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年龄对我国失业率的影响:理论与实证_失业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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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延迟退休再次①成为民众、政府以及学者关注的话题。随着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1999年在人均GDP不足一千美元、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成为目前唯一以较低收入进入老龄社会的人口大国,并且老龄化呈现出不断加深的态势。2013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4.9%,60岁及以上的老年抚养比为22%;65岁及以上的人口1.32亿,占总人口比重的9.7%,65岁及以上的老年抚养比为14.3%②。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③在2012年首次出现绝对量的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在数量和比重方面均呈现下降趋势,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然而,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岗位总量供给压力长期存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使得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成为必然,对就业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则是推行该项政策的最大顾虑。

      反对延迟退休的观点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会减少岗位供给从而增加失业。Michello和Ford(2006)④发现美国实行的以推迟退休为目的的社会保障改革与降低失业率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认为延迟退休将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张车伟(2004)⑤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对总体就业的影响并不大,但对城镇正规部门就业的影响比较大,因而对大学毕业生的影响最为明显。李绍光(2005)⑥也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不影响就业的假设在中国不一定成立。

      更多的学者对延迟退休持积极的态度。Gruber et al(2009)⑦通过总结比利时、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发现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并不会减少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反而会降低年轻人的失业率。Kalwij et al(2010)⑧利用经合组织(OECD)22个成员1960-2008年的数据,采用动态模型检验了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就业关系,发现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就业并不存在替代关系,甚至还有轻微的互补关系。Lefebvre(2012)⑨使用OECD成员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失业率曲线,发现老年人提前退休反而会对年轻人就业造成消极影响,并不利于缓解失业。Fisher和Keuschnigg(2011)⑩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养老金改革对退休和就业的影响,认为延迟休年龄有助于财政稳定,能降低劳动者税负,增加工作机会,从而降低中年人的失业率;保险精算的公平性不仅能够鼓励延迟退休,而且能够鼓励年轻人就业。

      国内支持延迟退休的观点认为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求逆转以及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等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了巨大的支付压力,因而应该延迟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李珍,1997(11);穆怀中,2001(12);柳清瑞,2011(13))。延迟退休年龄能够降低养老保险等缴费率,提高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低龄退休则可能会导致“资本驱逐劳动”,反而会提高失业率(罗元文,2001)(14)。杨俊(2008)(15)发现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将会同时促进工资和就业的增长。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基于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市场供给水平下降的背景,以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为条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会产生扩大社会需求和增加社会就业总量的效应(郭正模,2010)(16)。而蔡昉(2013)(17)则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是国际趋势与中国国情间的两难选择。

      延迟退休年龄是否会影响就业对研究渐进式延迟我国退休年龄推进路径与推出时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国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延迟退休对劳动参与率影响及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而国内目前尚缺乏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影响的经验分析文献。

      本文基于工作搜寻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失业的影响,为制定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供新的依据和思路。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框架,概述延迟退休年龄对失业率影响的机理;第三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假设,选取变量构建回归方程,并通过统计方法和回归方法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失业率的影响;第四部分利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中方案)》的数据模拟延迟退休年龄对失业率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工作搜寻理论(DMP)(Diamond,1982(18);Mortensen & Pissarides,1999(19))将搜寻成本应用到劳动力市场,解释了就业市场中常见的一类经济现象:即大量空缺岗位与失业劳动力并存(20)。因为就业市场并不完全有效,雇佣者和求职者需要付出时间和资源等搜寻成本才能找到对方,并且雇佣关系的实现还依赖于双方同时对工资的认可。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求职者的搜寻成本会随着求职时间的延长而提高、求职时间越长预期工资越高三个假设条件下,就业人数会随着求职者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如果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求职者,对于企业来说,找到合适的劳动力会更加容易,便会愿意增加雇佣;若市场上求职者较少,找到合适劳动力需要付出更多成本,企业就可能放弃雇佣,因此工作岗位的数量实际上取决于求职者的数量。

      基于工作搜寻理论,本文借鉴Lefebvre(2012)(21)的理论模型分析老年人的退休行为会对就业市场产生何种作用,从而推导出延迟退休对失业率的影响。

      (一)环境假定

      首先是对人口环境的设定。假设经济运行环境由企业和劳动者构成,同时假定企业生产独一无二的产品并且只雇佣一个劳动者;劳动者由年轻劳动者和老年劳动者构成,以能够领取养老金的最早年龄为界,所有涉及两个群体的指标,分别用下标y和o表示(以y当下标的变量代表年轻劳动者,以o当下标的变量代表老年劳动者)。

