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职业发展期望的时间性维度
□ 苏熠慧
摘 要： 对青年群体职业发展期望的关注是青年研究的重要面向。本文试图将时间维度引入当代中国青年职业发展期望的相关讨论，以考察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青年关于“现在”之叙事的形成及其对于其“未来”之展望的影响。学界对青年职业发展期望的讨论呈现出一种僵化的时间预设：在这里，未来是静止的，并且与过去、现在相割裂；相应地，单一的未来想象也抹杀了青年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青年对于“现在”的境遇有着不同的叙事，底层青年从周围的经济环境和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形成对经济情势下滑的负面判断，而非底层青年则往往从日常的经验中跳脱出来，将国家政策作为判断“现在”经济情势的依据，从而形成对“现在”的积极判断与对“未来”的规划之间的复杂关心。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供一种研究当代青年职业发展期望的时间性维度，并且为兼顾青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开展青年职业规划工作、调整青年就业指导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 现在；未来；职业发展期望；底层青年；非底层青年
一、问题提出
对青年职业发展期望的关注是青年研究的重要面向。青年职业发展期望与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作为社会问题的觉察者和直接被影响者，青年人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规划，既受到社会经济现状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着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许多研究表明，青年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望，往往与他们卷入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有着一定的关系，由此在国家的稳定与和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和谐，许多学者做了相应的研究，从而为开展青年职业规划指导工作提供政策支持。但是这些学者内部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青年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充满信心，对未来的工作充满良好的预期。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青年对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持悲观态度。本文认为两种争论观点的背后是一种僵化的时间预设：在这里，未来是静止的，并且与过去、现在相割裂；相应地，单一的未来想象也抹杀了青年群体内部的一致性。为了能够跨越两种观点的鸿沟，本文希望能够引入时间的维度和差异性的视角来分析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期望，即思考不同青年群体是如何站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建构他们对“现在”的叙事，这些叙事存在什么差异，它们又是如何形塑他们对自己“未来”工作的想象和规划。
二、文献回顾
1.时间不在场：青年职业发展期望的争论
青年职业发展期望是青年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想象。青年对自己未来职业想象的研究，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是乐观论，认为中国的青年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充满信心，对未来的工作充满良好的预期。雷开春通过六省市的数据分析发现，超过七成的青年人有信心进入中层及以上阶层，近四成青年有向上流动的信心，缺乏信心者的比例较低［2］。高文书等人也发现进城农民工对未来的收入以及生活状况都有良好预期［3］。另外一些学者则持悲观论，认为中国青年对自己的未来的职业发展持悲观态度。王会丽等学者通过2010—2013年代表性网络流行语的分析发现当年中国青年中存在各种与社会公平和社会阶级固化相关的焦虑和不满的情绪［4］。袁靖华对浙江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也发现，他们存在着苦闷、孤单、压抑等情绪心理危机［5］。在城乡分治的就业制度障碍下，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和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6］［7］，在工作中成就感低，情感衰竭严重，职业懈怠明显［8］，内心充满各种社会不公平感以及诸如焦虑感、自卑感及抵触感等多种情绪［9］［10］。
存在这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原因在于：一是学者们忽略了青年内部的差异性。青年的职业期望是他们对“未来”的想象，不同群体的青年对“未来”的想象存在差异，但现有的研究都将青年作为“铁板一块”的同质而抽象的群体来看待。二是缺乏时间的维度。作为对“未来”想象的职业期望，往往与青年“现在”的实际状况和体验息息相关，不同群体青年存在对“现在”的不同体验和叙事，从而引发对“未来”的不同想象。但现有的研究却存在一种僵化的时间预设：时间是不在场的，未来是静止的，并且与过去、现在相割裂。因此，本文希望引入时间维度，弥合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探寻不同群体的青年对“现在”的叙事存在什么差异，这些叙事又如何影响到他们对自己“未来”工作的想象。
随着相对湿度的上升，不同烟草在制品解吸湿平衡含水率呈升高趋势，其中梗丝的吸湿性最好，薄片最差，叶片、叶丝及混合丝吸湿性居中，解湿过程平衡含水率略大于吸湿过程平衡含水率。环境温湿度对不同烟草在制品解吸湿特性的影响总体趋势相似，且经过风送和贮存环节后，不同在制品含水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2.“现在”与“未来”：青年职业发展的时间维度
