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雁[1]2002年在《分工、市场与中介组织》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在我国刚刚加入WTO的阶段，经济体制建设中大量存在着如何与发达市场经济良好接轨的问题。在不断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转换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如何改进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中介组织的问题变得日益重要和突出。凡是市场经济，无论是在什么基本经济制度下，除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直接交易，更大量地存在着由各种中介组织来完成的交易，而且这些中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愈来愈错综复杂，表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那么，在市场经济中何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中介来媒介生产与消费，使交易愈加复杂，而不是直接完成二者的转换？是什么力量导致生产和消费之间出现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又为何市场中介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形式？其种类和数量由哪些因素决定？我国需要不需要市场中介组织？如果需要，需要怎样的市场中介组织？我们又该如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完善市场中介组织？这些问题，本文都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并试图能够有所解答。分工是本文主要问题的汇合点，分工的深化形成市场的演变，而要解释中介的出现和发展，也离不开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一方面导致了市场的不断演进，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中介组织的不断发展。分工作为中间桥梁，直接沟通了中介组织发展与市场演进的关系，即中介组织的发展过程与市场演进过程紧密相随，其共同的联结点就在于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历史的发展的逻辑来看，中介组织与市场的发展或演进无疑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新旧制度更迭的动力，仍来自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即文中所说的：“分工收益大于分工成本便形成制度变迁的动力”。这一动力导致中介组织的出现，也是这一动力改变了分工的格局，形成了市场的演进。本文的分析表明：市场演进与中介组织产生发展的问题可以抽象地简化成为一个关于分工的问题，分工成为解释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关键。分工促使专业化组织出现和市场演进，但分工和市场演进又何以<WP=3>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需要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一定意义上讲，交易费用的大小决定了分工的深度，从而决定了专业化组织的规模、层次和市场的结构。或者我们可以说，市场的演进、专业化组织的发展是分工收益与交易费用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现代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效率，本文在分析时，也是围绕效率来探讨中介组织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分工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增进了交易双方的福利，市场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随着分工的深化而演进，市场效率不断得到了提高。中介组织是分工的结果，它的出现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它的规模和层次也随着分工的深化而不断改变，但能否提高效率，能否节约交易费用是其能否生存下来的根本。市场演进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介组织的规模和层次是市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市场的演进而发展，并以其改变而导致市场结构的变化即制度变迁，这实际上又是一个不断以高效率组织淘汰低效率组织的过程。因此，分工提高了交易效率是其推动专业化中介组织出现、市场演进和制度变迁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中介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分工不断深化从而市场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而要使中介组织有效率地运行，要使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明晰的、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变量。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作保障，分工后的结果往往会偏离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偏离无疑会降低市场所应有的效率。这样一来，我们再次通过分工，从制度安排的层面上解释了中介组织市场化发展的制度要求，从而为解决问题即如何进行相应的改革提供了答案。本文遵循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同时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有关成果，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分工与市场的关系入手考察了中介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脉络，将分工深化与制度变迁相结合说明了中介组织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中介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并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当前我国中介组织发展滞后的主要根源给予了分析。论文通过四部分予以论述。在第一部分，首先从共性和特性两方<WP=4>面对中介、中介组织的概念给予了界定，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随后对市场中介组织的特点、分类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中介组织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中间环节”、“中间阶段”，其运动方式是“过渡”，具有“动态”的性质。本文所研究的市场中介组织，是中介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形式，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则表现在服务、沟通、公证、监督四个方面。论文的第二部分，先从分工的角度说明了市场的演进：分工导致了市场的产生，当市场相对稳定的时候，分工的范围受制于市场范围，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会突破市场的限制并反过来推动市场的扩大，分工的范围便再次扩大……市场因而呈现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分工深化的过程。接下来，又从分工的角度说明了中介组织的产生：分工深化使生产与消费这两极之间的链条不断加长，?
