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法与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在的哲学以致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模式中，在我们对许多问题的实际分析中，二分法一直占有显要的位置。把问题整体看成两个对立方组成的互动体，把过程、发展视为对立两方的彼此消长甚至是两方的互相转化或融合。人们把这种二分法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模式到处套用，几乎达到了“教条”的地步。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种二分模式被人们看作是辩证法、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标准模式！？于是，对许多复杂问题的分析，就是把占有的材料放在“一方面……另一方面……最后结论是……”这个公元前似乎就有的模子里一运转就完了。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愈来愈复杂的情景下，反思、超越二分法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二分法的三大支撑基础
把浑然一体的世界看作一个二元结构体，是人类认识取得的第一个进步。面对复杂世界，“二分”模式显然比“浑然一体”模式更接近实际世界的结构，因而其水平也更高。在没有发现更高水平的方法之前，相对于“浑然一体”模式，“二分法”也就被人们视为辩证法。所以，当赫拉克里特在公元前六世纪发现“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这些素朴道理时，他是杰出的，也是辩证的。正如马里奥·邦格所说，“在对立面中思考是古代思想及希腊古典思想（除了原子论者这一重要的例外）的特征。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它是简单的，而每一种早期的思想模式都是简单化的”。（注：见马里奥·邦格《科学的唯物主义》第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理念与现实、现象与本质、物质与精神、一与多、等等二分观念，构成了西方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框架。甚至到了近代，人们对传统的二分模式稍加修缮，强调二元之间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和互相融合的倾向，再加上主体与客体、心与身、感性（经验）与理性等二分对立，仍然把复杂了些的二分法当做哲学思维的基本模式，也当做标准的辩证法来看待。黑格尔的“正、反、合”并没有超出二分法模式。而勿宁说是一种精致的二分法模式。“合”其实就是旧有正反二分对立的结束和新的正反二分对立的开始。正象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黑格尔辨证法的结构就是众多矛盾（二分）对立的“历时累积”。一种二分对立（矛盾）的结束（扬弃）就是另一种二分对立（矛盾）的开始。虽然黑格尔在看到二分对立之间相互交叉与转化、二分对立也不断变化等方面有超过前人之处，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超越二分法，而只是对二分法的精致改进和系统化而已。这种精致改进延续了二分法的生命，也给不少人带来了深深地误解：似乎这种精致改进就是完美的、水平颇高的、甚至与现时代相适应的辩证法。伴随着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对立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这一延续和误解又获得了来自两方面的强有力支持。于是，在传统哲学的基础支撑之外，二分模式又获得了两种基础支撑。
自从早发现代化国家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并与其他国家发生碰撞以来，世界就被视为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二分结构。从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这一基本二分中，又进一步衍生出了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自发与自觉、东方与西方、理性与非理性、城市与乡村等等一系列二分性对立。正如艾恺所说，这样的二分对立可以列好几百项（他曾在一本著作中列出了96项（注：见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第78—8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样，本来就在人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思维模式，在现代化运动和思潮中又得到了扩展与加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对于已现代化的还是对于未现代化的国民来说，二分法都是一个难以摆脱的“紧箍咒”。
这个“紧箍咒”无疑又被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强化了。这种强化在某种意义上更有一时的威力，是因为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安全性。因而可以凭借国家机器推行和强化。于是，世界的二分化就成了人们深信不疑的思维定势，成了“必定”存在于自然、社会历史和人心之中的“客观”现象，（在极左年代里）是否坚持它甚至成了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至此，二分法就具有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垒这三大基础支撑。它似乎是“牢固不破”的。
