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亮工与清初金陵画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陵论文,画坛论文,清初论文,周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末清初的金陵画坛，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地理位置的特殊，呈现出一派独特的、与所谓“正宗”的四王画派有着明显区别的艺术风貌。有关金陵画坛，研究的文章不少，亦存在许多争议。而对于周亮工在其中的作用、地位，则很少有人关心。实际上可以说，周亮工是当时金陵地区艺术交流中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鉴赏家，他是当时金陵画坛的主要评价权威，对金陵画坛的画风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作为一个收藏大家、史论家，他的藏品和著述为后人研究金陵画坛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同时他也是金陵画家的重要资助者。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研究。
一、周亮工生活的时代背景
金陵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经济、文化繁荣的都市。曾有十个朝代以此为政治中心（注：“十个朝代”分别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五代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又由于金陵位于吴、越、楚三国交界处，三地文化交互影响，使金陵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一特点一直延续至今。
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中心的文化是整个国家文化的浓缩和象征。这个具有辉煌文化的古都，以其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在书画艺术方面，截至清初，就曾有过三次繁荣期：第一次是东晋南朝时期，以顾恺之、王羲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谢赫以代表；第二次是南唐时期，以顾闳中、周文矩、董源、巨然、徐熙为代表；第三次即本文所涉及的明末清初时期。
明朝初期，南京作为京都共五十三载，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了皇宫和六部衙门，称为“留都”。因此，在地位上南京是比较特殊的城市，是明朝仅次于北京的第二个中心。这对南京的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心理、行为都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即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的意识。明末的南京更是东林党和复社势力的活跃之地，而组成这两个社团的中小地主和较正直的知识分子们，普遍具有优患意识，忧国忧民，关注民生和世道。
