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历史视域中的桃源梦想——以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桃源论文,视域论文,江南论文,微观论文,梦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10-0062-05 对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探索民族国家的独立与现代化的求索过程，一般的历史话语侧重于以粗线条勾勒这一进程的宏观性、整体性，往往忽略特定历史语境中主体与语境本身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前者是主流话语惯常采用的宏大叙事的话，那么后者则往往是当代文学重构历史时津津乐道的主题。虽然当代文学不乏以微观叙事弥补宏大话语历史之作，但是从制度与人的角度入手观照民族国家现代性进程的作品毕竟是极少数，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恰是这种微观历史叙事的代表。小说以一种近乎微观历史的眼光观照民族国家现代性进程，揭示社会变革在两个层面的近乎悖谬的关系。作家不但审视了那些附着在历史车轮上的泥泞落叶般的个体生命的命运，而且以极大的勇气反思了一度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乌托邦想象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并在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近乎隐喻的关系中探索作为社会组织基本构成元素的人本身的沉沦与超越。 一 微观的观照视角 微观历史总是与宏观历史相对而言的。与宏观历史叙事以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为题材，秉持英雄史观，以宏大叙事模式简化抽象历史不同，[1]微观历史则侧重观照被宏观历史所遮蔽的碎片化、混沌化的日常生活，叙述复杂的多线条交织的历史必然性背后的偶然性与多重可能性。这种微观历史的叙事方式不仅要依靠历史文献与遗迹，也需要虚构与想象的参与。因此，作为“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2]的艺术，文学更适宜于表述这种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3]，将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组织在一起，建构多线条交织的杂乱的生活世界，描述了历史漩涡中令人气馁的个体生存境况。在格非看来，“小说提供的历史恰恰是被正史所忽略的，作家敏感到的，一个更加丰富的背景当中的个人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不会关注的。”[4]换言之，作家所写的，都是作家的感觉，作家的经验，是一种冥想的历史哲学。 在这种历史哲学的指引下，“江南三部曲”展开了历史事件漩涡边缘的人生图像，把历史事件中行动者的日常经验与他们的行动本身联系起来，从而使日常层面的历史与作为重要社会政治事件的历史之间的断裂更为昭然。从时间上看，“江南三部曲”分别以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如《人面桃花》以“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者的革命准备为背景，《山河如梦》涉及建国后的政治形势，《春尽江南》则以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为依托。格非没有按照宏大叙事的方式描述主人公的人生历程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一致性，而是把主人公碎片化的日常经验与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渺小力量作为聚焦点，着力表现个体生命的日常生存体验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悖谬关系。如果说在《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在影响社会生活甚巨的革命运动与日常生活之间摇摆不定，显示出二者之间断裂的痕迹的话，那么在《山河如梦》中，偶发事件(水灾)成为谭功达人生的转折点——从县长的职位上被排挤出来，并在醉酒之后与张金花发生关系，混混沌沌地走进日常生活繁复而又庸俗的每一天。虽然谭功达努力在实现自身价值、融入集体的道路上奔波，但是姚佩佩的命运及其逃亡事件，本身也解构了谭功达的观念。而在《春尽江南》中，谭端午的生活则更像是断裂的碎片化事件的拼贴。这种拼贴往往以悖论的形式组合在一起，显得更其荒诞：端午与家玉的相见相识，先以背叛开始的，后以互相背叛的形式走进婚姻殿堂。端午与母亲张金花的关系同样如此，端午是张金花为了维持生存，诱惑酒醉之后的谭功达的结果；而谭端午却并没有继承谭功达的梦想，反过来，倒是与谭功达没有血缘关系的王元庆却继承了谭功达的梦想。种种悖谬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城市化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杂乱与无序，当然也揭示了资本与权力主宰下的社会中，价值与意义的荒谬般的存在方式。 以微观历史视角观照历史，宏大叙事以先验理念建构的完整的、自足的历史图像背后的历史碎片不再被遮蔽，这些碎片本身的意义凸显出一个悖谬的、断裂的历史，一个无法还原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历史进程的动力因素表现为非道德性质，这一主题恰好与恩格斯对历史的论述契合。在恩格斯看来，历史进程动力因素并非道德上的善的结果，毋宁说恰恰是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5]在《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继承张季元的遗志希图通过教育与宣传改造民众，但是夺取革命胜利果实的却是恶势力的代表梅城龙守备。《山河如梦》里的谭功达为梅城的现代化构建了蓝图，并着力推进，但是这种构想与梅城的切近利益背道而驰，民众更需要的竟然是满脑子投机钻营的白庭禹与虚与委蛇的钱大钧的政治表演。