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主动接触、需求偏好表达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改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动论文,效率论文,需求论文,物品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长期以来，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39)、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关于公共物品供给不存在“市场解”、必须由政府替代市场供给的论断被众多的经济学家所信奉。采用斯密的秩序概念处理所有的私人物品，用霍布斯的主权国家概念处理所有的公共物品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的普遍选择(Ostrom，1990)。但是，现实中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失灵以及人们自主摆脱公共选择悲剧的事实，使坚信“利维坦”为避免公地悲剧“唯一”方案的学者阵营不再是“铁板一块”。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效率解并不是必然实现的。这是因为政府与市场一样面临着隐瞒或虚报偏好的需求者。由于不存在与市场价格类似的需求信息传导机制，公共物品供给者很难获取个人完整、真实的需求偏好信息。公共物品价格集信息的缺失往往会导致公共资源的低效配置。要避免出现公共资源低效配置就必须设计出有效的、可靠的公共物品个人偏好表达机制，这种机制能像私人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货币体系一样运作(Sproule-Jones and Hart 1973)。围绕公共物品偏好表达机制的设计，国外学者展开了持久的探索性研究。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的共性特征，即普遍强调具有正式制度特征的偏好表达机制，如投票机制(Bowen，1943；Buchanan and Tullock，1962)、税收机制(Vickrey，1961；Clark，1971；Groves，1973)等，这些机制在将个人偏好转换成社会偏好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都远非完善，如投票机制存在难以克服的多峰偏好和中间选民操纵问题；税收机制也存在税收形式和信号扭曲问题。基于此，部分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非正式偏好表达机制的设计和探讨上来。
公民主动接触(Citizen-initiated Contacts)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方式和推进需求决策的机制(Sharp，1986)，引发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普遍关注。经济学家因为接触行为可以作为居民需求的表达方式而对其兴趣浓厚，政治学家则因为接触行为是民主国家合意的和必须的关键性政治参与行为而对其倍感兴趣(Sanger，1989)。目前，国外有关公民主动接触行为的研究已经比较多见，而国内相关研究基本处于空白。从已有文献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公民主动接触的动机(Verba and Nie，1972；Thomas，1982；Sharp，1984；Zuckerman and West，1985；Hirlinger，1992)、行为影响因素(Verba and Nie，1972；Jones et al.，1977；Thomas，1982；Sharp，1984；Vedlitz et al.，1980；Peterson，1986；Dahl and Tufte，1973；Pettersen and Rose，1996)、接触渠道选择(Thomas and streib，2003；Reddick，2005)等，在研究内容方面已经较为成熟。但是，现有研究对公民主动接触行为的偏好表达作用缺乏理论上的解释。而且，在研究对象选择上主要是城镇居民，缺少对农民主动接触行为的分析。本文将重点对公民主动接触行为的偏好表达逻辑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数据对我国农民主动接触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二、公民主动接触、需求偏好表达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改进
按照一般性定义，公民主动接触是指公民为了自己、家人、合作者或大众利益，主动与政府管理机构或其他有实力的人联系，表达对某项服务或某个服务机关的不满或要求提供某项服务。本文研究的主动接触行为只限定于公民围绕公共物品而主动发起的接触。主动接触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表达形式(Eisinger，1972；Verba and Nie，1972；Jones et al.，1977)，它不仅为公民提供了一条意愿表达的渠道，而且为供给者追踪公共物品状况或发现问题变化情况提供了一种手段。这种“显性矛盾调和”机制(Blending of Apparent Contradictions)是公共管理者能够获取公民需求偏好的一种途径(JC Thomas，1995)，对降低公共物品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改进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其基本逻辑可以采用行为学中的“需求—动机—行为—结果”范式进行解释。