      假定年轻劳动者和老年劳动者的年龄在各自群体内平均分布,那么对整个劳动力市场来说,在任何时间点,年轻劳动者存在转为老年人的可能性

,表明年轻劳动者中有

比重的人会进入分界年龄成为老年人;在分界年龄至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段,老年人存在退休的可能性

,即有

比重的人会退休。退休年龄越低,

会越高。

      设劳动力群体总量为1,失业总人数为u,则总体失业率为u。劳动力群体中年轻人的比重为p,则老年人比重为(1-p)。年轻群体的失业率为

,老年群体的失业率为

,则失业年轻劳动者数量为

,失业老年劳动者数量为(1-p)

,失业总人数

,也即总体失业率。

      其次是对生产效率的设定。年轻劳动者和老年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往往存在差异,设年轻劳动者的效率为γ,老年劳动者的效率为δγ。老年劳动者与年轻劳动者相比,虽然在精力和体力上有欠缺,但在技术和经验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很难判断二者的生产效率孰高孰低,即以δ代表老年与年轻劳动者的效率之比时,不能确定这一比值大于1还是小于1。

      再次是对匹配函数的设定。Pissarides(2000)(22)最早提出并发展了失业和岗位配置关系的匹配模型,假定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交易成本以及工资是建立在雇员和雇主讨价还价的基础之上,劳动者和空缺岗位的匹配是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函数(CRS)来进行的,即m=m(ν,u)为凸函数,其中ν代表空缺岗位,u代表求职的年轻人和老年人数量,表示求职者数量和空缺岗位成正比。空缺岗位是对年轻人和老年人同等开放的,但是不对称的搜寻信息阻碍了这一匹配的顺利进行。在给定CRS技术函数以及匹配假设的前提下,一个空缺岗位实现雇佣的可能为q(θ)≡m/ν=m(1,1/θ),一个劳动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为m/u=m(θ,1)=θq(θ)。其中,θ=ν/u,表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23)。在CRS假定下一个空缺岗位实现雇佣的可能性等于雇佣一个年轻人的可能性加上雇佣一个老年人的可能性:

      

      其中

,pπ与(1-pπ)分别表示整个失业群体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重。

是工作机会的减函数,求职者数量的增函数,

则正好相反。

      最后,对匹配终止风险进行设定。空缺岗位和求职者实现匹配后并不稳固,存在终止风险,即实现就业者可能再次失业。假设年轻人和老年人就业后离职的可能为

,当岗位的匹配结束后,工作岗位还有可能成为空白状态,雇佣单位需要付出维持成本k至寻找到新的雇员或取消岗位。

      (二)参与者均衡分析

      劳动者和企业都是风险中性,贴现率为r。如果法律规定,企业不能在雇佣前进行年龄歧视,企业提供的岗位能够实现雇佣的概率为q(θ)。空缺岗位的价值为:

      

      它取决于潜在雇佣的预期收益与维持成本的差额,其中J表示已实现雇佣岗位的价值。当雇佣实现后,岗位雇佣年轻人的价值

或者老年人的价值

是不同的:

      

      其中,

表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工资。岗位价值首先来自于产出和工资的差额,其次为就业者身份转变带来的价值变动。年轻人就业后,离职的可能性为

,转为老年人的可能性为

;老年人离职的可能性为

,退休的可能性为

,这些行为会导致岗位价值发生变化。已实现雇佣岗位的价值为雇佣年轻人和老年人价值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失业群体中两类人的比重:

      

      前文提到,岗位空缺时企业需要付出维持成本,当企业从岗位雇佣中获取的预期收益恰好能弥补这一成本时,企业就会愿意提供新岗位,此时

=0。由公式(2-3)(2-4)(2-5)可知(24):

      

      其等价公式为:

,即雇佣的预期收益等于维持成本,公式(2-7)代表了岗位提供曲线以及企业对两种劳动者的混合需求,反映了岗位和失业者匹配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下雇佣不同劳动者的价值(25)分别为:

      

