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从朝鲜全部撤军计划的形成_金日成论文

同声异气：中国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军方案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中国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4)05-0077-13

      一、历史背景与问题提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军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下简称“中国军队”)先后参战。1953年7月，交战双方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事实上标志着冷战时代两大阵营间最大规模的一场局部热战，终于宣告结束。但是，战争虽然结束了，两大阵营间的军事对峙、摩擦和冲突，却依然在全球范围内继续着。在东亚的朝鲜半岛，交战双方的军事对峙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持续着。停战后为解决朝鲜半岛外国军队的撤军问题与朝鲜统一等问题而进行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②缓和的唯一迹象在于，自停战后，曾作为直接交战方的联合国军和中国军队，留驻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部队数量都在逐年下降。至1956年，联合国军和中国军队都已将四分之三以上的部队撤离朝鲜半岛。1956年7月，朝鲜半岛上对峙双方的兵力大体保持在7︰6的水平③，总体上保持着军力平衡。

      除去外国军队不计外，1956年前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兵力严格说来是不相称的。(参见下图“1953-1958年朝鲜半岛各方军事力量变化图”)不难看出，维持着朝鲜半岛军事力量大体平衡的一个主要因素，实为近30万中国军队的存在。一旦中国军队单方面撤离，朝鲜半岛的军事平衡势必要被打破，并且肯定会对朝鲜不利。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中国却单方面从朝鲜撤出了全部军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集体撰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是中国官方编撰的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出国参战到撤军回国整个历史的比较权威的著作。根据此书，停战后朝鲜局势逐步趋于稳定，志愿军已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朝鲜。志愿军如主动撤军，可以促使某些国家从联合国军中撤出自己的部队，使美国陷于孤立，有利于缓和朝鲜和国际紧张局势。因此，中共中央准备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毛泽东于1957年11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商谈了撤军问题，并得到金日成的赞同。1958年2月中国和朝鲜政府签署了撤军声明，随后分三批实施了撤军行动。但是，对于一些关键问题和细节，书中却多半语焉不详。④比如金日成为何同意毛泽东的提议？金日成为何在回国后先后提出两套方案？中国对于金日成所提方案如何取舍和反应？毛泽东为何在苏联表示赞同后才答复金日成？等等。同时，一些历史细节的表述也存在明显错误，比如其中所述金日成所提两套方案就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⑤

      

      (说明：根据美国国务院情报中提供的数据编制，年份所代表的时间点为每年7月1日。参见Microfilm: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Special Files,Korea,First Supplement,1951-1966,Reel 7,pp.569-573.)

      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有关中朝关系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朝鲜战争前后两国两党关系中许多鲜为人知、甚至是被有意遮蔽的内幕，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学界对于二者之间微妙、复杂关系的认识。⑥沈志华教授认为，导致中方撤军的关键原因和1956年朝鲜劳动党内发生的“八月事件”⑦以及中、苏、朝围绕着这一事件产生的意见分歧有关。“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决定撤军。⑧但是，对于金日成提出撤军方案的情况、过程和原因，以及中国、朝鲜和苏联之间围绕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问题所进行的协商情况及其幕后的种种复杂情况，沈教授也未能深入考察并展开论述。⑨

      搞清楚中国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军方案的形成过程，不仅可以解答上述种种疑问，也能够为理解1950年代末以后中朝关系的冷暖不定、反复无常以及朝鲜半岛长期分裂、时而紧张的局面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在重建有关撤军方案形成过程的史实时，本文将重点就上文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和细节展开论述。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决定撤军，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在此深入展开，将另文专论。

      二、中朝初步商定从朝鲜全部撤军

      1956年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后，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曾联合派代表赴平壤干涉，迫使朝鲜劳动党重新召开中央全会并改正了此前的决议。⑩当年11月，朝鲜政府提议请联合国召集会议帮助解决朝鲜统一等问题，并向苏联和中国政府分别发出备忘录征求意见。在波匈事件的背景下，毛泽东猜测朝鲜这一提议表明金日成不喜欢志愿军，想让中国撤军。1956年11月底，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Павел Фёдорович Юдин)时，毛泽东对朝鲜国内局势表示担忧，提出从朝鲜撤军的想法，并就此向苏联领导人征求意见。(11)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终于同意中国从朝鲜撤军。(12)不过，此后中国领导人却迟迟没有与朝方商议撤军问题。而朝鲜方面，也没有向中方明确提出过撤军要求。(13)直到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齐聚莫斯科时，毛泽东才向金日成提议撤军。

