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爱玛#183;高德曼：1920年代国民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政府主义论文,巴金论文,国民论文,年代论文,爱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金在走上创作道路成为作家之前，或者说在那之后，便已开始通过各种形式接受克鲁泡特金等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其文学活动始终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支撑，同时其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也通过文学活动而得以坚持。在此，我想将焦点对准当时巴金最为倾倒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爱玛·高德曼，由此考察巴金是如何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而这与1920年代国民革命又是如何相关联的。 一 巴金与爱玛·高德曼的往来信件 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之一，在巴金成为作家之前，曾在南京和法国与她有过书信往来，对巴金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在中国，介绍爱玛·高德曼的嚆矢大约是清末发行于东京的《天义》第6卷(1907年)“新刊绍介”中对Mother Earth的言及。此后，在《民声》《新青年》等刊物上，爱玛·高德曼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与妇女解放运动活动家，其著作被介绍、翻译为中文。而巴金所受到的最大启示，则是他尚在四川成都时，在《〈实社〉自由录》上读到的爱玛·高德曼写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对此，他后来这样追忆道： 当我十五岁的时候你曾经把我从悬崖上的生活里唤了转来。以后在一九二七年，两个无罪的工人在波士顿被法律送上了电椅，全世界的劳动阶级的呼声被窒息了的时候，我曾经怀着那样的痛苦的、直率的心向你哀诉，向你求救，你许多次用了亲切的鼓励的话来安慰我，用了你的宝贵的经验来教导我。你的那些美丽的信至今还是我的鼓舞的泉源，当我有机会来翻读它们的时候。E.G.，我的精神上的母亲(你曾允许过我这样称呼过你)，E.G.，你，梦的女儿(L.P.Abbott这样称呼过你)，你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① 巴金与爱玛·爱德曼之间的英文书信，日期可以确认的现在有四封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②，八封收藏于巴金故居③。
这些英文信件的内容包括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势力的夹缝中如何开拓革命的展望，以及对布尔什维克主导的俄国革命深感失望的爱玛·高德曼对中国革命和北伐持有何种见解等。爱玛·高德曼致巴金的第一封信的开头，巴金曾经亲自译成中文。④该英文信的原文开头这样写道： 你的精彩来信以及抱朴同志的来信，我已于上周收到。你是怎样地深深感动了我，还有你的文字是怎样地鼓励了我，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得知自己给了这么年轻的学生(你还在十五岁时就读了我的文章!)以重大影响，我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获得了很大的勇气。我以前常常盼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引导众多热情、真挚的青年男女走向无政府主义理想而做出贡献。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所有理想中最最美好的理想之一。可是，我被美国驱逐出境，以及我在俄国的体验，有时会让我对自己和自己的著作丧失信心。我开始怀疑，为了让人们觉醒于现代的非正义、坚持我们的理想走向自由之路，我做出的贡献是不是太微不足道。是你宝贵的来信给了我的精神以希望，对此，我衷心地感谢你。⑤ 文中提及的“抱朴”即上海出身的秦抱朴，他一面关注于无政府主义，同时又于1921年至1923年间在莫斯科“东方劳工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与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陈独秀之子、后来完成了由无政府主义向共产主义思想转换的陈延年，在留学期间也有书信往来，并最终投奔了国民党。1925年秦抱朴在北京，应进京报考北京大学的巴金要求，将他介绍给爱玛·高德曼，从此巴金与爱玛·高德曼开始通信。其间，巴金还曾将爱玛·高德曼所写的关于俄国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女活动家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文章译成中文。⑥二人的通信似乎在巴金结束法国留学的同时告终，其后，巴金回到中国，开始了其创作家的历程，直到后来发表将爱玛·高德曼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的《给E.G.》，其间并没有与她相关的著述，反之，在成为作家之后再写作致爱玛·高德曼的文章，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巴金而言，爱玛·高德曼是何等巨大的存在。 不过，在进行这些书信往来时，作家巴金尚未诞生，他是作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李芾甘)，与爱玛·高德曼通信的。在往来的书信中，两人满腔热情议论的焦点，是无政府主义与民众运动、民族主义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我们首先以爱玛·高德曼的书信为依据，验证一下他们就中国革命问题展开的议论要点。 二 民族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在此，为了验证就1920年代国民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应取的态度问题，巴金与爱玛·高德曼之间有着何种一致与不一致，首先将爱玛·高德曼的信件翻译如下： 《1927年5月26日爱玛·高德曼致巴金的英文书信(于加拿大，多伦多)》 随4月22日来信一道寄来的你那篇关于中国的短文章，以及吴养浩的来信，上周就已经收到了，直到今天才有时间回信。这封信算是给你们二位以及其他同志的回信。这也是为了避免把不得不说的话分别向两个人重复。加之吴养浩同志手写的法文非常难以判读，有好些地方无法理解。因此在掌握阅读诀窍之前，对他的来信难以做出正确判断。我把这封信一道寄还，大概他会重写之后再寄给我的。在非得告诉你不可的话中未曾提到的，我会再另外写给他。 亲爱的同志，首先我要告诉你，当得知我的著作对你的成长起过作用，我感到非常高兴。恐怕由于你太有热情，便使我得到了比应得的还要高的评价。其实我们只能够把存在于个人内部的东西抽取出来而已。所以如果说把我们的理想之美展示给你，让你从令人窒息的因袭支配下获得了自由，那不过是因为你的精神非常丰富，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就能开花罢了。当然我得知我为运动付出的努力也没有完全白费，并且我帮助了像你这样的青年理解伟大的真理并为之献身，非常高兴。 其实我也想去中国，你可以为我做翻译。不过很遗憾，我穷得进行不了这样的旅行。盼望日本与中国的同志能够携手合作，使我的访问得以实现。只要筹措到来回旅费，跟同志们过同样朴素节约的生活就足够了。很想立刻动身启程，到中国和日本去，亲眼看看你的祖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伟大斗争。不过，这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如果是在美国，这样的旅费很容易筹措，可是在加拿大却不太容易。或者是回到英国去，也能够办到。在目前情况下，这看来只是遥远的将来的梦，是渴望却无法实现的梦。 亲爱的同志，对我们的同志关于中国问题所采取的偏狭态度，无需失望。你在这一运动中还很年轻，所以你不知道在我们的队伍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集团。一个是将无政府主义视为脱离了伟大的斗争和生活的重压、在小集团中展开研究的人们。另一个是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路易莎·米歇尔、玛拉泰斯塔、洛克尔等人那样的伟大、普遍的精神。希望无政府主义成为社会建设的要因之一，认为必须接近人民，成为人民斗争一部分的人们。举例来说，这正是巴枯宁几乎在40年间参与了欧洲所有叛乱的理由。马克思坚持自己的研究，打造出在理论上很复杂的社会大纲，因此很多评论家花了很大力气来使马克思通俗易懂，尽管马克思只在表面上将自己的著作奉献给人民而已。