对“未来”的探求在社会学家对人类行为和能动性的研究中屡见不鲜，这些学者认为人类有朝着未来行动的趋势，而指向未来的行为嵌入在人类的意义生产结构之中［11］［12］［13］［14］。也就是说，个体对“未来”的想象本身就是个体生产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体在任何具体时刻的行为及其对行为的解释息息相关。 Tavory 认为我们看待“未来”的方式往往组织着我们在既定时刻的“行为”，以及使这些行为成为可能［15］。Mische也认为，人们“想象”未来的方式形塑和限制我们可能的行动［16］。这些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如何影响和形塑人们“现在”的思考和行为，认为人们对于某种“未来”的预期会成为引发“现在”的原因［17］［18］。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Akrtuell用中国留学生的案例展示他们对于自己未来职业和发展的想象是如何影响他们对“现在”生活的规划和安排［19］。 这种对于“未来”决定“现在”的观点往往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并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们从何而来？二是“未来”和“现在”的关系是单向还是双向？一味强调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如何影响人们“现在”的行为，反而忽略了人们“现在”的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阐释对人们构建“未来”的影响。
实际上，人们往往立足于“现在”去想象“未来”。舒茨注意到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认为人们为“未来”所赋予的意义与人们“现在”的生活经验存在联系，这些意义可能是人们对“现在”看法的延续，也可能是人们对“现在”生活的背离［20］。基于这样的观点，本文认为作为对“未来”想象的职业期望，与人们“现在”的生活经历及其对此经历的阐释息息相关。与Akrtuell不同，本文认为青年人的职业发展期望对他们当下现时生活的规划和安排只是“未来”和“现在”关系的一个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讨论不同的青年人在“现在”所经历的不同经历及其对这些经历的阐释，如何形塑他们对“未来”的想象。
三年制管理体系已不适应四年制教学管理模式。只强调“职业性”忽略“高等性”、缺乏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课程设置传统老化与教学模式单一等老问题[4, 5]，绝不能在四年制公共基础教学上重复上演。保本科特色、与本科接轨，四年制高职公共基础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制定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匹配与四年制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相配套的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因此，在青年职业发展的研究中加入时间维度，不仅要在他们的职业期望与他们“现在”的社会位置之间建立联系，更要探讨他们对“现在”所处地位的解释如何与他们对于“未来”职业的期望建立联系。不仅如此，在分析的过程中还需要考察青年群体的差异性。因为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青年，其看待“现在”的角度不同，其对“现在”所处地位的解释和叙事也不同，从而导致对于“未来”的不同想象。基于这样的观点，本文将考察不同青年群体“现在”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形塑他们对经济和工作的感知，从而形成对“未来”的不同职业期望。
然而，当下的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发育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尽管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早已解体，但臣民意识尚未完全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祛除，所以，从臣民责任到公民责任的转换不仅需要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框架，更重要的是要清除人们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识，提升人们的参与能力，鼓励公民的参与实践，培育公民美德，让公民和公民责任同时生长，促进中国社会和公民的现代化。
三、研究方法
非底层青年对他们所处经济状况的“叙事”通常都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他们一方面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但同时也接受国家新政策的各种信息，并对国家诸如“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经济”等政策都有着积极的看法。国家的合法性在他们的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国家的信任形成了他们对国家政策更加“积极”的看法。他们有关“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中，往往站在国家的视角，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合理化解释。
四、不同青年群体的“现在”叙事
1.非底层青年：积极的国家叙事
