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体制化”：明清之际科学之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体制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大约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学界逐步建立了科学体制，开始形成近代科学的基本态势。而此时正值我国明清之际，中土也确实涌现出少少杰出的科学人物，亦有一批不同凡响的科学著述问世，号称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又一高潮期（前一高潮出现在先秦百家争鸣时代）。但也就是在这期间，我们与西方科学的差距迅速拉大了。本文拟就这一状况作出比照并探讨之。
（一）
文艺复兴风气猛烈冲击中世纪的传统思想，新教运动又进一步把拯救人世的责任从天国下放到每一个个体的肩上。新教伦理鼓励勤奋、节俭等等品德，并视为“天职”而克奉之；“自助者得蒙天助”，即对上帝的皈依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行为（善行）去实践；靠自己的工作成绩去颂扬伟大的造物主，而同时也造福于他人。
不同于虔信派的赞美方式，新教徒们热衷于研究上帝创造自然的业绩，来表达对造物神圣的敬意。文艺复兴时期泛神论的自然观，人文精神对世俗生活的热烈追求，连同新教伦理都为钻研“上帝杰作”的事业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这亦与近代早期的科学态度达成了某种默契。事实上，当时科学家中新教徒的比例的确也远远高于其它行业，从开普勒、波义耳，一直到牛顿，无不是虔诚的新教徒，而且都由衷地相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终将“通向上帝的荣耀”。相反，保守势力之对有关世俗界的新知识抱有很深的成见，主要也在于他们害怕因此会动摇教会和《圣经》一贯正确的权威。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蔓衍，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又大大刺激了重商主义的胃口，新兴的工商业主意欲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技术和学识来谋取最丰厚的利润。不断高涨的功利化浪潮实际上引导着科学研究的方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科学家的课题选择，获利的动机也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人们注意到，近代早期的科学重心从意大利向英格兰地区转移，最主要的是科学活动更符合当地的资本—商业利益，科学技术比重关系起了变化，也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较发达的英国产业、技术和社会状况有关。当然，就个别情况而言，科学家的理论兴趣同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未必直接挂钩；但从宏观上看，科学活动迎合了广泛的社会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一部分。”[①]“科学家致力于为工商业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进一步使市场扩张成为可能，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②]
科学有助于上升阶级事业上的成功，社会也正是根据其满足实际生活需要的功利化程度来衡量她的价值的，优厚报酬的诱惑很快使得空洞的说教黯然失色。与之相适应，科学职业日益受到尊重，教育也明显向实用方面倾斜……这些都有助于改变长期沉闷的学术空气。资产阶级既想一本万利，又急于获得“道德上的核准”；他们看中科学，“首先就在于它拥有两种受到高度赏识的价值：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③]
如果说，功利原则构成了激励近代科学的外部动力；那么，新型理性的光辉则是科学精神脱胎于中世纪经院路线的内在体现。科学的理性主义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宇宙—自然现象遵循着上帝亲自制定的、普遍的“自然法则”。接近科学的新派人士通常把自然界的合（乎）理性与上帝创世时安排的宇宙秩序看作是一回事，而科学就是去发现这些规律或秩序。假如没有这种信念，近代科学是不可能出现的（怀特海语）。重要的是，科学家们意识到这里的理性不是与宗教信仰，而必须、也只有与实验技艺密切结合才能洞悉宇宙—自然的真理，因此大可不必对《圣经》条文作那无休止的论证和思辨。
近代科学固然得益于与实验技艺有关的经验传统，但要建立起可靠的知识体系还必须依靠缜密的理性思维。就是这种对近代理性的认同，使得科学家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找到了他们与社会打交道的合理方式，从而出现了一批批所谓“（科学的）爱好者”（Amateurs），他们才是真正进入“角色”的“科学家”（在此之前，历代哲学家、工艺师只是“偶尔地”关心科学，未能保持持续的科学兴趣）；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个像英国皇家学会（1662）、巴黎科学院（1666）等组织松散的科学“社团”。后者既为科学家交流学术和信息提供了场所，也为向社会施展他们的创造才能敝开了门户。与仍然由教会把持的传统大学相比，这些“无形学院”（时人对英国皇家学会的称呼）中的人竭力避免矫情的哲学议论，而有更活跃、更自主的思想倾向。所以说，近代早期主要的科学贡献大多数是在“大学以外”的地方作出的。[④]