明亡后，南京又成为清政府统治东南地区的中心。在清初的武力镇压、文字狱、怀柔政策（康熙曾六下江南，五次祭奉明孝陵，以笼络明遗民之心）三管齐下的情况下，明遗民知识分子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并很快分化，大体成三类：一类如杨龙友、石溪等，投身抗清斗争或坚持反清立场；一类如程正揆、周亮工等，投清为官，而后又转入隐逸；一类如龚贤、樊圻、高岑、吴宏等，始终隐居不出，保持民族操守。这三类文人，尽管生活经历、政治态度不尽相同，但其中一部分显然在遗民意识和节操观念方面有共同的语言，表现在诗文书画的艺术追求方面，也产生了某些近似之处，因此他们来往密切，相互沟通较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金陵文化圈”。在本质上，“金陵文化圈”属于遗民文化，政治上无法与统治者抗争，只能在艺术上寻求一种叛离清王朝提倡的“正宗”画风的道路。周亮工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接受着周围一些大书画家的遗民思想的影响，同时以自己的鉴赏理论与他们一起影响着整个金陵画坛的画风。
二、周亮工其人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一字减斋、缄斋，别号陶庵、栎老、栎先生、栎下先生、谅工、适园。原籍河南祥符人，从小在金陵长大并主要生活在此。
周亮工自幼勤奋好学，聪慧过人。据《赖古堂·年谱》记载，明朝天启七年（1627），他16岁时，“刘递生设讲祜庵，每于讲期，潛往听之”；“读书常自更初至达旦”。随其父到南京后，与高阜、罗耀、周敏求、盛于斯等为同学，“互为师友，一时声名啧啧”。然而这并未能帮助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他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却“皆以北籍（原籍祥符，今河南开封）不得入院，科举受阻。”直到明崇祯七年（1634），周亮工23岁时，他的试卷被开封祥符令孙承泽（字观风）看到，大为赞赏，取为第一，并为他捐钱买田，他才开始踏上仕途。其后，于1640年登进士，第二年谒选到北京，封为山东莱洲府潍县令。1643年以“天下廉卓”被荐人京师。在明朝的仕途生涯经历了短短三年后，以李自成军攻破京师而告结束，他随弘光帝回到南京，却即遭锦衣冯可宗诬为“从贼”而下狱。“讯无验，马（士英）、阮（大铖）又欲其劾刘宗，周始肯复官，谢之，隐牛首栖霞间”。（注：本段史料引自林树中编《金陵画派年表》。）1645年，降清以求生，授两淮盐运使，后以原御史衔，改盐运道。1647年，授福建按察使。1654 年， 擢都察院左副都御使。1655年7月，再次被革职，赴福建赉审，入狱，几获死罪。六年后以“太后寿诞，人犯减一等”而被赦，因父母皆亡去，回南京奔丧。1666年第三次被任用，授江南江安督粮道，转江宁粮宪。三年后第三次被劾去职。
仕途的落魄，最终导致了周亮工的彻底的灰心和失望。一方面，他以明朝御使的身份降清，心中本就充满了亡国和失节的双重痛苦。而清政府接纳他，授与高官，和大明朝政府对他的信任相比，他又有了一种侥幸心理，以为可以在新的仕宦生涯中有所作为。然而清政府同样对他怀有戒心，三翻两次将其革职，甚至差点将其处死。怀着失意和痛苦回到金陵的周亮工，在这大明王朝的旧都、反清文人的聚集之地，与遗老交游，始反省前非，对自己的官宦生涯进行了否定。在他的《古乐府·出西门》诗中曾写道：“自非秦皇与汉武，安能富贵更神仙；即使秦皇与汉武，安能富贵更神仙。人寿如金石，金石亦可穿，寄语西邻儿，好华不再繁。”（注：见周亮工·《赖古堂集》。）语中充满了对仕途的迷惑。晚年他也曾寄诗给好友胡元润（玉昆）：“长贫只合终身醉，渐老犹惭百念淆。莫念燕齐闽越路，门前芳草费推敲。”（注：见周亮工·《读画录》胡元润条。）以表达他的忏悔之情。1670年，周亮工“慷慨叹息”，焚毁了生平著作文字，“绝与世文字因缘”。（注：见周亮工·《读画录》胡元润条。）两年后病故。
