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所处的时代及自利人性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论文,所处论文,自利论文,时代论文,论韩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非是战国晚期人。他正处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危机，处于由奴隶制向更高的形态封建文化过渡的关键时刻。从春秋到战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
西周实行的是奴隶制的贵族政治，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宗法制，也就是所谓的《周礼》。整个国家就依靠这种宗法等级制度维持。到了春秋时期“宗法制”就被打破了。“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左传·隐公十一年》形成周室衰微，政由方伯的新形势。
众所周知，这种新形势是由于生产力提高引起了经济关系的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在奴隶制的母体中孕育而成。从春秋开始“土地国有制遭到削弱，诸侯和百官豪富起来。……私家的财富也逐渐超过公家。”到了“春秋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逐渐建立。”“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制占了主导地位。”（引文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我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化。在这大变革的时代中，各诸侯国之间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样春秋时代就出现了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国争霸中原的局面，也出现了卿大夫强大专权的情况。东周王室徒有虚名，反受制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的霸主。（《战国策·秦策》）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私有制所产生的利欲和权势欲，使得弑君弑父事件不断的发生，哪里还顾得上血统名份？争权夺利的斗争使维护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而日趋衰微。“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太史公自序》）从鲁国的“四分公室”开始，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伐齐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兼并战争，形成战国七雄割据的局面。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力量的不平衡，出现了诸侯国之间的更为激烈的兼并战争。互相争霸，互相侵夺，弱肉强食成了国际公则。为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各国必须加强实力，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要达到此目的，各国君主不能靠那些宗族大臣以自振。于是，又开求士之风。士是从西周以来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它是一个不能独立形成的阶级阶层。（详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游士在这种形势下为谋求高位接踵争跃。象齐国在稷下养学士“千数百人”，其中地位高的七十多人。（《史记·齐世家》）其他如大贵族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等也都养士数千人。这样，周代的奴隶制的贵族政治被打破，一些平民身分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可见士的形成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末期政治腐败，苛政猛于虎，民不聊生，以至于“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困之诸市履贱踊贵。”“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益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社会现实的变化引起人们道德观念、政治思想的转变。社会陷入“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妻离散莫保其命，缗然道德绝矣。”“道德大废，上下失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引文见《战国策·书录》）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国与国，家与家，仁义辞让的道德准则已荡然无存，陷入“礼崩乐坏”的文化大断裂。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态式、行为取向发生了反传统的变化。国内国际以至走卒百姓完全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的利害关系，业以成为支配人们社会行为的动力。孟子所反对的“上下交征利”正是这一时代的风尚。
战国初年至中期，自魏国开始改革以来，其它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显然封建化的过程是不平衡的，可以说封建制度在各国基本确立。社会的变革，政治道德观念的转化，必然反映到思想领域中。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代言人“士”针对社会变革提出了见解和主张，一种新型的文化呼之欲出，在实践中筑起崭新牢固的封建文化大厦，使文化在数百年动乱之后，重新走上良性运行和谐轨道。诸子百家掀起了百家争鸣式的大探讨。诸子争鸣是诸侯割据的现实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学术往往为政治所决定。战国时代，由于新兴力量统治地位的确立，周王室的衰落，群龙无首的态式，封建的极权政治建立不起来，不可能推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这样，各个学派获得极度自由发展。从社会来说这个时期最混乱，从思想界来说这个时期最解放。诚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说：“哲学开始于一个实现世界没落。”即开始于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没落。这一思想是十分深刻的。百家争鸣之所以兴盛于季世，是因为这时该社会及其文化的内在的构架以及潜藏于其中的精神实质才能暴露出来，供思想家反省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倾向于现实，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诸子百家争鸣目的不在于著书立说而在于拯救时世，为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奸劫弑臣》）诸子代表各阶级各阶层纷纷抛出各自的文化模式。韩非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要求下脱颖而出。