      可见岗位的供给取决于求职者的构成以及雇佣不同群体的价值(

),与维持成本k成反比。从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有:(1)岗位随老年求职者的数量增加而增加;(2)通常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会对岗位的供给数量产生促进作用。

      结论(1)非常明确,因为0<ε<1,总求职者数量u会随着老年求职者数量

的增加而增加,二者的综合作用使得ν增加。

      结论(2),因为高退休年龄意味着较低的

,则雇佣价值(

,见公式(2-8)(2-9))提高,企业愿意提供的岗位数量会增加,两类求职者就业都变容易。

      (四)实际政策效果分析

      现在我们考虑一项具体政策:延迟退休年龄。

的降低会产生两种影响。第一,

的降低增加了老年求职者的数量,根据结论(1),岗位供给的数量会增加;第二,根据结论(2),它提高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工作的价值,也会使企业的岗位提供会增加。二者共同作用下,延迟退休年龄使得企业为就业人群提供的岗位数量大大增加,进而提高社会就业水平。

      三、人口因素对失业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基本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延迟退休年龄,失业率会降低。具体来说,退休年龄的延迟会在两个方面对失业率产生影响(假设H1,H2),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选取了国内外学者经常用到的两个表示人口因素变量的指标——劳动年龄人口(Labor)及总人口抚养比(Ratio),并对该指标进行了进一步的假设。

      假设H1:延迟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越多,失业率越低。DMP理论认为工作岗位的数量实际上取决于求职者的数量,工作岗位的增加能够带动就业的增长。同时根据前述模型,延迟退休会带来劳动人口增加,相应地,求职者数量会增加,从而使得提供的岗位数目增加,雇佣的匹配更容易发生,失业率降低。

      假设H2:延迟退休年龄之后,总人口抚养比越低,失业率越低。退休年龄的延迟,也体现在总人口抚养比的降低方面。根据Kelly(1973)(27)的分析,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总人口抚养比会通过影响储蓄和消费的分配比例作用于经济增长,从而引致失业率的变动。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反映了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一比例上升时,意味着消费群体增加,社会储蓄减少,转化的投资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文中被解释变量选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基础上推算出的实际失业率。解释变量为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抚养比,并选取其他可能影响失业率变量的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1.失业率。实际失业率是指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的比值,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文中实际失业率的推算方法选用调整系数法,即以各年登记失业率为基准,乘以某一系数得到的真实失业率(李金叶,2011)(28)。人口普查年份的调整系数为普查得到的真实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的比值,那么2000年与2010年的系数可通过直接计算得出,其他年份的系数则基于移动平均法推算得到。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与调整系数相乘,可得到2000-2010年各地区的实际失业率。

      2.劳动年龄人口。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国内已有文献的经验,文中退休年龄均以60岁计算,劳动年龄人口界限的年龄区间设定为15-59岁。

      3.总人口抚养比。总人口抚养比为0-14岁和60岁及以上人口数的总和与15-59岁人口数的比率。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59岁人口数的比率称为老年抚养比;0-14岁人口数与15-59岁人口数的比率称为少儿抚养比。

      各省市劳动年龄人口统计数据均为15-64岁,根据全国15-59岁人口占比对其进行调整,得到以60岁为界的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抚养比。

      4.控制变量。为了排除经济因素对失业率的影响,本文还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控制。首先,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观点,GDP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1%,本文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代表这一影响。其次,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高通货膨胀率往往伴随着低失业率,因此假设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我们用调整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第三,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往往同步于经济增长,是劳动力的重要聚集地;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会不断增长,被认为是吸收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因此假设二三产业比重提高,失业率也会下降;衡量这一效应的指标选取的是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占全社会生产总值的比重。第四,失业率还可能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当工资水平无法满足劳动者的要求时,会有更多的劳动者选择再次就业,从而会在一定时间内提高失业率,选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作为该作用的衡量指标。最后,将时间变量作为虚拟变量,排除年份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以上各变量来自于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29)2000-2010年的数据,均为城镇数据。其中,用以计算实际失业率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2》,其余解释变量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1)。因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较大,所以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基于以上假设选取的计量指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解释变量Labor表示城镇劳动年龄人口;Grp表示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CPI为以2000年为基础经过调整后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Industry为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占全社会生产总值的比重;Wage使用的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指数;Ratio表示总人口抚养比。被解释变量Unem表示实际失业率,根据城镇登记失业率推算而来。