杜生鸣[2]2009年在《电子市场中第叁方中介的演化研究》文中提出信息技术对于经济组织演化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在第叁方中介演化方面，更是带来了去中间化、再中间化、去——再中间化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广泛讨论与争议。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对电子市场上的第叁方中介演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理论研究。本文以分工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本理论分析基础，以超边际分析方法为基本工具，围绕以下几个基本问题：(1)中介产生与演化的理论探讨；(2)电子市场的理论探讨；(3)面向电子市场的第叁方中介演化分析；分别建立了数学模型，得到了相应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分工状态下的专业化水平提高是中介产生与演化的重要条件。并且，中介演化受到分工方向的影响，不同的分工方向导致中介演化方向的不同：纵向分工产生的效率效应导致去中间化，横向分工产生的协同效应导致了中间化，而横向分工对中介演化的影响大于纵向分工。因此，分工影响下，中介演化呈现去中间化、再中间化以及去——再中间化的多重路径表现。交易成本是中介产生与演化的必要条件。因此，仅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研究电子市场的中介演化问题虽然必要与合理，但实际上却不是一个能够得出正确结论的研究方向，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综合考虑分工与信息不对称因素。信息是否对称对中介演化具有决定性影响。信息不对称是中介演化的重要条件，信息完全对称将导致去中间化，信息不对称则导致中间化。研究表明，电子市场上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电子市场的某些局部，信息不对称可能相比传统市场更为突出和严重，由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制约着电子市场及其市场结构的演化。基于投入要素的不同，文章把中介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叁大类，不同类型的中介，其中介演化的趋势并不相同：劳动密集型中介演化的基本趋势是去中间化；资本密集型中介演化的基本趋势是去——再中间化；知识密集型中介演化的基本趋势是再中间化。根据消费行为的流程，文章认为，电子市场的中介演化形式主要有四种：信息中介、搜索中介、信用中介和交易中介。消费者的信息搜索行为导致搜索中介和信息中介必定存在和有价值。而对于安全便利交易的需求导致交易中介的演化，对于商家信用的需求将导致信用中介的发展。电子市场的团购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使得某些传统中介价值降低，从而被去中间化，但团购同时导致了某种新型的中介产生，因而中介在去中间化、再中间化以及去——再中间化之间不断演化。
邓云锋[3]2007年在《中国渔业中介组织研究》文中认为渔业中介组织是指与渔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中间组织,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直接从事渔业生产及渔产品交易,而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遵循独立、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凭借其特有的社会服务、沟通交流、公正鉴定和监督管理等功能,沟通政府与渔业企业之间、渔业企业与渔业企业或渔民之间的信息、协调双方的利益,为渔业产业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的社会自律组织。渔业中介组织可分为渔业社会中介组织和渔业市场中介组织等。当前,我国的渔业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渔业资源面临严重枯竭;渔业产业性矛盾日益突出;渔业监督管理困难;渔民收入不断减少等。从产业组织角度考虑,我国渔业问题的根源在于渔民的分散化经营和渔业经济发展的大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渔民人数众多,缺乏组织且分布不均衡,使得政府对渔业的监管成本高,渔业管理政策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而渔业中介组织能够组织渔民进行大规模生产,实现渔业的规模效益,在政府和渔民的博弈中,可以起到协调二者的利益关系,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对于解决我国渔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渔业中介组织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渔业问题的行之有效的途径。本文从中介组织的相关理论入手,利用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学、环境资源经济学、规模经济理论和产业链、产业集群、政府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方法,研究了渔业中介组织的形态、类型、发展阶段,及其发育机制等理论问题,初步构建了渔业中介组织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我国渔业中介组织发展面临的契机,借鉴国外渔业中介组织的发展经验和考察我国部分沿海地区的渔业中介组织的发展情况,提出了我国渔业中介组织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重点以及具体对策。在内容安排上,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导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引出本文研究的意义。第一章,中介组织及相关理论。分析了中介组织的概念、类型、功能,梳理了研究中介组织的一些理论方法,为研究渔业中介组织奠定基础。第二章,渔业中介组织形态及其作用。结合渔业产业的特性,对渔业中介组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渔业中介组织的类型、发展阶段及其作用。第叁章,渔业中介组织的发育机制。研究了渔业中介组织的形成机理,从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渔业中介组织的发育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渔业中介组织的发育模型,并对影响渔业中介组织发育的因素进行了总结。第四章,国内外渔业中介组织发展状况及其启示。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农业中介组织的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其次介绍了我国的渔业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以及各地区渔业经济组织等渔业中介组织的发展情况,以及日本、美国、韩国等国渔业中介组织的发展经验及对我国渔业中介组织建设的启示。第五章,中国渔业中介组织发展的契机。从政府职能转变、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与渔业中介组织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渔业中介组织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六章,中国渔业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对策。分析了我国渔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其发展思路及发展的趋势和重点,并从政府角色、制度建设、以及政策支持叁个层面提出了促进我国渔业中介组织发展的具体措施。
