新中国便通过质疑并否定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同革命中国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国际行为的基本规范”的合法性，而对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由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提出了重大挑战。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有着自己特殊的语言、理论与逻辑，并受到自身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深刻制约。（注：当然，从一个更深入的层次看问题，这也意味着新中国的崛起在两个层次上对苏联提出了挑战。第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是对于苏联所代表的国际共运正统模式的一种修正；新中国的崛起则是对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的中心地位的一种潜在的挑战。第二，从国际定位来看，新中国作为一个致力于打破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的“革命国家”，同苏联这个当时已在现存国际体系中拥有相当既得利益的国家，是存在着潜在的矛盾的。）新中国对外政策的这些革命性特征，同当时冷战的实际重心已开始从欧洲向亚洲转移的趋势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对冷战的整体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大大加强了意识形态因素发生作用的空间。（注：这方面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出现的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大辩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对于新中国的恐惧，是造成当时弥漫于美国社会的反共歇斯底里的重要原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冷战的性质（尤其是前期冷战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冷战的参与及由此而产生的深远影响所决定的。
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的崛起，还在全球冷战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之间创造了一条重要的纽带，将这两个在战后世界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以特定的、若非中国参与便难以想象的方式连接了起来。同在沙俄帝国废墟之上建立的苏联很不相同，中国是一个在近代历史上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东方大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当作革命最重要的目标。4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出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着主要由非西方“受压迫”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所构成的广大的中间地带。美国要想对苏联发动进攻，就必须首先建立对中间地带的控制。（注：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91-1192页；关于“中间地带”在国际政治发展中实际影响的讨论，参见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pp.17-21.）鉴于40年代末东亚地区在整个“中间地带”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毛泽东的理论实际上已将亚洲定位为冷战的主战场之一。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后，便立即宣布，新中国作为“中间地带”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天然盟友，将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支持它们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这对于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并推动非西方世界激进民族主义运动及其他革命运动的发展，打破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现存国际格局，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就对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层影响而言，新中国通过自己反帝反殖的政策行为大大加强了战后世界非殖民化运动同原本完全由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所主导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构成。这样，由于新中国的作用，在风起云涌于非西方国家的反帝反殖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两种历史性发展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其结果，又使得全球范围的冷战成为一种超越纯粹东西方冲突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强调中国在冷战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说中国在冷战的总体地位甚至超过了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尽管中国是冷战时期国际舞台上的要角，但它影响全球问题和国际事务的能力及意愿不能不受到自身技术经济条件落后等因素的严重制约。更重要的是，中国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行为还受到了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因素的影响——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基于革命理念并充满自我优越感的“闭关锁国”政策，同外部世界只存在着极为有限的联系。因此，在冷战的全球性格局中，中国只可能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同东亚地区及中国本身有着紧密关系的那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美国和苏联则在冷战全球格局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然而，正如盖迪斯所指出的：“比之（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国际）权力的多样化对于冷战的发展进程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注：Gaddis,We Now Know,P.283.）确实，冷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恰恰在于，在格局上对它并不能简单地以“两极对立”予以概括，在结构上则必须承认它具有多维与多层次的特征。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参与冷战的每个行为者都以自己的方式为冷战的发展打下了自己的烙印。正是从所留烙印的深度来看，中国在冷战发展史上显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于意识形态及其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冷战从一开始便表现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交锋。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划分，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标杆。一般认为，冷战的结束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然而，这种解体并不是苏联在经济上全面崩溃或在军事上为西方国家所战败的结果。就其深层根源而言，造成苏联及其阵营解体的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经历了冷战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对抗后一种思想行为上的“内在投降”。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的力量，而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力量。
