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刘易斯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2)01-48-0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8-11.）就是说，马克思是以刚完成工业化的英国为研究样本的。所谓“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从生产形式层面来看，是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生产力层面来看，是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我们研究《资本论》，从生产关系层面进行研究的比较多一些；从生产形式层面进行研究的逐渐增多起来，但是，从生产力层面进行研究，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作一部发展经济学著作的，似乎不太多。当然，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研究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发展理论。
阿瑟·刘易斯运用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等经济学大师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成果，建立起二元经济理论，并且把二元经济模型进一步抽象成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杰出的理论成就。所谓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农业国经过工业化，过渡到工业社会。这个现代化过程不但是生产力提升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社会变动的过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似乎仅仅从生产力层面进行研究，因而在他的视野里，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消失掉了。我认为，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严重缺陷。
我想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作一些比较，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
一、现代部门的形成
张培刚认为，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注：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107.）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谓工业化实质是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要素的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所谓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低级”和“高级”，其主要标志可能是资本含量的多少，也就是所谓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的区分。作为劳动力也有人力资本含量的多少之分。现代部门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和劳动力的转移与人力资源的开发过程。
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1卷，提供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马克思研究的资本积累，特别是原始积累，是从生产关系层面考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如果从生产力层面考察，可以理解为现代产业部门的形成过程。
现代经济启动以前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初期以及古代时期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写道：“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371.）
小农经济是一种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超稳定的生产方式。在东方，早在远古时期，就形成了印度公社这种形式。印度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居民实行固定的分工，产品的极大部分为满足自身需要，只有极少的剩余产品才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换。马克思说：“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遭遇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396-397.）
英国封建生产方式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传统的一元经济向二元经济过渡的过程。这个过渡一开始就揭开了历时四、五百年之久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从14世纪最后30年、15世纪初期开始，到19世纪初期的“清扫”领地，即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结束，历时约400年。马克思说：“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的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801.）
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了租地农场主，就是农业部门的资本家。同时，工业资本家也产生了。工业资本家中有一部分是从小行会师傅和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的。但是，产业资本家中的主要成员却是从血与火的所谓原始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在英国，所谓原始积累，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地制度、国债制度、现代赋税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马克思说殖民制度就是“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当然殖民制度也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虽然早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产生了，但是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才在全欧洲流行起来。在国债运作过程中，金融家、包税者、商人、私营工厂主大发横财，国债还使交易机制和现代银行的统治兴盛起来。国债成为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使货币具有生殖力，并且转化为资本。在国债兴盛起来的同时，产生了国际借贷。国际借贷也成为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比如，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18世纪，荷兰衰落后又把巨额货币资本借贷给英国，后来英国相对衰落了，又把巨额货币借贷给美国。这就形成了早期的国际投资。当时有一个较长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保护关税的制度，实质是保护国内的资本家垄断国内市场，取得高额利润。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产业资本家。
二元经济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在这个二重的过程中，马克思侧重于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矛盾的分析，提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思路。刘易期侧重于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现代产业的形成，从而演变为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现代产业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生产力迅速提高的过程。
刘易斯研究了二元经济形成过程中的资本问题。他说：“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注：刘易斯.二元经济[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5）刘易斯还写道：“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了解资本家剩余的使用。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注：刘易斯.二元经济[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2.）刘易斯感兴趣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是哪个阶级具有积累能力。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具有积累能力的是资本家和地主，“实际上所有的储蓄都是由获得利润和地租的人们进行的。工人的储蓄非常少。中产阶级储蓄一点儿，但是，实际上每个社会里，中等阶级薪水中的储蓄很少成为生产投资。”可是，刘易斯认为，落后国家里的统治阶级，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牧师、军人、王公不是资本家，这些人很有钱，但是不会去投资。愿意投资的只有资本家阶级，但是落后国家的资本家怎么出现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开始时似乎是从国外请来资本家；现代还有许多国家（例如苏联、印度）滋育了一个国家资本家阶级，……至于本地的私人资本家，他们的出现大概是同某些新机会的出现，特别是扩大市场的一些事物的出现有关。”（注：刘易斯.二元经济[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6-19.）按照刘易期修改过的古典模型，“资本形成不仅可以由利润提供资金，而且可以由扩大信贷来提供资金。”（注：刘易斯.二元经济[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24.）刘易斯这些看法，也许是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概括，而不是提出一个理想的模型。