方林佑[4]2013年在《主体身份、政府角色与中介组织地位》文中提出现代社会呈现“叁元结构”,形成高等教育发展“新协调叁角”和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具有基础性。市场机制关注供求、选择、价格、竞争与风险,是集体选择和公共选择的根基,是被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历史变迁,显示了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顽强生命力,也证明了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寓于市场主体、政府和中介组织“叁个关键点”之中,而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是“后发外生型”,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高等教育市场机制运行的“叁个关键点”,实质上就是叁个“建设点”：一是高等教育市场的主体身份。高等教育市场主体,是指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组织或个人,主要包括高等学校及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用人单位、科技服务需求者等,其中,高等学校是特殊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应该具有“灵敏性”,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行动,对供求、价格等信号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我国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缺失,高等教育出资人产权虚化,高等教育捐赠者动力不足,学生及其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大,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成本“软约束”,科技服务需求者合作机制存在较大缺陷。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主体已经“身份迷失”。二是高等教育市场的政府角色。政府既是市场的外部调控者,又是市场的特殊参与者。好的政府既要守住“高等教育市场化底线”,又要避免大学的“两类行政化”,确保高等教育的必要投入,维护高等教育的“公正性”。政府应该充当高等教育产品的“精明买主”,成为高等教育“战略性产品”的提供者,并与高等教育的主要生产者(高等学校)科学分权,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有效保障。令人遗憾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的政府已经“角色错位”。叁是高等教育市场的中介组织地位。高等教育中介是为高等教育市场机制运行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这种非营利、非政府的专业化组织,与政府、市场形成“叁边制衡”,共同维护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稳定性”。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的中介组织已经“两极分化”,具有“官方性”和“边缘性”双重特征,“缓冲器”功能残缺,重大决策“不在场”。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已经“地位缺席”,其根本出路是“民营化”。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存在的“叁大问题”,只有通过“创新”来解决。一是通过管、办、投分离,促进政府机制的再造；二是通过权、责、利结合,实现市场主体的解放；叁是通过转、扶、改配套,加强市场中介的中立。学术力量与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志愿者力量不是处于同一个维度,能级差异也很大,任其自由发展势必窒息学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自觉向社会分权,以培育完善的高等教育市场体系,营造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环境,并利用市场机制的张力,让高等学校从“二元结构”走向“叁元结构”社会。这样,“叁类组织”(政府、市场、第叁部门)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博弈与制衡,“叁种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政府机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冲突与互补,可以矫正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失衡,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以便建立一个公正、有效、自由的高等教育体系。
汪全莉[5]2014年在《我国出版中介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市场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的各类文化子市场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出版市场体系是构成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完善的出版市场体系,健全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就不可能实现。而完整的出版市场体系由出版要素市场、出版产品市场、出版流通市场以及出版行业组织与中介机构四大相互联系和支撑的子系统构成,缺一不可。其中为出版市场交易服务的出版中介机构对于出版资源的合理配置、科学调节出版生产、大力促进出版消费及广泛参与国际合作,进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与价值。但由于出版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对于出版产业来说不是直接参与生产的必要生产要素,过去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随着我国出版转企改制,出版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出版生产要素的流通基本上由市场来决定。出版市场的这种变化,迫切地需要中介机构和中介服务来协调和加速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出版市场的公平合法交易。因而,出版中介机构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出版市场繁荣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各地区、各部门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中做了许多积极探索；原新闻出版总署也针对我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问题提出“要发展出版中介机构,提高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程度”的要求。然而,与我国出版市场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出版中介服务机构建设与发展水平以及出版中介服务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不能适应出版产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全面研究出版中介机构的发展对出版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根据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2006年)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2009年)中提出的重点发展的几类出版中介机构我们进行了相关的文献调查和实地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分析发现：在实践方面我国出版中介机构未得到充分发展,出版中介机构的发展成熟度无论是相较于西方国家还是相对于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要求都显得滞后；在出版中介机构的理论研究方面,还很少有学者对出版中介机构做系统的研究,缺乏整体上的系统分析。