      (一)毛泽东提议全部撤军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领袖齐聚莫斯科欢庆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1月5日，代表团中负责对外联络的杨尚昆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日成通电话。9日下午4时至7时，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第一次会谈。(14)会谈中，金日成向毛泽东通报了“八月事件”的情况以及此前反党集团活动的一些事实。毛泽东承认去年派彭德怀去平壤“可以看成是对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干涉”，并表示“我们决定不再干这样的事”。毛泽东强调，“最主要的是，我们(两)党之间要有友好关系，要完全相互理解。”金日成则表态说，尽管朝鲜有些同志实际上认为这是对党内事务的干涉，“但我们把它看作是两个兄弟党(对劳动党)的友好建议，并把保持与兄弟党正常、良好的关系作为主要目标。”在这种相互谅解的气氛下，毛泽东随即提出让“八月事件”后逃到中国的朝鲜官员回去，但遭到金日成婉拒。然后，毛泽东又建议朝方考虑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理由是：这样做在政治上是适宜的，世界舆论容易理解，还能迫使美国从南朝鲜撤离其两个师。金日成未立即表态，只是答复将仔细考虑这一建议。(15)

      当天晚上，在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通报与金日成会谈的内容时，毛泽东还指出，中国要保障这些军队在朝鲜的后勤供给，国家预算负担很重。除了可能促使美国撤军，中国撤军并将有助于李承晚军队数量的削减。毛泽东认为，中国志愿军撤离朝鲜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朝鲜“已拥有了相当稳固的边境和30万军队”。如果美国和李承晚方面胆敢挑衅，“志愿军还是志愿军，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援助朝鲜人民的”。毛泽东还提及，他向金日成保证永远不会利用那些逃到中国的朝鲜人去反对朝鲜政府。(16)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在莫斯科会议时向金日成提议撤军，一方面是出于减轻中国军费负担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在对形势进行充分研判后，认为撤军行动具有可行性，有可能得到朝鲜和苏联的赞同。果然，以前一直反对中国撤军的金日成，这次终于同意考虑这个问题。(17)几天后，与毛泽东第二次会谈时，金日成同意中国撤退志愿军，并表示他回国后将在党中央进行讨论，然后再回复毛泽东。(18)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向金日成提议撤军时，并未提及中国军费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是在向尤金通报时，却明确提出了这一理由。这说明军费负担问题并非可以向朝鲜说得出口的理由。如果这样说，金日成可能会想：中国为了自身利益想要放弃保护朝鲜的国际主义义务。这对于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显然是不利的。而向苏联说明中国在预算上存在的困难，则有助于说服苏联赞同中国的撤军行动。

      实际上，此时中国的确面临着大幅削减军费的压力。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将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开支的比重由此前的32%降到20%。其中，预计国防费用将降低到15%左右。1957年的军费预算已降为55亿余元，比上一年减少了近6亿元。1957年1月，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计划在两年内将军队总数由383万人减少到250万人左右。(19)如果能把近30万人的志愿军部队由朝鲜撤回国，不仅有利于减轻后勤供给负担，或许还有助于裁减军队数量。(20)此外，毛泽东决定向金日成提议撤军，可能还有另一层考虑。1956年11月，在向尤金提出撤军的想法时，毛泽东对金日成非常不满，甚至担忧中国撤军后，“朝鲜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走向西方或者变成铁托”。(21)因而当时向金日成提议撤军肯定是不明智的。况且此后金日成也未明确提出过撤军要求。但是现在，毛泽东已明确就此前的干涉向金日成道歉，决定不再干涉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并强调两党要“有友好关系，要完全相互理解”。而且金日成也表态朝鲜劳动党“把保持与兄弟党正常、良好的关系作为主要目标”。在这种团结友好的氛围下向金日成提议撤军正当其时，既能满足金日成的愿望，不致遭其反对，又不用担心撤军后金日成倒向西方。

      (二)金日成为何初步同意撤军

      由一直反对到同意考虑，再到初步同意中国撤军，金日成态度的转变似乎是毛泽东说服的结果。但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由“1953-1958年朝鲜半岛各方军事力量变化图”可知，1956至1957年，朝鲜半岛军事平衡并没有明显变化，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依然面对着由两个师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和多达60余万的韩国军队造成的军事压力。而朝鲜人民军只有35万人左右，甚至还略有减少。一旦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人民军的压力将陡然增大。

      金日成之所以同意中国撤军，主要还是他不希望志愿军继续留在朝鲜境内，以免对其个人地位造成直接威胁。(22)1956年9月中共和苏共派人来平壤，迫使金日成重新召开中央全会改变此前决议的经历，很可能依然让他心有余悸。但他又不便于或者可能不敢向中国主动提出撤军要求。此前朝鲜外务相南日就此向苏联试探时就曾遭到反对。1957年6月4日，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А.М.Пузанов)会见南日时，询问朝鲜外务省对于即将到来的第12届联大有何提议？南日回答说没有新的提议，然后又支支吾吾地说，或许只是提出单方面撤军的问题(普扎诺夫认为南日的意思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离)。普扎诺夫随即表示这一提议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目前朝鲜南北双方军力基本持平。中国撤军后，形势将立即对朝鲜变得不利。为了维持平衡，朝鲜需要征集大量人员参军并增加军费。而朝鲜的经济状况却不允许这样做。最后，南日解释说，他所说的撤军是将部队部署在中朝边界以便有事时可以迅速支援(朝鲜)，而且这只是他临时提出的想法，并未在任何地方与别人讨论过。后来普扎诺夫在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中由此推测朝鲜同志希望中国军队撤出朝鲜，驻扎在鸭绿江边中国一侧。(23)

