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社会主义革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取得空前伟大进步的世纪，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进一步认知、联系、影响和发展的世纪，是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思潮各施其能、此长彼消的世纪。纵观20世纪的历史进程，有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思想流派值得大书特书，但最值得写的是对20世纪历史影响最深刻的社会主义。它跌宕起伏，由理想、运动到现实，由一国社会主义发展到多国社会主义，又由与资本主义二分天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分解跌落到社会主义的个案和低潮。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
马恩生平主要关注的是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偶尔也涉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对东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加以过多的思考。在马恩眼里，西欧的英、法、德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东欧的俄国则是落后的国家。马恩一向认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有可能、最有条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只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了政权，就基本决定了西欧共产主义的走向。马克思也曾经谈到俄国村社制度走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认为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如果无产阶级与农民携手革命，在原始共产主义基础上，引入社会化大生产机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经营方式），“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注：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767页。），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发展于西欧，马恩在世时的西欧确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领衔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成为资本主义和整个世界的中心。因地缘相连与文化和宗教亲近的缘故，受这个中心幅射影响最深、最大的是东欧地区（美国另当别论），其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于世界其它地区，如东方的中国要进步得多。从全球看各地区与资本主义中心的联系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东欧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半边缘，开始出现社会化大生产，而东方的中国至多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属资本主义的边缘。俄国虽是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但无论怎样薄弱、欠发达，仅是相对与西欧而言，与东方的中国比较，俄国则是先进国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国眼里，东欧的俄国和西欧的英、法、德等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列强。从生产力角度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最先还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只是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群体中最先进的国家。
马恩一生的著述和想法主要基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和现实，马克思既然认为东欧的俄国发生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当时确实十分落后的中国了。但为什么社会主义也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呢？原因很简单，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确认的发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在一百年后的中国已经具备，马克思所述的“发达”仅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认识。即：当时所谓资本主义的发达水平，到了20世纪中叶已成为落后国家也够得着的水平。马恩在世时，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世界性扩展“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5页。）。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市场的深化和交换形式的快速递进，资本主义早已渗透到地球村的每个角落，世界几乎已没有不受资本主义影响的地区和国家，世界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不仅资本主义的半边缘地区具备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也具备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基本接近或达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如果不抬高革命的生产力起点，马克思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基本的条件——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已基本确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物质基础已扩展到全世界。也就是说，马克思以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为依据，认定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那么20世纪中，这种生产力水平不仅在资本主义中心的半边缘——东欧已经具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边缘——东方的中国也已经具备，资本主义造就了社会主义实践由一国扩展为多国的世界性生产力。在现代生产力的推动下，整个世界在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发达，象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则发展到100年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程度。虽然20 世纪中的中国仍然是个落后国家，但这种落后仅是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心欧美国家横向相比而言，纵向比较，落后的中国与100年前英、法、 德等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不大的。
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范围的社会化大生产，为结束自己和实现共产主义准备了物质前提。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是基本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是个综合性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不仅与整个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有关，而且还与发生国的具体国情有关。
二
马克思基于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尖锐的社会矛盾，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必须要以新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变革生产关系。由于马克思自始至终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继续资本主义开发的生产力的使命。以至后来东欧和东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倾向从变革生产关系的角度强调革命（社会制度的变更）对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作用。事实上，马克思曾经意识到：“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 卷，第254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确有很大的反制力， 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梗阻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建立与更新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龃龉时，生产关系就会适时地加以调整，调整到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只有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达到破坏生产力的程度时，才会发生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革命。否则，旧的生产关系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工业革命创造的生产力超出几千年来人类生产力发展史的总和，其容量和发展前景从一开始就不曾被人准确估计，那么伴随其生长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生产方式之上的一切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潜力也是难以估量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整个制度的调整具有很大的弹性范围的根本原因。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无论其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注：19世纪末的恩格斯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他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见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卷，第597页。），20 世界科学技术的高新发展又如此快地更新了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不断调整。马克思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2页。）。因为发端于工业革命的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第三次大提升不是单纯的生产力运动，也不是单纯的技术革命，而是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生产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整合运动。“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宁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4页。）。资本主义由西欧向全球大蔓延，其蕴涵的现代工业主义精神突破于经济层面，扩展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习俗等各个领域，震撼了传统社会的所有结构，引起整个社会全面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当时激烈鞭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无产者在政治、经济等社会权益各方面的贫困化，经过资本主义的不断的修正和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到20世纪上半叶已基本“脱贫”，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特别是经过30—4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洗炼，战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政治的非民主已得到有基本控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信仰、言论等各方面基本权益已得到充分保障，国家机器日益完善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法制化，使可能引发社会大动荡的各种不利因素完全被纳入法律的解决范围，任何试图采取超越宪法以极端手段（如革命、政变等）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己不被认可，包括无产者在内社会大多数成员都希望社会安宁。
