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的生命崇拜与儒家的养生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孝道论文,养生之道论文,崇拜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1-0001-06
近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民众越来越注意养生智慧的探寻，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同时，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源发性、根源性和核心性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的传统孝道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民间社会的重视，那么，孝道与养生是何关系？作为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养生观上持有怎样的观点？儒家的养生之道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是我们想探讨的问题。
儒家是一个道德学派，也就是说其学说的核心与最高价值追求是道德，道德是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标准。孝道在儒家学说中是一种源发性、综合性的观念和道德规范，在我们看来，孝道是源于生命崇拜和延续以及代际生命呵护和群体互养而产生的，孝亲责任是中国人养生的终极价值根据，儒家的养生之道由其重视道德的特点所决定，主要体现为仁者寿、智者乐的以德、智养心的养生乐生智慧。
一般人可能觉得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养生智慧主要是由道家、道教和传统中医提供的，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没错的，由于道家是一种退隐的思想，因此，他们更加注意一己之生的护养，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其旨趣就是追求长生不老，中医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医主要是在道家和道教的口袋里发展的。但如果再深入探讨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不可能在人的生命及其护养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失语，而是有它自己特有的理论和智慧。其生命哲学和养生智慧较之道家、道教和中医的具体之“术”，更体现出一种终极价值根据的形而上之“道”的特点。
一、孝道的价值基础：生命崇拜和代际互养
何为孝，现在的人一般都以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善事父母”来解释，其实，孝之初始涵义除了这一点外，还有尊祖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两层含义。孝的三种基本含义均是以生命崇拜和延续以及代际群体互养为价值基础的。孝以中国文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生命之所源、所存、所续的问题。
第一，生之来源。《礼记·祭义》云：“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孝经·开宗明义》即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礼记·郊特牲》又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可见祖先父母，乃生命之源头，“是故仁人之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此谓孝子成身。”（《礼记·大昏解》）而《孝经·圣治》篇更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严父”而竟可以“配天”，就是因为其是我之生命的来源。《礼记·大传》云：“人道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这也就是说孝道之所以要求人们要尊祖敬宗，就是因为祖宗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因此，人要不忘本，不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要报本返初，尊祖敬宗。
第二，生之所续。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章》）父母生下的儿子，上为祖宗流传后代，下生子孙继承宗嗣。家族的继续绵延莫大于此。如果说尊祖敬宗出于祖先崇拜，那么，后者则是出于生殖或生命崇拜。
20世纪20年代周予同先生发表了《“孝”与生殖器崇拜》一文，第一次揭示了“孝”与生殖崇拜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指出“儒家的思想为其出发于‘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以郊天祀地，祭日配月，尊祖敬祖，迎妻纳妾等一套把戏，都与‘孝’有一贯的关系。”“因为崇拜生殖，所以主张仁孝；因为主张仁孝，所以探原于生殖崇拜；二者有密切的关系。”[1](P71，77)有人认为“孝”字从“爻”（从“交”）暗示这跟男女交合有关，至于从“子”则表明“孝”也跟生育有关。“‘孝’的原始字形传达的信息是男女交合，生育子女”[2]。金文中的“孝”大多是以求子为目的的一种祖先祭祀，即祈求祖先的在天之灵保佑多子多孙。例如《追簋》：“用享孝于前文人。”（《三代吉金文存》9.5）这也表明周人的“孝”观念中已渗入了祖先崇拜的因素。而祖先崇拜的情愫就是孝，因而说，孝是源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正因为祖先是我的生命之所生，因此，崇奉祖先就是要把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生生不息，因此，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就不仅成为我辈对祖先、过去之责任，也是对子孙、未来之责任。