      苏联尚且表示反对，如果直接向中国提议撤军，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出乎金日成意料的是，毛泽东居然主动提议撤军，而且保证不再干涉朝鲜内部事务，并承诺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地援助朝鲜人民。金日成不用再担心志愿军的存在威胁到自身地位，又无需害怕万一战争再起失去援手，这时候当然乐于接受毛泽东的提议。

      三、金日成先后提出两套撤军方案

      从莫斯科回国后，金日成先于11月30日致信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朝。12月11日，周恩来复信金日成，接受了邀请。(24)随后，金日成又于12月16日和25日两次致信毛泽东，就撤军方式先后提出两套方案。长期以来，官方编纂的有关抗美援朝的战史，对这两套方案存在误读。而且以讹传讹，连近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承袭了这种错误。(25)这种误读，模糊了这两套方案差别的实质，从而容易导致对于其所反映的中朝之间微妙关系的理解产生偏差。

      (一)对金日成所提两套方案的误读

      据中国官方战史，这两套方案分别是：一、由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主张，中国政府积极响应；二、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主张，以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二者的差别似乎是由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还是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给联合国写信。可是，只要对照1958年1月8日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内容以及毛泽东1月24日给金日成的回信，就会发现并非如此。(26)实际上，金日成先后提出的两套方案的差别在于，到底是由朝鲜主动要求中国和联合国撤兵，还是由中国占据主动地位提议双方撤兵。前者有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朝鲜独立自主的形象，但却可能令中国对朝鲜提出这一方案的意图产生猜疑，而且可能引发国际社会议论中国军队在朝鲜不受欢迎；后者沿袭一直以来有关朝鲜问题的解决由中国主导的做法，但却有损朝鲜政府的形象，会给国际社会留下朝鲜是中国的应声虫的印象。

      (二)金日成提出的第一套方案

      从莫斯科回国后，金日成即迫不及待地为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作准备。12月4日，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团审议了金日成关于党政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外国军队要撤出朝鲜，要和平统一国家。主席团成员对报告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意见，最后决定报告于12月6日见报。在4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金日成还提议：“毛泽东关于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建议可大张旗鼓地用来向美国施压，逼他们从南朝鲜撤军。所以，如果中国朋友同意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致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要求将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致信联合国要求把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27)这一提议即12月16日金日成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第一套方案的雏形。

      1957年12月17日，金日成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请他转交12月16日致毛泽东的信。约见时金日成说，对于毛泽东在莫斯科提议的撤军问题，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经过两次讨论，决定“同意志愿军撤退到鸭绿江北，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取得主动，有可能逼美军撤退，对南、北朝鲜人民都将有良好的影响，倘若有事，志愿军亦可随时出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金日成还表示：“关于在莫市和您所谈情形，我党常务委员会一致感到满意，并认为此次会谈必使今后朝中两党之间之团结友谊愈臻巩固。”对撤军的具体步骤与措施，信中提出：“首先，由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向联合国致信，提议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由朝鲜撤退。其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上述提议，并宣布在1958年底以前撤完。其次，周总理来访我国，由朝中双方发表共同公报时应包括这一问题。”(28)

      在当天向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通报时，金日成说明了提出这些步骤和措施的理由：1948年“我们致函苏联政府要求撤出苏军，同时致函美国政府撤出美军。苏联政府立即同意，并于1948年将军队撤离北朝鲜，美国的撤军拖延到1949年中期。朝鲜和世界舆论在苏联一边。我们认为现在也是这样，中国朋友接受我们的建议后，南朝鲜人民和全世界舆论都将给美国以强大的压力，坚决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29)看起来，基于历史经验，金日成对于信中所提措施的可行性是比较自信的。这一次，普扎诺夫并未就撤军问题提出异议，这表明和半年前相比，苏联大使的态度已由反对变为默许。

      1956年11月，朝鲜曾经提议请联合国召集有关国家会议协助解决朝鲜问题。尽管立即遭到中国的质疑，朝鲜方面仍辩称这一提议“会对朝鲜有利”，因为这是展现朝鲜“和平意愿的机会”。(30)此时金日成设想的撤军方案再次涉及联合国，恐怕还有希望借此机会提升朝鲜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意图。可是，仅仅一周多以后，他却再次致信毛泽东，提出另一套方案。

