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因素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6）01—0010—06
自东盟成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经历了由敌视、对抗到全方位友好合作的发展历程，而每一阶段关系的演变，都与美国因素分不开。可以说，美国因素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析美国因素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并对如何化解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负面影响提出一点粗浅看法。
一
二战后初期，东南亚成为美国进行冷战的桥头堡，“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是美国对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政策的出发点。在此政策之下，中美关系呈敌对状态。1967年东盟成立后，由于受到美国宣扬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影响，东盟成员国追随美国，实行反华排华政策，以此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如马来西亚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菲律宾忠实执行美国对华禁运的规定；泰国坚决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泰菲两国还直接卷入了越南战争；印尼的苏哈托政府将中国视为印尼，甚至整个东南亚的威胁。可以说，东盟作为一个整体，自成立之日起就与中国处在对立状态。其原因正如菲律宾一学者写道：“美国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加强了东盟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害怕与怀疑，同时也为东盟各国政府提供了孤立中国政策的基本支持。”[1](P269) 而此时的中国也将东盟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而大加抨击。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美国东亚政策的改变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作为美国盟友的东盟国家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1969年，尼克松发表了“关岛讲话”，抛出了“尼克松主义”，宣布“美国将不再卷入像越南那样的战争”，并要求亚洲国家“照顾自己的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责任”。与此同时，尼克松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政策的改变使得东盟国家认识到在安全上已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国，必须随美国重新调整对外关系。于是，东盟国家开始了大国均衡外交。70年代前半期，东盟大多数国家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同时，也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1974年，马来西亚率先同中国建交。1975年，菲律宾、泰国同中国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新加坡虽没有同中国建交，但也在官方水平上同中国接触，扩展同中国的贸易。甚至在反华最为坚决的印尼，国内也出现了有关同中国关系的争论，反华程度有所降低[2](P625)。70年代后半期， 美国一方面在东南亚继续收缩力量，另一方面开始关注东南亚国家的人权状况。美国曾以停止军事援助为手段向泰国、菲律宾、印尼施加压力，以促进其人权状况的改善[3](P475)。美国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东盟国家的不满。特别是美国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低调反应使得东盟国家进一步靠近中国[2](P625)。在整个80年代，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反对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苏越霸权主义势力。总之，这一时期美国在东南亚的“脱身”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东盟国家发展同中国关系的重要背景。
冷战结束后，美国再次调整东亚政策，这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为减轻海外负担一度减少在东亚的兵力。1992年12月，美军撤出了菲律宾军事基地。美军的撤出引发了东盟国家对其他大国填补力量真空的恐惧。新加坡前驻美大使许通美曾公开表示：“我们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适当的军事存在。我们害怕美国的突然撤走会破坏这一地区的稳定，并可能在中国和日本，以及日本和重新统一的朝鲜之间导致军备竞赛。”[4](P222—223) 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美国与东盟的贸易摩擦不断。1989年美国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取消了新加坡一直享受的普惠制待遇，冻结了东盟对美纺织品出口配额等。美国不断向东盟国家施加压力，敦促其进一步向美国开放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保护知识产权。美国还将民主、人权与贸易、经济援助挂钩，多次引发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紧张[5](P16)。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引起了东盟国家的不满。在危机中，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对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开放市场和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而一些国家为了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非常苛刻的条件。这些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使得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更为恶化。美国的所作所为“使东盟国家普遍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美国对亚洲金融危机感到高兴，因为它促进了美国经济和贸易水平。”[2](P635—636)
由于对美国失去信任，东盟国家开始着力培养同东北亚经济体的紧密关系，中国成为其首选对象之一。1991年，东盟所有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3年，东盟与中国建立起“磋商伙伴关系”，在没有偏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加强双方在经济贸易、科技领域的合作。1996年，双方由“磋商伙伴关系”上升为“全面对话伙伴关系”。1997年，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为双方关系的全面和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东盟10国又分别与中国签署或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双边合作计划。