因此,重视出版中介机构研究是其现状和价值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从优化出版中介机构的管理体系、优化出版中介机构发展模式、建设出版中介服务平台和构建出版中介机构发展保障体系几个方面对出版中介机构进行系统而全面地研究。首先,发展我国出版中介机构有坚强的理论基础。社会分工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现代化文化市场体系理论是出版中介机构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发展我国出版中介机构还有有力的政策依据,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①,原新闻出版总署2006年颁布的《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2009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要“发展出版中介机构”的具体要求。第二,我国出版中介机构的发展过程中,囿于历史和出版体制等原因,我国出版中介管理体系不够健全,表现在出版中介机构法律管理的缺乏与缺位、行政管理职能交叉多头等现象严重、行业自律管理中行业协会又由于我国行业协会的功能不独立性和对行业协会建设不重视而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因此,针对以上现状,结合国外出版中介机构的发展和国内的成功经验,重构和优化我国出版中介机构管理体系是发展出版中介的重点之一。第叁,对我国出版中介机构进行统一管理的前提是对出版中介机构进行合理的划分和归口管理。对于我国《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四类出版中介机构重点管理、发展和研究,并关注出版中介机构和服务的其他形式,这一提法符合我国的国情。出版经纪与代理,图书会展、出版评估与鉴定、出版信息咨询等提供出版中介服务的出版中介机构在我国已有初步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模式。但是,和国际上出版中介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出版中介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充分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国实情,优化我国出版中介机构的发展模式。第四,出版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和信息的充分透明是市场良性运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构建出版中介服务平台,不但可以满足出版市场供求双方的需求,而且是服务于出版生产的支撑体系,是出版中介服务面向用户的窗口。按照合理的原则构建的出版中介服务平台具有信息沟通、资源整合、培养出版中介市场和示范功能。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建设基于Web Service的开放式出版中介服务平台信息系统,可以解决面向互联网的复杂应用问题,并利于帮助解决目前我国分布式异构信息系统中数据的获取问题,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出版中介服务平台建设方式。第五,合理完善的出版机构发展保障机制建设可以从多维度提高出版中介机构的服务效率。出版中介机构发展的环境保障机制、动力保障机制、诚信保障机制、人才保障机制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营造和建设好这些保障机制才能保障我国出版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
牛海荣[6]2007年在《营利性中介组织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营利性中介组织响应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我国蓬勃发展。同时，营利性中介组织作为一种在我国发展历史不是很长的经济组织与同样是新兴事物的“中间组织”是有区别的，而且，营利性中介组织与发展历史悠久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也存在较大的区别。本文从多个方面对这几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找到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不同。在辨析了营利性中介组织的概念之后，本文用图示的方式找到了在市场分工细化的过程中营利性中介组织得以产生的分工成熟程度区间，以及市场上营利性中介组织的均衡点(或者说边界)。分工会带来成本也会带来收益，在某次分工的不同的成熟程度上，收益和成本的对比是不同的：在分工还不成熟时，成本会大于收益；在某个成熟程度区间上，收益会大于成本；当这次分工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要求新的分工的出现，否则将会产生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因此，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这个成熟程度区间上，才会产生中介组织。在找到了中介组织产生条件的情况下，中介组织如何才能长期生存下去昵?作为营利性的中介组织，它必须以营利为经营前提，同时，按照“经济人”假设，营利性中介组织必须能够节省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交易效率，才能给社会带来福利的增加，从而得以在市场上生存。因此，营利性中介组织的收费是有限制的，不是任意的。当然，同时也要满足中介组织自身的营利需求。营利性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存在也是有相应的制度需求的，这些制度需求是各种各样的，甚至可能会根据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它是有最基本的制度需求的，在本文中所分析的制度需求就是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完善的法律制度。鉴证类中介组织在我国目前是非常活跃的一类中介组织，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本文把鉴证类中介组织作为营利性中介组织的一个大类进行了重点分析，从外部性交易成本内部化和内部性交易成本市场化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到这两个方向的一个结合点，使得交易成本最小，从而找到鉴证类中介组织的定位。最后，文章对我国目前的营利性中介组织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作了相应的分析和研究。分析了我国目前几类营利性中介组织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针对前面对营利性中介组织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对我国的营利性中介组织进行分析，可以找到我国的营利性中介组织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找到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岳昉[7]2005年在《中国房地产中介组织运营与管理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房地产中介组织运营管理模式研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我国关于房地产中介组织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仅有的关于房地产中介组织的研究过多的注重对实践的描述,很难找到真正经济学的深刻分析。 