      (三)金日成为何又提出一套方案？

      12月25日，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方案是：由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议双方撤兵，朝鲜政府声明同意和支持。(31)和第一套方案相比，朝鲜方面由主动要求变为附议支持，中国则由被动响应变为主导倡议。而且，也回避了与联合国的直接接触。金日成为何提出第二套方案，目前尚无直接材料可以说明。根据两套方案的不同和笔者对于这一时期中朝之间微妙关系的理解，似可作如下推断：第一套方案提出后，金日成未得到中方的即时回复，不免担心中方可能不同意这套方案。因为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要求中国政府撤军，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志愿军是“侵略军”、“占领军”的鼓噪，从而使得中国政府难堪，在政治上陷于不利地位。(32)再者，1956年11月，朝鲜曾因提议请联合国帮助解决朝鲜统一等问题而遭到中方的质疑和反对，甚至引发毛泽东对金日成的严重猜疑。(33)金日成对此很可能依然印象深刻。因而，当没有收到对第一套方案的答复后，金日成很快又提出与第一套方案截然不同的备选方案也在情理之中。

      四、中国对朝方方案的取舍和修订

      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对朝鲜极为担忧。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及朝鲜问题时，他甚至担心朝鲜“发展成为匈牙利似的事件”，“金日成可能会变成纳吉”。(34)1957年参加完莫斯科会议回国后，他这些忧虑几乎完全消除了。12月14日在杭州会见缅甸客人，谈到中国周边环境时，毛泽东说：“我们对我国的西南部很放心，对北边也很放心，因为有苏联、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不放心的是东部，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搞我们的鬼。”(35)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毛泽东还说，1956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36)

      毛泽东对朝鲜局势不再担忧，反而对金日成赞誉有加，又因中国曾经的干涉而感到歉疚，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于撤军方式的选择自然会向有利于双方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倾斜。当然，在具体细节的拟订上，中国也有自身利益的考虑和侧重，尤其是在涉及联合国的问题上。毕竟，中国曾因入朝参战而被联合国决议谴责为“侵略者”。如果因为撤军问题再授人以柄必然非中国所愿。

      (一)中国决定采纳第一套方案并加以修订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国也开始为志愿军撤出朝鲜做准备。1957年11月28日，时任中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张闻天赴毛泽东处开会谈朝鲜问题。收到金日成第一封信后，12月24日，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党组会议，讨论从朝鲜撤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等问题。(37)次日，金日成再次致信毛泽东，提出撤军的第二套方案。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对志愿军撤军问题进行了商议。根据讨论情况，张闻天拟出了《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稿。12月30日，周恩来审阅方案稿后，批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并转送毛泽东核阅。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38)从方案稿来看，中国基本采纳了金日成所提第一套方案，即由朝鲜提出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出的建议，然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的主张，并正式表示准备就中国志愿军撤军问题与朝鲜政府协商，同时要求联合国方面有关政府也采取同样步骤。此外，方案稿对于撤军的具体步骤进行了修订和细化。取第一套方案而舍第二套方案，表明中国对于朝鲜主体地位的尊重，而具体细节的修订则体现了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的某些考虑。

      (二)中国对第一套方案的修订及其深意

      中国对于金日成所提第一套方案的最大修改是避免朝鲜与联合国的直接接触，以及在联合国范围内讨论撤军问题的可能性。金日成原先提出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分别写信给中国政府和联合国，要求中国军队和联合国军撤军。中国则建议改由朝鲜政府发表公开声明提出建议。理由是：写信给联合国“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39)这一修订主要是从中方利益的角度考虑的。对于朝鲜而言，则失去了一次在联合国这一舞台展示其和平姿态，从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机会。尽管即便朝鲜致函联合国，最终极有可能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只要求中国志愿军撤军的决议。

      中国所拟订的方案规定了由朝鲜南北双方对等协商筹备全朝鲜自由选举、外国军队撤军后在中立国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等原则。这些原则是自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来中国所坚持的基本主张。通过重申这些主张，中国能够确保志愿军撤出后朝鲜不会在联合国主导下被韩国所合并。由于韩国人口几乎是朝鲜人口的两倍，如果遵照按人口比例进行自由选举的原则，则显然对朝鲜不利。因而中国在方案中规定了不可能被韩国和联合国军方面所接受的“对等协商”和“在中立国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的原则。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其实际效果则是朝鲜半岛分裂对峙的局面在短期内无法改变。

      方案稿对撤军行动的具体步骤也提出了建议：先由朝鲜政府发表公开声明提出主张，接着中国政府响应和支持，随后苏联政府也表示支持并建议召开有关国家会议，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朝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撤军。表面上看，这些步骤体现了朝鲜方面的自主性，中国只是附议和配合。实质上，整个撤军行动都是按中国设定的步骤进行，朝方甚至包括苏联只是响应和配合。

      方案稿还提出了分批定期撤军的时间表和具体办法：全部志愿军分三批撤回。1958年3-4月撤回第一批，其余三分之二全放在第二线，由朝鲜人民军接防第一线。1958年7-9月撤回第二批。1958年底撤完最后的三分之一。关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国也提出了具体对策。(40)