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和非均衡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与公共服务需求是公民主动发起接触的直接诱因。一般而言，公共资源配置与私人市场资源配置逻辑有很大的不同。在私人物品市场，消费者的出价行为表达了其需求偏好，价格机制可以有效地将消费者偏好信息向供给方传递并引导实现市场供需均衡。但是，对公共物品而言，由于并不存在公共物品市场且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经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导致公共资源的低效配置，进而引发消费者对供给者的不满以及对高水平公共服务的进一步追求。尽管沉默的是大多数，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物品消费者都会“坐以待毙”，部分消费者会选择采取不同的方式向供给者传达自己的不满和需求偏好以争取个人特殊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实现。主动接触就是这些消费者经常采用的表达方式之一。正如赫希曼(Hirschman，1970)在其经典性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中所言，“这是一个投诉的年代，愤懑的消费者(或某组织成员)可以径直找到管理层‘大闹一场’，从而迫使渎职者改进产品或相关服务的质量”。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和公民意识的增强，主动接触已经逐步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需求偏好表达方式。
在具备发起接触的动机后，消费者还必须在不同行为之间进行抉择，这些行为包括退出(Tiebout，1956；Oates，1969；Hirschman，1970)、忠诚(Hirschman，1970；Lyons and Lowery，1989)、冷漠和疏远(Downs，1966；Stone，1965)、反叛(Lipsky，1968)等(见图1)，而且还面临是否最终发起接触的抉择。这里可以假定，作为理性个体，消费者的行为决策更多地是权衡了特殊行为的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后作出的(Orbell，1972)。经过收益成本衡量后，消费者最终会选择能带来最大预期净收益的行为。由于不同消费者的成本和收益函数不尽相同，因此行为分异也就不可避免。例如，有些消费者会最终选择退出社区来表达自身的偏好，即进行所谓的蒂布特“用脚投票”；有些消费者会最终选择忠诚，表现出对现有状况理性的妥协和适应；有些消费者会觉得“不说不快”，因而选择发起同政府官员或实权人物的接触。从偏好表达的角度看，退出与忠诚甚至反叛行为都可以向公共物品供给者传达出一定的需求偏好信息，现有研究对此已做过经典性论述，但对主动接触行为的需求偏好表达功能却少有论及，本文撇开对其他行为的分析，将重点放在对消费者主动接触行为及其偏好表达功能的分析上。
资料来源：参见William E.Lyons and David Lowery.1989.Citizen Responses to Dissatisfaction in Urban Communities:A Partial Test of a General Model,Journal of Politics 51(4):841～68
图1 消费者对公共服务不满的主要回应形式
关于主动接触的偏好表达功能，斯波利·琼斯和哈特(Sproule·Jones and Hart，1973)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按照他们的观点，消费者有一系列相互依赖的方法来表达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如打电话或写信给公职人员、参加政治会议、加入利益集团、向政治候选人捐款等，公民群体也可以采取这些策略来表达他们对公共物品的集体偏好。这些行为对记录个人偏好的强度和进行个体间效用比较都是一种很好的机制。相比退出机制而言，消费者通过呼吁等接触机制能够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偏好，更容易陈述其不满意(Dowding,Peter,Mergroupis,and Van Vugt，2000)。主动接触之所以具有偏好表达功能在于它承载了消费者的许多真实偏好信息。主动接触行为并非没有风险和成本，这不仅表现为因发起接触而产生的货币、时间等显性成本，而且还包括一些心理成本，如害怕会受到打击报复、排挤等，因此主动接触带来的风险和成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接触行为发生的随意性。消费者选择接触行为以及行为发生的强度，大多是基于一系列个人、家庭、社区以及政府组织因素考虑而做出的理性反应，这些因素包括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信任感、政治效能感、家庭投入、需要、认知以及社区规模等。因此，当公民通过电话、信函、访问和网络等形式向政府部门或公职人员提出意见和要求后，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记录、整理和分析行为人特征以及他们表达的意见和要求，来对已有公共物品的运行状况和效果进行评价，也可以作为未来进行公共决策的依据，从而改进供给的绩效(图2中用“+”表示)。同时，由于可能缺少社会关系或为了增强接触行为的影响力，部分公民会选择其他一些实权人物来进行委托表达，如果政府能认真听取这些实权人物委托表达的意见和要求，这种表达方式也可以收到直接与政府部门接触的效果。与主动的效率改进不同的是，由于自己主动发起接触的公民大多具有更多的政治关系(Zuckerman and West，1985)和更高社会经济地位(Eisinger，1972；Sharp，1982)，他们对政府行为能够施加更大的影响，因此他们的接触行为往往会迫使政府改变决策行为或至少引起警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供给更大程度上适应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这可称为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被迫式改进。当然，面对公民消费者直接表达和通过实权人物委托表达的意见和需求，供给者也可以不作回应或消极回应，而这很可能会造成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进一步衰减(图2中用“-”表示)。为了更深入分析公民的主动接触行为，本文以下部分将构建一个公民主动接触行为决策分析框架，并利用微观数据对影响农民主动接触行为的因素展开计量分析。
图2 消费者主动接触行为的偏好表达逻辑
三、模型选择及相关假说
(一)模型选择