孝的这种初始含义在儒家早期经典里似留有一些原始痕迹。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把传宗接代摆在首位。孝是保障人口绵延的一套规则，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要把组织家庭、生育子女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惩罚。《易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使万物化生，而男女夫妇之合才有子女，有子女，父母才有可能成为子女尽孝的对象。子女善事父母，“继述先人之志”，皆出于对己之生命之源的崇拜、认同与回归。“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先祖，恶出？”父母是我辈生命的直接源泉，是祖先在现实的象征与代表，因此，珍视生命，首先要善事父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因而崇拜祖先与孝顺父母是吾人对天地生生之德的追思与孝道的表现，孝之本源，当源之人对“生生之德”的崇敬之意。就“生”之德言，父母、祖先与天地同功，故以祖配天，以祭祀祖先来表达孝思。不仅要珍视生命之所源，生命之所出，而且要延续祖先之生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在延续天地生生之德。因为唯有生命的继续存在，才能继先人之志，一切文化理想的实现才有可能。“孝即肖”，也就是要像。换言之，就是要效仿（法）先人、父祖创业维艰，积极进取，努力不懈的刚健精神。刚健就是永远运动，永远前进，而非仅止于崇拜祖先所给后人的恩泽，在其余荫之下祈福纳祥。历史文化的发展就在这种生生不息的创造中持续不绝。人的情志也在对过去的怀恋与尊重，对现实人生的珍视与热爱，对未来的憧憬与信心中得到勉慰，而使中国人有一生命论基础上的形上信仰和心灵安顿，因此，生命崇拜的贵生意识实为孝之本质，是生生不息把天地、祖宗、父母、己身、子孙、过去、现在、未来贯通连接起来。
第三，生之所存和代际群体互养。祭祀祖先，生育子孙，这是基于孝的宗教情怀的人生义务，而珍视生命，善事父母，并相互保护，这是人之现实义务。中国传统孝道不仅重视人的生命的来源、永续，而且还非常重视现实生命的存在与互养。珍惜生命，不仅要分别珍视自己与父母之现实生命，而且要相互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孝是人类亲代之间（或者说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相互保护的机制。人人都要经历从出生到被养育成人的过程。而人人又必有一个从青年到衰老从而需要“反哺”的过程。从个体之间的关系来看，似乎孝是个体之间，或者具体一点讲，是下辈个体向上辈个体偿还养育之恩；但若将个体的生命历程分解开来，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充当下辈和上辈的角色。这样，下辈对上辈之报答，除去维系和稳定家族和社会秩序的作用外，更重要的大概应是出于生命个体对自身的保护。人类生命要得以延续，就必须具有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措施，这就是父母的养育。但衰老的人类生命个体则犹如瓦霜残烛，若无年轻人的护理，其抵御自然变化的能力也是极为弱小的。若将下辈报上辈养育之恩转换成年轻人报老年人养育之恩，则可见，所谓下辈对上辈之还报不过是生命个体自身的不同阶段之间的互助而已，或者说是生命个体的青春之健壮对幼年之弱和老年之衰的弥补方式。可见，“孝”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生命个体相互保护的手段和机制。
现实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因此，人子“善事父母”，首先要养亲，“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经·庶人章》）养敬父母，要忧父母之年，忧父母之身疾。“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为什么要“惧”要“忧”，因为父母之“年”是有限的，父母之疾是导致现实生命死亡的重要因素。因而，与其祭之丰，不如养之厚。“曾子曰：‘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逮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也。’”（《韩诗外传·卷七》）可见，这是多么理智而现实的态度啊！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在这三乐中，第一乐就是期求父母健在，兄弟安全无恙，竟然排在第二乐道德尊严之乐和第三乐教授传道之乐的前面，可见儒家对养生和家人平安的重视。
二、孝亲责任是中国人养生的终极价值根据
在重视孝亲和积极人世的价值前提下，儒家是非常重视身体和生命价值的。《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礼记·祭义》）儒家之孝道，首先表现为对生命生生不息的肯定和对血缘关系的眷恋。珍视生命，首先要珍视自己的身体，因为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是父母、祖宗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开启家族生命的基础。孔子的弟子曾子死时对他的弟子们说：“启予足，启予手。”（《论语·泰伯》）让弟子们看看自己的身体是完整的，没有损伤并以此为骄傲。曾子说，自己在生活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分注意不使自己的身体受到损伤。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受之于父母。《大戴礼·曾子大孝》中记述了乐正子春的故事：乐正子春出门时不小心伤了脚。伤痊愈以后，仍然几个月不外出，而且面有忧色。他的弟子问这是为什么？乐正子春说出了曾子的前面的一段话，并说，伤了脚是自己“忘记了孝道”，为此而反省，所以面有忧色。上述都说明，中国人是非常重视现世生命存在的。中国自古以来，养生理论之发达，也许就是基于孝道这种珍视现世生命的哲学理念。个体生命和身体的养护是基于孝亲的责任。如果不能养护好自己的身体，生命不存在了，何以赡养父母？如果自己都病病歪歪，如何对父母亲祖行孝？因此，“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礼记·曲礼上》）“不登高，不临深”，不立于危墙之下，甚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时刻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安全健康。在大众俗文化中，我们常常也把白发人送黑发人看作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之一。
不仅要守身护体，而且要行善防恶，不因社会原因而伤及身体，这也是孝亲，同时也是以德养生。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亲者，吾闻之矣。”（《孟子·离娄上》）可见人子能守身才能尽到事亲之道。守身就是要坚守做人原则，爱护身体，珍惜生命，勿为非作歹，玷辱父母，至陷于不义，而枉父母之生。朱子注云：“守其身，使不陷于不义也；一失其身，则亏体辱亲，虽日用三牲之养，亦不足以为孝矣。”在守身方面，荀子尤其反对与人争斗，他说：“斗者，忘其身，忘其亲，忘其君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人之所不畜也。”（《荀子·荣辱》）此告诫人子，不要逞一时之愤怒，与人争斗，致丧失自身宝贵的生命，这岂不是太不爱惜生命，而且自忘其身，所造成的后果，不但使家室残破，甚至陷亲人于刑戮之祸。