周亮工工古文词，禀承了秦汉风骨，为文以复古己任，不肯随附时调；又喜好作诗，“宗仰少陵”，但很能创出新意。张瑶星在周亮工的著作《读画录》前的序文中说：“栎园先生，飞帆学海，掉鞅词坛，著述菁身，不胫而走，……”，他还喜好古图、史、书、画、印、彝器，编《赖古堂印谱》，“为篆刻楷模”。（注：见《广印人传》。）又撰写了《印人传》三卷，为印谱中的每个人立一小传，记载了文彭等六十人，并附有不知姓名者和有名无传者六十四人。他的著作还有：《读画录》、《箸字》、《书影》、《入闽记》、《闽小记》、《赖古堂文集》、《盐书》、《同书》、《莲书》、《尺牍新钞》、《藏弃集》、《结邻集》等，并删定《虞山诗人传耦隽》等书，其中大部分著作都于1670年被焚毁于一旦，除了《读画录》“以其阙而未备，猝不成书，杂乱纸破砚中，故未烬之一矩。”，（注：见《读画录》之跋，作者周在浚。）而得后人收拾残烬为之付梓；始传于世，可谓大幸！
周亮工是个收藏大家，家有“赖古堂”，富藏书画印章。他将其藏画中的精品装订成册，第每出游，他都随身携带，若有闲暇，则信手翻阅，回想某幅画出自某画家手笔，与某画家的交往情谊，或作画的时间、地点，甚至画家的品藻、轶事、雅谑等，随意所至，写下了这些画家的小传，其传神犹如画家之写生，跃然纸上的“不独山水之神情，即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过楮尺幅中矣。”（注：见《读画录》之张遥星序。）积累多了，装璜成册，这就是《读画录》的由来。其中立传的画家约四十一人，书后另附画人姓名未及立传者六十九人，包括王时敏，王蓍、陈卓等，都是周亮工生平所交游的人，记载应当说是较详实可信的，尤其其中关于金陵画家的资料，为后人研究、借鉴明末清初时期金陵或寓居金陵的画家的画风、作品、题咏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余绍宋在《书画书录题解》中称：“编中列传者，……皆其生平所交游者，而明季画家实亦大体具此。传中专言绘事，兼及交情，读之使人忘倦，而遗事轶闻亦赖以不坠。询画中最好资料也。”在《桐荫论画》序中甚至将其与《画品录》等相提并论，说“若谢赫之《画品录》、张彦远之《名画录》、郭若虚之《图画见闻誌》、米南宫之《画史》、周亮工之《读画录》，论断精确，各成一家言。”足见其在金陵画史上的重要地位！
周亮工精于艺术鉴赏，为世所公认。石谿称其“为当代第一风流人物，乃鉴赏之大方家。”（注：见林树中《金陵画派年表》1661年条。）当时国内凡能画者，无不将自己所长赠之，以求鉴赏。他曾评陈卓、吴宏、樊折、邹喆、蔡泽、李又李、盛丹为“金陵八家”，载于乾隆《上元县志》，曰：“周亮工品评为金陵八家。”因为此系官方所修方志，当有所据。客观而切实的评价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书画水平。正如秦祖永在《桐荫论画》中评的：“先生精于鉴赏，故落笔便得三味，良由其天分胜也。”其草书，包世臣列入“能品下”；（注：见马鸿增《论金陵画派的界定、构成与特色》。）偶涉足山水画，笔墨简淡，清逸之气萦于尺幅间，嫣然秀逸，韵致翩翩，完全由书卷中探索得来。他的传世作品有两幅：一幅《山水轴》，现为香港私人收藏，后人评其为“疏不失之于枯，淡不失之于薄”；另一幅《晴树烟岚图》，现藏南京博物院。此画笔墨秀而不媚，刚劲处崚嶒出峭，似渐江；山顶作矾头，皴法以长披麻皴为主，纯属董巨一路。秦祖永评其画人逸品。（注：见《桐荫论画》。）
由于存在艺术上的共同语言，周亮工与金陵画家的交往，其密切程度超越了一般朋友之间的交往。他们不仅在生活上患难与共，互相资助，更注重精神上的交流，相互勉励，经常互赠诗画以酬知己之心。
三、周亮工在金陵画家中的特殊地位