而在《春尽江南》中，正常渠道往往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比如，为了索还被春霞霸占的房子，谭功达与庞家玉最终只能靠黑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当然，格非所思考的并不仅仅是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更关心的是，善与恶颠倒之后，在社会秩序失范的背景中，作为个体生存者的人如何生存的问题。这种对制度性问题的思考，远比空头支票式的“担当”更重要。 拒斥意味着重新选择。格非的历史哲学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向传统回归，这种回归就是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归属。如在《人面桃花》中，格非以细腻而又感伤的笔墨书写传统文化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陆秀米晚年的“禁口”及其与喜鹊之间的笔墨交流，就是一种回归，向传统的回归。从“江南三部曲”中不难看出，作家想要表达的是，文化认同的不可割裂性与历史进程的单向度发展之间的断裂，恰恰表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情感结构与历史现实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彰显了历史发展的悖论。当然，这也是格非对作为历史主体的社会群体的生活选择的意义与价值本身的反思。 总体而言，格非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更复杂的、混杂着宏大历史话语与微观历史话语的历史，是一种非线性、非连续性的历史，偶然与必然、宏观层面的历史事件与微观层面的个体差异、被简化的口号式的政治观念与具体的个人政治梦想，等等，都在这里交织。换言之，格非并非解构历史，而是重构历史，重构一种复杂的，充满悖论的历史，也许这种混沌一片的现象与本质无法区别的状态，恰恰是历史的本真状态。 二 虚幻的桃源梦想 以微观历史视角审视历史，就意味着要以一种不同于宏大叙事的“反常化”艺术手法，书写那些琐屑而又平庸的日常生活，并借此“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6]，而非抽象化的概念、教条。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更多以微观视角观照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的碎片中重构宏大叙事中的乌托邦想象。小说把19世纪以来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传统文化中的桃源梦想、乌托邦想象及现代性追求混杂在一起，并以陆侃、陆秀米、谭功达的制度想象以及花家舍被实现了的乌托邦的书写相结合，探讨想象的乌托邦与实际的乌托邦之间的悖谬关系，以及其与作为这种混沌的想象的宏大话语所指——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作家对人的解放与集体民族国家的崛起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在“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想象在前两部中的现实能指空间是花家舍，而在第三部中则以“荼靡花事”等城市空间为载体。在《人面桃花》中，花家舍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构成某种指涉关系：秀米眼中的花家舍就是道士王观澄追寻隐者焦先遗踪，并为了实现其桃源梦想而建立的。从陆侃的桃花源到张季元的“大同世界”，再到陆秀米的混杂了土匪气息的理想世界，小说以层递方式展现了桃源梦想从虚到实的实现过程。陆侃、张季元、王观澄的理想，其实都是同样的理想，即在花家舍建立同质化的乌托邦。小说所展示的人们对生活理想的追求历程，其实也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理想方式的表征。人类试图将自己的理想建构为某种能够推广的模式，但是，这些具有创新品质的人恰恰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而且，建造理想生活模式需要打破等级制，但实际情况却是往往只有一种模式可供选择。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推广就是同质化，同质化就是对于异质性的摧毁——这恰恰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本身相龃龉。因为这种乌托邦实际上“除了新的空间尺度之外，还有一种新的一律化，是的，一种新的单调乏味，无变化”。其标志是“标准化、组织严密和集体控制的标志”[7]。其最大缺陷是对人的观念与情感结构的生硬处理，因而不但无法彻底实现乌托邦本身的终极所指，而且带来更多问题。事实上，“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8]如果说《人面桃花》仅仅是从物质基础上建构乌托邦的话，那么《山河入梦》思考的就是乌托邦的制度性问题。在花家舍乌托邦制度的建立者郭从年看来，他在花家舍建立了良好的制度，这种制度为了让人们变得更“纯洁”，就鼓励人们互相监督。按照郭从年的逻辑，“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是最为凶残的动物。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互相撕咬。”[9]所以，通过互相举报、监督，人们就可以“学会思考”，从而纯洁自己。表面上看，花家舍的制度控制了人的欲望与好奇心，是一种很合理的制度，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最恶劣的兽性反而被激发出来了；而且，作为这一制度建立者的郭从年却高高在上，不受一切监督。因此，渗透着监视、规训与惩罚的花家舍并非理想的桃花源，而是从观念上和物质上完全控制人的空间，其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相比之下，《春尽江南》则从前两部的反面探讨乌托邦问题。