然而，在整个冷战时期，大多数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外交史的西方学者，却并没有对意识形态在决定冷战时期国家对外政策基本动向时所起的重大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从“正统学派”或“传统学派”(Orthodox School or Traditional School)，到“修正学派”(Revisionist School)，再到“后修正学派”(Post-revisionistSchool)，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中的西方学者们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有时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分歧，但他们在一个关键点上往往存在着共同之处：他们只是从纯粹的物质意义上对“权力”(power)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作出界定，而往往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一概念中本应包含的思想、意识与观念层面的内容。（注：从学术发展传承的角度来看，这里所反映出的是整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当时受到了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的巨大影响。但这一局面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学术界受到了尖锐的挑战。有关挑战的情况，参见Douglas MacDonald,"Communist Bloc Expans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20(Winter 1995096),pp.152-183;又参见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17(Winter 1992-93),pp.5-59.）在这些学者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尽管冷战双方在对抗中都使用了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但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来说，这更多地是为了对已经存在的政策决定提出辩解，而并非以此为基础产生新的政策决定。在这些学者看来，在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们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算计，而不是他们对于自己“肤浅的意识形态承诺”的考虑。
以此为背景，在有关中国与冷战关系的研究中，一种强调“中国面临威胁”(China under Threat)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国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受到这种观点影响的学者们认为，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搞清中国领导人“基于国家安全而产生的种种考虑”。就构成这些考虑的核心因素而言，则中国决策者同其他国家决策者并无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无非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等等。（注：参见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China under Threat: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又参见essays by Nakajima Mineo,Thomas Robinson,and Jonathan Pollack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vols,14 and 15(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and 1991).）
1050年10月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观点开始受到了尖锐的挑战。“国际冷战史新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于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以及对于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重新认识。以第一手资料的研究为基础，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起到了重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在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具有相同或相似意识形态的国际关系行为者不仅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结合到一起，也常常会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分离开来。
冷战初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信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人团结起来的最重要的纽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自主意识在世界范围内空前高涨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因为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信仰而形成一种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一元化政治力量。然而，这种共同信仰却使得各国共产党人普遍产生了一种“历史和未来站在我们一边”的强烈信念。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使得就纯粹物质力量对比而言并不对资本主义阵营占有优势的社会主义阵营能够在同前者的国际政治对抗中总体上处于攻势；同时，也正是这种信念和信仰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道义基础。
就中国对外政策而言，意识形态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之初，便奉行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就其在“国际政治斗争总清算”中的实际作用而言，这表明中国将自己的力量加到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参加了同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阵营的直接对抗。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只有一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作出了入朝参战的决定。在一系列内部讨论和通信中（尤其是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通信中），除了强调参战对于保卫中国东北边境安全，粉碎美国对新中国安全威胁的必要性外，毛泽东一再指出，如果中国不出兵，则朝鲜革命乃至整个“东方革命”都会受到重大损失，而美国帝国主义的气焰则将更为猖獗嚣张。（注：参见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1950年10月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50-552页。近年来，新解密的俄国档案中出现了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另一信，其内容同中方公布的电文大相径庭，国外曾有人因此对中方所公布电文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经过几年的调查与讨论，学术界已就这一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毛泽东在起草电文后并未发出，而是向斯大林送出了不同的信息。可以肯定的是，中方所公布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文的真实性是没有疑义的，并是代表毛泽东本人的看法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Shen Zhihua,"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Visions of Mao's 2 October 1950 Message to Stalin on Chinese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A Chinese Scholar's Repl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ulletin,nos.8-9(Winter 1996-1997),pp.237-242;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55-57.）很显然，毛泽东的参战决策动机不仅受到了安全考虑也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驱策；或者更准确地说，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本身便表现出了意识形态因素的深刻渗透。（注：关于这一问题更详尽的讨论，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10-15.）这种情况在50和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中继续反映出来。例如，1956年10月，面对匈牙利发生的反对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叛乱”，苏联领导人在是否应该对之予以镇压的问题上发生了动摇。