二、基础的坍塌：二分法的简单性与有限适用性
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复杂化。支撑二分模式的三大基础愈来愈薄弱、或有了新的特点。首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二分对立被多极化所取代。世界的多极化思维与社会的多元化思维日益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二极化思维日益显示出其简单性和不可靠性。就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及其衍生的一系列二分对立来说，也同样如此。从现代化理论到依附理论、再到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点愈来愈明显。
虽然现代化理论曾深受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但它的基本分析模式并不是系统的结构模式，而仍然是以西方化为唯一摹本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二分对立，不管是在发展的道路上，还是在发展的结果和方向上，都是如此。这种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内源”而只从外发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倾向，早已被超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的一条；现代化的方向也不是只有西方化一种。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方向并非只有一种。既然西方化不是唯一的现代化模式，那源自现代化与非现代化二分对立的文明与野蛮、自发与自觉、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等二分对立，也就难以成立了。传统不一定就与现代化对立，就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情况来说，现代性也不一定就能促进现代化。自发性不一定是落后，自觉性更不一定是先进性。现代性本身蕴涵着一定的自发性来作自己的基础。没有自发性的功能发挥，现代性就会失去一大基础。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等等二分对立，都是如此。用二分模式来理解现代化的结构，已显得漏洞百出。
依附理论怀着对现代化理论的不满登上历史舞台。但它对世界的解释模式依然是二分性的。比如弗兰克把所有国家都纳入都会——卫星的二分结构内，把卫星国的发展视为弱化与都会国的联系的一种结果。相对于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的观点正好相反，结构却依然没变。只有世界体系理论才真正走出了发达与不发达的二分法。沃勒斯坦在中心国与边陲国的二分之间又加上了“半边陲”国一项，而且不再把中心与边陲看作是固定不变的敌我对立关系，而且把中心与边陲与半边陲都视为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阶段。把发展的结构视为一个变动着的三元互动过程。从而基本超越了二分模式的水平。并比较充分地昭示出以二分模式解释现代化的简单性与其他不足。
从哲学和科学方面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因为科学和哲学思维的发展是无可阻挡的。它日益认识到，二分法不但是较为简单的，而且在适用程度和区域上，也是有限的。
关键之处在于，二分模式无视事物的中间状态或过程，更无视事物中间状态的种种变化，在舍弃了事物的各种中间状态或过程、舍弃了事物的复杂结构关系之后，极其理想化地把事物看作为一个二元结构体。如果事物恰恰正是一个简单的二元结构体，那倒是合适的。但这样的情况在今天这个由于人类实践的巨大进步而变得愈来愈复杂的世界上是比较少见的。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坚持二分法思维模式往往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邦格曾经举过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开关电路的例子说明：此开关电路可视为两极系统。但这显然是一种过分的简单化，因为它只说明了过程的最后结果而忽略了中间状态或过程。如果不考虑这些过渡状态，那么状态空间就需要第三个值并将获得更加丰富的结构，即一个三值的卢卡西维茨代数。“而且，即使是三值的设计对于计算的设计者和使用者来说，也是一种过分的简单化，物理学家则更不会感到什么兴趣。实际上，把稳定状态的整个连续统归并为开放或封闭的范畴以及把过程的整个连续统归并为一种状态，都是一种初步的而且十分粗糙的近似。电学的网络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说明，电动力学则提供了更深刻的描述。这两者都假设了无穷多种稳定的和过渡的状态。在诊治这种真实的说明中，没有两极化的痕迹。两极化存在于我们关于实在的思维中，而不在世界之中；另外，两极化是早期的知识而并非科学知识的标志。”（注：见马里奥·邦格《科学的唯物主义》第49—50页。）
科学思维对于二分对立模式的纠正还表现在：现代科学日益揭示出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远不可以用一种固定模式来全部解释清楚的。邦格认为，当代科学承认五种主要的发生模式：随机的或有规律的机遇，因果，协同，斗争和目的性。愈复杂的事物愈需要使用多重模式的共合才能解释清楚。比如人，必须使用全部五种模式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只用二分对立一种模式，必然掉进极端片面的陷阱，片面突出二分对立的作用和意义。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想想“文化大革命”就非常清楚。