近代新科学摆脱了虚伪的宗教教义，并独立于抽象的、沉溺于泛神论的自然哲学，按照自己的思维路线和操作规则行事，并且以与社会“互动”（Interact）的方式完成“体制化”进程：一方面，个别科学家的观察、实验和发现必须提交研究共同体去讨论，以寻求集体认可的理论解释和经验吸纳，从而使他的学术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科学事业的公众性质又决定了任何科学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以个人的意见为准，这就要求构建一套严密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检验程序。因此，“社会互动的类型和范围是科学发明中最重要的社会因素”[⑤]，它将“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语）
从根本上说，近代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与“一个膨胀的经济和一个伴随着生活方式改变而来的更开放的阶级制度”[⑥]是一致的，科学精神体现了新兴阶级的利益追求、知识趣味，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她也俨然以进步的代表自居。弗·培根所著《新工具》（1620）扉页上那航行于惊涛骇浪的无畏船队，不正象征着这种跨越旧时代的英雄气慨吗？！
（二）
如上所述，科学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大抵包括：（1）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公众所承认，全社会亦普遍尊重科学活动所体现出的价值；（2）科学理应形成一套严整的理性规范和操作规则，且具有为实现自身目标的自主性；（3）科学活动还必须同其它社会活动相互衔接、相互适应，并经常地保持一种发展势头。而体制化科学的重要标志就是“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的出现[⑦]。对照我国明清之际的科学状况，就不难发见其非“体制化”的特征。
一、“求王治、续道统”的基本信念未移 明代中叶以降，政局动荡不定，国门内外险象环生。尽管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因素在东南沿海一带隐隐绰绰，“市民社会”的呼唤每有与闻，在知识领域内，历算、农政、医药、技艺、地质、音律等都有不少建树，但帝国王权并无意吸收新鲜经验，改革政事，相反权力腐败愈愈烈；而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理学发展到了王（阳明）学阶段，则一味执著于“明心见性”，有意无意地淡化儒学“内圣外王”的外向方面。愈到后来，王学末流甚至将“物”、“欲”等等世俗范畴都视为实现“天理”、“良知”的障碍并排斥之，遂导致鄙弃事功、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继也为政事，为风俗。”（陆陇其：《学术辨》下）
晚明危机不可收拾，更遭甲申剧变，异族入主，不啻地覆天翻。“这种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⑧]先有东林（1549），后有复社（1633），竞相号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陆世仪）。他们讽议时事，裁量人物，“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⑨]。显而易见，明末会党的环境压力和政治使命感都要沉重得多，这就决定了其学术团体与欧洲科学社团有着大相径庭的旨趣。明清之际最重要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贵经验，重实录，且于“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多“熟究之”，甚或还造诣匪浅。他们的进步思想和优秀人格自不待言，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他们抨击专制王权，并未曾改先儒“民本”初衷（黄），或力主“趋时更新”，却苦苦纠缠于“势”与“理”的怪圈（王）；甚至仍然想把礼、义、廉、耻提到“国之四维”的高度（顾）……。可见他们是本着“正人心，拨乱世”的动机“明学术”，鞭挞“离经叛道”的；他们的思想依据还是“圣经贤传”，宗旨是“以复古为职志者也”[⑩]。透过相当激烈之言论，仍不难窥见他们“求王治、续道统”的深厚情结。
至于“格物穷理”之科学，实乃“以启发吾国之才俊，则物理可辨，推测可明，精微可尽，大学格物致知之章，可以补其阙失矣”（陆希言：《澳门记》的次要学问。这就截然不同于因与“宗教多元化和社会变革的真正开端密切关联”(11)而兴起、作为对抗旧制度旧观念思想武器的欧洲近代科学。中国知识界似乎并没有找到改造传统意识形态的支撑点，“正因为缺少这种对儒家官僚政治思想权威的真正挑战，就使中国人不能象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将新知识、新技艺转变为新制度，就科学而言尤其是如此。”(12)