房地产中介组织,是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规范化的房地产中介组织和成熟先进的运营管理模式,对于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和规范房地产经济运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房地产中介行业的从业人员队伍迅速扩大,但是,由于我国的房地产中介业起步较晚,在执业标准、执业规则、专业人员素质、技术手段,特别是在运营管理模式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总体上仍然比较稚嫩,缺乏核心竞争力,与国际规则的要求和发达国家和地区成熟的房地产中介服务体系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房地产中介业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房地产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借鉴发达成熟地区和国家房地产中介组织运营管理模式经验,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我国房地产中介组织运营管理模式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阐述,提出了我国房地产中介组织运营管理模式发展路径与政策取向。 论文首先从房地产中介组织产生的必然性、中介及房地产中介、我国房地产中介组织的发展演变、我国房地产中介行业现存问题和对策、房地产中介组织经营模式、房地产中介组织管理模式和房地产中介组织经营行为和经营效率等几个方面对国内外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做出综述,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通过对中介组织的产生和演化理论、中介组织的运行和管理理论的深入研究分析,并从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叁个视角来研究房地产中介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对房地产中介组织存在原因的理论分析表明,房地产中介组织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其可以减少房地产交易成本。从交易过程来看,房地产交易引起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叁个方面,一是在签约之前搜寻有关交易的信息而发生的费用;二是签约过程中为谈判发生的费用;叁是签约之后监督、保证和强制实施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与其它交易相比,由于房地产具有价值量大、变现能力差、产权关系复杂、非标准化、不可移动性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多样性和专业性、不充分竞争性等特点,期间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风险更大,因此,用于减少房地产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风险和促进交易顺利完成的交易费用也往往更高。这就更加需要通过房地产中介组织完成交易来降低交易成本。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信息成本,信息不完全是导致交易费用发生的重要原因。信息成本更多地意味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对交易效率的损害。
范省伟[8]2005年在《基于组织变迁视角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各种社会制度和组织的产生、发展和变迁过程。因此,研究制度与组织及其变迁机理就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窗口或一把钥匙,这也正是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日渐兴盛的重要原因。制度、组织及其变迁理论作为制度与转轨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面临着挑战并具有创新的内在要求,而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组织架构重塑、社会组织变迁则构成了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客观上也要求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经济组织,对其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不仅对于社会制度和组织的相关理论研究,而且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体制转轨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组织变迁的新视角提出一个关于组织变迁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对行业协会的组织变迁过程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更进一步,对我国特别是体制转轨时期我国行业协会的组织变迁进行具体的实证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促进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基本思路。 在理论构建的层面上,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指出:相对于已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组织变迁是研究行业协会的一个新视角。本文运用制度和转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首先对行业协会的概念、组织属性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并特别指出行业协会的基本经济功能是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中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提高交易的效率;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以“理性演进”为基本特征的行业协会组织变迁模型,并依据行业协会的经济性、民间社团性、中介性、行业性、自治性等多重组织属性,对行业协会的组织变迁动因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这样,从行业协会的概念界定出发,本文提出了一个包括行业协会的组织属性与功能、组织变迁的方式、机理、原因与特征等内容在内的行业协会组织变迁理论框架。 在应用与历史研究的层面上,利用前文的理论框架具体分析了行业协会特别是我国行业协会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论文根据行业协会组织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将行业协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并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环境、组织结构与特征、组织功能等几个方面对每个阶段的行业协会组织变迁状况进行了分析,尤其是较为深入地研究了目前国外“政会对抗型”和“政会合作型”
池泽新[9]2003年在《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体制的转变使我国农业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农业国际化的不断推进又使我国农业在市场化道路上必须应对国际大农业的竞争。由于我国农业的市场化以及我国农业应对国际竞争是以小规模、分散化的农户为基础的，所以，广大农户能否顺利地进入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否克服单个农户的弱势地位，形成群体合力，具备整体竞争能力，是我国农业市场化成败与否的关键环节和我国农业能否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之举。因此，深入研究，寻求解决将广大农户与市场联结起来并形成竞争合力以促进我国市场农业有序运行和更好地应对农业国际化的思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研究解决我国“小规模、分散化”农户经营条件下农业市场化的“具体制度安排”或运行体制为目标，首先阐述研究的基本前提和我国农业市场化及应对农业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以此构筑本项研究的基本依据；紧接着对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评论，以从中受到启发和发现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在此基础上，提出化解矛盾的新思路——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并展开系统研究。