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塞维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及局限性 *
刘志靖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布尔塞维克》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中国革命对象和任务、中国革命领导权等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布尔塞维克》非常重视从实践出发来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但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也有历史局限性。总之，这些探索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布尔塞维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失误
《布尔塞维克》是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沈泽民、张闻天先后担任《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主任，1932年7月出版至第5卷第1期后停刊，共出5卷52期，历时5年，载文557篇(包括“寸铁”短文)，累计255万余字。《布尔塞维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有早期的“探索性”特征，这些探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系统了解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近代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与西方国家的国情截然不同，因而从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直接答案，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情进行实际的探索。《布尔塞维克》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中国革命对象和任务、中国革命领导权等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革命基本问题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中的一位跟梁璐拍过桌子。这让梁璐显得不太适应，在身为果智时，他即使受挫，也充满了道德感召的味道，比如，读经不专心时会有人用香板在背后狠狠地敲他一下。
(1)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索。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要求，正如毛泽东所言：“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63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布尔塞维克》与《新思潮》《红旗》等革命报刊互相支援，积极参与了这场大论战，批判了“新生命派”“动力派”“托陈取消派”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认识，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农奴制”，“封建残余，在全中国还占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革命将成为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模型”。[2]2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也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帝国主义握有管理中国全体经济之权”，“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3]30—35这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都使用了，取得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初步成果。
(2)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探索。《布尔塞维克》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探索过程中受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罗米那兹的“不断革命”论等影响，但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些理论的错误，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作了明晰的回答：“中国革命，按照他客观的意义，无条件的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枢，他的性质彻头彻尾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前途——即社会主义的前途”[2]21—26，指出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议决案》科学地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中国现时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4]3—5华岗在《中国革命转变的前途和任务》一文中分析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时，也指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与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目前中国革命阶段仍旧保存着以前的任务：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取消地主土地私有制度，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所有这些任务就规定中国的革命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特殊性，还在于：他的胜利就要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5] 35—41正确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
此后，郑超麟在《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必然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特殊经济条件及社会阶级关系。”[14]233这实际上提出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应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而有所变化等原则。还指出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中国革命特殊的国情，说明其构成的原因，指示其进化的道路，“但这些特殊的‘国情’是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作用的，恰恰相反，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解释这些特殊的‘国情’，说明其构成的原因，指示其进化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导被压迫人类斗争的革命理论，中国只是全体人类社会中的一部分，而中国工农贫民的斗争亦只是全体被压迫人类求解放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是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当然是中国无产阶级以及农民贫民求解放斗争之唯一的革命的理念。事实上，近年中国的革命运动，无处无时不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15]196他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问题，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意思，但表达还不是十分精准。
《布尔塞维克》主张从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尝试，虽由于时代和本身认识的局限性，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得不够彻底，但通过这种尝试与探索，《布尔塞维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念和精神传承下去，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加大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创新探索的思考……………………………………………… 魏红亮，张 旺(8.55)
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因此认为NAFLD与肾结石的联系是双向的，控制NAFLD患者的危险因素以预防肾结石的发生和对肾结石患者进行NAFLD筛查以助于早期防治同样重要。