二、功利不重 明清之际的学统观念仍凭天人之际立论作说，它本身并不具备引导价值转向的哲学基础，外部更是缺乏促使科学独立自主的利益动力。当时之所谓“实学”总体上还是未曾脱离修齐治平大主题，新引进的西学技艺充其量是较高明的手段罢了，即“有资实学，有裨世用”（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从徐光启开始起用“格致”、“格物穷理”概念，一直到清中期阮元称呼“实事求是”，大抵仍然以科学活动附属于道统信念，仍试图将科学纳入儒学体系。王徵为西学辩护，称其“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便可见一斑。
正如梁任公言：“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13)然而，“经世致用”的观念毕竟使科学进入了中国士大夫的视野，佼佼如徐光启者，“生平务有用之学”，他会通中西历制，“容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奏呈历书总目表》），于改造传统历法贡献最大；他精心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器虽表下，而切世用”的《泰西水法》，还力主军工火器“尽用西术”；晚年他又以阁老之尊主持农政、军事，大声疾呼“富国必以正业（案指农业），强国必以正兵”（《复太史焦座师书》）；他奔走于兴水利、修边防，“至于农事，尤为用心”，以为“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徐骥：《先文定公行实》）他是一个典型的务实派，然“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善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14)他们更关心的是事关国家社稷的根本（耕与战）大业。
从表面上看，欧洲科学家一般并不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在英国内战和革命时期（1640—1688），从事科学甚至是一个相对自由的避风港。资产阶级受工商利益驱动，延揽人材，奖掖发明，鼓励急功近利，借以达到具有明显效用的现实目标。近代科学用操作取代思辨，它所许诺的是实际的好处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正因为有这样一系列有利可图的样板，科学的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随即得到广泛的认同，客观上大大地提高了它的社会地位。也许，当时中国还“没有政治上强大的类似欧洲的商人阶层，这些人要求变革，并随时准备接受像伽利略和培根这样人物所倡导的进步思想。”(15)一个过分执著于治国平天下的“学者社会”，一个本身松松垮垮的“市民”利益集团，是很难在知识革命的方向上取得共识的，更谈不上鼓动全社会的科学兴趣了。
三、“理性”主用 中国古代的实用技艺一向很发达，如“四大发明”等等；但也勿庸讳言，因为“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传统科技思想通常满足于笼统、直观地把握对象，而对自然事物内在的逻辑关联及其表述不甚了了，基本上乃属于“实用理性”（李泽厚语）之范畴。乃至西学东渐，不少有识之士已对此思维定势有所觉察，力图纠正之。
自利马窦始，来华的异国传教士在宣扬耶稣基督及其教义同时，还携带了不少西洋（科学）知识进行宣传，虽然他们讲授的大都属于比较保守的旧内容，但也足令国人感受到传统文化闭塞和落后的压力。利马窦本人结交的中国士大夫中就颇有心仪西学之人。如徐光启配合利氏“反复辗转，重复订正，凡三易稿”，翻译《几何原本》（古希腊欧几里德《原本》的前六卷），他对于西学明确简易、“心缜细密”的理性思维推崇备至，以为只要掌握了它，就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几何原本杂议》）李之藻也编译了系统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名理探》，认为它“探其穷委，步步推明”乃“百学之宗”，是“格物穷理之大原本”（译序）。
徐光启等人似意识到传统科技之所以长期裹足不前，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第能言其法（技巧），不能言其义（逻辑）”（《勾股义绪言》），而西人学说确“有中国儒先累世发明未晰者”（《畴人十篇序》）……。他们都认定要更新知识，就必须遵循“缘数寻理”（利用数学方法寻求规律）的新路子，才能“具存实义”，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在他们的引荐下，一大批有关西学数理、天文、技术等方面的著述纷纷译介刊印，以至有清一代学者，“对此类学问均有兴味，大概受利（马窦）、徐（光启）诸人影响不少。”(16)