周亮工作为金陵画坛的艺术交流中心的核心人物，不仅体现在他发挥着传递艺术信息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体现在他是金陵画家的主要资助人、组织者和鉴评者。他是金陵画家的重要评价权威。因其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同时作为南京文化界的领袖，他的评价对南京的画家而言相当重要，通常可以决定画家在画坛上的地位。因而画家都愿与其交往。
周亮工与金陵画家交往甚密，其中不仅有金陵本地画家如胡元润、朱翰之、樊圻、胡慥等，更多寓居南京的如龚贤、石溪、程正揆、吴子远等。周亮工虽然与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在思想感情和艺术追求上有相通之处，因而能成为同道知音。
龚贤，字半千，又名岂贤，字野遗。性情较孤僻，与人落落难合，却与周亮工交怀匪浅。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艺术问题。龚贤在题周亮工集《名家画册》中阐释了他关于“三品”、“二派”问题的精辟见解。他写道：“然名流复有二派，有三品，曰能品，曰神品，曰逸品，能品为上，余无论焉。神品者，能品中之莫可测识者也，神品在能品之上，而逸品又在神品之上，逸品殆不可言语形容矣。是以能品、神品为一派，曰正派，逸品为别派……”。有关逸品的问题，龚贤又在题周亮工所藏程正揆画册页中论道：“金陵画家能品最多，而神品、逸品亦各有数人。然逸品者首推二溪：曰石溪；曰青溪。石溪，残道人也；青溪，程侍郎也。皆寓公。残道人画粗服乱头，如王孟津之书法；程侍郎画冰肌玉骨，如董华亭之书法……。”龚贤将这些独到见解与周亮工探讨，颇能显示出他对对方学识和为人的重视和知己之心。对于龚贤的画风，张庚的《国朝画征录》评为：“半千画笔得北苑法，沉雄浑厚苍老矣，惜秀韵不足耳。”以“秀韵”为主要标准，显然是张庚受董其昌的影响而对龚贤的黑色浓重画风的偏颇词。而精于书画鉴赏的周亮工却准确地指出了龚贤这种层层渲染的浓重画风的独创性，认为“其画扫除蹊径，独出幽异。”并引用程正揆的话加以证实。程正揆在题龚贤的画上云：“画有繁简，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北宋千丘万壑，无一笔不简；元人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注：见《读画录》龚贤条。）这也表明他们三人在艺术见解上的一致性。而在生活中，他们的交往更能体现出文人间惺惺相惜的心态。1658年，周亮工因被逮入京，途经扬州时，龚贤曾多次去慰问他。周亮工也曾在拜访龚贤时赠以四律诗，盛赞龚贤的高士风格和隐逸之情。诗云：“於世殊无事，经年合闭门，白衣鲜墨汁，鸟几润花浪。乱竹三更雨，空山半亩园，畏人常屏迹，感激虎狼恩。”又曰：“妙画殊无意，残书若有思，屑榆亦可饱，努力莫言衰……约君为隐侣，交我旧忘年；僻地城能觅，同心亦可怜。……（注：四律诗见《读画录》龚贤条。）以酬龚贤对他的知己之意。周亮工卒，龚贤作《哭栎下先生》七律四首。
金陵画坛的另一位大家石溪也和周亮工过从甚密。石溪本是湖南常德人，1654年寓居南京，住城南大报恩寺，有时亦住在栖霞关和天龙古院，最后十余年则一直住在牛首山祖堂山栖幽寺。石溪释名髡残，又号白秃、天壤残道者等，这些名字显然寓有国破后的义愤心理。石溪的品行笔墨，都高出他人一头地，和他相交往的，只是“遗逸数辈”而已。一般他是不轻易为别人作画的的，对于世俗求画者，即使花大钱要他画上一笔，他也不会答应；而对于知己朋友，即使不请他画，他也会作画相赠。周亮工认为其“绘事高明”，对他的人品、画品都极为赞誉。他曾向石溪索“册子数幅”，“公欣然命笔”，并幽默地自题曰：“残山剩水，是我道人家些子活计，今被栎园老子，寺角争先，老僧只得分炉头半个芋子，且道那半个聻，他日觌画，再与一顿。”（注：见《读画录》石溪条。）在石溪眼中，周亮工在艺术道路上是他的志同道合者，在另一幅赠与周亮工的《山水图》轴上，石溪的题词充分表达出了他对周亮工学识的盛赞，题云：“今栎园居士，为当代第一流人物，乃鉴赏之大方家。”这同时也道出了周亮工在金陵画坛的地位之高。