9·11事件后，美国的表现更加令东盟国家失望。一是美国的经济衰退导致东盟国家出口急剧下跌，如泰国在2001年的经济增长仅为1.6％，对美国出口下降了12％。[6](P43) 二是美国专注于反恐战争，且在国际政治中实施单边主义， 东盟一些国家对此表示不满和担忧。它们认为，美国“牺牲了与东南亚国家更为广泛的联系”，“美国的反恐战争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东盟内部关系和国际安全环境中的新的紧张”[7](P94)。面对这种情况，东盟对外关系负责人松德拉姆·普什潘那森意味深长地指出：“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我们需要分散风险，不能只依赖美国，我们要同世界舞台上所有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亚洲国家建立联系。”[8] 在东盟国家看来，与日益被视为亚洲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中国捆绑在一起将受益颇丰。正如新加坡《海峡时报》所写：“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发动机失去动力后，亚洲许多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开始注视着中国13亿人口的大市场，以此来拯救他们的经济。”[9] 2002年，东盟与中国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签署了《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2004年，签订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与东盟交通合作备忘录》等。这些协议全面规划了中国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美国因素。首先，中美关系的好坏对中国与东盟关系有着直接影响。作为美国冷战时期的盟友，东盟国家在中美关系处于冲突状态时，与中国的关系也处在对立状态。而当中美关系出现改善时，东盟对华关系也出现好转。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东盟国家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平台。其次，美国的东亚政策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极大。由于各种原因，东盟国家将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发展更多地寄希望于美国，而当美国的东亚政策不能满足东盟的需求时，东盟国家便开始谋求与本地区其他大国发展关系，以保证安全和寻求经济上的发展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因素是刺激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
二
尽管美国不能在东南亚承担更多义务是刺激东盟国家加强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盟国家从此把美国看成是本地区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相反，东盟国家一直希望美国在东南亚承担更多的义务，以此来保证自己获取最大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东南亚人想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呢？首先，他们希望美国继续维护在东亚的可靠的军事存在……东南亚人希望美国在亚太充当平衡者和稳定器，因为他们把美国看作一个温和的超级大国。第二，东南亚人希望美国继续坚定地承诺自由贸易。他们欢迎美国在世界贸易和亚太经合组织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们希望美国考虑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联结起来的可能性。第三，他们希望美国同日本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东南亚人民相信美、日、中三国之间的稳定三角关系，是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条件。”[4](P349—350) 因此，当东盟发展同中国关系时，并没有将美国排除在外。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美中两国同是东盟合作对话的对象。在东盟与中国的各种合作机制中，东盟均强调其开放性。在2003年签订的《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特别强调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非结盟性、非军事性和非排他性的，不影响各自全方位地发展对外友好合作。”[10] 东盟秘书长王景荣表示：保证中国与东盟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及更加互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有一个健康、开放的环境，即东盟能够与其对话伙伴，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印度、日本、新西兰和美国等继续发展关系。因为东盟是个外向的组织，加强这些关系有助于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11]。显然，东盟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一直希望与美国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美国因素仍然是并将一直是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是由于东盟国家的普遍欢迎，也是由于世纪之交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近年来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显出重返东南亚之势。1998年1月， 美菲签署的《访问部队协定》标志着美军重返东南亚的开始。此后，美国与东盟国家的联合军演频繁举行。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需要，加快了军事上重返东南亚的步伐。2002年，美国提供500名特别空军部队帮助菲律宾军队同阿布沙耶夫集团作战，并许诺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和设备来资助其反恐。 菲律宾同意让美国军用飞机飞越菲的领空，并允许美军使用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同时，美国还向印尼表明了提供5000万美元的反恐资金援助和重开军事合作的意向[2](P644)。在经济上，美国也加强了同东盟的国家的联系。2002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东盟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东盟合作计划。此计划在三个方面展开：（1）支持东盟内部一体化；（2）加强跨国问题方面的合作；（3）增强东盟秘书处的能力。此计划实施以来，双方在反恐、打击毒品交易等领域进行了合作。同年，美国与东盟还宣布了一项“东盟企业倡议”，这是双方进行重要长远合作的计划，旨在加强美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另外，美国还与东盟成员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在军事、经济上重返东南亚，不可避免给中国与东盟关系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首先，从军事、安全上看，美国重返东南亚的主要战略意图之一是想借此保持地区主导权，遏制中国在东南亚日益扩大的影响。
早在1997年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就将中国视为两个潜在的地区或全球竞争者之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季北慈认为，中国防御战略的转移，以及海上行动能力的增强，将影响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的利益[12](P495)。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于2004年6月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发出警告：“中国正在咄咄逼人地挑战现状。它正在通过加强外交活动，增强对外援助、签署双边和地区协议的形式扩大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3] 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美国极力通过各种手段拉拢东南亚国家，抑制中国在东南亚不断上升的地位与影响。而东南亚国家由于同中国有领土争端问题，极有可能会呼应美国的这一战略，这必将给中国与东盟关系造成损害。事实上，东盟国家一直将美国看成是一种平衡中国的力量。2001年3月，美国、菲律宾、 泰国海军在南海靠近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举行搜救演习。同年8月，美国单独在南海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训练。尽管美国声称举行此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协助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保证南海的航行自由。但其他评论者却认为，演习是“炮舰外交”，目标是对准中国[14](P238)。显然，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卷入，制造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了中国同东盟国家解决南海问题的复杂性。