然而，徐光启短短一篇《刻几何原本序》，竟一口气用了十几个“用”字，他上陈条议历数“度数（即数学）旁通十事”，涉及天文气象、水利、乐理、军事、建筑、财会、机械、测绘、医学和计时等领域的应用，对抽象数学的“实用”方面格外有心。李之藻译“名理”（逻辑）亦谓之如欲行路，“得车马则更易也”，纯粹系一实用性的工具。他们似乎都不甚关心这类工具背后是否还有某些超乎“实用”的“规律”（自然法则）一说。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意欲借助外来的东西调整、改造经学轴心的知识结构，克服“援虚理以立说”的痼疾，但却改变不了“天道”（中国的自然法则）的信仰，他们想的是尽可能把它还原为可加以考验的历法，以照应“人道”的世俗价值——他们毕竟缺乏一个真正的理性支撑点；而所谓“度数”、所谓“名理”，说到底，还是一个更精致的“法”，而不是“义”。
四、复古“超胜”即使没有时局跌宕、改朝换代这些因素（十七世纪的英国，也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和著名的“光荣革命”，并未妨碍它首先完成近代科学的体制化），明清之际的科学人士各自为阵，少有交流，未出现过专门从事学术的科学研究团体，也拿不出更多的系统知识到社会生活中去接受检验，实现自身之价值。只有那些同强化“天朝”观念有关的特殊学问，如天文历算因“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17)，而对于自然事物的规律（物理学）机理（化学）等等则很少投入，也就更难由此导致一系列技术发明和理论创新了。
当然，就个人而言，徐光启、李之藻等都是“知论理，明著数”的“科学家”，顾炎武、黄宗羲也算得上“审造器，勤测验”的人物，而且恐怕也不能说他们人微言轻，但是由于“缺乏一种得到社会承认和尊重的科学家角色，也缺乏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目标的科学共同体”(18)，就无法打通“社会互动”的渠道，以形成相应的科学体制。更有甚者，面对诸如“义利之辨”、“夷夏大防”等等文化障碍，徐光启等亦不得不感慨对西学“习者盖寡”的现实，而寄希望于“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几何原本杂议》）他们万万想不到，科学的实证方法后来竟会蜕变为“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乾嘉学派）的考证功夫。这一点，连李约瑟先生也深深感叹道，“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即在历史、语音和语言学的研究中利用数学比在自然科学利用得多，……特别是在十七世纪更是如此。”(19)
先前徐光启有云：“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历书总目表》）表达了交通中西学问，超越人家的雄心壮志；指望“在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20)，“会通以求超胜，有俟于后者”(21)。以此自任者，如亡明遗臣王锡阐、清初梅文鼎等，在历算领域称得上“兼通中西之术”的大家，然而也就是他们力倡“西学中源”说，以为当日所传西学“悉具旧法之中”（《畴人传》三十五），我土“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22)一代学人不惜捕风捉影，穿凿附会地去证明什么“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既知源流所自，足见我中华文明“声教之西被远哉”（见《明史·历志》）；甚至还杜撰出古代“畴人子弟分散”，中学流失的各种途径（这里不排除因异族入主而痛生的偏激民族情绪）……类似说法一发不可收拾。以后，戴震受命修撰《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学，特别申明中学“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周髀算经提要》）阮元编写《畴人传》一口咬定“西法实窃自中国”（凡例），如地圆本出于曾子，九（重）天见于楚辞云云，“其言多牵强附会，徒长笼统嚣张之习。”(23)
就在这阵阵自欺欺人的耳提面命声中，萌芽状态的近代科学意识又被导向寻找“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的故纸堆，“会通”和“超胜”竟论为盼望“羲和之学重见天日”的倒退运动。复古主义与上述“求王治、续道统”的信念、功利不重和“理性”主用的特征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之汇同所造成的局面迫使中国科学难以进入“体制化”的轨道，终于落后于人了。
注释：
[①][④][⑥][⑦](11)(18) 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115、129、89、149、85页。
[②][③][⑤] 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9、133、329页。
[⑧][⑨](16)(21)(22)(2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二、一、一、十六、三十四、十六。
[⑩](13)(14)(17)(2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二、九、三十三、九、九。
(12)(15) [澳]J.默逊编：《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6、55页。
(19)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