本文的材料来自上海财经大学与复旦大学2016年“社会心态调查”项目团队的第一期调查（2016年2月—2016年6月）。调查团队选择了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对象141名进行访谈。访谈的内容涉及调查对象对经济（市场）、政治（国家）和社会等诸多问题的看法。每个访谈时长2～3个小时。其中，15～34岁的访谈对象45名（其中，8名已婚）。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将15～35岁的人视为青年。在访谈的这些青年中，21名为本科以上学历（包括本科），且其中90%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上，24名为本科以下学历，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下。学历和家庭收入存在很大的关联。在21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中，8名为党员（其中3名公务员、1名IT工程师、1名律师、3名大学生）。在24名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中，无一名党员。为了更好地对不同青年群体进行比较，本文根据青年所处的社会地位将青年分为底层青年和非底层青年。底层青年的最终学历在本科以下，家庭收入在10万以下，主要职业为制造业（国企、私营企业）工人、服务业工作人员（百货员、厨师、幼教老师等）；非底层青年的最终学历在本科及以上，家庭收入普遍在10万以上，主要职业为技术人员、工程师、公务员、银行业务员、律师等。底层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多从事非技术性、低工资、无保障、不稳定的工作，在社会中缺乏公共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社会保险等），在政治生活中缺乏权力（非党员，较难进入政治领域）；非底层青年在劳动力市场处于较高的地位，多从事技术性的、较高工资、有保障、较为稳定的工作，在社会中能够享受更多的福利，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一部分成为党员，并在国家公务系统工作）。此外，本文假设青年群体不同的社会地位会形塑他们对“现在”经济形势的不同叙事，从而影响他们对“未来”职业发展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经济现在大体来说还行吧。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在大力发展特别是发展经济，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几十年来达到了很高的高度。虽然这两年的确是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但是中国在改变，经济上也在做相应的转变，很多领域就蓬勃发展了起来。就拿我从事的互联网职业来说，现在的互联网经济真的是发展飞速，这种现象在十几二十年前是想都没有想到的。还有就是这些年国家一直倡导创业，很多人都在响应，比如我，我现在虽然从事的是厨师行业，但我其实也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合作进行的一个小的创业吧。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
一位28岁在税务局工作的会计，极度拥护国家的政策，提到“（中国现在的政策）还不错，……因为中国脚踏实地，依照国情，经济发展是可以蒸蒸日上的”（LH25001）。一位25岁在国家某重点大学通讯工程毕业的助理工程师，虽然也提出国家经济现在面临着“大学生就业难，房子卖不出去”等问题，但坚信国家“现在”出台的政策能够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目前国家出台‘一带一路’的新政策，有实力搞亚投行，做大人民币，让人民币有国际通行价值，慢慢也在亚洲的地位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对国家的新政策挺充满信心”（LL25001）。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是针对“现在”的社会问题提出的良药。 一位26岁的公务员也认为，经济速度的“变缓”，是国家“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期”的体现，她和25岁的助理工程师一样相信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将中国的经济带向新的方向的契机，“因为政府正在调控，市场又更加开放了”（MY26002）。一位在房地产业待过的25岁初级工程师，虽然认为现在的房地产业不景气，但认为不至于导致“金融危机”，因为她坚信“国家有能力进行宏观管控”。并且认为最近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国家进行有力宏观调控的例证。许多非底层青年都对国家的新经济政策充满信心。一位高级厨师的回答也对国家政策有着类似的叙事。
2.底层青年：消极的日常叙事
底层青年对于“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方式与非底层青年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非底层青年的叙事更像是从国家的视角为政策提供合法性基础，那么底层青年对于“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则与国家政策无关。他们的叙事通常是围绕着日常生活经验组织起来的，并且弥漫着消极的情绪。对于国家政策，底层青年的回答大多为“不是很清楚”“不太了解经济方面”“说不上来”。21岁专科毕业的幼儿园教师这么说道，“毕竟我不太了解经济（指政策）这方面，还是觉得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应该不会吧。现在国家应该不会让这方面（金融危机）发生吧”（LJH21001）。大部分底层青年有关经济现状的叙事都是围绕周围经济环境的变化，例如自己所在公司和所在产业的变化，或根据工作场所其他人对经济形势的评论形成。这些叙事弥漫着悲观的色彩。小莫，18岁，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了计算机专业，现在一家公司当网络技术的实习员。他对中国的经济现状非常悲观。“（最近这一年的经济形势）不好，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外商撤资，就业岗位减少，（我）今年没有拿到年终奖。……最近的经济继续下降啊，股市下滑，人民币贬值”（M18001）。