      (三)统计分析

      

      图1 实际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以及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关系图

      图1通过对2000-2010年10年间各省市数据进行总作图,直接表现出实际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老年抚养比以及总人口抚养比之间的变动关系。其中,图中所标注的坐标轴数值为绝对数,各变量的单位根据数据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实际失业率和人口抚养比的单位是百分比,劳动年龄人口单位为万人并进行了对数处理,同时,为了更好地表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将总人口抚养比曲线和老年抚养比曲线单独对应到图中次坐标轴(右侧)。从图中可以看出,每条曲线出现波动的时间大体一致,因而可以初步判定各主要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另外,将总人口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曲线与少儿抚养比曲线对应到不同的坐标轴后,总人口抚养比曲线与少儿抚养比曲线逐渐呈现出重合的状态。这个现象表明,在本文的数据中,相较于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可能对总人口抚养比的影响更大。由于延迟退休年龄主要影响的是老年抚养比指标,因此在后文的回归分析中,在前文设计的模型基础之上,又分别考虑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影响,通过重点对老年抚养比的检验分析观察延迟退休对失业率的影响。

      (四)相关性分析

      

      在相关性分析中,我们发现,实际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成反比,即延迟退休年龄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从而降低失业率,这与我们的假设H1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实际失业率变量却与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以及总人口抚养比均成负相关关系,与假设H2的观点相反。由于相关性检验只是一个初步的相关关系分析,其结果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而回归分析才能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研究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对实际失业率的影响,因此要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提高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五)回归分析

      

      表2进行的回归(1)至(3)分别对应上述方程(3-1)至方程(3-3)。回归(1)的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对实际失业率的影响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与前述假设H1一致。现实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从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但失业率一直下降(30),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更多劳动力,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满足了这一需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纯粹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就可以降低失业率,当经济发展具有容纳能力时,增加求职人口能够促进充分就业,从而降低失业率;若经济发展所能容纳的劳动力达到饱和,增加求职人口则只会增加失业率。从产业结构可以判断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还未达到劳动力饱和,第三产业刚刚追平第二产业(31),未来比重会持续上升,吸纳劳动力的空间会越来越大,因此我国经济对劳动力吸纳能力还会继续增长。

      同时,回归(2)和(3)中总人口抚养比系数为负,根据前面的统计分析,总人口抚养比受到少儿抚养比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将总人口抚养比中的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进行了回归,重点观察老年抚养比对失业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

      

      表3回归(1)至(4)分别将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与劳动年龄人口、少儿抚养比与劳动年龄人口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仍然是城镇实际失业率。结果显示,单独对老年抚养比进行回归时,失业率与其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少儿抚养比依然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萨缪尔森的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可以解释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少儿人口数和储蓄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孩子可以被看作是储蓄的替代物。当少儿人口的数量较高时,用于子女的费用就会增加,带动了诸如教育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给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失业率下降。由于延迟退休影响的是老年抚养比,因此,该现象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老年抚养比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前面的分析是相符合的,也可以说明假设H2成立。

      另一方面,表2回归(3)中Labor和Ratio的系数以及表3回归(3)中Labor和Old的系数均高于表2回归(1)、(2)以及表3回归(1)中对各变量进行单独回归的系数。这表明,延迟退休年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会降低,全社会总人口抚养比也会跟着降低,相应地,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在两种作用的相互影响和促进下,延迟退休会对失业率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可以验证DMP理论模型分析的结果以及假设H,即延迟退休能够降低失业率。

      四、延迟退休对失业率影响的模拟分析

      延迟退休会改变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口结构,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而老年抚养比下降,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这二者均会对失业率产生显著影响。本部分主要预测未来由于延迟退休年龄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变动导致的失业率变化,并与保持当前退休年龄的失业率相对比,以观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的延迟退休年龄会对失业率产生何种影响。具体方法为,利用表3回归(3)中得到的系数作为各因素的影响系数,代入各影响因素的预测值,模拟得到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失业率。