主动接触可以认为是公民经过收益和成本计算后的理性行为①。借鉴斯波利·琼斯和哈特(1973)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型，本文将公民主动接触决策行为简单描述如下：
v=f(EB，EC，R) (1)
式中，v表示公民的接触行为，EB表示接触行为的预期收益，EC表示接触行为的预期成本(包括接触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一般表现为时间、金钱、精力和心理风险等)，R表示公民个人拥有的资源。由于接触行为的收益与成本并不确定，而是一种预期，因此必须折现(Laver，1976)。在个人资源约束下公民发起接触的基本条件是：
由(4)式可得：
(二)变量选择及假设
从已有研究看，被纳入模型(4)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需要(Needs)、认知(Awareness)、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与公共服务的利益相关度(Stakeholding)。
1.需要与认知。目前几乎所有关于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弗巴和纳尔(Verba and Nie，1972)所构建的“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模型”展开的(Leighley，1995)。该模型采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SES)和由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衍生出的其他变量来解释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在对公民主动接触行为的研究中该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更多的研究认为社会经济模型本身很难解释公民主动接触行为(Thomas and Melkers，1999)，基于此，琼斯等人(Jones et al.，1977)对社会经济模型作了进一步改进，构建并检验了主动接触的“需要—认知”模型。他们基于底特律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需要与主动接触行为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需要与社区福利之间负相关，而主动接触倾向随社区福利水平的上升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曲线，即福利水平最低和最高地区的公民接触行为比较少，而福利处于中间水平的社区会有更多的公民接触行为(见图3)。
图3 主动接触的需要/认知模型
虽然琼斯等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其他研究中却很少被验证。尽管目前对需求、认知与主动接触行为的关系仍多有争论，但经济学家们在需求影响公民主动接触行为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需要和认知对农民主动接触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对公共物品有更大需要的、对政府认知程度更高的农民主动发起接触的可能性越大。
2.政治信任感。主动接触作为一种政治参与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基础上的。社会成员政治信任感的高低一般决定了其政治参与态度。政治信任感较低的成员可能会认为无法从政治活动中得到自我满足，从而采取政治疏远态度。对政府官员及其改进需求能力更加认可的公民即政治信任感更高的公民对接触得到回应和完全满足的预期更高，因此他们就更有可能通过主动发起接触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因此，对政府认可程度越高的公民，其与政府接触的倾向会越大(Katz et al.，1975；Sharp，1982；Peterson，1988；Jones et al.，1977)。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政治信任感越强的农民主动发起接触的可能性越大。
3.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对自己能否影响政治活动的能力的信念或信心。具有较低政治效能感的公民容易产生政治无力感，即感觉自己的行为不会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其政治活动的“心理卷入”程度较低，预期发起接触得到回应以及完全满足的概率更小，因此发起接触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相反，拥有更强政治效能感的公民则更有可能发起同政府的接触(Thomas and Melkers，1999)，因为他们拥有更强的政治自信，因此预期接触得到回应的可能性也越大，接触需求得到完全满足的可能性也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政治效能感越强的农民主动发起接触的可能性越大。
4.与公共服务利益相关度。感觉与公共物品利益相关的信念会增加公民发起接触的行为倾向(Thomas and Melkers，2000)。与公共服务利益相关度越高的公民，在政府不作为或行为低效时其面临更大利益损失的可能，这同时又意味着如果其接触成功将获得比其他投入少的公民更多的收益，因此他们有更大的激励去接触。此外，与公共服务相关度越高的公民退出社区的成本会更高，与其他公民相比则退出社区的高成本会对其形成接触的“负激励”②。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与公共服务利益相关度越高的农民发起接触的可能性越大。
四、数据来源及计量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10-11月对山东、陕西、山西三省的实地入户调查。调查采用了分层和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对象是样本点现居住家庭(包括外地迁入且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家庭)。调查共获得了335个样本，其中有效样本313个。