巴枯宁就不一样，是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人，总是与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斗争的大众站在同一个街垒里。而无政府主义由于理想的倡导者在各国民众运动里都是极少数，所以在大部分国家里几乎不为人知，这是一个悲剧，同时也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长期以来，他们甚至从未试图与工团主义发生关系。这些人竟至愚蠢地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改善劳动条件而试图将工人组织起来，仅仅是缓和而已。其结果，工人们对于我们的理想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反对。不过这些同志对于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也有辩白。他们认为，参加民族主义或工会等民众运动的同志，常常会屈服于这一潮流，不能为无政府主义做任何贡献，迷失了目标。我不否认出现过这种情况。比如，让我们看看俄罗斯。在那里，我们的运动也存在着三个集团。一个是与革命保持一致步调、一贯忠诚的人们；一个是脱离了革命，完全不参加的人们；还有一个是被布尔什维克的潮流彻底压倒的人们。后二者未能区别革命与由共产党建立的政治体制的不同。大概中国的同志们把现在中国的动向理解为单纯的民族主义性质，担心万一参与了进去，就会如同俄罗斯的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陷入毁灭，认为应当敬而远之。就如同在俄罗斯被我们叫做“苏维埃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大概将变成“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吧。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只是姑且借用这种说法来表述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而已。 的确，这里面存在着危险性。然而另一方面，脱离正在逐渐觉醒的中国人民的民众运动，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却是不能够做的，是完全矛盾的。老实说，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激情没有兴趣。当然我理解，要从外国侵略者铁蹄下解放自己，是正当的愿望。 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很难认为那具有主张自己立场的价值。然而对于我来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意味着远高于民族主义的东西。其中之一便是中国青年精神上智性上的觉醒，这便能鼓舞我们，值得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施以援手。这同时还是经济上的觉醒。为了后者，我们得作共同的努力。可以指出，在打倒民族资本家之前，即便力求打倒外国剥削者，中国人也将一无所有。最后要说，为了不再重复在俄国发生过的事态，就是说为了阻止独裁政权的建立破坏对中国革命的热情，为了阻止腐蚀了俄罗斯人民生活与健康的同一政治腐败渗透到中国来，无政府主义者一定要眼看中国的现状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假如能够跟你们国家的年青伙伴们交往、交谈的话，该有多好。这就是眼下我非常想去中国的理由。 我的朋友，你想要的书我无法送给你。要想弄到全套的Mother Earth和Blast，是不可能的。也许你会觉得惊奇，就连我自己都没有全套的Mother Earth。只有巴黎的柏克曼同志那里有一套。在此地需要使用全套时，我也只好向美国的同志借用。我手头没有业已出版的小册子和书籍。1917年我们被捕时，对事务所的搜查简直就像刮了一场龙卷风。辛辛苦苦30年积累下来的东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包括许多演讲稿在内，我的所有原稿，纽约市当局都没有还给我。因此，除了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之外，你要的书我都无法给你。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请告诉我。关于俄国的著作，我可以从伦敦的出版社要来寄给你。不过，这些就是眼下我手头拥有的全部了。 如果你知道了柏克曼正在撰写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也许你会感兴趣。从他寄来的目录内容来看，写作过程恐怕将会十分艰巨，不过在你返回中国之前大概就可以读到，也可以为贵国人民进行翻译了。 将你的地址告诉我的旧金山的同志来信，我已经收到。后来他有信来。他和他的同伴在加州很孤立。我把几位同志的地址告诉了他。同志们大概会帮助他和他的伙伴们正在从事的活动。 同信寄上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剪报。一份是我在安大略州伦敦作的讲演。你搬到乡下去后，请把新的地址通知我。问吴养浩同志好。当你想写的时候，请给我写信。⑦ 在对这封书信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议论内容进行检点之前，先要确认几个事实。首先，开头出现的吴养浩是巴金的友人，即在巴黎时曾同住的无政府主义者吴克刚(1903-1999)。再加上卫惠林(1900-1992)，关于当时同宿的这三个人在巴黎的活动，待稍后再述。“旧金山的同志”即同为巴金友人、移民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Ray Jones(中文名为刘忠士，1892-1979)。巴金后来甚至以吴克刚为模特儿写过小说⑧，吴克刚后来成为经济学家，因为与文学世界无缘，故其后半生不为文学史所提及。然而就其前半生来说，吴克刚却与中国文学史上的话题颇有关联。1921年被日本驱逐出境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经由上海赴北京，寄宿于鲁迅府上，当时作为翻译从上海陪同他去北京，在北京时也一同住在鲁迅府上的，便是年尚不满二十的青年吴克刚。1923年爱罗先珂返归故国，吴克刚回到上海，开始走上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当巴金在法国期间，他与从俄国流亡而来的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奈斯特尔·麻夫诺(Nestor Makhno)共同组织了“无政府国际”，开展活动，甚至受到了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处罚。他与归国后成为作家的巴金分道扬镳，他主要从事经济领域的工作。战后前往台湾，担任大学教授。在台湾，吴克刚曾亲眼目击鲁迅的同乡友人许寿裳惨遭暗杀的现场，终其一生亲身体验了剧烈动荡的现代台湾史。⑨ Ray Jones(刘忠士)也是与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以及作家巴金关系很深的人物。1927-1928年间巴金与吴克刚等人共同编辑的无政府主义杂志《平等》，是美国旧金山的华人无政府主义小组“平社”的机关杂志。《平等》作为桥梁，发挥了将世界无政府运动与中国无政府运动联结起来的重大作用。而成为巴金处女作《灭亡》创作契机的萨柯·凡宰特事件，也是通过该杂志而被介绍到中国来的。顺便提一句，死囚凡宰特致巴金的信也译载于该杂志上。旧金山平社的中心人物，是广东出身的中国移民Ray Jones。Ray Jones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无政府主义理想，是一个与华侨一词每每令人联想到的财产、血统主义无缘的人。他终其一生都是个缝衣工，或者是像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描绘的那种加利福尼亚的农场工人，与华侨社会始终保持着距离。身为中国移民的他，晚年亲密交往的却是意大利裔移民无政府主义者。作为移民劳工，终生在美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Ray Jones，拿出靠出卖体力劳动获得的金钱，为身在巴黎的巴金、吴克刚和卫惠林提供发表文章的场所。然而终生默默无闻的他却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留在了周围人们的记忆中。⑩ 巴金于4月22日写给爱玛·高德曼的书信未经发现，因此目前无法得知巴金在信中写了些什么内容。不过，通过阅读爱玛·高德曼的回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测出其核心内容。那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北伐那样的所谓国民革命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尤其是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后“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的动向，是远离故土、身在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苦恼的原因。