而问到他对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看法时，他也表示很悲观，“不好说啊，政府内部也是矛盾重重”（M18002）。22岁的小丽在内地一家百货公司上班，她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也比较悲观：“（感觉）最近两年（经济）不好，……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可能因为大家都说最近几年煤矿不景气，对于我们来说，经济就不怎么样”（L22001）。一位大专毕业在工厂当钣金技师的21岁小伙子，也提到最近经济状况特别像他在电视上看到的“经济危机”。初二就出来在工厂做工的小白，也提到虽然国家对自己的家乡帮助了很多，但是最近经济“勉勉强强”，提及原因，他说自己现在的收入不怎么样，赚的钱都花在了结婚的费用上，“经济很困难”，而一眼望去周围的朋友“收入也很一般”。18岁的小韩最近刚刚离职，处于失业状态，在此之前他在苏州的工厂里开过机器，也在那里的一家餐馆当过服务员，他说周围的人都和他一样处于失业状态，他最近还在跟原来餐馆的朋友讨论现在的经济状况，朋友说他们老板告诉他们“国内有30%的经济在消失”（CM18001）。
对比两个青年群体有关“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会发现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青年群体的“叙事”存在很大的差异。非底层青年和底层青年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教育、人际关系）存在差异，所获得的信息量也显著不同。资源和信息构成了他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而伴随着经济地位不同而形成的日常经验的差异，与他们所获得的资源和自信相互融合，形成了他们对于“现在”经济状况的不同叙事。非底层青年所经历的经济波动更小，并且拥有更多渠道接触国家政策，他们倾向站在国家的视角来看待当下的经济状况，并对国家充满信任，因此在对于“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中，不断地对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合理化的叙述，形成了“积极的国家叙事”。与之不同，底层青年所经历的经济波动更大，这些经济波动直接导致了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性；他们缺乏渠道获得国家政策的相关信息，对国家政策并不了解，因此依据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以及周遭亲人朋友的讨论来形成对“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这一叙事更多地建立在他们日常经验—包括自己和同一社会地位的他人—的基础上，弥漫着消极的色彩，是一种“消极的日常叙事”。这两种由于社会地位不同而带来的叙事，成为非底层青年和底层青年构想自己“未来”职业的基础。
五、不同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期望
1.非底层青年：职业发展期望的乐观主义
在这些青年中，也有部分人对“现在”的工作状况不满，这些青年主要集中在国企、政府等传统上被称为“体制内工作”的稳定岗位。他们虽然目前体制内工作的发展信心不足，但仍然相信跳出体制后，能够通过奋斗来获得职业的发展。他们认为国家政策为体制外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向上发展的环境。一位26岁的公务员虽然相信自己能够向上发展，并且相信奋斗能改变命运，“这个工作（向上发展的空间）不大，顶多也就是提个副科啥的，估计还要等八九年”（MY26002），但他正在思考如何借着最近“一带一路”“万众创新”的东风来为自己打开新的局面。在国企的27岁技术人员，也认为自己“付出精力和实践，遵守工作纪律，好好上班”便能达到自己“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同、物质基础和经济来源”的目标，但是他仍表示自己对职业发展的信心不够，“自己资历比较浅，还不够优秀，还有国企存在一些讲关系靠人情的现象”（QY27002）。另外一位在国企的26岁工程师也提到相同的感受，“国企的天花板效应过重”（QY26003），但他仍然相信“努力、奋斗过后，总会和原来的情况不同”（QY26004），他所谓的“改变”可以发生在“物质生活，也可以在心境上”。他认为“坚韧不拔的心境、意志也算是改变，对于日后做事都有影响”（QY26004）。他认为即使国企内的职业发展有限，但有着国家政策的保障，自己也不至于穷困潦倒。在他看来，“一个人穷困潦倒，肯定是因为个人不努力，现在这个社会情况下，通过个人的努力，它至少保证一般的生活水平是问题不大的，所以一个人依旧是穷困潦倒的话，肯定和个人有关系”（QY26005）。
底层青年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想象则与非底层青年迥异。由于底层青年对“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是围绕着日常工作和生活经验组织起来的，而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又与“低收入”“不稳定”“失业”相关。工厂的倒闭，同事的失业，都让他们对“现在”经济状况有更加消极的看法，认为“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差，并且认为这样糟糕的经济状况会给他们的“未来”的职业产生负面的影响，阻碍他们向上流动和发展的可能，从而形成职业发展期望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的特点在于：一是消极地看待周围发生的失业等经济问题，认为“现在”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会给他们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二是认为基于“现在”的经济状况，他们无法向上流动。