小说中的“荼靡花事”、陈守仁建在江边的别墅“呼啸山庄”以及被改造过的花家舍，都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这些充斥着物质与人的欲望的空间，是实现少数人的生活理想的“乌托邦”。这一代表现代性前进方向的“新生事物”，似乎既实现了《人面桃花》中无法实现的物质上的丰盛，又释放了《山河入梦》中被禁锢的人欲，但是社会却失控了。权力与资本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共谋及其对资源的掠夺，造就了新的不平等，当然也导致了更大的无序与混乱。 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格非依次思考了建构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超现实存在的乌托邦、一个人人克制欲望、互相监督的乌托邦以及一个释放物质与欲望的乌托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但事实是追求理想的结果却往往导致理想的对立面的产生。实际的乌托邦与想象的乌托邦之间的悖谬关系，解构了乌托邦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乌托邦想象来源于对现代性的追求，而现代性的追求却又以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出来，因而忽略了现代性本身的痼疾：现代性本身包含着矛盾性。现代性与矛盾性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像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如果现代性是关于秩序的生产，那么矛盾性则是现代性的弃物。”二者都是现代实践的产物，但是人们却拼命追求现代性，无视矛盾性，贬抑矛盾性，“矛盾性被认同于混乱、缺乏控制并因此令人胆战而注定要消亡。”[10]因此，人们在追求现代性或乌托邦的同时，其实就在制造矛盾性与更加混乱的现实。人们将无法同化的人物、事件，笼而统之划归为矛盾性，并将之界定为落后、罪恶等，在取消矛盾性事物的合法性的同时，也获得了合法处置它们的理由。但是，这种二元归类的结果却是，越是抵制矛盾性，矛盾性产生得就越多。 三 被动的历史主体 考察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的历史演进，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国家意识的勃兴与现代化追求的萌发。但从实际进程来看，民族国家层面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向只能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探索，并以启蒙的方式灌输到民众意识之中，这就注定了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精英主导性与民众的被动性。由于精英探索的先验性，导致启蒙与革命话语的先验性与实验性，因而，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往往处于被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他们的理想与命运在集体主义优先的历史语境中处于被引导地位。换言之，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由于其特殊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背离以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理想(桃源梦想)与所要达到的目标(现实城市化)之间脱节的形式表现出来。究其实质，是现代化进程的各个进程之间的不平衡与对人本身的现代化的简化处理所致。现代社会的建构本身是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进程在内的现代性进程，所谓的向现代过渡，可以用这四个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没有它们，就没有现代性。[11] 如果不是误读的话，那么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所想表达的思考就是，不管是桃源梦想还是乌托邦想象，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应该是人，即让人脱离现实社会受奴役、受束缚、被压迫的异化生活，从而进入一种理想世界，获得幸福生活。但是这种为了人的幸福生活的理想在实践中往往变成压迫人、控制人的另一种专制形式。在《人面桃花》中，作家通过翠莲之口传达了陆秀米的理想——当然也是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理想：“她想把普济的人都变成同一个人，穿同样的颜色、样式的衣裳；村里每户人家的房子都一样，大小、格式都一样。村里所有的地不归任何人所有，但同时又属于每一个人。全村的人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熄灯睡觉，每个人的财产都一样多，照到屋子里的阳光一样多，落到每户人家屋顶上的雨雪一样多，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12]这种同质化表面上达到了平均化状态，使人的物质欲望得到了抑制，但同时，人的发展也被压抑了，人并没有达到自由发展。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恰恰被忽略了，因而，人无法挣脱自在的世界，从而达到自由的世界。在《山河入梦》中，人的“被解放”“被平等”与“被自由”，反而使人失去了自由、平等与解放，人人都被关在一种强力控制下的毫无安全感、不敢相信任何人的牢笼中。《春尽江南》则反思了物质主义时代，人们貌似获得了主体的地位，但在商业主义原则与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还是堕入日常生活的异化人生之中，无法超越。由此可见，消灭制度的想象，不但消灭了制度本身，而且将与制度相连的人的各种社会观念、情感、欲望以及信仰悉数消灭了；毁坏一切的结果是重建一切不得不面临无法预料的艰难。 