其次，从经济上看，美国加强同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虽有维护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利益的一面，同时也有同中国争夺经贸主导权的一面，这对中国与东盟正在推进的合作计划是个考验。
就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建立自由区的共识之后，美国随即也开始了同东南亚进行经济合作的努力。2002年12月，东盟经济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在非正式协商会议上发表声明说：“东盟企业倡议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将东盟和美国经济体更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双边自由贸易网”[6]。 美国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正如专家分析所说，“美国的政策尽管不能使中国—东盟的关系偏离其轨道，但仍然可以使双方的贸易和政治关系发展势头缓下来。因为东盟国家无疑更热心于建设同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如马来西亚原来完全拒绝同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但后来又重新考虑双方的自由贸易计划。泰国已经同美国开始了这项谈判。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则要东盟同伴认真考虑‘东盟企业倡议计划’。如果此计划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减速，那很可能是因为美国同东盟保持着更重要的贸易关系，东盟根本没有资源和高素质人员同时投入到两个自由贸易协议中。”[2](P643—644)
以上所提到的美国重返东南亚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消极影响程度有多大，能否化解，这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如前文所述，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对东盟来说，与美国和中国都保持友好关系是其利益所在。若中美能在共同的利益上扩大合作，尽量减少摩擦或冲突，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则美国与东盟关系的加强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反之，若中美关系出现较大冲突，东盟国家必须在中美两国间进行两难选择，那么一些国家则可能因与中国有领土争端问题而彻底倒向美国，从而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遭到损害。能否避免中国、美国、东盟三方“零和博弈”的情况发生，“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实现让所有的博弈者都满意的合理的收益分配”[16](P610)。这就要求中国在扩展自己的东南亚地区的活动空间时，不以美国为竞争对手而对其加以排斥，而是与美国谋求合作，保持地区稳定和繁荣，实现共赢。事实上，中国政府已认识到这一点。2001年唐家璇外长在越南举行的第8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说：“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并愿同美方共同努力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同时，美国也应该认识和尊重中国的安全利益。”“我们追求的安全应是相互的，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之上的安全，是不能够长久和稳定的。”[17]
第二、东盟一体化以及东亚合作能否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以便真正做独立自主，排除区外大国对区内事务的干预。2003年10月，东盟10国签署了“巴厘第二协定”，决定在2020年成立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东盟共同体”的设想表明东盟力求通过加强自身的一体化以主宰地区事务的愿望。在1999年的10＋3会议上，东亚13国共同签署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东亚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东盟一体化及东亚合作进展如何将直接关系到美国在此地区的影响。如果进展顺利，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国家将增强自主解决区内事务的能力，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必然受到抑制。正如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东亚政治是脆弱的，但有两个因素能保证地区稳定，一是美国的军事存在，二是东亚长期存在的经济发展合作上的一致性。我们希望这样的基本稳定能够保持10年左右。在这一段时间内，东亚领导人能够培养出合作的习惯和自助的态度，来代替目前的以美国军力来强制保持的地区稳定。”[18]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应该积极支持东盟及东亚的一体化进程，增强东盟独立自主能力，这样可有效避免东盟国家因过分依赖美国而给中国—东盟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中国能否取得东盟国家的信任。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东盟国家一直对中国抱有“戒心”，“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很有市场。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中国作了种种努力。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提供了40亿美元的援助和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这一举动受到东盟国家的普遍赞赏。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双方将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避免诉诸武力。这一协议缓解了东盟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担心。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为消除东盟落后国家的顾虑，中国政府主动提出给予柬、老、缅三国特殊的关税安排，并减免其部分或全部到期债务。中国这一系列措施不仅向东盟表达了中国对发展双方友好关系的诚意，同时还向其展现出一个值得信赖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的言行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东盟秘书长王景荣在2004年的“中国工商领袖论坛”上明确表示：“中国的崛起对东盟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个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是推动区域及全球经济列车前进的动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东盟和中国能够建立起牢固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与繁荣。”[19]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尽力想消除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但只要中国与东盟互信程度不断加深，美国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综上所述，美国因素既可能是促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也可能成为制约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努力来化解或减轻的。
收稿日期：2005—06—15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东盟外长会议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