      在预测未来一段时期的失业率时,假定经济因素不变(32),取现有数据的平均值纳入回归方程,人口因素的数据来自于《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全国城镇老年人口预测(中方案)>》。因为男性和女性在退休年龄上存在差别,为使计算结果更加准确,模拟分析时仅使用男性人口数据,这样更能够真实地反映失业率的变化。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作为对比,计算保持60岁退休年龄不变的失业率(33),见表4中的列(1),可见失业率会逐步上升,图2中最上一条曲线呈现了这种变化趋势。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在不断上升,根据回归结果,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会导致失业率上升,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也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因此,人口老龄化引起失业率上升。

      然后,基于老年人口预测数据,模拟不同延迟退休方法下的实际失业率。因延迟退休的渐进性,表4中列(2)假定男性从2020年开始,每5年(34)延迟一岁,至2045年完成65岁的退休年龄。在2020年之前将保持现有状况不变,仍然以60岁为退休年龄计算。2020年开始变为61岁退休,此时,60岁人口仍然为劳动年龄人口(35),计算出新的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抚养比,纳入方程推算实际失业率。2025年退休年龄为62岁,此时,60岁和61岁的人口仍然为劳动年龄人口,重新计算此条件下的实际失业率。依次类推,可一直计算到2040年,之后则保持65岁的退休年龄,测算失业率。实际失业率曲线见图2的最下一条。相同方法,可以计算从2025年、2030年开始延迟退休的失业率变化,见列(3)(4),实际失业率曲线分别为图2中的中间两条曲线。

      

      

      图2 实际失业率模拟变化图(男性城镇人口)

      通过比较发现,延迟退休后的失业率走势与保持60岁退休年龄失业率基本相同,但总体失业率却相对下降了。这是因为延迟退休提高了退休年龄,相比于60岁的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而总人口抚养比下降,根据回归结果,这会使得失业率出现下降,因此延迟退休后的失业率水平要低于当前退休年龄的失业率。

      选择不同时机开始延迟退休也会对失业率的变动产生不同的影响。与60岁退休曲线相比,其它每条曲线均在其之下,通过对四条曲线进行垂直对比发现,在延迟进行阶段,2020年开始延迟退休的失业率水平最低,2025年开始延迟退休的失业率水平与2030年开始延迟退休的失业率水平基本持平,都高于2020年开始延迟退休的失业率水平;在完成阶段,2020年开始延迟退休的失业率水平会有明显的上升,而2025年和2030年开始延迟退休的失业率水平过渡得比较平稳。基于此,在政策实施的时候,更为缜密地计算是非常必要的。从本文的数据来看,显然对于男性来说,2030年开始延迟退休是比较合适的,失业率水平虽然较2020年开始延迟退休的失业率水平偏高,但也明显低于60岁退休年龄的失业率水平,延迟过程及完成阶段都比较平稳,波动较小。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DMP理论的分析表明,提高退休年龄使得企业提供的岗位数量增加,进而降低失业率。实证分析的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在中国的有效性,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相关关系,与老年抚养比正相关,且均呈现出较高的显著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或者老年抚养比的降低一方面意味着就业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的劳动力更加充足;另一方面企业也愿意增加空缺岗位的数量。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求职者和雇主的匹配更加容易实现,从而增加就业。进一步模拟分析发现,根据我国国情,老龄化仍将持续,这一人口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失业率的上升趋势,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恰恰能够降低失业率水平;延迟退休开始的时间不同,失业率的波动也会不同,因此选择合适的开始时机和实施步伐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平稳落地有重要意义。

      合适的时机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解决制度上的阻碍,二是技术手段的推算。

      制度上的阻碍主要在于养老金双轨制和现行工作制度。养老金双轨制必须取消才能保证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推进,“国家养老”一是使得劳动力队伍争相挤进“体制内”,造成就业失衡;同时也加重了财政负担,产生社会不公,弊端凸显。改革的阻力一方面在于改革者要消除自身的既得利益,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困难的,政策制定者应当有勇气打破坚冰,真正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群众反对延迟退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行制度下工作辛苦,恐难以支撑到更高的退休年龄。因此,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收入、实现带薪休假等工作制度改革会有助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

      技术手段可以模拟出较为合适的退休年龄和实施路径。通过预测未来的人口及经济情况变化,利用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可以模拟出不同延迟退休方式下的失业率状况,从中择取最优的实施路径。

      事实上,最优退休年龄的决策需要更为严谨的测算。延迟退休的路径除了考虑行业外,还需要更为谨慎地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是否能长时间地维持、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变化、“单独两孩”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影响等,这些都是后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①早在2005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进行过延迟退休年龄的研究,2012年《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第二次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政策。

      ②2013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

      ③一般指法律规定的成年人口减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后的人口总数;我国规定劳动年龄人口男子为16-60周岁,女子为16-55周岁。

      ④Michello,Franklin A.,FordWilliam F.,The Unemployment Effects of Proposed Changes in Social Security’s Normal Retirement Age,Business Economics,2006(41),pp.38-46.