关于因变量，本研究主要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是否主动发起过接触来测量(0=没有主动发起过接触；1=主动发起过接触)。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不仅考察了以乡镇干部为对象发起的接触行为，还分析了以村干部为对象发起的接触行为。从调查数据看，因公共服务而主动发起过接触的农民只占到样本总数的13.1％。这表明，中国农民主动发起接触的行为并不普遍，整体还处于“主动接触抑制”状态。关于自变量，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受访者家庭收入来表示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为了消除异常观测的敏感度，我们对收入取对数进行了平滑处理。对于需要变量的选择，国外的研究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采用客观的需要(Objective need)(如收入)来度量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参见Serra，1995)，更多的学者则采用感知的需要(Perceived need)来度量(参见Thomas and Melkers，2000)。本文采用感知的需要来度量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按照沙拉(Serra，1995)的观点，认知变量可用受访者自己报告的受教育程度来表示，本文采用农民的受教育年数来度量。政治信任感以农民对干部能力、责任心等的看法来度量③，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政治信任感综合变量。政治效能感变量以农民感知的政治影响力来度量。与公共服务的利益相关度用年龄和家庭未成年人数量两个变量表示。社区规模用村总人口数表示，在进入模型分析时对总人口取了对数。
结合调查数据看，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9.85岁，年龄标准差为11.791；平均受教育年数为8.54年，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占到77.3％，其中，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占6.1％；受访者家庭平均未成年人数为0.72人，未成年人数最大值为3人，最小值为0人；受访者家庭平均收入为23346.41元，收入变差较大，最低收入家庭年收入只有600元，最高收入家庭年收入则达到了47万元。关于政治信任感综合变量的构建，KMO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都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见表1)。根据累计方差贡献度达到80％以上的判定标准，因子分析过程共提取了2个公共因子，二者的累计方差贡献度为81.6％。通过以每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度占累计方差贡献度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到每个样本农户“政治信任感”综合得分(Score)。从数据统计结果看，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并不高，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影响力的受访者人数为65人，只占到样本总数的20.8％。
(一)模型检验
从-2对数似然值看，各模型-2LL的实际显著水平都大于显著性水平0.01，因变量变动中无法解释的部分是不显著的，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再从H-L拟合优度检验统计量看，各模型的P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0.1，因此没有充分理由拒绝因变量的观察值与模型预测值不存在差异的零假设，说明在可接受水平上各模型的估计拟合了数据。
表3为三个模型的分析结果。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围绕公共物品以乡镇干部为对象发起的接触行为，因此重点解释模型二。从计量结果看，政治效能感、小孩数和未成年人数三个变量显著影响农民主动接触行为；社会经济地位、需要、认知、政治信任感对农民主动接触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二)计量结果分析
1.政治效能感对农民主动接触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为负。假说3没有得到验证。针对这种结果，夏普(Sharp，1982)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公民可能会拥有较强的自身效能感，但是如果政府被察觉以一种不利于他们集团的方式提供服务，则那些公民可能会因为察觉到回应偏差而避开与政府接触。即便不存在系统性偏差，公民也可能会察觉到政府回应中存在的社会地位偏差。如利普斯基(Lipsky，1980)指出，社会地位低的人更容易被问及一些羞辱性的问题，被提供混乱的信息，或被粗暴地对待，如果公民感觉到上述政府回应方式就会减少与政府接触的可能性。米瓦和科默(Miewald and Comer，1986)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政治效能感更低的公民越有可能发起接触，这是因为他们会被激发去抵抗他们认为没有同情心的政府。
2.与公共服务利益相关度的两个变量即年龄和家庭未成年人数对农民主动发起接触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农民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利益相关度越高其发起接触的可能性越大。假说4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年龄更大的人会感觉易受攻击或行动不方便，因此更依赖公共服务，这会使他们更容易发起接触。有小孩的父母为了保护他们的孩子和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因此更倾向于寻求纠正问题(Thomas and Melkers，1999)，从而发起接触。