(3)对中国革命对象和任务的探索。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建立的是以国民党新军阀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信任和支持，依然奉行的是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新的代理人。因此，帝国主义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新军阀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的革命任务。《布尔塞维克》对中国革命对象和任务的探索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曹典琦在《我们放弃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吗？》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都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文章说：“中国现时的革命，显然有几个对象：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买办以及所谓工商业者。”[6]300而且帝国主义是奴役中国民众的总指挥，豪绅地主和资产阶级都是帝国主义鱼肉中国民众的走狗和工具。正如彭湃在《反帝运动的危机》一文中所说：“代表买办地主阶级而割据两湖两广的桂系投降了大英帝国主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割据江浙的蒋系投降了美帝国主义。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奉张余孽割据东三省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继承。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各重新找到了各的工具——忠实的走狗”[7]54。也就是说，桂系投降了英国，蒋系投降了美国，奉系投降了日本，他们在各自背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瓜分中国的活动。所以，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任务。李立三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重点阐述了这一革命任务，文章说：“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这样互相倚靠不可分离的统治着中国，所以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必须根本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地主剥削，和与封建地主剥削互相勾结着的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同时要推翻封建的统治，彻底肃清封建的剥削，也必须彻底驱逐帝国主义的势力。”[8]42
该案的特殊性在于其是以长期持续的冒用他人名义所侵害者并非仅仅为姓名权的内容，而是由姓名权引起或者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更为重要的价值和利益，因此，倘若仅以姓名权为被侵害之对象，则其在侵权损害之救济与社会舆论之平息方面会大打折扣。基本权利的资格意味着“可以被用来对抗国家行为、赋予公民请求权以要求国家有所行为，也可以被用来保障公民有权参与国家管理”，“可以为具体制定法的解释设立标准，亦可保障某项法律制度得以延续”，特别是体现了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即“国家有义务保护各个具体的基本权利及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判断”[22]。
(4)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探索。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国际对国民党革命性过分夸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一度轻视革命领导权问题，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9] 1257—1258，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创刊于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时期的《布尔塞维克》完全丢掉了对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幻想，大力宣传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开宗明义指出：“此后中国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10]2八一南昌起义践行了这一指导思想，毛达在《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一文中指出：八一南昌起义“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亦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11]9。曹典琦在《我们放弃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吗？》一文中也说：“只有无产阶级坚决地领导农民及其它革命的民众，实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反豪绅资产阶级的政纲，才可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统治。”[6]302肯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瞿秋白在《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一文中也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革命。中国现在唯一的革命党，便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他应当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12]29《布尔塞维克》对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正确探索，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此时夜幕深邃。揽一缕秋风入怀，让它从我的脸庞边滑过，哪怕没有停留半刻，我也心满意足。不知不觉信步远离了喧闹。□
《布尔塞维克》虽有模仿苏俄革命模式的强烈意识，但在具体革命斗争中有认识到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差异性，主张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如《论革命转变问题》在讨论中国革命转变的形式时，认识到不能机械地搬用苏俄的形式：“据我们的观察，中国革命转变的形式与速度与俄国革命将有许多的不同，因此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能在中国机械的运用。”[16]105如李立三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一文中分析中国农民和俄国农民的问题时，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农民的特殊性：“中国的土地关系与欧洲的土地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农村中的剥削形式，也就异常复杂，农民在各个革命的阶段上，对革命的态度，也就与欧洲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问题的策略也就不能把列宁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策略机械的来运用。”[17]84这些文章主张不能机械地照搬俄国的策略来解决中国农民问题，要从中国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策略。
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局限性
《布尔塞维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局限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搬硬套，主观地将苏俄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正统化、权威化和神圣化，盲目照搬照抄苏俄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决议，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
《布尔塞维克》非常重视“活的理论”，即非常重视从实践出发来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4期“读者回声”栏目登载了署名尹宽(《布尔塞维克》编辑之一)的读者来信，这封信是写给《布尔塞维克》编辑郑超麟的，来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超麟同志：前日你问我对《布尔塞维克》有何批评，我因一时仓卒，未有以对。我对我们的《布尔塞维克》有点意见贡献。”这封读者来信后面附有郑超麟的回信。尹宽和郑超麟当时都是《布尔塞维克》的编辑，他们的这次互动我们可不可以大胆地猜测，这其实是《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为了宣传《布尔塞维克》方针和政策而设计的一次互动，尹宽和郑超麟所表达的就是《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的意见。尹宽在读者来信中给《布尔塞维克》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布尔塞维克》以后应注意多介绍关于国际问题的文字，吸收国际的经验；我们应把我们的经验扩大，不要埋头于国内的范围；第二，《布尔塞维克》以后应不仅做报告式的文字，而应根据列宁主义的方法讨论各种关于政策和策略的实际问题，造成活的理论；第三，《布尔塞维克》以后应公开我们党的讨论，举凡政策和策略的批评——正确的或错误的——都应该公开于革命群众之前，这样一者可使群众在政策和策略上，不仅有简单的观念，知其所当然，并且也屈折地知其所以然；二者可使我们的党挺身于工农群众之前，使他们更加认识我们的党是他们自己的党。”[13]115—116对于尹宽的意见，郑超麟虚心接受并诚恳答复，他说：“同志对于《布尔塞维克》贡献的三点意见，我们都完全接受”，还提出今后党应加强理论宣传工作，通过《布尔塞维克》等党的宣传品的散发把党的理论和政策宣传出去。[13]116这里提出《布尔塞维克》以后“应根据列宁主义的方法讨论各种关于政策和策略的实际问题，造成活的理论”，也就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布尔塞维克》在思想理论上对苏俄的革命理论依赖性比较严重，错误地将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罗米那兹的“不断革命” 论以及布哈林的“第三时期”理论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错误地作了大力宣传。《布尔塞维克》接受罗米那兹的“不断革命”论并将其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认为中国革命应是无间断性的革命：“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18]131这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布尔塞维克》还接受了布哈林的“第三时期”理论，指出：“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19]43这些理论成为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来源和理论依据。