由于非底层青年更多从国家的视角而非自身的日常经验出发，对“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围绕着国家政策的合法性组织起来，因此他们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想象往往建立在对国家能力信任的基础上，相信国家制定出来的政策一定能够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且能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基于对“现在”经济状况的积极国家叙事，他们形成了职业发展期望上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的特点在于：一是在积极看待国家政策的基础上，认为国家政策为其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和环境；二是认为自己能够把握国家所提供的机会，向上流动，如果不能把握机会向上流动，则是自己的问题。
2.底层青年：职业发展期望的悲观主义
大部分非底层青年都表示在现有国家政策下，对未来抱有较大信心，认为即使是初入职场的自己，也可以在工作上有成就。对自己的未来有正面的期待，认为自己潜力大，并且“相信自己的能力”（HYH29001）。许多非底层青年认为国家政策为他们提供了“现在”稳定的工作，并认为只要努力了，就有“很大的空间”，“努力很重要，要靠奋斗才能改变命运”（LH25001），许多青年也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自己理想的状态。一位原先是“游戏编辑”的30岁男士，借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进入了一家正在创业的金融公司，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物质上的满足”（WB30002）。一位30岁的IT工程师，虽然表示自己“社会经验不足，专业水平也没有达到很好”，但同时他仍然认为自己所在的公司在国家政策提倡发展的行业，为此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这一行也是比较稀缺的，至少在我们这个城市，所以说今后事业发展的信心还是蛮大的”，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详细的规划，“我们做IT的，可以首先做做这种最低层的工程师，做到后面可以做一个企业的外部顾问，就是去帮助一个企业建项目，在自己公司作为一个职员可以自己独立出去，去接业务，接项目”（SJ30002）。他认为如果在这种详细规划下都达不到自己的目标，那就是个人原因。“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或者说越来越多的资源可利用，比如说现在的就业岗位社会上应该还是很多的。不管你拿得多少，你至少有一份工作谋生。可利用的资源也很多，比如说网络、手机、电脑这些东西看得很多，如果说一个人还是穷困潦倒的话应该说是很难理解的。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还有现在经济发展，应该不至于穷困潦倒。”（SJ30003）一位25岁的初级工程师也认为“现在”的经济状况不错，但“自己不够努力，加上自己起点不够高”（ZYP25002）。他认为自己只要“勤奋”“努力”“愿意吃苦”，就能向上发展。为了向上发展，他“参加了成人教育”，“自我进修”，希望因此来“提升职称”（ZYP25003）。
在进行方案设计时，要以调度中心、集控中心和变电站为核心，分层次的构建三级监控网络，实现数据采集分析分层有序进行，确保所得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进一步的调度操作提供良好的数值参考。
大部分底层青年都表示自己的工作“枯燥、乏味、收入低”“没有理想”“理想和现实差别大”“发展空间不大”。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屌丝”，是“社会底层”。21岁的钣金技师表达了他对自己职业发展的忧虑：“（我们）就是社会底层，因为首先我是个实习生，工资不多，然后生活又艰苦，跟其他上层群体差别太大了……不像那些公务员，一当上就可以高人一等，牛×哄哄。……（理想和现实）很大差距，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学到，经验不足，能力也没有达到。交流能力与应急处理能力不够。”（MLJ21001）21岁的幼师面对周遭发生的同事频繁离职的状况，对自身发展充满焦虑，“有很多想做的事做不了，能做的事做不好”（LJH210002）。18岁的小莫对“现在”的经济状况持消极的态度，同时也对自己的工作抱有悲观的想法，“（感觉）前途渺茫……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经常加班，出差，到处跑，有时候觉得很累，回到家倒头就睡……（导致我这样的）更多的是社会原因吧，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M18003）。18岁的小韩提到自己对中国经济现状失望之后，也提到自己对未来的迷茫。他希望挣钱，买房和买车，但是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距离这些都相当遥远。他对现实的生活不满，又找不到其他途径摆脱现实的生活，他很担心经济发展之后自己的经济生活会出现更大的问题（CM18002）。
那些对国家政策“不清楚”“不了解”和“说不上来”的底层青年，要么表示自己“没有理想”“没有太大的目标”“向上发展空间不大”，是“一无所有”“充满幻想”的“屌丝”（AM19002）。要么就觉得自己没有“更大的目标”，觉得自己上升的空间为二成，自己事业发展的信心为三成，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认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把握”（BM19003）。其中一些青年，对中国经济现状说不清楚，但对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非常悲观，觉得自己是“底层”，只能听命运摆布，“没有什么盼头”，和自己想过的生活“区别很大，根本不能比”（EM18002）。
（2）若國主能肅温，又良哲恭清儉聖讓者，皇極建也。（《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一，《中华道藏》30/532）