3.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主动接触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弗巴和纳尔(1972)的研究结论一致。实际上，现有研究关于该变量作用的争议很大。有研究发现公民接触行为与社会经济地位正相关(Eisinger，1972；Vedlitz and Veblen，1980)，但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接触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负相关关系(Vedlitz,Dyer,and Durand，1980)，有人则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可以忽略的(Verba and Nie，1972)。出现这种争议性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是否对接触行为进行了具体分类。如部分研究将公民接触行为区分为特殊对象的接触和一般对象接触(Verba and Nie，1972；Zuckerman and West，1985)，而其他研究没有进行这种分类。
4.需要和认知变量对农民的接触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假说1没有得到验证。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农民的低人力资本水平和现代化精神的缺失。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传统人所拥有的品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终身固守在现时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中而不求变革”。中国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权利和法律意识淡薄，这制约了农民接触表达的能力和效果。农民权利意识比较淡薄，在权利受侵害时往往消极隐忍甚至不知晓，因此通过合法手段接触维权就更无从谈起。即便农民有接触的需要也常常由于不知道如何表达、向谁表达或缺乏需求表达的能力、经验而放弃。
5.政治信任感对农民以乡镇干部为对象的接触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说2没有得到验证。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农民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感普遍不高所致。近年来农村基层政府在征地等问题上与民争利、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加大了农民的政治对立情绪。同时，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与政府的交流渠道更少，对政府的疏远感进一步强化。这种政治疏远感的形成使农民在面对政府绩效衰减时更倾向于选择忽视而不是接触。
五、结语
本文重点分析了公民主动接触行为的需求偏好表达功能，认为这种显性矛盾调和机制对降低公共物品供需信息不对称、促进公共物品效率改进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面对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和非均衡，部分公民消费者在对行为预期收益和成本进行衡量后会作出具体的接触行为决策。由于这种决策承载了消费者的许多真实偏好信息，当接触行为发生后政府可以通过记录、整理和分析消费者的特征以及他们表达的意见和要求来对已有公共服务的运行状况和效果进行评价或作为未来进行公共决策的依据，以此改进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当然，供给者也可以不作回应或消极回应，而这很可能会造成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进一步衰减。由于主动接触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同时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因此这种行为并不时常发生。结合微观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大多数农民处于“主动接触抑制”状态，主动发起接触表达需求的行为并不普遍。农民围绕公共物品以乡镇干部为对象发起的接触行为主要受政治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利益相关度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需要、认知、政治信任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就未来的研究而言，分对象、分渠道对农民主动接触行为进行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也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注释：
①如Banfield(1961)认为有关利益团体是否使足力气把争讼摆到决策者的面前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结局对它有多少好处，二是它能影响决策的概率。二者的乘积与提起诉讼与否成正比
②对想退出社区的农民而言，原先社区投入构成了其行为的成本，投入水平越高则退出的成本越大，这相当于对退出行为进行了惩罚，因此本文在此借用“负激励”的概念
③为了解农民的政治信任感状况，我们设计了以下四个问题：“您是否认为目前村干部或乡镇干部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怎么关心农民的事情”、“您认为乡镇干部或村干部会不会关心像您这样的人”、“您认为当村里发生事情时村干部有能力正确处理好这些事情吗”、“您对目前村干部治理好整个村有信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