首先，对这一体制进行理论界定，然后分别从规范与实证的角度展开论证；在此基础上，设计与阐述这一体制的基本架构；最后提出建立这一体制的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我国农业市场化及应对农业国际化过程中已经显现出农户家庭经营在直接生产领域具有效率与在流通领域缺乏效率的矛盾、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的需要与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农业宏观管理模式的转变与农业产业运行体系建设滞后的矛盾、推进农业国际化与小规模农业竞争力不强的矛盾等“四大矛盾”。这些矛盾说明农户家庭经营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问题和农业的竞争力问题是我国农业市场化及应对农业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2）学术界对解决农户家庭经营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问题和农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中介组织论”、“社会化服务体系论”、“土地规模经营论”、“农村组织创新论”、“农业产业化论”和“农业保护论”等主张。这些主张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学术意义。但深入地看，仍有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其中，农业市场化在体制上有没有特殊性？我们研究农业市场化是否应该首先把市场经济体制在农业中有无特殊规定性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显然，现有的研究尚未触及。这说明现有的研究仍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因此，通过研究，进一步寻求化解“四大矛盾”或解决前述主要问题的思路，是十分必要的。（3）必须从体制层面上来寻找化解矛盾或问题的新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解决市场农业的“具体制度安排”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首先解决相应的经济组织形式问题。经济组织可以从“制度安排”和“行动集团”两种含义上进行理解。总的来看，经济组织有市场组织、等级组织和中介组织等叁种基本形式。其中，中介组织是指兼有市场组织与企业组织或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性质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特点是经济性和中间性。经济活动采取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意味着采取不同的<WP=8>“制度安排”或“行动集团”，其实质是采取不同的分工协调与完成交易的方式。分工的程度不同以及影响交易成本大小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程度不同，要求采取不同的协调分工与完成交易的方式。经济体制的实质就是制度安排，所以可以从经济组织的角度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划分。根据经济组织的多样性，理论上可以将市场经济体制划分为市场组织主导型、企业（组织）主导型、政府（组织）主导型和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等四种类型。其中，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是指在分工不完全的情况下，与特定的交易要求相适应，由“市场＋企业”、“企业＋政府”等混合性质的组织对分工、交易进行协调与安排的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或模式。根据这种划分，结合市场农业而言，理论上可以提出与界定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这种农业市场化的“具体制度安排”。其含义是：（1）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这一体制是指主要由中介组织来组织、协调市场农业运行的体制。（2）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这一体制强调中介组织是市场农业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3）从政府管理角度看，这一体制意味着政府对农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调控要经过中介组织的传导或中转。（4）从各类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看，这一体制意味着中介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对市场、企业与政府进行替代。（4）从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所作的分析表明，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是市场农业，特别是我国“小规模、分散化”农户经营条件下农业市场化的有效制度安排。这一体制能有效地节省农户个别交易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有利于形成与农业产业特点相适应的产业组织结构；能使家庭经营在直接生产领域所具有的效率优势充分发挥，且切合农业生产力的特点对农业组织经营形式的要求，从而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5）国内外农业市场化的实践表明，代表不同阶段中介组织主导形式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
任曙明, 原毅军[10]2003年在《产业分工细化与经济中介组织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经济中介作为产业分工细化的产物是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分工利益的获取。本文运用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理论分析经济中介从产业分工中内生的原因及条件,讨论专业化分工产生的中介服务的特点以及分工网络对经济中介业发展规律的影响,并试图对经济中介的产生和现代经济中介业的市场结构提供理论解释。
参考文献：
[1]. 分工、市场与中介组织[D]. 张雁. 西南财经大学. 2002
[2]. 电子市场中第叁方中介的演化研究[D]. 杜生鸣.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3]. 中国渔业中介组织研究[D]. 邓云锋. 中国海洋大学. 2007
[4]. 主体身份、政府角色与中介组织地位[D]. 方林佑.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5]. 我国出版中介机构研究[D]. 汪全莉. 武汉大学. 2014
[6]. 营利性中介组织交易成本理论分析[D]. 牛海荣. 华南师范大学. 2007
[7]. 中国房地产中介组织运营与管理模式研究[D]. 岳昉.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8]. 基于组织变迁视角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D]. 范省伟. 西北大学. 2005
[9]. 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研究[D]. 池泽新. 山东农业大学. 2003
[10]. 产业分工细化与经济中介组织的发展[J]. 任曙明, 原毅军. 中国工业经济.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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