在此关键时刻，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指示向苏联领导人指出，如果苏联按兵不动就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背叛，从而对莫斯科最终作出出兵干预的决定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版），第549-563页；又参见Chen Jian,"Beijing and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es of 1956,"in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145-162.）再如，60年代中期，当美国不断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在派出大量地面部队入侵南越的同时对北越展开大规模的空袭轰炸时，中国又在履行自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旗帜下，对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其他援助，并在1965-1970年间向越南派出了总数达32万人的支援部队，直接参加了越南的抗美救国的战争。（注：参见Zhai Qiang,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Chen Jian,"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1964-1969,"in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205-237,351-360.）所有这些，揭示了意识形态因素在当时中国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地位。
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来看问题，意识形态对于冷战期间中国政策的影响，是从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在中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表现出来的。众所周知，毛泽东从来不把在中国夺取政权当作革命的终点。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在于彻底改造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并在打倒“旧世界”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根据革命中国的理念所设计的“新世界”。因此，在中国革命的国内使命与国际使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革命经验为世界其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所起的榜样和典范的作用，使得中国革命的范围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遏制和封锁），又成为革命后中国实行广泛持久的国内群众性动员的重要源泉，从而为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保持内在动力及合法性(legitimacy)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所有这一切，是由中国革命（尤其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的特定环境和需要所决定的。
这里所传达的信息也许有着更为深广的理论意义。它所揭示的是：鉴于任何一个特定国际关系行为者的观念世界首先是特定历史文件环境的产物，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在自身成形、被传播和被阐述的过程中，不能不受制于其表述者观念世界中基于自身历史文化而固有的象征性符号、规范和价值取向的界定与解释。在跨文化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这一过程的结果既有可能使得历史文化背景虽不同但有着相同意识形态信念的行为者保持一致，但也可能使他们产生分歧甚至走向分裂。
国际冷战史“旧研究”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在于学者们未能把握住意识形态上述复杂的两重性质。在一种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两极对立、非此既彼的方法影响下，学者们曾普遍认为，如果有着相同或相似意识形态信仰的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也会出现严重的对立和反抗，那就一定是因为它们之间在国际安全利益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而这又表明，国家政策行为受到安全利益的制约远远超过它所受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常常以50-60年代的中苏分裂作为自己的重要论据。
然而，对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展的研究表明，中苏分歧的冒头并非起始于两国之间因国家利益的重大对立而产生的冲突，而首先产生于双方对于同一意识形态的不同解释和理解。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明显的汇合与交叉：面对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敌视与遏制，中苏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加强了新中国的安全地位；中苏之间的贸易关系大大削弱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苏联的各种援助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技术条件。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支持极大地加强了苏联在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全球性对抗中的实力和战略地位，在斯大林逝世后帮助赫鲁晓夫等苏联新领导人巩固了自身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也使得苏联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时，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高度协调与一致；至少，双方的利益一致之处应当大大超过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或隐或现的歧异。
但就在这一时刻，中苏分歧开始露头，并在短短几年间便发展到了几乎势不两立的地步。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双方的利益突然间开始出现了对立，而是在于，双方领导人对于利益及双边关系的基本认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尖锐地指出，赫鲁晓夫不仅开始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也开始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1957年11月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资本主义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尽管毛泽东在会上以诙谐的语言表示，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毛泽东这朵花漂亮，但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些话的潜台词是，比之莫斯科，北京已经更具备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中心地位的资格。在这样的背景下，当1958年中苏之间在是否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问题上产生歧见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问题的实质在于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并指责莫斯科意在控制中国。所有这一切，为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拉开了序幕。而正如人们所熟悉的，在这场论战中，中苏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头来，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急遽恶化，并终于在60年代末达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两国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也就此彻底崩溃。从中苏两国由分歧走向分裂的过程来看，其逻辑的起始点显然并不是双方在国家安全利益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而是双方在应当如何对同一意识形态作出界定和解释、以及哪一方应当获得界定和解释的主导权的问题上陷入了难以化解的冲突。