      五、中国所拟方案得到苏联的赞同

      张闻天拟订的撤军方案稿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并未立即发送朝鲜方面研究。周恩来在报送方案稿请毛泽东核阅的附信中说：“在得到主席批准后，拟在政治局一谈，然后再向苏方提出”。(41)信中并未提及何时向朝方提出，却表示要向苏方提出。向苏方提出方案稿并征求意见无可厚非，毕竟计划中的撤军行动需要苏联支持和配合，事先通报苏方是必要的。可是却不同时通报朝方，事实上是在得到苏方明确答复赞同后才答复朝鲜，这种决策流程颇耐人寻味。如果同时通报朝鲜，朝方可能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而待苏方表示赞同后，朝方对于中国拟订的方案实际上只能接受，而不可能提出什么意见了。

      (一)中国向苏联通报方案并征求意见

      上文提到，中国从朝鲜撤军的设想，1957年初已经得到苏联领导人的同意。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也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通报过与金日成会谈的情况。不过，无论是1957年初苏联外交部的意见，还是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6月4日向朝鲜外务相南日的表态，都表明苏方对于中国的全部撤军行动实际上持保留态度，尤其是担心朝鲜人民军独力难支，而朝鲜经济又不足以支撑朝鲜大规模扩军。(42)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必要消除苏方的担忧以得到其对中国撤军行动的赞同。

      中国从朝鲜全部撤军的具体方案确定后，中国于1958年初再次通报苏联征求意见。1月8日，周恩来接见尤金，通报中朝两党商谈有关全部撤回志愿军问题的经过，并说朝鲜党中央赞成我们撤退志愿军，对于金日成来电提出的两项办法，我们赞成先由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表示响应和支持的办法。尤金表示将把上述情况立即报告国内。(43)在通报中，周恩来详细陈述了撤军的理由：可以推动若干国家要求撤退其在联合国军中的部队，使美国陷于孤立；有利于美国向李承晚施压要求其裁军；朝鲜人民军接防三八线后“逐渐可以熟练起来”。也不必担心朝鲜的安全，因为撤回的志愿军将“留驻在鸭绿江边”，万一有事，“随时可以过江抗击敌人”。看来，周恩来试图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说服苏联赞同中国的撤军行动。那么苏联的态度如何呢？

      (二)苏联赞同后毛泽东答复金日成

      1月8日当天，周恩来向尤金通报撤军方案后，尤金随即也向中国递交了苏联政府准备最近提出的若干有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建议，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和配合。在东方，此时苏联政府准备提出在亚洲建立一个非原子武器地区。1月中旬，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司长向中国透露了这一想法，并说很快将与中国商量，与印度、印尼和缅甸等国交换意见。同时，远东司认为中国准备从朝鲜撤军一举“非常英明”。不过，可能是担心中国撤军后对朝鲜的支持会减弱，远东司强调“鉴于南朝鲜完全被美国所控制，又是美国在东方的一个巩固的军事基地，对朝鲜今后局势的发展应该给予更大的重视。”远东司还提出应设法对南朝鲜多做些工作。(44)

      莫斯科方面则在仔细研究中国就撤军所拟定的措施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国的意见。1月23日，驻华大使尤金答复中国政府：“实行这个计划无疑将促使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朝鲜问题上保持主动性并给美国人和南朝鲜当局造成额外的政治困难。”同时，苏联表示将积极支持和配合中国和朝鲜的行动。(45)在苏联积极倡导和推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在东方的相关举措需要中国支持，并通过中国做其他亚洲国家工作的情况下，苏联方面的上述表态几乎是毫无悬念的。

      既然苏联已表示赞同中国拟订的撤军方案，中国答复朝鲜的时机就成熟了。1月24日，在收到金日成第二封信近一个月后，毛泽东终于复信金日成，函告对其所提两套方案的意见。(46)在陈述具体意见前，毛泽东写道：“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尽管信中说，“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但在被明确告知苏联政府完全同意的情况下，金日成即使有不同意见，恐怕也很难再提出来。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要求外国军队同时撤军，实行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的声明。其中所提各项建议几乎与毛泽东复信中所提意见完全一致。(47)

      六、志愿军并非全部撤至鸭绿江北

      从1957年11月毛泽东向金日成提议撤军，到1958年1月24日毛泽东复信金日成，无论中朝双方商谈，还是中国向苏联通报，对于从朝鲜撤回国的志愿军未来去向的设想都是“留驻在鸭绿江边”或“撤退到鸭绿江北”，总之不会离中朝边境太远。因为中国向朝鲜承诺“倘若有事，志愿军亦可随时出动”，“万一发生事变，朝鲜政府认为有必要时，我们随时可以过江抗击敌人。”(48)这一承诺也是朝鲜和苏联同意中国撤军的重要因素。不过，是否将撤回国的全部志愿军留驻鸭绿江边或者离中朝边境不远的地方，在历次会谈和商议中均未明确。再者，毛泽东提议撤退志愿军的目的之一是减轻国家预算负担，如果全部志愿军只是从朝鲜境内移驻鸭绿江北，减负的效果并不明显。还有，一年内将志愿军五个军(分别是第1、16、21、23、54军)移驻鸭绿江边，后勤供应和营房建设都将遭遇很大困难。因而，从现实考虑，撤回国的志愿军也不可能全都部署在鸭绿江边。这就和当初设想有了差距，独自面对美国和南朝鲜军事压力时，朝鲜将不得不持续增强自身军事实力或者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