对比两个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期望，可以看出二者存在巨大的差异。非底层青年对“现在”所进行的积极的国家叙事，让他们相信国家政策能够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基于这种积极的国家叙事，他们形成了在职业发展期望上的乐观主义。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清晰的职业理想，即使在现实的职业状况与职业理想之间存在差距时，他们也有信心能够改变自己的现状，实现向上流动。为了实现向上的发展，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并且为改变现状创造条件和机会。即使是在体制内工作感到职业发展有限的青年，也在思考是否离开有限的环境，获得更好的发展。但是对于底层青年来说，他们对国家政策并不了解，对“现在”经济状况的判断更多基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经验。这些日常经验里充斥着不稳定性和异化，使他们形成了消极的日常叙事。这些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经验的消极认知，使得他们形成了职业发展期望的悲观主义。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觉得自己是“屌丝”“底层”，并认为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难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回应。当他们对经济现状做出消极的判断时，他们也会倾向认为“现在”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将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而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对这些改变做出回应，从而引发一种对职业发展的悲观态度。还有一些底层青年，对经济现状在理性认识上“不清楚”“不了解”，但是在感性认识上“很迷茫”“很担心”，因此对自己没有设定理想，认为怎么样都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对职业理想也没有什么信心。
六、结 论
本文尝试引入时间的维度和差异性的视角来探究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期望。当今对于青年职业期望发展的争论—乐观论与悲观论—背后是对青年群体的普遍想象。为了弥合二者的争论，本文希望通过考察不同青年群体的差异来更加具体地分析青年职业期望发展形成的机制。通过差异性视角的引入，本文发现职业期望发展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同时存在的。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青年，所看到的景象并不相同，对“现在”经济状况的感受也不一样，对“未来”的职业想象也存在差异。当一部分青年群体持职业发展期望的乐观主义时，另一部分青年群体则持职业发展期望的悲观主义，而不管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期望都存在具体的形成机制。在考察青年群体差异性的同时，本文还引入时间的维度来考察不同青年对“现在”经济状况的感知如何影响他们对“未来”的职业想象。青年群体对当下经济状况的认知是他们对“现在”的体验，而他们的职业发展期望则是他们对“未来”的想象。过去关于“时间性”的研究过于关注“想象”或“投射”的未来是如何影响人们“现在”的行动，而本文则认为人们在“现在”的经验与对“未来”的想象存在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不同青年群体对“现在”经济状况的认知也会影响他们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想象。
由于我国目前的监督体系未能形成整体合力，各种监督主体往往缺乏协调配合和沟通联系，可以考虑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的基础上，制定囊括各类监督主体的、监督范围更广的监督法，由此构建较为统一和完整的反腐败监督体系。［3］
本文根据青年群体社会地位的不同，将青年分为底层青年和非底层青年。对于底层的青年来说，他们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收入低，缺乏社会福利和保障，常常处于“不稳定”的异化劳动或“失业”状态。他们对国家所颁布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了解，对于“现在”经济状况的了解多源于他们底层的工作和生活经验。这些“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汇集成了他们消极的日常生活叙事。在这样的日常生活叙事中，他们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迷茫且无力，认为职业发展有限，无法向上流动。非底层青年对“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和对“未来”职业的想象则与底层青年迥异。非底层青年拥有各种渠道了解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对国家能力充满信心。他们对“现在”经济状况的叙事经济预期更多基于获得的信息而非自身的经验。基于国家的合法性，他们形成了积极的国家叙事，并且认为国家政策为其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和环境，从而形成了职业发展期望的乐观主义。因此，青年职业规划工作和青年就业指导政策不应该只着眼于未来，而同时要立足于青年群体当下的遭遇和他们对这些遭遇的阐释和看法，才能更好地引导他们对于未来职业发展的积极态度，以及缓和他们职业规划中的消极因素。也就是说，指向未来的青年职业规划工作和青年就业指导政策的制定工作应该与改善青年当下生活境遇的举措相关。此外，青年职业规划工作的开展和青年就业政策的制定，也应该考虑青年群体内部的差异性，针对不同群体青年的状况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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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熠慧：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