儒家重视养生之道的探索，体现了儒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周易·系辞下传》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为贵。”“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是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但是儒家重养生并不是仅仅为了长寿，而是为了去实现他们所主张的人生价值和社会抱负。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是实现理想的前提，孔子说：“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礼记·儒行》）养生以准备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这是儒家养生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儒家追求养生长寿的首要动机。同时，在儒家看来，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养性与修身。儒家虽提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但只要在“成仁”与“养生”不发生矛盾时，儒家还是很重视养生的。这与老庄之道家的养生观是不同的。道家主张养生是第一位的，其余之事（包括“帝王之功”）均是次要的事情。《庄子·杂篇·让王》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
身体安康长寿是儒家追求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尽孝弘道，但是生命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身体的养足，而是道义的弘扬。当人生处于常态时，每个人都应修身养性以养生从而获得长寿，这样不仅可以获得自身的长寿幸福，而且也可以孝敬父母、光耀家族、忠君报国、治平天下。但当一己之生命与道义责任相矛盾时，甚至出现了尖锐对抗的情景时，那么就要舍去一己之生命，而成仁取义。正如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仁者寿”体现了对一己之现实生命价值的珍视，而“杀身成仁”则是对生命的社会的、精神的、永恒的价值的重视与追求。诚然生命对每一个个体都只有一次，因而是极其宝贵的，但是当天下兴亡、民族大义、家族责任、德之操守需要牺牲这种个体生命时，自觉地献身以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人生之“不朽”与永恒，这不仅不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而且是对生命价值的提升与超越。这是儒家的养生之道不同于道家养生之道的地方，因为道家主张隐世，逃避个体的社会责任，因此，他们是为养生而养生，而儒家则认为一己的生命要符合天下道义，一旦人的生命存在与更重要的人生大义相冲突时，他们则不惜舍弃一己之生命，而成全民族与人生之大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语）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它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仁人志士，推动了民族的发展繁荣，也弘扬了他们个体生命的价值，使他们青史留名，使其精神生命实现了永恒。
三、仁者寿、智者乐的儒家养生之道
《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表明儒家的养生之道主要是以德养生，以智乐生。
如何理解“仁者寿”呢？一方面可以将此看作是孔子与儒家的一种价值信念即坚信有道德的人必能长寿。即所谓“故大德……必得其寿。”（《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仁者寿的价值信念又是与德者福的信念相联系的。而“寿”则被儒家的经典《尚书》列为“五福”之首：“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老）终命。”任何一种价值信念总是要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但是否信仰对一种价值选择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也可以说是人们长期观察到的一种人生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乐于助人、处处行善、与他人融洽相处的人，尽管终日辛勤劳作，粗茶淡饭，却活得健康长寿，相反，那些心怀恶意、争长论短、损人利己，与他人不能融洽相处的人，往往患病率高，寿命也比较短。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多做好事，多为别人着想，积善成德，其身心就处于一种和谐的境地，良心安宁，泰然自若，就会感到越活越有意思，越活越有精神，这自然是健康长寿的首要条件。
另外，“仁者寿”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种心理养生观与养生方法。即通过修德而养生并获长寿。为什么修德就能长寿呢？在孔子看来，道德高尚和性格开朗的人，其心理不会患得患失，这样就能免除各种焦虑烦恼，经常保持乐观的情绪状态，即“仁者不忧”（《论语·宪问》），“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由于在孔子看来，“德”的核心思想是“仁”，于是，孔子提出了“仁者寿”的命题。正因为仁者“不忧”，君子坦荡，因而仁者就会喜欢山之敦厚，就会守静持一。正如董仲舒所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成其身。”（《春秋繁露》第十六卷《循天之道第七十七》）程颐说：“仁者寿，以静而寿。”（《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伊川先生语八上》）“人能克己身无患，事不欺心睡自安”（马致远词：《岳阳楼》）吕坤在其《呻吟语》中也指出：“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为养生哉？”这是说养生与赴义并不矛盾，养生要旨在养德，不在单纯延长寿命。他还说：“仁者寿，生理完也；默者寿，元气定也；拙者寿，元神固也。”“置富贵、贫贱、死生、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