这样一来，如果我们接受思格斯的定义，把辩证法视为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模式，那么，第一、二分法显然不能等于辩证法，至少不是辩证法的全部；因为它对于事物的解释及其程度是有限的，离辩证法对事物完整和普遍地解释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第二、在世界的复杂性愈来愈被当代科学揭示出的情况下，辩证法不可能用一个模式就能解释全部世界。
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从理念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等二分角度建构哲学的传统路子，在二十世纪也愈来愈受到了众多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等人的质疑与批评。他们都认为那样的哲学都已或都将“终结”。象主体与客体这一对在我国甚为流行的哲学范畴，虽然我们在此无法展开，但至少可以说，它就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并不是一种（夫妻式或主奴式的）二分关系。就象爱因斯坦相对论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认识，从而宣告了时空并不象牛顿理解的那样象只“箱子”一样；客体也并不是可以与主体分离的“箱子”在包围着主体，从而主体就象“箱子”的主人一样合法地占有着客体。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对立严格地说并不成立。
哲学中类似的对子范畴比比皆是。我们可以随便再挑出两对来略加说明，以进一步昭示二分模式的简单性与不足。其一、在拙文《“恶”与发展》（注：该文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9期。）中， 我曾较详细地分析过流传甚广的善恶二分模式的简单性及其弊端：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既不是在做恶，也谈不上是行善，而是在为自己做可容许的和正当的事。“可容许”和“正当”作为善与恶的中间状态，比善与恶的复盖面更广。合理合法地谋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且不自觉帮助他人，是可容许的（虽然层次还不高）；做出贡献后得到奖金并用于自我消费（虽然很遗憾差一步未达至善），是正当的。如果不考虑中间状态而只用善恶二分分析，那以上述两种行为为代表的惯常行为是善还是恶？无论选择二分中的哪一个作答案，都是牵强的，不但在理论上不利于说明问题，而且在实践上通过造成一种社会提倡可能导致很不利的结果。其简单性和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其简单性反而不但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了，而且还把问题弄糊涂了，也弄乱了、弄糟了。
其二是群己二分。在中国传统中，群与己之间一直存在很大的鸿沟。按儒学的逻辑，一说（大）群体至上，就意味着（目的）上废私、无我，一主张个性、自我，就意味着拒斥兼善天下、摆脱社会规范、甚至走向以自我为中心。于是，群己维度上的思维主张就被截然判为两大部分：一是主张“己”而不顾“群”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许多人视二者为一回事），另一则是主张集体至上的集体主义（似乎集体不管大小都一样）。甚至把前者与资本主义，后者与社会主义相对应起来。这里出现的多种误解正是源自二分模式。其实，“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与境界，与适应于自然经济的利己主义有明显的不同。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个人主义”内含有一种关注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需求，其眼光和境界明显是高于利己主义的（注：具体参见拙著《现代价值观念的追求》第五章的论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而同样是追求集体利益的小群体主义（如地方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以民族国家为群体之界限）和“类”价值（以全人类为群体之界限）也具有根本的不同。群体范围级别的扩大，会使以群体利益为至上追求的集体主义出现突现的性质。群己维度上的价值追求，是由一系列的级别层次构成的一个复杂结构体。这个结构体不是群己二分所能分析清楚的。相反，群己二分只能遮蔽住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地方（或单位）保护主义、国家民主主义、全人类主义的根本区别，模糊甚至有价值的许多问题的界限。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二分模式所做的分析是十分简单素朴的，稍一深入分析便会昭示出它的模糊性和简单性。
不过对于力图昭示二分模式的简单性与不足的我们来说，以上的分析已经足够了。余下的篇幅我们将用于探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对二分法的态度问题。
三、二分是模型：马克思方法论的基本规定
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已取得很大进步的现代，可以说，人们对二分法的态度如何，取决于人们对研究对象复杂性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如何。认识水平愈高、对事物的复杂性认识得愈充分，对二分模式的简单性体会得会愈深刻和实在。从此而论，对一个追求不断深入的研究者来说，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他（她）会不断地体会到二分模式的简单与不足。也就是说，对一个研究者来说，钻研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的不同程度，或处于对研究对象复杂性的不同认识水平上，他很可能对二分模式的态度不一样。马克思也是如此。