其实巴金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与吴克刚、卫惠林在巴黎议论过这个问题，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11)，表明了三人各不相同的立场。试看一下三人的主张，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立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对民族主义的警惕，依照卫惠林、巴金、吴克刚的顺序，其程度依次递减。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不是将无政府主义当作纸上空论，而是认为应当将这种思想放到民众自我解放的实际运动中加以验证，在这一点上，三人的主张大同小异。其民众问题在于如何参与、参与什么样的运动，在于通过它赢得什么。 卫惠林认为：“譬如讲到中国现在的运动，我们有些同志以为完全是国民党的运动，而与我们不相干的；另外有些同志以为现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但是这两者都不是很正当的见解。因为现在中国的革命运动，并不单纯是国民党的运动。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中国最近数十年的现状、中国人民现在的穷迫的生活，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见，此次运动的原动力还在人民中间，而不在某一个党派”(12)，没有将国民革命理解为仅仅归结于国民党的运动，另一方面则提倡无政府主义者应当着眼于民众的现实、立志于自立的政治运动。进而，对于民族解放运动，他又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现在的运动，是中国人的解放运动，虽然表面上看去是国民党的运动，但实际这样的问题，决不是单由国民党的政治方法、武装行动可以得其完全解决的。旧的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之蛮横，虽然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得到表面上的解决，但我们知道绝对还不是根本的解决。在国外资本主义从中国退出后，一定有国内国家资本主义或私人的资本主义起而占据其位，虽然中国人的心理上，会感觉稍好些，但事实上不过是名义上及形式上的变迁”(13)，他敲响警钟道：民族解放并不意味着打倒国内资本主义。 对此，巴金则认为“国民党的主张是与我们相反对的，在原理上它是我们的敌人。它要建设一个好政府，我们要推翻一切政府，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在某一个事业上，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我们是不反对的，不过我们要更向前走，反对国民党所建立的政府，反对他的一切建设罢了”(14)，将军阀、帝国主义视为优先于国民党的大敌。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重视国民革命的多样性、多层性的卫惠林，首先承认由国民党来主导革命，在此之上，认为应当优先打倒更大的敌人。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若要在这场斗争中获得自己的自立性，则在国民革命中拥有影响力毋宁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战略。他论述道：“在现在，国民党差不多是领导著群众(?)，要是我们也跑到民众中间，投身于革命的漩涡里，引民众向较大的目标走去，那么，民众自然会离开国民党，跟著我们来，使这次革命运动多带一点无政府主义色彩，使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民众的脑筋中留个很深的印象”(15)。关于民族解放，他认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谋脱离列强而独立的战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但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反对，不过主张更向前走一点罢了。同样，在我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以前，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不能反对。我恨苏俄，但我更恨列强；我恨国民党，但我更恨北洋军阀。因为苏俄总不比列强坏，国民党和北洋军阀并不是‘一丘之貉’”(16)。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国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应当放到当前中国的物质条件之下来考虑，“中国一旦起了社会革命，我们要使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完全实现，在生产事业完全不发达、日用品都要靠外国供给甚至食粮多少还仰给于外国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便不得不退让一步，多少迁就一点”(17)，表明了不得不认可振兴国内产业的立场。只是在这种场合，无政府主义者须积极推进农民自主管理土地、工人自主管理工场的运动，成为了附带条件。 另一方面，吴克刚认为：“无政府党对于一切平民运动，对于一切革命运动，都该参加，使了解、相信我们底理想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使我们底理想，对于社会全体底影响渐渐地大起来。站在平民外面空谈革命，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18)，主张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该从原理出发，而应该从平民身处的悲惨现实出发，不将焦点对准无政府主义的原理性解释、民族主义抑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卫惠林、巴金更积极地主张无政府主义者要投身国民革命。在战略上主张“消极方面：在现在革命时期，无政府党应该用全力反对旧党；对于国民党，暂时认为是友党，予以同情，不加攻击。积极方面：在国民党外，(如果事实上不可能，则在国民党内)积极参加这次的革命运动，使这次运动渐渐地平民化，无政府主义化”(19)，采取了容忍“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粉墨登场的立场。这些议论当然并不仅限于中国。比如说关于巴金寄予深切关心的西班牙内战，三人的主张令人联想起英国导演肯·洛奇在电影《大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中所描绘的农民自立的革命斗争与联合战线问题。 然而正当三人在巴黎进行这番议论之际，爆发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国民革命本身土崩瓦解，《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争论前提崩溃了。时隔一年之后，巴金在Ray Jones等人发行的旧金山中文无政府主义杂志《平等》上发表了题为《答诬我者书》，对当时三人的主张这样整理道：“惠林的一篇和君毅的一篇，意见是正反对的：君毅赞成名义上加入国民党去做解放民众的工作(并不做国民党的工作)，惠林极反对，他只主张加入中国革命运动去做宣传无政府主义。我呢，我主张中国革命运动是民众的，而非国民党的，不过国民党是领袖著民众运动罢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加入一切民众运动中，把他引到无政府主义的路上，不应该站在旁边乱骂，让国民党去包办民众运动(这所谓国民党并包含著共产党在内)。我又声明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我不赞成，我并主张在理论上反对国民党”(20)，然后针对受到“四·一二”政变前后时局的影响，本来不打算发表《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一事，做了如下说明：“我们当初寄稿的时候，本来就去信说明若此文登出易引起人的误解，不登亦可。这个意外的消息之来，就使得我们决定去信叫上海同志不要发表我们的文章，而且我个人读了革命周刊第一期后，我在平等上发表几篇反对的短评”(21)。在该文中巴金还提及“君毅在国民党大杀共产党的时候也做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此时若不脱离，便是罪恶”(22)，并介绍了在《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中主张加入国民党的吴克刚也在“四·一二”政变之后撤销了主张，呼吁脱离国民党。 