史书称，尧和舜都长寿，这同他们仁爱慈善、为政以德不能说没有关系。我国最早的医典《黄帝内经》就已认识到道德高尚的人易于长寿。其《素问》篇说：上古之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还认为，中古之人其寿命长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他们“淳德全道”。唐代“药圣”孙思邈，也从医学角度提出了“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的理论。而主张人们要修身养性以养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养性序第一》）宋代哲学家邵雍也说过：“始知行义修仁者，便是延年益寿人”。
有趣的是，现代医学也认为善恶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美国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对3000人进行了长达14年的调查，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共同就这个问题调查了加州阿拉米达县7000人，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同。从心理学角度讲，一个乐善好施的人，能激发人们对他的感激、友爱之情，从而使其获得内心的温暖和满足。“有德容乃大，无私心自安”，大大缓解了生活中出现的焦虑和不适。从人体免疫学的角度看，乐善好施，常做好事，有益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良好的人际感受有助大脑生产有利于免疫系统的化学物质。
在中国古代，知与智通用，智字后起，《尔雅·释言上》：“哲，智也”，从这条释言看，智不同于知，认知、知觉、学习而知道的知，是一种来自知或悟，而比知的层次更高的知。智，是知人则哲的知，使我们分辨并选择在人生中最适宜的作法。因此，如果要进一步分别“知”与“智”的差别的话，那么，知的意义似乎要较“智”为宽，“知”可能更多的是指闻见、认知之意，而“智”则是“人事”、“道德”之智。
中国儒家智德观的特点在于，它把知或智主要看作是一种人事之智或者说是知人之明。这种知人之明和人事之智主要是“以智辅仁”，这表明儒家的修养论是讲求仁智双修的，《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可见，智德关键是对人事之是非有清楚的把握，对是否合乎仁义这个善的价值目标的判断、选择和决定。一个人能够有人生和人事之明，有辨别道德善恶之智，就可以说是具有智德的人了。一个有智慧的人是能明是非、辨善恶的，孔子说：“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又说：“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具备了智德才能分清事物的曲直并明白其利害得失，才会以长远的眼光看事物，才能看到长远的利益，也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个智者也是善识人、贵知己的，是识时势、知当务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不仅如此，一个智者常常是安身立命，身心和谐，宁静致远之人。他们往往具有知命、立命的人生定见，独善其身的道德追求，安之若素的行为方式，心安情乐的精神状态。他们知天命，而尽人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安之若素，《中庸》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所谓安身也就是安其所处之位而行事，所谓素位而行也就是守着自己现时所处的地位而行事，不羡慕行其地位以外的事，君子无论处于何种地位都能怡然自得，不假外求，居心平易以待天命。心安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有清楚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有良好的自控，对自己的道德有高度的自信，对自己的人格操守有充分的自尊，因此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心平如镜、不假外求、安之若素、怡然自得的平和状态，用现代话说就是他们心理特别平衡，按伊壁鸠鲁的话说就是“灵魂的无纷扰”。不仅如此，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快乐的，得志时，乐其政，不得志时，乐其道。《荀子·子道》中说：“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道，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元一日之忧。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就是对这种状态的最简明的概括和认同。
一个真正的仁者即有道德的人，必然是一个有乐观生活态度，常保精神快乐的人，而快乐的心情是养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并且他称赞自己的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后儒将之称为“孔颜之乐”。也就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太在意外在的物质欲望、功名利禄，由于他们有德，因此，能够“心地无私天地宽”，不会用各种外在的物欲、“势荣”来拖累自己，不会被患得患失、嫉妒、诚惶诚恐、心不安等不良情绪所干扰，而能常保愉快的心情，因此，一个“仁者”必然是精神愉悦的人，从而是幸福的人。现代养生理论也证实了一个人的心安情乐或者按现代话说就是心理平衡是养生中最重要的要素。现代养生理论认为，人的健康长寿取决于四个要素，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一般认为，影响人的寿命长短的因素，包含遗传、体质、营养、环境、医疗条件等各种要素，但公认其中要占到六、七成的最重要的要素在于心理平衡和精神快乐。而儒家的以德养生、以知乐生理论，为人们提供了心安情乐的根本方法，因而是养生之枢要，实践证明，很多寿星也是热爱劳动、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见人就笑、淡泊宁静、心安情乐的人。
总之，我们在现代养生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道家、医家的具体养生之术，而且要以儒家之仁孝道德，以德智养生乐生的生命大智慧来形神并养，积善成德，如此，终会获得大德者必有其寿和仁者寿、智者乐的人生境界。
［收稿日期］201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