在画家们眼中，作品必须经过周亮工的鉴赏和收藏，才能流传得更久远，因而都愿意将自己的得意之作赠予他，即使性格孤僻的龚贤、与人殊性又不耐交的叶欣，亦常与他互赠诗画。其中叶欣曾经特意为周亮工作小幅陶渊明诗意图百幅，周亮工也特地为这百幅画在福建的官署建了“百陶舫”以藏之，并题曰：“用笔楚楚，觉陶公句倍觉幽澹。”（注：见《读画录》叶欣条。）时常随身携带以自怡。
在与周亮工交往的文人中，除了这些隐逸之士，还有不少当时的落魄文人和生活贫困的画家，周亮工对他们的如实记载，恰如其份地反映出了他们高洁的品格和硬朗的骨气。最典型的是张大风，号升州道士，自称上元老人。约明崇祯时诸生，人清后性格孤僻，独来独往。周亮工认为“秣陵画家，掉臂孤行者，大风一人而已。”“画无所师承，偶以己意为之，遂臻化境，萧然澹远。”（注：见《读画录》张大风条。）然而他家贫惟有容膝之地。每当天下雨，家里漫水，他就只能整日整夜地骑卧在书桌上。寒冬冰雪天，他赤着脚站在雪地里与邻人交谈，不知寒风刺骨，其笃志画艺如此！1662年，他曾应周亮工之邀到高座寺，相聚了五、六日，为周亮工作册页多幅，而“有中贵子招饮，邀馆幕中，大风起立瞪目不答，酒罢引去。”（注：见《读画录》张大风条。）另一位画家，周亮工的好友胡元润，“小阁传知载，荒园学种瓜。贫能坚旅骨，交足世寒家。”（注：见《雪舫送元润》，作者周亮工。）周亮工收集名家画册，就是从收集他的画开始的。（注：见《读画录》胡元润条：“余蓄画册自君始”。）他们往来频繁、密切，“患难中时复相从，故余存君画最多，为君赋诗亦独多。”（注：见《读画录》胡元润条。）周亮工本人不仅仅以学者的身份和这些画家交往，在政治上他还曾经位居高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经济上有相当的实力，因而有能力对这些画家进行资助。龚贤曾在周亮工集《名人画册》中题到：“凡寓内以画鸣者，闻先生之风，星流电激，惟恐后至；而况先生以书召，以币迎乎！”在当时，随着商品经济萌芽，买画与卖画都成为很平常的事，周亮工买画一方面充实自己的收藏，另一方面也可以资助这些贫困的画家，因而称其为金陵画坛的经济赞助人是一点不为过的。周亮工与这些文人、画家的交往，除了生活上的互相帮助，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相互慰籍。“所叹称君友，惟工送别诗”。“回首廿年霜雪路，全交只剩数行啼，”“长贫只合终身醉，渐老犹惭百念淆，莫念燕齐闽越路，门前芳草费推敲。”（注：见《读画录》胡元润条，诗名分别为《云门送元润》、《送元润返百门》、《与元润》。作者均为周亮工。）在清初文字狱的阴影下，岂能随便与人交心？他们的交往，充满了信任和知己之情。
其他如胡慥、樊圻、高岑、吴宏、杨龙友、吴期远等，也都是周亮工生平交流最密切者。他们或通过周亮工这个艺术交流中心相识相知，或由其他画家充当周亮工与画家们交往的桥梁。他们经常三三五五的聚在一起，互相题诗赠送，或以画相赠，或相互评价画之风格、画品。其中最大的一次聚会是“已酉盛会”。
已酉年，即1669年，周亮工第三次遭罢官，他的好友吴子远到周家安慰他，时时以写字作画的方式互相娱悦。吴子远字期远，江苏丹徒人，和周亮工相交最晚。山水学黄公望，“英英自异而韶秀可宝”。（注：见《读画录》吴子远条。）到1669年底，他们邀请南京的画家们聚集一堂；“词人高士，无不毕集，数十年来未有之胜事也。”周亮工的门弟子黄俞邰（字虞稷）心绪激昂地作了一首“长歌”以记之，共计九十句六百三十二言。由诗中的描述可以推测出，出席盛会的有：袁重其、黄生、顾与田、姜绮季、王石谷、胡元润、樊圻、吴宏、张损之、邹喆、夏茂林、胡竹君、陈卓、叶欣、张震等；诗中还提到高岑因病未能赴会（“独嫌高髯卧斋榻”）；龚贤隐居虎距关不便前来（“更有圣予栖岩阿”）；王概路远失约（“重城相隔不时见，相思使我歌江沱”）；倪灿（闇公）来不遇而返（“我友倪宽惜相失，不令与我相切磋。”）