据1927年5月27日致巴金的爱玛·高德曼书信内容判断，巴金可能在4月22日的信中所写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针对“四·一二”政变之前的北伐及国民革命的态度问题，其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一议论的前提及框架自身土崩瓦解了。在这种形势之下，针对爱玛·高德曼在信中所表述的对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及中国革命的见解，巴金在“四·一二”政变之后表现出何种反应，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盘点。 三 巴金对国民革命的态度 在接到1927年5月26日爱玛·高德曼致巴金书信后，当时正寓居巴黎的巴金搁置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于1927年7月5日给客寓多伦多的爱玛·高德曼写了回信。在这期间，他参与了救援萨柯·凡宰特的活动，用中文、英文、世界语发表了与萨柯·凡宰特事件相关的文章，并于5月17日给身陷囹圄的B·凡宰特写去了第一封信(23)。而巴金给爱玛·高德曼写回信的7月上旬，恰逢萨柯·凡宰特事件迎来重大局面的时期。4月9日美国新英格兰法院下达了对二人“于7月10日开始的一周之内执行死刑”的最终判决。因而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眼前最关心的大事就是萨柯·凡宰特事件与中国革命，以下我们看到的巴金书简内容却不见言及萨柯·凡宰特事件，其议论完全集中于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这一点。如果说萨柯·凡宰特事件是向中国国内进行介绍的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事件，则围绕着中国革命的议论却具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向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发送信息，这样截然不同的双向性格，亦未可知。 下面译出的巴金书信的要点，是在《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里巴金、吴克刚、卫惠林所讨论的如何在中国革命中确保无政府主义者的自主性，以及对革命的展望。 《1927年7月5日巴金致爱玛·高德曼的英文书信》 亲爱的同志： 拖了这么久都没回信，非常抱歉。你的来信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收到了，但是由于得知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未能立即回信。 和上次给你写信时相比，情况急转直下，这是事实。因此我认为吴养浩同志没有必要再给你写信了。 亲爱的同志，读了你的信，觉得你写的非常正确，而且我觉得就是放之于将来，一定也是正确的。你的信给了我极大的勇气，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的状况不会失望。 实在难以理解的是，曾经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在自己固有的领域内谋求发展、中国的纷争乃是接受白色及赤色帝国主义支援的军阀彼此狗咬狗的中国同志，竟参加了国民党阵营。据有位同志自中国来信，一百个无政府主义者中，非国民党员者不足二人。 几乎所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你所说的“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事实。虽然有一部分人把为人民而革命、斗争作为其理由，但大多数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为了每日的食粮。在长期的运动史上，有几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尽管1906年就在巴黎出版无政府主义刊物，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介绍到中国，可是自从回到中国参加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便脱离了人民，只顾从事国民党的活动。其中之一的吴稚晖，居然恬不知耻地主张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必须是国民党员。他们一直声称“我们既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我从来都不认为他们是同志。然而却有许多同志与他们合作。 以前，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是伙伴(也许应该说是同志)。自从国民党重建以来，基于信仰孙文的三民主义这一理由，中国的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变成了国民党员。然而实际上三、四年之后，共产党变成了超过国民党的政党，国民党的实权落入了他们的手中。至于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其绝大多数都是布尔乔亚，缺乏革命性，不如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那般具有活力。所以共产主义者无往不胜。然而国民党的将军们却厌恶共产主义者。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对北方军阀的疾速进攻与巨大胜利，增强了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尤其是强化了反布尔什维克的蒋介石的力量。既然这种状况削弱了张作霖等北方军阀，使得他们的崩溃变得容易，便不利于共产主义者了。蒋介石率领的民族主义者力量的增强，对于共产主义者们来说乃是一大危险。所以，当国民党军与张作霖军在前线作战时，共产主义者们极尽可能妨碍国民党军的进攻。汉口的民族主义政府落入了共产主义者的手中。其结果，蒋介石与民族主义者们同共产主义者以及以前在南京建立的民族主义政府形成了对立。现在，中国有着汉口、南京、北京三个政府，彼此相互敌对。在上海与广东，共产主义者遭到杀害；在汉口，民族主义者遭到杀害；而在北京，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双方均遭到杀害。 刚才提到的吴稚晖及其同志，变成了南京政府的领导人。在此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向民族主义者提供合作。吴稚晖的同志李煜瀛称，南京政府赞成蒲鲁东的理论，汉口政府赞成马克思的理论。这当然是愚蠢的想法。在他们发行的《革命周报》(24)上，我们的部分同志也在撰写文章。 他们和我们的部分同志一起，在上海创办了“劳动大学”。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就人民而言，他们虽然正处于觉醒之中，却在接受“坏牧人”的误导。这是十分遗憾的事。 我想你到中国去是有可能的。我会尽力寻找这样的机会。(25)恐怕会有几家大学需要教授，只要教教The Modern Drama and Social Problems大概就可以了吧，只是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样做。我已经给中国的同志写了信。我想，你的访华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的青年人一定会敞开胸怀，把你当作朋友、当作同志来欢迎的。 关于你的著作，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与写俄国的书(26)已经收到。不过柏克曼同志的The Bolshevik Myth我没有，你能不能帮我弄到一本?我很想买，不过太贵，我买不起，而且在这里也找不到。 吴养浩同志受到了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处罚。我两星期后搬到Chateau-Thierry(27)去。离开巴黎时我还会给你写信。地址就按照上面写的，不过写信时收信人名请写作Li Yao Tang。这样我想会比以前更安全一些。 柏克曼同志，我在Plus Loin的宴会上曾遇见过他，不过因为他太忙，所以没有时间交谈。他说会到旅馆来看我。 我给洛克尔同志写了信，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关于约翰·莫斯特的著作。 R.Jones同志给你寄去了The Awakening of China，我想过几日就会到的。我也给你寄去了登载有你的照片的《民钟》，是否已经收到? 谨致衷心的敬意。 Li Pei Kan(Li Yao Tang转交) P.S.：我爱人民，但我不但不喜欢共产主义者，也不喜欢民族主义者。北京政府大概一两个月之内就会崩溃。南京政府恐怕最为强大，不过对我们没有任何有利之处。