      (一)志愿军回国后何去何从？

      1958年3月10日，在第一批部队撤离前夕，志愿军司令部要求各部队做好撤军中的保密工作，并提出十条具体要求，其中明确规定不能透露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和任务等。(49)因而，长期以来，有关志愿军回国后的去向始终是个谜。时至今日，《抗美援朝战争史》以及其他有关志愿军或者抗美援朝的著作或回忆录，对于志愿军撤军回国后的去向都语焉不详，甚至讳莫如深。(50)那么，志愿军回国后何去何从呢？通过爬梳近年来出版的中共领导人年谱等资料，笔者才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中国向苏联通报撤军方案后，中共中央军委开会专门研究了志愿军撤军问题。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总参作战部和志愿军总部对撤军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1月28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向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交了报告，对各军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和志愿军直属机关的处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51)2月7日，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关于志愿军撤军方案和回国后部署的两个方案报告。2月13日，在主持第143次军委会议研究志愿军撤回国内部署方案时，彭德怀说，估计战争开始，第一线兵力过密不利。因此，兵力配置，纵深可多一些，第一线疏散些，一处兵力不宜集中过多。以迁就驻房为主，尽量不建新营房。最后会议决定：“基本同意粟裕同志关于志愿军撤军方案和回国后部署方案报告的第二个方案。在实施步骤上，应根据驻区气候条件，先撤回的部队驻东北，第二步撤回的部队驻华北，最后撤回的部队驻华中和四川，以便进行营房补修生产等工作。”(52)至此，志愿军五个军回国后的去向基本已尘埃落定。最终，只有一部分志愿军部队留驻东北，继续承担必要时防卫朝鲜的任务，其余大部分部队则将撤回远离朝鲜半岛的中国内地。

      (二)志愿军撤离后朝鲜的隐忧和选择

      2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准备就志愿军撤军问题与朝鲜政府进行协商。2月15日下午，双方政府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在东北原有四个军，志愿军撤退后再增加两个军。只要朝鲜政府一作出决定，我们就可以派志愿军来。志愿军的弹药和工兵器材等，好的可以留下来。”(53)这样，周恩来一方面明确告知朝方：志愿军五个军中只有两个军将留驻东北，另一方面则再次承诺中国将继续向朝鲜提供军事保护义务，必要时可以出动总共六个军，比现有志愿军总数还多了一个军。看起来，中国似乎既实现了从朝鲜全部撤军的目标，从而有利于减轻军费预算负担，又继续保持着对兄弟国家的军事义务。

      尽管有中国领导人的历次口头承诺，以及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做保证，朝鲜领导人未必能对中国志愿军全部撤离后的形势完全感到放心。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宣布撤军后，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出兵国通过各种方式多次明确表示不考虑从韩国撤军。(54)在朝鲜半岛上，朝鲜人民军将以30余万兵力对抗6万左右的联合国军和60余万南朝鲜军队，双方实力之悬殊不言而喻。于是，当中国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撤离后，朝鲜就开始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1958年5月27日，与苏联驻朝鲜武官季亚科诺夫(А.А.Дьяконов)会谈时，金日成对朝鲜的军事准备以及对外军事关系进行了评论。金日成说朝鲜空军和海军规模很小，完全依赖苏联的帮助。他希望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援助，甚至表示如果苏军总参谋部认为有必要在朝鲜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马上就可以开始实施，因为朝鲜有足够的水泥。如果必要的话，准备工作应在平时展开。金日成强调，苏联过去是将来仍是朝鲜军事装备的供应国。他甚至透露，1955年与彭德怀会谈时，就曾表达过只从苏联获取军事装备的强烈愿望。金日成还表示，除了更换更加现代化的坦克外，朝鲜军队将保持在现有水平。(55)可见，随着中国志愿军的撤离，金日成转而更加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加强自身军事实力的要求也更为迫切。

      1958年，在中国、朝鲜和苏联相互支持和配合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单方面主动从朝鲜全部撤军的行动，一度给联合国军方面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此前对于中朝方面提出的多次撤军要求曾置之不理的联合国军，也不得不通过照会与中朝方面展开多次交涉。(56)在朝鲜政府和人民一次次隆重而友好的欢送活动中，中国的撤军行动似乎也印证了“团结友谊愈臻巩固”的兄弟友谊的神话。(57)