《布尔塞维克》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市中心论”的羁绊，把全党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要求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配合城市工人运动、配合城市暴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共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一时期工农总暴动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一些过“左”的宣传政策。如1927年11月间江苏宜兴和无锡的农民大暴动就提出了“焚毁一切土地契约，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等“左”倾的“烧杀”口号。[20]100如1927年11月海陆丰武装起义也提出了 “‘杀尽土豪劣绅地主’；‘没收土地’；‘一切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焚烧田契’；‘拥护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革命的组织’；‘一切武装农民加入工农革命军’”[21]221等“左”倾口号。
《布尔塞维克》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富农问题等有关中国革命动力问题的探索上有历史局限性。《布尔塞维克》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错误的分析，经常将民族资产阶级裹在整个资产阶级中进行批判，只看到它的动摇性、妥协性，而忽视了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4]4《布尔塞维克》在分析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时，把小资产阶级分为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把上层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吸引下层小资产阶级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指出：“对于一般贫民苦力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尽力吸引他们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22]1481929年苏联农村开展消灭富农的运动，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布尔塞维克》放弃宣传中立富农的政策，开始大力宣传在中国反对富农的政策，指出：“富农在中国特殊经济条件之下兼有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所以他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便要由动摇以至反革命，所以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23]54完全是照搬苏联反对富农的政策，没有认识到中国富农与苏联的富农在经济上的不可比拟性，没有认识到中国富农对中国革命是持矛盾或中立的态度，他们是可以联合、中立的对象。这表明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动力的实质。
《布尔塞维克》特别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世界的对立，认为存在着帝国主义国家一致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间，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间各种矛盾的发展，极端地加强了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24]8。在这种情形下，《布尔塞维克》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进攻苏联之积极步骤”，提出“只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实行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反动战争为拥护苏联争取中国民族彻底解放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25]69、78，还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口号。
总的来说，《布尔塞维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理论源泉；但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不恰当的干预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误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也出现了失误。《布尔塞维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它告诉我们，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对待别国经验，要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时空当中，从整体上客观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僵化、教条、主观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和实际相结合，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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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shevik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U Zhi-jing
(School of Marxism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China )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olshevik” ma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such as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e object and task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leadership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olshevik”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ying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basic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and promoting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is the key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ut it also ha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n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All in all, these exploration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of Chinese communis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words ：“Bolshevik”;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ontributions; limitations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 2019) 02-0150-05
*收稿日期： 2019-01-06
作者简介： 刘志靖(1980—)，女，湖南衡阳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布尔塞维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项目编号：12CDJ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立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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