当各阶级、阶层抛出各自的文化模式之际，却面临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传统文化是弘扬还是否定？是继承还是批判。各派思想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大辩论。尤其是儒法两家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更大，无法调和。义利之辨是儒法论战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礼崩乐坏，奴隶制走向崩溃的春秋末年，伟大的思想家孔丘悲天悯人，思以救之，建立仁学思想体系，一方面改变动乱社会的现实，一方面为后世立法，企图在奴隶制的框架内注入充满道德精神的新内容，以重建社会秩序，改善人际、道德关系，改善民生，重开太平。孔子为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太平盛世，对周礼加以“损益”提出“复礼”和“德治”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仁”的伦理观念。孔子把“仁”规定为“爱人”，《论语》中所说的“人”是泛指相对于己的他者，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民，甚至是奴隶。《论语·乡党》上说，“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即是佐证。他反对谋取功利做为行仁的根本出发点，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圣贤君子只顾尽心行仁而不计其他。“伯夷、叔齐……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但孔子并不主张取消人的感性欲求，只是用“仁”、“礼”、“义”加以节制。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这“道”就是义。又说：“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富可求也，虽策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这就是说求富贵应当受理智的节制，同时也是正当的，如可求就追求，不可求不要强求。孔子企图利用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把人们引向不计现实利益的道德境界，以改良政治，调和阶级矛盾，从而赋予旧制度以新的内容活力，以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在那充满利害冲突的动乱年代，孔丘的主张是曲高和寡知音者希，故终不免有“吾道穷矣”之叹。孟轲发展了孔丘的理想主义伦理观，使重义轻利论更加精致。孟子的新发明是提出了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来自性善，善性来自天命。“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韩非以“上小尧舜，下邈三王”的反传统的姿态与传统伦理文化的价值理论体系决裂。韩非将荀子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倾向推向极端，大大发展了狭隘功利主义政治、伦理观。提出以法律为准绳，以暴力为手段的集权政治模式的法治路线。为了给君主专制独裁和严刑峻法的政治路线提供理论根据，韩非改造了荀子的性恶论，提出了自利的人性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极端自私自利的，这种本性是从事一切事业的推动力，君主要建立霸业，必须用刑赏发挥臣民趋利避害的本性。“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难二》）“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韩非·奸劫弑臣》）在韩非看来人类利己是一切社会关系赖以维系的纽带，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己基础上。“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售，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备内》）
君臣关系也是如此。他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买卖关系，又是一种互相争夺互相残杀的战争关系。“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外储说右下》）“臣尽死力与君市，君垂爵禄与臣市，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难一》）“上下一日百战。”（《扬权》）
即使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例外。他说：“且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
在韩非看来即使是利他行为实质也是为了利己。他说：“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之所加也。”（《备内》）
韩非认为人性不可能通过教育学习来使之为善，只能迫于刑罚使之不敢为恶。“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于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
韩非认为人的自利不能改变而且不需改变，倒是应该发挥调动使之成为从事事业的推动力。他说：“鳣似蛇，蚕似躅，人见蛇则惊骇，见躅则毛起。渔夫持，鳣妇人拾蚕，利之所加，皆为贲、诸。”（《说林下》）
晚于韩非1700多年的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与他确有相通之处，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建筑在自利人性论的基础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他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困难，追逐利益的。”（《君主论》）父母子女关系也是这样。他说：“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的快些。”（《君主论》）对于君臣关系，马氏认为君臣之际通过物质利益的交换“就能够诚信相孚。”（《君主论》）
韩非的自利人性论思想为法治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性和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把统治阶级最卑劣的利己主义丑行强加在大多数人的头上，歪曲了进步人类的人性。在春秋战国新旧制度交替之际，时代的局限，他看不见正义的力量，只看到社会的黑暗面，而不理解纷争动乱中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他们所处时代的文明已超过上古时代，在阶级对立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进步必然伴随许多罪恶、苦难、堕落而无法避免。更看不见正义终将战胜强权的历史趋势。只看见“当今争于气力”。韩非的自利人性论是对人类精神文明的一种反动，表现了那种特定环境下一种心理态式。其消极作用是很大的。
韩非的思想尽管有种种缺陷，但他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他的思想包含很多的法治建设、政治艺术诸方面富有启迪的性的思想资料，认真的挖掘整理，批判继承，还是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供后人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