      然而，在表面上团结友好的背后，却是中国和朝鲜领导人各自不同的考量与诉求。毛泽东提出撤军的理由之一是减轻国家预算负担，却不能明确向朝鲜提出这一理由，以免被视作只顾及自身国家利益而放弃保护兄弟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顶多只能向苏联抱怨，以此加强说服力使苏联同意中国的决定。同时，为了让朝鲜和苏联放心，中国承诺撤军后依然承担必要时保护朝鲜的义务。但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并限于实际条件，撤回国的志愿军却并非如承诺那样全部留驻鸭绿江边，最终只有两个军留驻东北。对于朝鲜来说，一方面，金日成担心志愿军留在朝鲜可能威胁自身地位，因而希望中国撤军，但却不能主动要求撤军以免被视作东方的纳吉；另一方面，朝鲜的军事实力难以独自抗衡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的压力，金日成又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和苏联的军事保护和援助。此外，朝鲜虽然可能希望借撤军行动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但最终却不得不完全接受中国所拟撤军方案，放弃与联合国直接接触的机会。

      可以说，毛泽东主动提议撤军，既符合中国的利益，又满足了金日成的愿望。最终，中国以两个军留驻东北，并承诺必要时外加东北原有四个军支援朝鲜的方式顺利实现了从朝鲜撤军。中国不必再承担供应驻朝的几十万军队的费用；金日成不再担心朝鲜境内的中国军队可能威胁其地位。

      但实际上这一看似双赢的结果却潜藏着很大的危机。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实际上独自面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军事压力的朝鲜，不得不向中国和苏联寻求更多军事和经济援助。结果，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并未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至于中国援助朝鲜的负担比志愿军驻朝时实际上能够减少多少，只能期待将来公布具体的数据来揭晓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承诺的军事保护义务，朝鲜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信赖，是值得质疑的。尤其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两国两党关系冷暖不定、反复无常。当双方相互失去信任后，无论中国还是朝鲜，对于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义务关系，恐怕都不会太当真。于是，朝鲜逐步走上先军政治和发展核武的道路，而中国由于朝鲜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也常常陷入无奈和困境之中。

      ①除非特别说明，此处及下文中提到的“联合国军”不包括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韩国军队。

      ②详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45-555页。

      ③根据美国国务院情报中提供的数据估算。参见Microfilm: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Special Files,Korea,First Supplement,1951-1966,Reel 7,pp.569-573.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第570-575页。

      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第571页。有关此点的史实讨论详见下文。

      ⑥参见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第147-194页；沈志华、董洁：《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1954-1960)》，《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8-57页；沈志华、董洁：《中朝边界争议的解决(1950-64年)》，(香港)《二十一世纪》第124期，2011年4月号，第34-51页；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第4-13页；等等。本文的构思最初即受沈志华教授相关论文的启发，文中所引用的部分苏联档案资料由沈志华教授和金东吉副教授慷慨提供，特此致谢！

      ⑦1956年8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期间，因公开批评金日成的经济和人事政策以及朝鲜劳动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崔昌益、朴昌玉等人被解除职务，还有几位中央委员被开除党籍。同时，被解除职务和开除党籍的若干人悄悄离开会场，越境潜往中国。这一事件史称1956年朝鲜劳动党内“八月事件”。

      ⑧⑨⑩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第181页，第179-184页，第177-179页。

      (11)毛泽东接见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转引自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工作日志，АВПРФ,ф.0102,оп.16,A.7,Λ.1-15；苏联驻朝鲜大使伊万诺夫(Иванóв)工作日志，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A.411,Λ.287-313; Report of the Soviet Embass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for 1956,RGANI,Fond 5,Opis 28,Delo 409,1.141.转引自Christian F.Ostermann ed.,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p.461.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页。

      (13)1957年6月4日，朝鲜外务相南日曾以个人名义向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试探性提出中国军队撤至鸭绿江边中国一侧的想法。但笔者尚未见到有史料证明朝方明确向中方表露过这一想法。参见"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Puzanov for 4 June 1957" June 04,1957,AVPRFF.0102,Op.13,P.72,Delo 5,Listy 114-130.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623，2013年2月16日访问。NKIDP(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即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由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的项目之一，致力于搜集、整理、翻译和公布关于朝鲜的档案文献。本文使用的不少档案即该中心网站发布的档案英译本。

      (14)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第1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6、28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33、241页。

      (15)"From the Journal of A.M.Puzanov,Record of a Conversation with Kim Il Sung" November 13,1957,AVPRF F.0102,Op.13,Delo 5.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32，2013年2月23日访问。

      (16)尤金关于莫斯科会议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7年11月9日，АРАН，ф.1636，оп.1，A.199，Λ.1-6。

      (17)1957年11月9日与尤金会谈时，毛泽东说，“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对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在这次会面期间他答应将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1956年9月18日和23日与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的两次会谈中，毛泽东就提到“我们是愿意撤兵的”，“志愿军在那里是金日成要求我们留下的”。毛泽东还说，“志愿军回来，将来有事还可以去嘛！金日成就是看得近，他应该看得远一些。”参见毛主席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尤金关于莫斯科会议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7年11月9日，АРАН，ф.1636，оп.1，A.199，Λ.1-6。

      (18)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19)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2-15，475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1页。