已酉盛会是金陵画坛的画家们最为集中的一次大规模的聚会，而周亮工处则成为名副其实的交流中心。有这么多知心的人相伴，周亮工应当感到很慰籍，因此与来客开怀畅欣，又吟诗作画。“主人前身本摩诘，诗禅画圣书笼鹅。燕台几年身价重，梁园一夕秀句姱。酒人豪士每征逐，东归昨日乘青赢。由来各擅一时妙，嘉宾贤主美且都。金钱不惜罄沽酒，夜良月出起舞傞。……我径登陟尽披阅，独恨良会多龃龉。何期握手在今夕，城隅雅集无谴诃。还思西园雅集古来几？合写团扇留君家。”（注：见《读画录》吴子远条。）
从长歌的这一段可以看出，周亮工被喻为王维，来宾们则为慰问他的罢官，竭力颂扬他的诗书画艺，团聚一堂而毫无隔阂。从中也反映出周亮工在金陵画坛的声望和影响。
周亮工对金陵画坛的影响是千丝万缕的，他和金陵地区诸画家的交往足以表明，作为鉴赏家，周亮工在金陵画坛起着联系、凝聚的作用；作为画家的朋友，周亮工则起到了传递信息和艺术交流中心的作用；作为美术史家，他的《读画录》则又记载了在后人看来是研究明末清初金陵画坛最为详尽的史料，不仅涉及画史，更记载画家的生平、人品，甚至更多鲜为人知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四、周亮工的艺术见解
周亮工的艺术见解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中，而尤以《读画录》一书最为集中，盖因其中所录者，都是“其生平所极赏誉、时时昵就之者。”（注：见《读画录》跋，周在浚作。）因而一方面从中流露出他自己的艺术追求主张；另一方面书中记载的画家的言论也正是他所认同和赏识的。综归而言，其主要艺术见解有三：
一、强调人品对画品的影响：
俗语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画的审美标准之一就是人品与画品的统一，人品的好坏直接影响画品的高下。唯有不趋炎附势、淡泊功名利禄之人（包括隐士、遗民、失意文人、在野官史等）才有可能超脱于世俗之上，这其实是一种特定意义的道德情操修养。
在与周亮工交往的画家中，少有人品低下的，而记录进《读画录》中的画家，人品受怀疑的更是鲜有。如石溪，毕生沉毅鲠直，品行高出人一头地，一直都怀着复国之志，表现在作品中，是笔墨的高出人一头地，是山重水复、草木华滋、可居可游的壮美的意境。
“短衣曾去国”的龚贤返回金陵后，一直隐居于清凉山下，常常登上清凉台观望，“大江横于前，钟阜横于后。左有莫愁，勾水如镜；右有狮岭，撮土若眉；余家即在此台之下。”（注：见《龚贤寄王石谷诗跋》。）对故国山河的热爱之情和“国破山河在”的悲痛心情，使其作品呈现出在寂静中蕴含着壮丽的慰籍的情调，而非一昧的枯寒荒寂。
另一位金陵画家陈旻昭，字涉江者，登进士后，“门无悬额，第无杆旗，堂无优伶，室无妾媵。”（注：见《读画录》陈旻昭条。）明末清初之际，官场腐败，为官的家中常豢养优伶，以充排场，朝庭屡屡禁止而不绝。而陈旻昭并不随附时流，周亮工曾评其“涉江争人，故多净笔，每览其画，辄引人坐清净地。”（注：见《读画录》陈旻昭条。）能够“笔不到而意已先。”（注：见《读画录》陈旻昭条。为周亮工引用张稚恭评论陈旻昭之语。）
周亮工的好友胡元润：“贫能坚旅骨”，“荒园学种瓜”，性情孤僻，而“作画如之”，李君实曾评价胡元润说：“作画惟空境最难。以余所见，善于用空者，其惟胡三褐公欤！”“褐公”就是胡元润，其画“人手便得摩尼珠，散玑碎璧，不足辱我目矣。”其用笔设色，“作缥缈虚无态，咫只间觉千万里为遥”。因而周亮工与之交往最密切，“患难中时复相从”。（注：本段引文均摘自《读画录》胡元润条。）