制度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的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形式，其中内隐着各种社会关系、权力运作模式、话语表征机制，以及人的欲望、价值、信仰等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的追求，对制度本身的简化处理往往造成作为社会组织构成元素的个体人的人格分裂。作为被动适应历史语境的叙事主体，“江南三部曲”中的陆秀米(《人面桃花》)、谭功达(《山河如梦》)、谭端午(《春尽江南》)，均是以分裂化的人格出现的，文化的人和社会的人之间的分裂，身体的人和精神的人之间的分裂。一方面，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有其精神层面的深层机制，即信仰、表达象征和价值框架，在这一深层精神机制的主导下，他们“据以定义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14]。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与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得不与社会试图建立沟通对话关系的个体，因而与社会之间建构起“互动行为进程”。在《人面桃花》中，秀米说：“这身子本来也不是我的，谁想要，就由他去糟蹋好了。”[12]陆秀米对自己身体的这种态度与其精神上的追求的背离，其实是秀米摇摆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象征，也是秀米摇摆于理想与现实的象征。小说所特意安排的阁楼与阁楼之外的社会环境，这两个异质的空间同样是自我主动生存与被动生存交织的空间。在这个阁楼上，陆秀米的父亲陆侃疯了；张季元也几近疯狂；后来陆秀米在这个空间同样被村里的人视为疯子。这个空间中的道具，如桃源图、瓦釜、金蝉，既是关涉主人公精神世界的道具，又是带有神秘气息的与外部世界相对的象征物。但这种疯狂，恰恰是主体自我极度扩张的结果。在阁楼之外的世界中，主体是被动的，是无法实现自我主动意识的目标的。在《山河如梦》中，作为主体的行动者，谭功达满脑子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现实却是如何维持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当谭功达在梦想中生活的时候，他也被梦想击碎了梦想。如果说陆秀米和谭功达还有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话，那么在《春尽江南》中，延续了前两人的血缘的谭端午，则在精神上丧失了理想主义。他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观看这个世界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历史进程恰恰实现了陆秀米与谭功达所梦想的乌托邦的物质部分，但谭端午所关心的，恰恰是这个乌托邦中所缺失的精神部分。尽管主体处于被动的境况中，陆秀米和谭功达有一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而谭端午则站在局外，无所适从。 从“江南三部曲”中可以看出，格非对中国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进程进行了反思。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的，集体命运压倒了个体生命，因此，对人本身的复杂性，即人的城市化、现代化，以及人的解放缺乏深入思考。人的超越性应该由人自身通过实践上的精神追求，进而达到自由境界，而不是外界强加的。由此可见，人的发展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就像赫勒所说，“那些今天过着有意义生活的个体自觉选择和接受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异化在其中成为过去的社会：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获得使他能够过上有意义生活的‘天赋’的社会。”[15] 四 结语 与当代小说中常见的历史书写以反讽、戏仿等方式解构宏大叙事不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以微观视角审视历史并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将思考的重心放在制度性问题上，因为在格非看来，“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它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有原因的。人类对制度的思考是有接续性的。”[16]但是，格非并没有停留在这一主题上，而是在此基础上探索制度与人之间的悖谬关系：人们对制度的探索，其终极目的是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但是制度本身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改造人类的生存时空的同时会压抑、损害，甚至异化人性。事实上，制度批判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作为社会的、个体的人的存在本身，也有一个超越的问题，即从自在世界向自由世界超越的问题。对这一点，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虽然多涉及人群的麻木、混沌的自在状态，但对其深层心理结构批判不够，也没有更进一步深入探讨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滞后性，以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的一面与资本的结盟及其在当代社会的表现。标签：格非论文; 人面桃花论文; 现代性论文; 春尽江南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乌托邦论文; 山河入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