所有的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 南京政府内有许多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因而有人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南京政府统治地区十分活跃，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不是与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从将来的革命中获得任何东西。(28) 此封巴金书信的内容从头到尾，都在介绍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其焦点则牢牢对准了“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其理由，我的个人预想已经在前面有所论述。至于巴金在此予以说明的当时形势，他获得的信息究竟是否准确，我们在作判断时都应当有所保留。比如，说共产主义者在张作霖军与国民党军的战争中，有意图地采取了对敌人的敌人张作霖军有利的行动，并没有提出证据。所以，从权力斗争的观点来看，在国民党、共产党、军阀三足鼎立、你争我夺之中，的确可能出现合纵连横的局面，可是，既然没有提出资料和证据，则不妨说这无非是一种据情推论而已。而且，在这三足鼎立的构造中，如何“坚持无政府主义者的自主性自立性”，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巴金在这封信中并未提及。在由R.Jones等旧金山华人无政府主义者发行、巴金与吴克刚等人在巴黎编辑的中文无政府主义刊物《平等》上，巴金立足于“现在中国同志中最紧迫的问题便是组织问题了”(29)的立场，阐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式的组织论，提出了另类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方法论。这一旨在追求不同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三种革命的姿态，由“中国‘共产党’因为要利用军阀，便不得不捧军阀。从前捧过他们的‘蒋总司令’，现在蒋介石竟不留情面地大杀共产党了”(30)，“我们反对‘列宁党’是因为他们不敢‘共产’，而‘反共’的先生们却硬要说列宁党是要实行共产的。俄国实行了共产么?汉口实行了共产么?”(31)等论述便可明了，似乎通过与军阀和资产阶级斗争、比共产党更为彻底的真左翼这种自我认识而得以确保。然而问题在于，在现实中这第三种革命并不伴随以运动实体。 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与其说是革命论本身，毋宁说是面对倘不言及的第三种革命，追求无政府主义革命的预期实际上无法展开这一现实，巴金所痛切地感受到焦躁。巴金对于中国第一代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在国共对立的境遇中，出于反共立场而加入国民党阵营、手执大权耀武扬威，十分反感，同时又对曾经与自己有过交流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同吴稚晖、李石曾合作、被纳入国民党政治中去，深感失望。同一时期的《平等》创刊号，巴金对由自己的熟人、出身四川的无政府主义者卢剑波在上海组织的民锋社讥讽道：“现在中国的投机无政府主义者，见人家升官发财，眼红心痒”(32)，从这讽刺中似可看出丧失了同志的巴金的愤怒，同时亦可看到其心灵的痛楚与苦恼。而文中言及的《革命周报》，是由本来可以与巴金成为同志的沈仲九和毕修勺参与编辑、标榜无政府主义的刊物，然而其终刊号的《与读者告别》竟称“本报的目的是想纠正共产党的错误，掊击旧社会的罪恶，发扬革命的真义，使中国民众有自谋解放的觉悟”(33)，是个坚持反共立场、典型的国民党无政府主义刊物。 巴金在这封信中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任何政府与国家都不抱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中不同任何政党合作的原则立场，然而相比于《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中卫惠林、巴金、吴克刚所展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立性、资本主义批判及对民族主义的警惕，给人以原来采取中间立场的巴金似乎更接近卫惠林的主张，而与吴克刚的主张保持距离的印象。对此，恰如巴金自己在信中阐述的，前次4月22日写信时与7月5日写这封信时相比，“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事实或许产生了影响。借用此信中多次使用的表达就是，这大概表明了巴金决不容忍“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 四 爱玛·高德曼对中央集权的批判 针对巴金的这一见解，爱玛·高德曼立即写了回信，更加大胆明确地展开了自己的一贯论点。 《1927年8月4日爱玛·高德曼致巴金的英文书信》 亲爱的同志： 谢谢7月5日的来信。你在信中告诉了我非常有趣的资讯，以及更为有趣的事情。 得知你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有着自己的见解，我感到很高兴。1907年我在法国曾经见到过中国同志。名字已经忘记了，不过我记得其中两位参加了大会的预备会议。这一年预定在巴黎召开的大会，结果在最后关头被当局禁止了。 对于有许多同志在国民党内活动，我并不感到惊讶。我们的同志在各地民族运动中，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总是参加，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利用这种运动提供宣传机会。可是势在必然，他们最终被这种运动吞噬了。在俄国，实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不少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并不加入共产党，却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结成同盟，后来便被吸收入党了。他们在俄国被称作苏维埃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历史正在重复。中国的确正在为诸多政府所苦。我认为任何势力都是独特的统治集团。这同世界其他地区正深受其苦的中央集权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可喜的。因为废除小政府，困难相对要小些。 尽管如此，一想到你和少数同志认为一切政府都是邪恶的，都剥削人民的辛劳，压迫人民的自尊，便非常欣慰。 亲爱的同志，感谢你为邀请我去中国所作的努力。再没有比能去中国、在青年人面前演讲更高兴的事了。我信任青年人。我认为，实际上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所以，有必要将真相告诉青年人。他们比我们老一代更受压抑，因此也更加做好了接受新思想的准备。 我已给伯克曼同志写信，请他寄一册The Bolshevik Myth给你。我估计他手头还有几本。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送给你。(34) 爱玛·高德曼的这封回信，首先同5月26日致巴金书信一样，其特征在于重复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与苏维埃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丘之貉这一观点。在5月26日的信中她说道，“老实说，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激情没有兴趣。当然我理解，要从外国侵略者铁蹄下解放自己，是正当的愿望。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很难认为那具有主张自己立场的价值。然而对于我来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意味着远高于民族主义的东西”(35)，试图寻找出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中国民众运动的价值。但是，巴金的信件提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看待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针对这一点，她揭示了苏维埃无政府主义者与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相似性。实际上在中国，假如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共产主义，才会诞生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在此不妨认为爱玛·高德曼是将这个问题当作掌握政权的政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抑或说当作无政府主义者战略性地加入权力组织的问题，用比上封信更为单纯化的表达参照了俄国的例子。