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国家仍遗留早期自由竞争时期的野蛮性，以掠夺和剥削的方式不断将矛盾（如经济危机）转嫁到半边缘和边缘国家，使得这些落后国家各种矛盾交织、加剧，出现了下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革命形势（1949年前的中国便是如此）。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引起的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又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创造了特定的外部条件，十月革命如此，中国革命也如此。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在中东欧国家的胜利，与苏联红军的外力助推作用分不开，但东亚中国、朝鲜和越南革命的成功，显然不完全是外力的结果。除了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外，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相当的武装力量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等导致旧的政法体系已无法纳容和解决官僚阶级与民众的对立。内外各种条件的聚合，终于使这些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政体由一个国家发展到十多个国家。
我们应当承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与社会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关系。政治高度民主化，生产力发达，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就相对稳定，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就小。社会主义革命没有降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暴力革命）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不发达、社会动荡不定有相当大的关系。但这不等于说，只要社会动荡，内战或内讧，民不聊生，就易发生革命，发生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因为当时处于同一社会情况的半边缘和边缘国家有许多都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革命只是变革社会制度的特殊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中东欧国家以及东亚的中国等国家，不是本国的共产党，就是外部的共产党（苏共）抓住了帝国主义战争给这些国家提供的特殊机遇，适时地主导了本国的健康力量，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否则历史机遇就会转瞬即逝，失之交臂。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成功，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偶然性。把历史机遇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这正是20世纪中叶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敏锐的政治才能的运用和体现。如果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共产党人不抓住时机发动革命，共产党人岂不是失职于历史与人民！
三
事实上，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问题不在革命本身，如果社会矛盾可以通过现有的制度加以解决，而且是平稳的解决，革命当然是多余的，还可减少流血冲突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恩格斯在晚年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变化认识到无产阶级也有通过和平方式（议会斗争）掌握政权的可能性（注：19世纪末的恩格斯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他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见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卷，第597页。）。 但当社会生产方式或上层建筑的痼疾无法通过正常的改革加以根除的话，革命——变换政权，是别无选择的正确选择。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比旧政权更适合于社会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最终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所以问题是无产阶级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建设一个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满足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社会主义社会。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看，为完成这一任务，即有成功的一面，又有失败的一面。社会主义成功的一面是利用行政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一领导、集中使用、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其效果在短期内十分明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用20年时间基本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在二次大战前，其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的50—60年代，苏联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与发展，奠定了与美国抗衡的物质基础。新中国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折。社会主义的成就避免了马克思所述的卡夫丁峪谷的弊端，没有出现早期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性、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财富的极度两极化。这些显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面的充分显示。但是在资本主义合围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从一开始就对经济活动加以广泛的控制和干预，并将党在非常时期运作的组织机制扩展到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使得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政治专制、民主匮乏、个性压抑、市场被计划排斥，社会物资和劳动力被国家垄断占有，发生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才出现的人和劳动的异化，社会创造性被严重束缚。当这种模式的有利面发挥殆尽时，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利面越发明显。
对比本世纪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与进展，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非意味着无产者尝试用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模式进行经济建设。从人类历史进程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们都是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产物，其任务应当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是在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上各有侧重点。从早期资本主义看，偏向市场（自由），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况、竞争的无序和谋利的不择手段。从苏联的70年和1949—1979年的中国看，偏向于计划（集中），导致经济活动无法反映消费者的需要。资本主义从凯恩斯经济学问世，加强了国家对市场的调控，从某种意义上说，吸取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有利性一面，有所集中。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步一步地由计划（集中）向市场（自由）转变，有所自由。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373页。），其本身并没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属性，“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市场经济”（注：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卷，第236页。）。毫无疑问， 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磨练成熟与完善，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如此。绝对自由的资本主义没有成功，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出生产过剩；绝对集中的社会主义也没有成功，导致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严重僵化，表现出供应不足。当资本主义从30年开始，以凯恩斯主义调整其经济的过度自由，社会主义正利用“集中”的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集中”隐藏的弊端被胜利和成就掩饰了。当资本主义经过几十年的调整，越发完善，在70—80年代生产力水平上台阶，迅速拉开了与社会主义的差距时，苏联和中国的“集中”已无优势而言，迟滞和步履沉重迫使其重新考虑发展方式。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选择，而中国则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大胆吸取资本主义的“自由”精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
四
那么，苏联等中东欧国家重又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是否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合时宜的呢？至少就中国历史经验而言是否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谈不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社会主义建设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跃入了与资本主义平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人民利用历史赋予的特殊机遇获得了巨大生存与发展空间，一改近代历史舞台上颓废、衰弱的病态，给世人一个崭新的面貌。一方面社会形态跳跃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经济与旧中国、与同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虽然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遇到挫折甚至停滞不前，但这不是革命“不当”，而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误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说到底，还不知道如何更有效、更切实际地建设社会主义。