      ⑤张车伟、仲大军:《中国是否应该推出弹性退休制度》,《中国经济论坛》2004年第38期。

      ⑥李绍光:《推动社会保障体系与市场经济体制和谐发展》,《中国金融》2005年第5期。

      ⑦Gruber J.K.,Kevin Milligan,D.A.Wise,The Relationship to Youth Employment,Introduction and Summary,NBER Working Paper,2009.

      ⑧Kalwij A.,A.Kapteyn,A.,D.V.Klass,Retirement of Older Workers and Employment of the Young,De Economist,2010(158),pp.341-359.

      ⑨Lefebvre,Mathieuv,Unemployment and Retirement in a Model with Age-specific Heterogeneity,Labor,2012(26),pp.137-155.

      ⑩Walter H.Fisher,Christian Keuschnigg,Life-cycle Unemployment,Retirement,and Parametric Pension Reform.Economics Working Paper,Series 11-19,University of St.Gallen,2011.

      (11)李珍:《关于中国退休年龄的实证分析》,《中国社会保险》1998年第4期。

      (12)穆怀中:《老年社会保障负担系数研究》,《人口研究》2001年第4期。

      (13)柳清瑞、金刚:《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4期。

      (14)罗元文:《养老保险制度中关于退休年龄的探讨》,《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年第6期。

      (15)杨俊:《养老保险和工资与就业增长的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08年第2期。

      (16)郭正模:《对制度安排的劳动力市场退出和退休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7)蔡昉:《退休年龄:世界难题和中国国情》,《决策探索》2009年第2期。

      (18)Diamond.,Peter A.,Wage Determination and Efficiency in Search Equilibrium,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2(49),pp.217-227.

      (19)Mortensen D.,Pissarides C.,1999,New Developments in Models of Search in the Labor Market,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vol.3(39),pp.2567-2627.

      (20)“空缺岗位与失业劳动力并存”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也不例外,“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就是表现形式之一。

      (21)Lefebvre,Mathieuv,Unemployment and Retirement in a Model with Age-specific Heterogeneity,Labour,2012(26),pp.137-155.

      (22)Pissarides,Christopher A.,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Theory,Cambridge,2000,MA:MIT Press.

      (23)求人倍率是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能够反映市场中的劳动力供需状况。求人倍率小于1,说明劳动力供大于求;求人倍率大于1,说明劳动力供不应求。

      (24)限于篇幅,未列出推导过程,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25)限于篇幅,未列出推导过程,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26)限于篇幅,未列出推导过程,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27)Kelly A.C.,Population Growth,the Dependency Rate,and the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Population Studies,1973(27),pp.405-414.

      (28)李金叶、冯振华、闫人华:《基于修正移动平均模型的调整系数法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测算与分析》,《企业经济》2011年第10期。

      (29)不包括西藏。

      (30)本文推算的实际失业率表明了这一趋势。蔡昉也提出,“失业率在2000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然后就下降了。2002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每年失业率都是下降的。”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70729/11293830006.shtml。

      (31)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45.3%,第三产业比重44.6%。

      (32)更好的模拟方法是同时模拟经济因素的变动,本文假定经济水平不变,维持2000-2010年的平均水平。

      (33)因回归所用数据为各省、市、自治区数据,预测数据为全国范围,计算此失业率用到的劳动年龄人口以全国该年龄段人口除以31作为平均数据使用。

      (34)因公布的老年人口预测数据时间间隔为5年,此处选择5年实为计算方便。事实上,由于一年12个月的时间特性,政策上更可能选择6年或4年延迟一岁。

      (35)《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以60-64岁为一个年龄段公布人口数,假设一个年龄段内人口平均分布,可计算出60岁人口数量,进一步计算劳动力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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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年龄对我国失业率的影响:理论与实证_失业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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