在资本积累的社会主体和积累的机制等领域的研究，马克思与刘易斯的观点是接近的或者近似的；区别在于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演变，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刘易斯没有回答资本主义的前途问题，这可能暗含着资本主义是合理的观点。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从历史上说，资本主义现代部门形成的历史起点是原始积累，形成了最初的产业资本。从逻辑上说，货币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当货币购买劳动力的时候，就开始转化成为资本，尽管在历史上早已有过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但是，只有现代产业资本的形成，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当时英国的农民不是自愿进入工厂的，而是出于被迫和无奈，工人在工厂里受到资本的剥削和压迫，资本吸纳工人创造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
马克思认为，工人与资本的交易只是表面上的公平。资本家付出了符合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工人让渡自己的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的支配权，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等价交换，实际上是不等价交换。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凝结成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剩余劳动凝结成剩余价值。必要劳动是为工人自己劳动，剩余劳动是为资本家劳动。所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吸纳了工人劳动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家吸纳的剩余价值，也并不是全部为资本家个人所消费了的，而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社会吸纳的，作为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常常把剩余价值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有时也讲到剩余价值的一般性。马克思说过：“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刺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50-5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核心是，价值是劳动创造的。马克思斩钉截铁地说：价值“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263.）价值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死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资本家取得的剩余价值是无偿占有的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这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核心。马克思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率等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244.）
马克思运用了英国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期长达五百年的丰富历史资料，揭示了围绕着工作日长度的斗争的实质，论证了这种斗争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焦点。
刘易斯同意马克思的分析，认为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剥夺农民的土地，是“帝国主义最坏的特点之一。”由于土地被剥夺，农民被迫进入工厂打工。但是，刘易斯把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进入现代产业部门打工，推广为现代产业部门建立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因而得出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进入工厂打工是自愿的理论结论。他认为，农民愿意进入工厂打工。原因是获得的工资比当农民高，刘易斯估计大约高出30%。尽管工人进入工厂打工很辛苦，但比当农民挣得的收入多一些。由于收入高一些，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愿意进入工厂做工。所以，在二元经济形成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人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几乎是无限的。
刘易斯的兴趣在于经济发展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产业部门的转移。他解释了农民为什么愿意进入工厂打工，因为这些劳动力在农业部门是剩余劳动力，即零边际生产率（每个人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品可能是零，但是作为每人每个小时的工作不为零。舒尔茨不同意刘易斯的观点，他认为，在传统农业部门的资源配置也是有效率的，因而不可能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情况。我觉得，刘易斯与舒尔茨虽然使用同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传统农业部门的资源配置，如果是有效率，那也是一种低水平低效率的配置，现代产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是一种较高效率的配置，如果从较高效率的配置来看，即从现代产业部门来看，传统农业部门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很低的。在二元经济时期，劳动力从效率不高的传统部门向效率较高的现代产业部门转移，有利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H·钱纳理、S·赛尔奎因、M·鲁宾逊所说的总配置效应，“总配置效应是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工业化阶段。”（注：H·钱纳理、S·鲁宾逊、M·赛尔奎因.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89.348.）于是推动了经济发展。
现代化启动初期，传统部门工作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可能高达90%。随着现代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向现代产业部门转移越来越多。世界上各个工业化国家，宣称基本上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时候，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大约是30%以下。如果以一个洲为单位来看，欧洲、北美和中美洲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0%左右，而非洲、亚洲的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最高，仍然在60%以上，世界平均水平为47%。所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刘易斯抓住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刘易斯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著名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请读者阅读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的内容，注意资本剥夺农民土地的历史事实。但是，刘易斯仅此而已，没有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更没有谈到工人与资本家围绕着工作日长度展开的长期的斗争。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现代部门的发展，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产业部门是不是必然现象。二是雇佣工人进入现代产业工作后，受到资本家的剥削，是不是历史事实。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比较注意后一个问题，运用丰富的资料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刘易斯只注意到前一个问题，没有注意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我认为，在这两个问题中，只注意一个问题而忽视另一个问题，是不全面的。