再如张风的山水画“萧然淡远”，间作人物，“亦恬静闲适，神韵悠然，无一毫妩媚之气。”（注：“萧然淡远”句引自《读画录》张大风条。“亦闲静……妩媚之气”句引自秦祖永《桐荫论画》。本段其他引言均摘自《读画录》张大风条和吴远度条。）吴宏的画可以与范宽并论，因为“合范、吴论之，世未有不豁然大度，而能以笔墨妙天下者，宏与宽并传矣。”可见他们或以遗民自命，不与时流合污的清高气质，或胸襟宽广，具有“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古心胸”之气。
而“置身小一不慎”的马士英，人品与奸臣蔡京相类，因而其字画在周亮工看来，“反不如不知诗文书画为何物者，后人罕见其姓字，尚可逃过几场痛詈也。岂不重可叹哉！”虽然他画学董北苑并能有所创新，“颇有可观”，然而由于致力于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也就只能“犹胜当年林甫辈，弄獐贻笑误书时。”（注：本段引文见《读画录》马遥草条。）
二、绘画推崇“逸品”：
前面在谈到周亮工与龚贤的交往中，已经论及他们关于“逸品”的探讨。在周亮工而言，“逸品”是包含有多方面内容的。如邹典“笔意高秀，绝去甜俗一派”、“足俯视余子”，（注：见《读画录》邹满字条。）这就是“逸”的一种表现方式。或如七处和尚，字画于“楮墨之外，别有生趣迎人，令阅者目动心摇”，“然又非狐媚取悦”，却是“极苍古之中，富以秀好，极点染处，见其清空”。每观赏其画，竟是“一冷面老瞿昙”，立于人前（注：见《读画录》朱翰之条。），这不仅是画品逸，人品亦飘逸出众。或如姚局叔画“令人静穆，不似近人但以浮艳悦人耳目也。”（注：见《读画录》姚简叔条。）这同样也是逸品的一种表现。
“逸”字本来就是个多义字，包涵有逃失、奔跑、放纵、超越、安闲等的意思。然而经过董其昌的界定，“逸品”画的标准变得狭隘了，唯有“古淡天然”的倪云林才能称得上“逸品”，而其他如黄公望、吴镇、王蒙等这样的高人之作，也还嫌有习气，够不上“逸”的标准。
而周亮工则是传统的逸品论的继承者，认为逸品在神品与能品之上，而以董源、巨然、倪瓒、黄公望等为代表，没有董其昌的一昧贬北崇南的偏见。如他评程正揆画“丰韵萧然”、评龚贤半千画“扫除蹊径，独出幽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注：见《读画录》龚贤条。）都是逸品画的代表人物。
在《读画录》中，周亮工记载了一大批可称为“逸”的画家，他们或人品逸，有“逸才”，如朱翰之、高岑等；或胸襟宽阔豁达，有“逸气”，如程正揆等；或艺术表现手法上有“逸笔”，如石溪、龚贤等。而多数画家是三者兼得的，如龚贤、石溪、青溪等。周亮工不仅对他们的“逸”表示赞同、认可，且他自己的画亦被列入逸品，可见金陵画家在艺术追求上存在着共通性。
三、倡导绘画的师法造化和个人独创性：
清初画坛占统治地位，得到帝王提倡的是“四王”画派——娄东派和虞山派，其基本要求是：刻意师古。从立意、章法到笔墨，都以元四家，尤其是黄公望为宗，代表人物之一王原祁，曾经以权威的口吻告诫他的门生弟子：“明末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须诫之。”“白下”即金陵。王原祁的攻击，恰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清初金陵画坛是具有独特个性的。这主要得益于金陵画家的师法自然和提倡独创性。周亮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之不大。作为一个大鉴赏家、评论家，他的言论对金陵画坛的引导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在《读画录》中，周亮工最欣赏的几个画家如龚贤、方邵村、石溪等，都对大自然的美有着深入的体察和独到的感受的。龚贤曾开门见山地宣称：“我师造物，安知董、黄。”（注：见《半干课徒画稿》。）龚贤对董源、黄公望并非看不起，而是针对当时画坛上的盲目仿古风气而发出的感慨。