如果以马克思对二分模式的态度的成熟为标准，那么，它在这方面的思想成熟时间，与通常以唯物史观的形成为标准判定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作为成熟的标志是不一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二分模式还没有进行自觉的反思。《共产党宣言》中仍然未认识到“二分法”是观察工具，不一定是现实的结构本身。因而认为“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66页。 ）在对资本主义钻研了十几年、积累了大量的一手和二手的资料之后，马克思才认识到建构一种科学的方法的重要性。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要求首先意味着从实际出发占有第一手资料，但这并不是科学方法的关键，仅仅从此出发可以达到一些概念、判断水平的认识，但却不一定能达到科学的系统性、完整性结论。马克思把这种从生动的具体出发达求概念水平认识的路子，界说为与英国经验主义相一致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而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把科学方法的出发点规定为从概念抽象出发。而这种概念抽象肯定要舍弃一些次要的现象材料，把对象及其运行看作是仅由那些重要的因素及其关系和方面组成的纯粹状态或理想状态。因此，这种科学的抽象方法就“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的一般类型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60页。）。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资本（资产阶级）与劳动（无产阶级）的二分对立体，正是一个舍弃了许多次要因素之后所得出的抽象，即所谓“概念模型”。“概念模型”并不就是资本主义现实的全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分结构体。马克思甚至说，实际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中间阶级不断增加”，工人相对减少。（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62 页、653页，Ⅲ第63页。）所以， 二分模式在马克思那儿只是一个科学探讨资本主义结构的出发点，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抽象；马克思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逐步把舍弃掉的因素纳取进来，超越简单的二分性认识水平，以达到辩证法的认识水平。滞留于二分性的认识水平上，对马克思来说，肯定是不求辩证法上进的一种懒惰。辩证法绝不是简单地喊两句所谓二分对立、矛盾、否定之类就能达到的。而是一种从二分模式的“抽象”出发不断达求思维具体的不懈努力过程及其结果。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上述得出结论：
第一、二分对立模式并不能与辩证法划等号。在马克思那儿，二分对立模式至多只是达求辩证法水平的一个出发点而已。可以把二分法视为通向辩证法的一个起点。二分模式绝不是已达到辩证法的终点的标志。把二分对立模式与辩证法等同起来，是一种不求（辩证法）上进的懒惰。
第二、在现代哲学和科学思维水平的映示下，二分法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它的简单性、适用范围及其程度的有限性。虽然我们再不能用一种模式去解释整个世界，但如果一定要推荐一种使用范围比较大的思维模式，那我们可以推荐日益完善化的讲求层次、结构的系统思维模式。从系统的角度看，事物“内在”的对立并不总是二分性的（二分性只是一种理想或简单的情况），它可以是三分的、四分的。不过仅仅用数目的扩大并不一定能说明问题，关键是结构关系的不同。当然，对系统性模式的推崇，并不意味着用一种模式可以解释整个世界。在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背景下，没有一种模式可以完整地解释整个世界！使用系统模式时绝不能忘记它的终归有限性：它没有把随机性和目的性等因素包括进去。把二分模式看作标准的辩证法，是以把世界视为完全绝对的必然世界、并且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永远不变为前提的。当当代科学日益把随机性、目的性等纳入对事物的解释模式后，二分法的简单性和解释力的有限性就日益明显了。
第三、虽然二分模式并不是形而上学，但如果把二分模式视为不折不扣的辩证法，那就意味着走向形而上学的危险。总起来说，二分法处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间。从它出发，既可以走向辩证法，也可以走向形而上学。如果说在科学和哲学对复杂性的认识还相对不足的时候认识不到二分法的这些特点是可以原谅的（暂切不考虑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已经觉察到了二分法的简单性），那么，在系统论诞生，特别是在耗散结构论、协同学、混沌理论等新科学使得对复杂性的认识水平已取得明显进步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二分法作为辩证法的标准模式，认识不到二分法的古典性与简单性，那就是不能原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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