尽管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但却决不是不受到任何限制的，更不是决定一切的。如前所述，意识形态的真正作用在于为决策过程和结果提供合法性的依据。然而，鉴于任何决策过程都必定会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仅仅意识形态因素本身又难以保证人们对于决策过程和结果合法性的认同。这就决定了在具体决策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往往是同决策者的其他种种考虑（包括安全考虑）混和在一起表现出来的。例如，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以及对于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发生于亚洲的重大事件的卷入，就决策思维而言都受到了反共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但在政策的具体表述上，除了反共言辞外，美国人往往更强调其政策目标在于阻止敌对阵营的“扩张主义”图谋，从而突出了“安全利益考虑”在政策表述及依此而推行的国内动员中的份量。再如，中国作出入朝参战的决策后，在国内外宣传中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出兵是对美国侵略政策对中国安全利益、尤其是东北边境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的一种反应。同样，在1958年台海危机中，一方面，毛泽东在一系列党内会议上指出，紧张局势的出现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有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大跃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解释为什么要炮击金门时，毛泽东强调的是，这是为了打破美国将台湾从祖国大陆永久分裂出去的阴谋，也就是把国家安全利益放到了更为显著的位置。（注：关于这一问题更深入详尽的讨论，见Chen Jian,"Beijing an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58,"i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7.）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决策者的安全考虑是非常真实的；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关于安全考虑的表述使得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而制订的政策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同时，意识形态因素的局限性还在于，它的力量会随着人民对它的“内在”支持的减弱而消退，这对于一种富有浪漫乌托邦色彩的革命意识形态来说尤其是如此。在革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它对于人民群众的感召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所呈现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毫无疑问，被卷入革命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是会有着自己形形色色的实际利益考虑的。但是，一场仅仅将自己的目标局限为对参与者的实际考虑作出回答、而拒绝对未来理想社会作出规划的社会政治运动，是不可能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发展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问题在于，当革命成功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又把实现未来理想社会当作新权力结构的基本政策目标时，它便面临着一种真正的悖论：一方面，任何一种权力结构都必定有守成的一面（否则它便不能维持自身作为权力结构的稳定性），这也就意示着它必定有否定革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革命所创立的结构的合法性正在于它通过“继续变革”走向未来理想社会这一根本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如果由革命所创建的权力结构不能找到走出这一悖论的途径，那么，在生活与政治的实际发展中以及在革命被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民对于革命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内在支持（亦即他们对于革命意识形态发自内心的接受）也就会不断削弱。到头来，意识形态因素在政策制订与实施过程中的作用，也必定会不断减弱。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冷战越发展到后期，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也在总体上越来越不突出的原因所在。
几点结论性的看法
通过本文的讨论，对于我们认识冷战的基本特点，把握“国际冷战史新研究”作为近十年来出现的学术新潮流的基本方法，反思中国在冷战时期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理解并面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大概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A)作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冷战是和平状态与战争状态的一种交叉与共存。鉴于冷战并未演变为一场将全人类引向毁灭的浩劫（尽管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的逻辑和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手段来看，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冷战更多地是一种和平状态，而不是一种战争状态。因此，“冷战”应被当作一种中性的历史表述词语，而不应被当作一种在总体上来看带有负面含义的历史概念。
(B)冷战之所以没有从“冷战”发展为全球范围的“热战”，有着许多原因。除了人们常常强调的热核武器所起到的遏制作用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冷战的参与及东亚地区冷战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到了将美苏两大超级大国阻隔开来的作用，大大减少了它们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机会和可能性。由此看来，苏美对抗是冷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冷战的全部，也并不简单地代表冷战的实质。对于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中国的政策与战略与冷战全局演变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C)冷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冷战的根源在于世界近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当时所能提供的范围内解决。冷战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对立双方围绕国际权力分配而展开的争夺。其结果表明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问题甚多，而我们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
(D)全球范围的冷战以前苏联的瓦解为标志而告结束，但这并不等于冷战的结束是美国的胜利。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冷战国际关系从一开始便有着结构上多维与多层次的特征。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其基本特点是：国际体系走向非两极化、国际体制持续走向非西方化和多元化。冷战期间，超级大国控制国际关系走向、支配小国的情况固然比比皆是；非超级大国（甚至小国）影响、制约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国际关系的个案也层出不穷。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国际政治中出现了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时，表现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实际上并没有为美国的世界霸权提供合法性的依据。这对于我们从历史背景的角度理解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趋势和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从事战略与政策的制订，应当是很有意义的。
(E)从后冷战的历史高点来看，中国的冷战经历与经验，既是国际冷战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曾对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再选择产生过重大影响。冷战兴起之初，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而对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了全面挑战。然而，正是在这种挑战的过程中（并作为挑战的一种结果），中国开始逐步进入国际体系，并使得自己关于国际关系准则的一些基本认识（例如在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得到确认的国际政治中的“反霸权”原则）成为构成国际体制基础的重要国际共识，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于七十年代末起步的一个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这里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只有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才能有效地改造国际体系和体制——在后冷战时期尤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