他还曾具体阐述道：“古人之书画，与造化同根，阴阳同候，非若今人泥粉本为先天，奉师说为上智也。然则今之学画者当奈何？曰：‘心穷万物之原，目尽山川之势，取证于晋、唐、宋人，则得之矣。’”（注：见《一角编》，作者周之学。）《读画录》中记载的方邵村更是“足迹几遍天下，五岳之外，如点苍、武夷、罗浮之奇，无不遍历。匡庐、黄海又其庭户间物耳，故此所见，无非粉本，不规规于古人，此所以更胜于古人也。”石溪则几乎终身与山水为伍，对家乡湖南常德桃源、南京牛首山、祖堂山、栖霞山、安徽黄山尤其熟悉。现有作品多系从牛首山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现代著名山水画家钱松岩曾经对石溪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终于探究出石溪的颤笔是表现牛首山那满山皆露头铁矿石，年久氧化而致的石面和轮廓线的毛糙感的最贴切的方法，既真实又有特殊的美感，可见石溪师造化之得。（注：见马鸿增《金陵画派的界定、构成与特色》。）
周亮工在《读画录》中盛赞画家对造化的写生与吸收，影响着大部分金陵画家的创作。虽然他们多半生活在南京，足迹所至，远不如程正揆、周亮工等人广，但他们的艺术就是在这样有限的空间中纵横驰骋，画出一大批迥异于“四王”画派模式的山水画。例如高岑曾作《金陵四十景图》，其中描绘的全是金陵及其周边地区的实景。樊圻的《山村秋色图》则是对田园生活的真实表现，反遇出画家确曾深入到山村民众中去观察写生。
然而周亮工所提倡的又不是纯粹的“师造物”，同时还要求画家注重发挥个人的艺术创造力。在《读画录》中，这类言论比比皆是。
大师龚贤笔墨风格独特，被周亮工称赞为“其画扫除蹊径，独出幽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注：见《读画录》龚贤条。）他曾师法董源、巨然、李成、范宽、米芾、吴镇、沈周等重用墨的画家，吸收他们的长处，而参以观察造化所得，创造出“龚氏墨法”，将宋人的“积墨法”发挥到了极致。从其代表作《木叶丹黄图》、《野水茅村图》等画中，不难领略到“龚氏墨法”的特殊韵味，浓烈的墨韵美、雄浑的厚实感。他在《柴丈人画诀》中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作画的经验体会，如说：“石上不生草，故白；土面非草即苔，故宜染。墨非黑无以显其白，非白无以利其黑。”“皴法先干后湿，故外润而内有骨；若先湿后干，则墨死矣。”这些论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独创的“龚氏墨法”的墨色处理和明暗对比。
其他画家如张风，画风无所师承，偶以己意为之。疏疏布置，渐渐层层点染，潇洒深秀，神韵悠然。周亮工评他：“几无墨路可寻。”（注：见《读画录》张大风条。）
吴宏是创造性很强的画家，自幼绘画便自辟一径，不肯落入窠臼。《读画录》中记载：“癸已甲午间，渡黄河，游雪苑，归而笔墨一变，纵横深秀，尽诸家之长，而运以己意。”可见他是师古而不泥古的，他的画法不拘一格，根据所画内容，进行选择使用，或气势雄远，或简淡幽雅，或洒脱空灵。可谓自成其格。
综上所述，由于金陵在政治、地理位置等方面的特殊性，金陵地区成为明王朝遗老遗少们的聚集地，在此形成了独特的金陵文化圈，其特点是带有明显的遗民文化特征。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一度失节的周亮工怀着矛盾的心情被遗老少们接纳、看重，并终于以其独到的艺术眼光、精辟而客观的艺术言论和主张，推动金陵画坛的整体画风以一种较为积极向上的姿态发展，而不想当时所流行的一昧单纯复古的潮流中，他对金陵画坛的贡献可谓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