      (20)据披露，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回国后，“一部分官兵脱下征衣，参加经济建设；大多数部队开赴东北、华北、西南等战略方向，加强国防建设。”参见徐平、高强：《对1956-1958年军队精简整编的重新估价》，第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长沙，2006年9月，第674页。

      (21)毛泽东接见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铁托(Jосип Броз Тиrr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缔造者，曾任南斯拉夫总统、总理。匈牙利事件后，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认为匈牙利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其根源是斯大林主义。毛泽东认为普拉演说“没有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而破坏了这种团结。它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帝国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9页。

      (22)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会谈提出撤军想法时，就明确指出“金日成不喜欢我们几十万志愿军留在朝鲜。他要赶我们走。”

      (23)"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Puzanov for 4June 1957" June 04,1957,AVPRF F.0102,Op.13,P.72,Delo 5,Listy 114-130.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24)《我政府应邀将派代表团访问朝鲜》，《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1日，第1版。

      (25)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520页；郭志刚、王成志、齐德学等：《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纪实》，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473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71页；冯东兴、任东来：《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军与中美外交交涉》，《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3月，第83页。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传：1898-1976》对于金日成所提两套方案的叙述是准确的，可惜后来的论著都没有参照。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71页。

      (26)参见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72-374页。

      (27)"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Puzanov for 4 December 1957" December 04,1957,AVPRF F.0102,Op.13,Delo 5.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53，2013年2月23日访问。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68-269页、第288页脚注(1)。

      (29)"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Puzanov for 17 December 1957" December 17,1957,AVPRF F.0102,Op.14,Delo 6,Listy 14-25.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56，2013年2月23日访问。

      (30)苏联驻朝鲜大使伊万诺夫工作日志，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A.411，Λ.287-313。

      (31)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笔者尚未看到1957年12月25日金日成致毛泽东的信，只能通过周恩来向尤金的转述了解其内容。

      (32)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中国是朝鲜的侵略者，要求中国停止侵略行动并从朝鲜撤军。见Sydney D.Bailey,The Korean Armistice.London：Macmillan，1992，p.212.1958年面对要求撤军的压力时，联合国军方面即以联合国决议为由，欢迎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但拒不将联合国军撤离韩国。

      (33)苏联驻朝鲜大使伊万诺夫工作日志，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A.411，Λ.287-313；毛泽东接见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顾悌柯夫向陈云副总理递交苏联政府邀请周恩来总理访苏的信函并通报苏方对朝鲜拟要求联合国讨论朝鲜形势的看法，1956年12月16日，109-00743-10，第52-54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苏联驻华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A.409，Λ.139-143。

      (34)毛泽东接见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纳吉(Nagy Imre)，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担任匈牙利政府总理，曾宣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并试图请求联合国帮助匈牙利保持中立。苏军镇压匈牙利事件后被逮捕，1958年被秘密审判后以叛国罪处决。

      (3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63页。

      (36)1-14/1-1958.94，张106-108，吉林省档案馆藏。转引自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第181页。

      (37)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75、1077页。毛泽东与张闻天谈话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根据当时背景判断，涉及志愿军撤军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3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第113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70页。笔者尚未看到张闻天所拟撤军方案稿的原文，只能根据《周恩来年谱》和《毛泽东年谱》的转述以及毛泽东1958年1月24日给金日成回信的内容进行分析。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页。

      (40)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3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72-374页。

      (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70页。

      (42)参见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的请示，1957年1月4日，转引自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文后附录档案第139页；"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Puzanov for 4 June 1957" June 04,1957,AVPRF F.0102,Op.13,P.72,Delo 5,Listy 114-130.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4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第117-118页；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44)《报与苏外交部远东代司长谈话内容》，1958年1月16日，109-01813-01，第1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45)《张付部长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23日，109-00828-05，第44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3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72-374页。

      (47)参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人民日报》1958年2月6日，第1版。朝鲜政府发表的声明只是将毛泽东信中所提意见颠倒了次序，并增加了要求南朝鲜裁军的内容。

      (4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68-269页；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49)《认真做好撤军中的保密工作志愿军司令部提出十条要求》，《志愿军报》1958年3月15日，第674期，第3版。

      (50)一般只交待回国时间，只字不提不提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即便提到回国后去向，也很笼统。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分批撤出朝鲜回国后，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开赴祖国各地，积极投身到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行列。”见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主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5月，第214页。

      (51)《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第572页。

      (52)朱楹、温镜湖撰稿、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620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3页。

      (53)本书编辑组编：《周恩来与外国首脑及政要会谈录》，北京：台海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据杨勇1月28日给彭德怀的报告，留驻东北的两个军是第一批撤回国的第16和第23军。参见姜峰、马晓春、窦益山等著：《杨勇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345页。

      (54)《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第575-576页。

      (55)"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in the DPRK A.M.Puzanov for 27 May 1958 May 27,1958",AVPRF F.0102.op.14,delo 6,p.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6026，2013年2月17日访问。

      (56)参见冯东兴、任东来：《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军与中美外交交涉》，《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3月，第82-89页。

      (57)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第581-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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