在上封信中，既然谈及“为了不再重复在俄国发生过的事态，无政府主义者有必要阻止破坏对中国革命的热情，并试图将腐蚀了俄罗斯人民生活与健康的同一政治腐败渗透到中国来的独裁政权的建立”(36)，则爱玛·高德曼对于中国的民众运动应当是怀有某种期待的，然而巴金在这封信中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讯，他的关心集中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立性与权力问题。大约是针对这一点，她方才从苏维埃无政府主义者与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相似说开去，论及“历史正在重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与民族主义运动处于怎样一种关系，抑或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将来是否包含在这议论之中等等，要分析这个问题，则需要更详细的检讨，在此姑且仅限于指出爱玛·高德曼是从怎样的出发点，来回答巴金提出的问题。 这封信中最值得关注的特异之处，是针对中国存在着好几个政府、社会处于分裂状态，竟断言“与中央集权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可喜的”这一大胆的意见。19世纪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下国土被分割，社会动乱，民生疾苦，为了解救这种局面，民族主义运动得以勃兴，旨在统一中国的革命得以发展，这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常识。而对此，爱玛·高德曼却予以断然否定，其意图何在?公然说“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激情没有兴趣”的爱玛·高德曼，其立足点倘从无政府主义原理出发来思考的话，乃是合乎道理的，坚定不移的。既然是无政府主义，认为小政府要比大政府容易打倒，地方分权比中央集权对个人的压制性要低，就其原理而言乃是天经地义。然而问题在于即便实施了地方分权，尚未打倒政党的专制政治与军阀统治之前，民众的自我解放如何达成这一点。如此一来，问题便又回到了与民众运动的关联，个人解放与集体解放的关系性上去了。于是乎在追究这一问题的背面，那一边批判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却又苦恼于无法在实体上拓展旨在解放民众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巴金的形象便再度浮现出来。 那么，爱玛·高德曼自己又是以怎样一种途径来理解中国革命的现状，认为分裂的中国要比统一的中国更可喜的呢?其头绪之一，便在于爱玛·高德曼与阿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之间的往来书信中。自从1915年在美国圣地亚哥(San Diego)聆听爱玛·高德曼的演讲以后，对于阿格妮丝·史沫特莱来说，爱玛·高德曼无论是就女性解放的立场而言，还是在工人农民反抗布尔乔亚斗争的战线上，都是她憧憬的对象。1921年在莫斯科，她得以拜访遭布尔什维克政府软禁的爱玛·高德曼，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崇拜的革命家。对于来访的阿格妮丝·史沫特莱，爱玛·高德曼回忆道：“她是一个印象深刻的女子，是个热情洋溢的真正叛逆者。”(37)有历史学家对1920年代两人在德国的关系，如此分析道：“史沫特莱在德国的政治伙伴，是像爱玛·高德曼、亚历山大·柏克曼那样少数几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对史沫特莱在莫斯科解救她的勇气高度赞赏，两人之间的纽带得以巩固。”(38)将爱玛·高德曼和亚历山大·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断言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一观点姑且不论，阿格妮丝·史沫特莱前往中国之前二人的关系，恐怕不妨视之为同志加友人。 二人在1930年代中期关系最终决裂，主要是由于对待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的差异，及如何评价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就这一点来看，爱玛·高德曼与阿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对立，其实与1920年代末巴金内心世界里的思想纠葛也有着相通之处。 五 爱玛·高德曼与阿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相左 在此，我们以爱玛·高德曼在同巴金书信往来的同一时期，她与阿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往来书信为例，探讨爱玛·高德曼对阿格妮丝·史沫特莱如何表明其思想立场，以及阿格妮丝·史沫特莱于寓居中国期间是从什么视点出发来剖析形势的，以作为巴金与爱玛·高德曼之间围绕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议论的参考，同时验证爱玛·高德曼还有另外一条途径，即从阿格妮丝·史沫特莱处获取了解中国的鲜活资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爱玛·高德曼从加拿大威尼佩格(Winnipeg)寄给史沫特莱的信件，我们略去关于彼此个人及出版信息部分，在此以爱玛·高德曼表明其思想的部分为中心，译出此信。 《1927年3月1日爱玛·高德曼致阿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英文书信》(摘译) 你读过The Road to Freedom吗?假如读过，3月号上刊登了我关于多伦多的报告。 关于威尼佩格的，将刊登在4月号上。不过作为当下的新资讯，我想把我在此地做的事情告诉你。到达当地之后，我认识到了存在着与我的敌对。我感谢共产主义流氓们充满恶意的中伤。他们招集了全部力量，企图妨碍我召开集会。他们心性卑劣，决不会在公开场合对战。围绕着由我们的同志援助建立、长年投入精力与资金的Liberty Temple，开始了敌对行为。无非是扩大自己势力的惯常手段，共产主义者在劳工团体中进行大量注册，由此在有关Liberty Temple Hall的动议上，成功地得到了高于我方的票数。相同的事情，他们在作为劳工团体一部分的妇女组织中也干过。由于这种情况，造成了当初人数甚多的市内犹太人组织的分裂。必然性地产生了不信任、不关心与意见对立，其结果，除却几个例外，几乎无人出席我方的犹太人集会。 共产主义者在英语圈的激进劳工团体中也在干同样的事。他们成功地蛊惑了全面赞成我的演讲的激进劳工组织One Big Union成员。共产主义者直到最后一刻还在作充满恶意的活动，One Big Union终于退却了，我们的集会只得独立举行。见犹太同志对于组织英语集会毫无经验，一个在美国曾经是我们队伍中一员的人物便垄断了集会。反目太过严重，星期天在剧院举行的集会上，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你一定可以想象，在这种重压之下开展活动该是怎样一种情形。此外，我又为咳嗽所困扰。不过，我们成功地举办了4次周日集会，来听演讲的出席者平均多达700-800人。遗憾的是，在宗教上虔诚的加拿大，不能够收取参加费。以上就是说用捐献的银币只能勉强地召开集会，尽管连最低限度的黑字都未能留下。除此之外，我们一周之内举办了几次关于戏剧的演讲会，遗憾的是出席者少之又少。不过我觉得在这座小城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值得的，尽管既无资金又无组织，一切又都对我怀有敌意，可我还是举行了13次英语演讲和5、6次意第绪语(Yiddish)演讲，接触了这座城市的所有阶层。这难道不是一个蛮不错的成果么?(39) 对此，阿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回信如下： 《1929年夏，阿格妮丝·史沫特莱致爱玛·高德曼的英文书信》(摘译) 我现在在中国。这就是很久没给你写信的理由。我去年秋天离开柏林，此刻客居上海。不久就将离开此地，恐怕会去广东或者汉口。我已经访问过一些北方城市，还访问过一直梦想中的、非常寒冷的满洲，我度过了一个冬天。 我的书九月在德国出版，没想到出现了书评。 你的现状如何?你在写什么?我在为Frankfurter Zeitung写报导，为它寄些照片。 我一直以此地发生的事情为材料，写了一系列文章，尚未遭遇极坏的反应和无法言喻的反应。此地的情况比意大利还要糟糕。一旦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就会被砍掉脑袋。为了节约子弹，他们把这些人捆起来扔进河里。只要有嫌疑便足够了，不举行审判，即便举行，也无非是闹剧罢了。最初看到这些时，我感觉自己就是神经过敏，简直自我崩溃了。我觉得自己精神发生异常，开始对事情充耳不闻。要想坚持下去，就只能习惯此地的事物。我还亲历了最亲密的中国学生被以这种方法处刑。有时会有天崩地裂的感觉。南京的官员们直言不讳：“工人们在革命期间是好的，在革命之后就不好了。” 我马上要去跟五卅事件中受伤的人们会面，半路上顺便到杂志社去，把这封信寄给你。