三、机械化和工厂制度的形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研究现代产业部门的形成，可是，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研究的。我们现在要从马克思的研究中，剥离其生产关系的内容，挖掘其生产力发展的内容，从而挖掘出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从生产力层面来说，工业化过程就是机械化和工厂制度的形成过程。机械化就是由机械代替手工工具，这是人类几十万年生产劳动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于机械的广泛应用，形成了工厂制度，这是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机械化和工厂制度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标志性成果，不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而且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
从生产力的层面来看，传统部门改造成现代产业部门首先是机械化过程。机械化过程的起点是协作。马克思说，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是集体力。大约在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期，西欧的工场手工业取得了统治地位。工场手工业形成了新的社会大分工。由于分工使单个工人成为局部工人，许多局部工人组成了总体工人，总体工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企业内部的分工称为技术分工，全社会的以企业为单位的分工为社会分工；企业内部分工之间的产品交换采用调拨的方式、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成为商品交换，所以，马克思说，“社会分工”是“一切商品生产的基础。”（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389.）工场手工业时期是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时期。分工把人类的许多操作分解为极简单的动作，于是发明了机器，以代替人的手工劳动。现代产业部门的形成过程，或者说工业化过程就是机械化过程，是不为过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机械化的作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424.）
马克思《资本论》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研究现代产业部门形成过程时，多次研究了农业部门。现代产业部门形成过程中，几乎同时进行着传统农业的改革。由于农业中机械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使农业的劳动力绝对地和相对地减少了。马克思写道：“例如，在剑桥郡和萨福克郡，最近20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但是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运用代替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551.）大工业的成果引入农业，使农业改造成为与大工业适应的国内市场。但是，马克思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农业中机器的应用造成的自然力的破坏和工人遭受的苦难上。
马克思实际上已经研究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重要贡献，他说：“一部分农村居民的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来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815-816.）这就是说农业为工业作出了市场贡献。马克思多次提出农业为现代产业部门提供雇佣工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部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551.）这些内容实际上是战后发展经济学关于农业的五大贡献理论（注：张培刚、谭崇台、夏振坤主编.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157、158.）的先驱，不过马克思把注意力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上，因而没有充分展开。
马克思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关于机械化和工厂制度的理论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即使如此，马克思的机械和工厂制度的理论也比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内容丰富得多。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的两个部门，先后使用过三种提法，第一种提法是“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他说：“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这个词的用法。资本主义部门是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那一部分……维持生计部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这种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注：刘易斯.二元经济[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7.）第二种提法是18年后采用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部门。他说：“可根据利润情况将整个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是资本主义的，一是非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按觉察派的观点，可以定义为某人雇佣工人，销售产品以获得利润。当家务仆人在一家旅馆工作时，其归属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私人家中工作时则不然。”（注：刘易斯.二元经济[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03.）第三种提法是7年后采用的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他说：“二元经济模型有多种形式，因为每个作者均可以自由地作出假设。这里我们所使用的形态有三个特征。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注：刘易斯.二元经济[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49.）
刘易斯的“资本主义部门”、“现代部门”实际上是商品生产部门，“维持生计部门”、“非资本主义部门”、“传统部门”实际上是自然经济部门。在自然经济下的经济单位，如农民的家庭经济，使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生产者自己消费，或许有少量的剩余产品出售，在自然经济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者就是经营管理者，没有资本范畴。在商品生产中，特别是发育成熟了的市场经济下的生产单位，出现了资本范畴，资本所有者筹措了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织生产，生产过程结束后形成了新产品，新产品不是满足生产者自身消费需要，而是进入市场出售，成为商品，商品出售后变成货币，这个货币与投入时的货币相比，要有一个增量，这个增量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这个过程就是商品生产过程。早期的商品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具有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刘易斯突出了两个部门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生产形式，就是说，从传统经济向二元经济的过渡实质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这是正确的，但是，还不够。现代产业部门的形成过程同时还是生产力的提升过程，是机械化和工厂制度的形成过程。
综上所述：从生产力层面考察，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发展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研究了现代产业部门的形成，农民被资本剥夺土地后被迫进入现代部门就业，机械化和工厂制度的建立过程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的理论比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丰富多了。但是马克思的兴趣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作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刘易斯只从生产力层面进行研究，完全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对经济现代化过程的研究，无论只从生产关系层面，还是只从生产力层面进行研究，都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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