不可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是通过历史的特殊性实现的，落后国家历史进程跳跃式的进步表明其社会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马克思最初设想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此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其经济基础并不适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将那时的社会主义称为早熟的社会主义并不为过。同样可以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反映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落后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带来的苦难外，还有压迫他们的“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他们的过时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06—207 页。）。具体说来，当革命发生和建设社会主义时，经济上这些国家是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不发达或欠发达（东、西欧比较），或半资本主义与半封建主义相混合的经济时期，社会化大生产刚刚建立（如中国）；政治上，国内资产阶级欠发展，资产阶级统治力量不强（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国外，战争引起革命（俄国），或者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外力推动（东欧），或者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力量削弱（中国、越南）。在这种内外因素条件下，采取革命的方式，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用政权的力量改变了旧的生产方式。
无产阶级革命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走在生产力的变革之前是落后国家历史进程跳跃式前进的特殊表现。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可以用革命的方式加以改造或取代，但与之相适应的物质基础（生产力）是无法立刻更新的。“如果把短暂的革命时期出现的突变情况当作是历史发展长过程中的通则，加以普遍化，而且把生产关系的问题简单化为阶级关系，就会把基本规律颠倒过来。”（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 生产力落后，经济建设起点低。中国相对于苏联等东欧国家而言是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经济更加落后，加之几千年来遗留的自然经济以及小生产意识，经济建设难度大，现代化路程更曲折。革命在落后国家突破了政治进程的时空，不等于生产力也可超越时空的发展。在落后国家当革命引发社会变革时，社会政治形态可以跨越式地前进，而社会经济形态则需亦步亦趋，不能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过程（注：马克思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 卷，第83页。）。想绕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想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如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急于过渡，超阶段冒进，生产关系的超前与滞后一样，都会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反制。因此，尽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注：马克思：《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129页。）， 但无法跳过商品经济阶段，直接进入按需分配的产品经济社会。党的十三大报告正确指出“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空想论”。（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只能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相应地改革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体制，去充实填补物质基础，缩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要求社会主义必须跨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商品经济；跨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去建立现代政法体制，完善民主与法治。而这个不能逾越的过程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党的七大上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在党的十二大上则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表明，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商品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才有今天如此巨大的发展。
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既有客观原因，也有自身理论上的缺陷。其一，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其着眼点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的角度否定资本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制度的更迭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以为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会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可促使生产力的解放，从而变相地忽视了从生产力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其二，现实的社会主义已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生产力极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之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而现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达到马克思预期的程度，而且还发展不充分，根本不够上升为共产主义。为此，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最终将由商品社会走向产品社会，实现劳动的自由交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随时随地都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28页。），依据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加以修正，提出符合实际的新理论。比如，马克思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单独的社会形态，而现实的社会主义确是独立的社会形态，仅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都是现代生产力，运作方式都是社会化大生产，交换方式都是商品交换，这些同质性决定了两者目前都处于人类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因为“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世界性生产力的产物，社会主义不是商品经济之后的社会形态，而是与资本主义一样都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取代封建社会的新形态社会，是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递进的社会形态，并且将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于商品经济社会。虽然两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各有侧重点，但不论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它们的生产方式都是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其宽广的调节范围和适合性已被现实的经济活动所证明，代表现代市场经济成就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继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进步作用，调整中的社会主义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也显示出巨大的能动性。不言而喻，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为走向市场经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物质基础。但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质的区别，就生产力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能容纳包括信息时代在内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但就经济发展规律而言，社会主义略胜一筹的是它还能容纳未来商品经济晋升为自由交换经济条件下新形态生产力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并不是件坏事，对社会主义事业也不是耻辱。因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社会经济，社会生产力接近或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摘掉了第三等级的帽子，经济基础打好了，将来不是更容易向社会主义转变和过渡了吗？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或最终形态，犹如帝国主义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畸型或极端形态，而不是最后或最高形态一样。帝国主义衰弱了，资本主义仍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甚至在不同类型国家生长和延伸。苏联消亡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死亡了，但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实践仍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坚持和发展着。“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321页。）。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解决；资本主义没有被社会主义取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总水平没有超过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83页。）20 世纪是资本主义成熟的世纪，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成熟的世纪（注：邓小平同志认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正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见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困》，《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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