(40) 自从爱玛·高德曼1927年3月1日在威尼佩格把信寄出去之后，直到阿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上海发出回信为止，其间是否有过其他书信往来，目前尚无法确定。不过这两封信在某种程度上明了地传达出了双方的思想立场。首先是爱玛·高德曼的书信，此处译出的文章乃是信中约占三分之二篇幅的中心部分。其前其后，除却出版消息和个人信息之外，并不包含其他内容。因此不妨判断，此处爱玛·高德曼所写的，其本身恰是她想传达给阿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主要内容。在此，她介绍了自己面对共产主义者的阻挠等种种困难不屈不挠，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将劳工组织起来的热情与实践；尽管她将共产主义者看做劳工运动的对立面，却把自己的目标设定为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工人革命，由这一点便可以看出来，这并非单纯的反共姿态。这是一方面与民族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对峙、另一方面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摸索自立的革命道路的巴金所追求的第三种革命一脉相通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例实践。我觉得，巴金之所以将爱玛·高德曼称为“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其理由之一端，不仅仅是因为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逻辑的明晰性，更可以理解为就在于这种实践实例中表现出来的民众运动中一个革命家的热情与诚实。 读了爱玛·高德曼这封明确表达其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书信之后，阿格妮丝·史沫特莱当然理解了二人思想上的分歧，并在此基础之上继续交往。不妨认为在这一阶段，当史沫特莱向爱玛·高德曼报告中国情况时，她一面清楚地自觉到与对方思想立场日益相左，一面仍旧作为友人给她写回信。然而，我们仍能从书信的内容中读出由二人思想的相左而产生的政治文脉，不过反过来也可以看到爱玛·高德曼从同情共产主义的视点出发而分析的中国现状。当我们知道在1927-1928年间同巴金书信往来时，爱玛·高德曼并非仅仅通过无政府主义途径加深其对中国的理解，而不妨解释为立足于俄国革命以及欧美无政府主义运动经验之上，对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期待与展望所作的爱玛·高德曼式的表述，而中央集权否定论便不再是简单地表明其无政府主义原教旨立场。 六 作家巴金的启程 在1927年8月4日的书信之后，爱玛·高德曼与巴金的书简一度中断。爱玛·高德曼再次收到巴金来信并回信，是在1928年4月24日，此时，巴金已经离开巴黎，搬到Chateau-Thierry继续求学。爱玛·高德曼于1928年顺道访问巴黎时，给巴金写了此信，然而尽管同在法国，两人却没有见面。 《1928年4月24日爱玛·高德曼致巴金的英文书信》 来信拜悉，非常高兴。你很久没有给我回信，我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已经回中国去了。 你不能赶到巴黎来，我觉得十分遗憾。我个人很想跟你见面开怀畅谈。但很遗憾，我知道你面临考试，非常之忙。 随信寄上一篇文章《致青年》。这是为纽约的意第绪语刊物的英语增刊写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反正寄给你一份。 得知我的评论有这么多被译成了中文，非常高兴。正如你所说的，译文不佳的确令人遗憾。翻译这件事，应当由精通双方语言、理解作者感性的人来做。然而，人们却没有办法摆脱对翻译一无所知的家伙，尤其是我们这样不拥有著作版权的人，更是无力防范。我想要一本刊登我的评论的杂志。尽管读不懂，但是收藏一本也很有趣。请你寄给我。 我很高兴中国的同志正为我寻求访华旅行的可能性，再没有什么可比在中国青年面前讲课所带来的更大喜悦了。即便访华演讲旅行已经准备就绪，今年我也因为忙于自传写作，无法应许，假使能够延期至明年，对于我来说意义更大。中国同志就旅行事宜有何进展，请随时通知我。 我的同志雅克·邵可侣(41)的讲课一定十分精彩吧。不过我觉得，逐字翻译这种方法，恐怕会让他讲话的精髓消失殆尽。不单单是内容，这种将重点放在课程传达上的做法，我并不喜欢。如果能够去中国，我宁愿面对懂英语的听众讲，或者在课后请人把我的课本译成中文。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 随信寄上我写给衣希儿(42)同志的信。他在印刷工作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其信里，你就能明白我正在忙于一个有朝一日定能显示出其价值的计划。我希望如此。 我将在巴黎逗留至五月下半个月，那之后我会把St.Tropes的地址通知你。(43) 写于这封信之前的巴金书信，其存在未经确认，因此他在信中写了些什么，目前尚无从知晓。不过从爱玛·高德曼的记述加以想像，可以推测大致写到了巴金由于学业缠身未能前来巴黎相会、关于中国对爱玛·高德曼著作翻译接受情况的介绍、招聘爱玛·高德曼前去中国计划的进展汇报、雅克·邵可侣前往上海劳动大学赴任等等。这封信与此前书信的不同之处，在于围绕无政府主义的诸问题不成为议论的对象这一点。然而，纵令巴金在未经确认的书简中不曾言及这些问题，那也并不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的关心减弱，毋宁说这关心反倒更加强烈，问题更为具体化、个人化了。例如，就在收到爱玛·高德曼的这封来信之前不久，巴金刚刚致信马克思·奈特罗(44)，联系自己正在着手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围绕着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性议论。(45)不仅如此，其间，不同于以前的决定性转机也造访了巴金本人。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开始踏上了作为作家巴金的道路。 以上介绍的巴金与爱玛·高德曼之间以很短的间隔书信来往的1927年春夏两季，恰恰正是巴金深深参与萨柯·凡宰特事件的同一时期，并且与编辑、执笔写作旧金山华人无政府主义团体“平社”The Equality Society机关杂志《平等》，在时间上相重叠。在这一时期，巴金已经于1929年开始写作在中国国内发表的处女作《灭亡》。起初并无整体构思、只是以社会事件和个人体验为契机断片式地写下来的《灭亡》，以上海为舞台，描写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与革命，进而还描写了恐怖问题，是一部在当时中国引发重大冲击的小说。即便说，倘若没有作者巴金寓居法国的体验及与萨柯·凡宰特事件的邂逅就不会有这部小说，亦不为过。在这层意义上，在与爱玛·高德曼之间的往来书信中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主张与苦恼，不妨说正是为小说《灭亡》所作的准备。而在这一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前途的深刻绝望，及以1920年代国民革命为契机的思想分歧和挫折，恰恰便是中国摸索现代性的一条轨迹，就是在这条轨迹之上，巴金的文学写作方才得以形成。 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以后应该做研究阐明，便是作家巴金诞生以后的五年中，巴金自己并没有继续和高德曼通信。再过了五年的“多么痛苦的长时间”(46)，他又在《给E.G.》文中向高德曼倾诉自己的苦闷：“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是怎样度过它们的。然而那一切终于远远的退去了，就像一场噩梦。剩下的只有十几本小说，这十几本书不知道吸吮了我的多少血和泪。”(47)其实这便是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走进作家道路才呈现出来的思想苦恼，即便高德曼看到此文章(实际上她没有看到)，也无法给予回答的难题。一面通过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产生出来的思想苦恼促使巴金走上文学道路，一面通过文学创作而形成的苦恼又提醒巴金有必要回到无政府主义思想思考自己的苦闷之深处所在的思想问题。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和作家巴金不仅仅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侧面，而且是一个相互形成相互支持的个人表现。巴金和高德曼之间的往来书简便告知我们此摇摆运动似的巴金思想和文学轨迹才是解读巴金文学写作的关键。 注释： ①(46)(47)巴金：《给E.G.》，《将军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此引自《巴金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页。 ②IISH为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Amsterdam,The Netherlands。除了IISH以外，爱玛·高德曼书信、原稿等绝大部分档案都以原件或复印件形式收藏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高德曼研究中心(Emma Goldman Paper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③巴金和高德曼之间的往来书信不只限于这12封。比如高德曼写给巴金的信里言及其他书信，1927年9月28日她给巴金的书信开头说“我收到你8月4日发的信”，1927年11月11日她给巴金的书信开头也说“我收到你的三封信”，可证明还有不少巴金书信。但目前能找得到的便是此12封。笔者曾介绍此12封信的内容如下(括号内的数字为刊载这些书信日译的日本无政府主义杂志《Tosukinaa》的号数)：1925年7月29日E.G.给L.P.K.(十四)，1926年12月29日E.G.给L.P.K.(十四)，1927年4月5日E.G.给L.P.K.(十四)，5月26日E.G.给L.P.K.(五)，7月5日L.P.K.给E.G.(七)，8月4日E.G.给L.P.K.(八)，9月28日E.G.给L.P.K.(十七)，11月11日E.G.给L.P.K.(十七)，1928年4月24日E.G.给L.P.K.(十一)。 ④此英文书信的一部分内容收录于巴金《信仰与活动》，《水星》第2卷第2期，1935年5月10日。此引自《巴金全集》第12卷，第403～404页。 ⑤Emma Goldman’s Letter to Li Pei Kan,July 29,1925，藏于巴金故居。 ⑥爱玛·高德曼：《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巴金译，《民钟》第1第10期，1925年1月1日。 ⑦Emma Goldman’s Letter to Li Pei Kan,May 26,1927,No.5557-59,Emma Goldman Archive Ⅸ,IISH,Amsterdam,The Netherlands. ⑧巴金在《亚丽安娜》(《妇女杂志》第17卷第3号，1931年3月)及《亚丽安娜·渥柏尔格》(天津《大公报·文艺》，1933年10月28日)中描写了吴克刚的悲恋。 ⑨参看吴克刚《一个合作主义者见闻录》，台北：中国合作学社1999年版。 ⑩对Ray Jones的唯一采访收录于Paul Avrich,Anarchist Voices: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这里可参照该书第409～410页。 (11)惠林、芾甘、君毅：《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民钟社1927年版。 (12)(13)(14)(15)(16)(17)(18)(19)惠林、芾甘、君毅：《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此引自《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28～829、829、836、837、833、832～833、841、848页。 (20)(21)(22)巴金：《答诬我者书》，《平等》第10期，平社1928年版，第6～7、7、7页。 (23)关于这封书信与两者的关系，参看《巴金とサッコ·ヴァンゼッティ事件》(《研究纪要》第45号，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3月)，《巴金·ヴァンゼッティ往復書簡について》(《汉学研究》第33号，日本大学中国文学会，1995年3月)，《サッコ·ヴァンゼッティ纪行(1)～(3)》(《日本アナキズム运动人名辞典编集委ニュ一ス》第28-30号，2003年2月～7月)等。 (24)《革命周报》在李石曾的支持下，于1927-1929年出版于上海。起初由沈仲九、后来由毕修勺编辑。关于《革命周报》的文献学资讯及内容分析，详见『原典中国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别册：解题·总目次」(东京：绿荫书房，1994年)。 (25)1927年5月26日爱玛·高德曼致巴金书信、7月5日巴金致爱玛·高德曼书信，以及8月4日爱玛·高德曼致巴金书信，都曾提及邀请爱玛·高德曼访问中国的计划。《民钟》第1卷第13期(1925年9月)的“世界消息”栏登载了爱玛·高德曼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未记载姓名)书信汉译，并附有编者注，称需要两千元实现邀请计划，呼吁捐款。可知这项计划不独巴金，中国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已着手进行。 (26)可能是Emma Goldman,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New York,1923,London,1925。 (27)位于巴黎往东约八十公里处、马伦河畔的小城。 (28)Li Pei Kan’s Letter to Emma Goldman on July 5,1927,No.5892,Emma Goldman Archive Ⅸ,IISH. (29)壬平：《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组织问题》，《平等》第2期。 (30)亦鸣：《迷信军阀的中国“共产党”》，《平等》第2期。 (31)黑浪：《反共与反动》，《平等》第2期。 (32)《黑囚和李石曾》，《平等》创刊号，1927年7月1日。 (33)本报同人“与读者告别”，《革命周报》109-110期合刊，1929年9月1日。此引自《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下册，第861页。 (34)Emma Goldman’s Letter to Li Pei Kan on August 4,1927,No.5584,Emma Goldman Archive Ⅸ,IISH. (35)(36)Emma Goldman’s Letter to Li Pei Kan on May 26,1927,No.5557-59,Emma Goldman Archive Ⅸ,IISH. (37)《エマ·ゴ一ルドマン自伝(爱玛·高德曼自传)·下》，小田光男·小田透译，东京：PAL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页。 (38)ジャスティン·R.マッキンノン，スティ一ブン·R.マッキンノン(贾斯廷·R·马金农，斯蒂芬·R·马金农)《アグネス·スメドレ一，炎の生涯(阿格妮丝·史沫特莱，烈火生涯)》，东京：筑摩书房1993年版，第102页。 (39)Emma Goldman’s Letter to Agnes Smedley on March 1,1927,No.11561,Emma Goldman Archive ⅩⅥ,IISH. (40)Agnes Smedley’s Letter to Emma Goldman,1929 summer(?),No.11560,Emma Goldman Archive ⅩⅥ,IISH. (41)雅克·邵可侣(Jacques Reclus，1894-1984)：无政府主义者。爱丽丝·邵可侣(Elisee Reclus)的外甥保尔·邵可侣(Paul Reclus)之子。1927年应上海的国立劳动大学聘请来华，一直逗留至1952年。关于他的研究有米原谦的〈フランス人アナキストの中国25年――ジャック·ルクリュ小伝——(法国安那其主义者在华25年——雅克·勒克侣小传)〉，《阪大法学》第47卷第2号(1997年6月)，资料翔实。 (42)约瑟夫·衣希儿(Joseph Ishill，1888-1966)：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印刷工人。移民美国后，积极参与Modern School的活动。因为手摇印刷出版克鲁泡特金、本雅明·塔克、爱丽丝·邵可侣等人的相关书籍，得到高度评价。Ishill Collection，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中，收藏有1949年4月12日巴金书信。 (43)Emma Goldman’s Letter to Li Pei Kan,April 24,1928,No.5552,Emma Goldman Archives Ⅸ,IISH. (44)Max Nettlau(1865-1944)，奥地利出身的安那其主义者，历史学家。 (45)Max Nettlau’s Letter to Li Pei Kan,March 3,1928,Max Nettlau Archive,I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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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艾玛183；高盛：20世纪20年代国家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_巴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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