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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科学意义上理解,“方法就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认识、变革或创造客体)所选取的手段、途径或活动方式。”①如此,“研究方法是指为了获取研究对象的知识和建立与发展科学理论应该遵循的程序以及采用的途径、手段、工具、方式等。”②对于档案学而言,档案学研究方法既是档案学者认识和研究档案学的基本工具,同时也是档案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即档案学方法论研究。而档案学方法论体系则又是档案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科学方法论体系:“层次说”和“过程说”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支撑。“科学史表明,科学与方法同生共长、形影相随。任何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是运用正确研究方法的结果。没有研究方法就没有科学。”③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也就成为一门学科向新的高度发展的先导。同时,学习、研究、创新科学研究方法,对于科学工作者提高自身科学素质、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才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鉴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这种重要性,许多学者对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殚精竭虑的研究,导致了以科学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科学方法论的产生。
科学研究中使用的具体方法种类繁多,科学方法论在将其构建体系时,主要有两种观点:层次说和过程说。“层次说”:即按科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程度和适用范围将其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以“三层次说”影响最大。尽管三层次在如何划分问题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但最流行的观点是按普遍性程度和适用范围由小到大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各门学科的特殊的研究方法;第二层次是各门学科研究的一般方法;第三层次就是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过程说”:即从科学发生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科学研究活动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连续进行的动态过程(科学研究程序),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涉及研究方法的问题。如课题的选择方法、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法、问题的分析和验证方法、理论成果的表述和评价方法等。
在科学方法论体系中,“层次说”(尤其是“三层次说”)是主流观点。但“层次说”和“过程说”之所以能并存,实是由于它们都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的系统理论。”④
二、目前档案学方法论体系的几种观点
档案学界关于档案学方法论体系的认识主要有如下几种:
1.徐澍地认为,档案学研究方法按其性质和适用范围进行划分可得出以下体系:(1)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但目前还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方法;(2)档案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它包括分析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历史方法、科学抽象和逻辑思维方法(含概念、判断、推理、比较、分类、类比、归纳、演绎、综合等多种方法);(3)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方法,它包括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移植方法等;(4)哲学方法,它通常不是以一种具体方法直接用于档案学研究,而更多的是以一种指导思想贯穿于档案学研究中,如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矛盾的观点常常是档案学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同时他也认为,根据研究的一般过程,档案学研究方法可以划分为档案学研究课题的选择方法、资料与事实的搜集方法、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方法、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方法(主要指横断学科方法)、档案学研究成果的评估方法等。⑤
2.李兆明认为,档案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是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与辩证的。它包括相互对应着的若干种方法,各种方法之间相互补偿、相互联系,以形成一个方法系统。具体说,这个方法体系由以下五个方面组成: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微观与宏观的统一、定性与定量的统一、精确与模糊的统一、纵向和横向的统一。⑥
3.霍振礼认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档案学研究的特殊方法。同时他又指出,理论研究工作的程序也是一种方法,不过它的通用性更强。档案理论研究工作的程序一般是:选题——情报调研——制定研究方案和实施计划——获取素材和数据——分析研究和形成研究成果。⑦
而有些档案学概论教材在编写时,对档案学的方法论体系问题避而不谈,而是采用罗列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予以介绍。如赵越主编的《档案学概论》将档案学研究方法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档案学研究的其他方法(数学方法、移植方法)。⑧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则认为,档案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殊的研究方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运用一般的科学研究方法,如调查和统计的方法、观察和实验的方法、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等,并希望能在档案学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⑨至于新编的档案学概论教材(如冯惠玲、张辑哲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和2006年第2版)对档案学方法论体系问题根本就不再提及。
陈永生认为,在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分类体系问题上,不宜完全照套科学研究方法的分类体系模式,至少目前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因此,他从不同的角度将档案学研究方法划分为经验认识的方法(调查、观察和实验)和理论思维的方法(概念、判断、推理)、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⑩
据此,笔者将对我国目前档案学方法论体系的认识,概括为“层次说”、“过程说”和“罗列说”。
三、关于档案学方法论体系的几点思考
1.档案学方法论体系问题的提出和探索,是档案学研究逐步走向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档案学者在长期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过程中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如哲学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定性方法、定量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实验方法、逻辑方法、移植方法等,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当越来越多的研究方法被运用到档案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时,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将这些研究方法体系化,这也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元科学层面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尽管目前我们对档案学方法论体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百家争鸣”也是档案学方法论体系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但档案学方法论体系问题的提出和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反思和进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可以为档案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系统的方法论指导。
2.对档案学方法论体系几种认识的分析
在档案学方法论体系中,“层次说”较易得到人们的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层次说”较“过程说”和“罗列说”具有理论建构性及与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共通性等特点。但“层次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这种分法不符合科学的分类原则。众所周知,哲学是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的最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如果将哲学方法与其他学科方法并列,必然造成分类的不对称,因此,“如果单纯按照适用范围来划分研究方法,就不应该单独列出哲学方法,因为一般方法的涵义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哲学方法。”(11)具体地,在“三层次说”中,哲学方法和一般方法都是适用于各门学科研究的“一般方法”。而档案学有否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又存在着分歧,如果档案学没有自己特殊研究方法的话,则档案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层次说”事实上就只有一般方法一层,如此“层次说”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科学方法论体系中,“过程说”和“层次说”构成了科学方法论体系的“一体两翼”。档案学方法论体系中的“过程说”突出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进程的关联性,从而有助于档案学研究者把握不同研究阶段对研究方法的不同需要,从而有效推进档案学研究活动以形成科学的研究成果。但“过程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某一环节(过程)可能会有多种方法可供选用,或者说,同一种方法可能可以运用于不同的环节(过程),如此,在将具体的研究方法按过程进行划分时存在着一定困难。
正是由于档案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层次说”和“过程说”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有些学者提出了“罗列说”(可能他们自己否认提出了什么档案学方法论的体系,笔者姑妄称之)。他们的初衷可能是由于档案学并无自己的特殊研究方法,因而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要急于去为档案学研究方法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要解决档案学研究中如何做到灵巧自如地运用有关方法的问题。”(12)因而他们在阐述有关档案学研究方法时,更注重罗列一些认为比较重要的研究方法加以论述,强调研究方法对研究活动的实效,而不是面面俱到。在这种“实用”思想的指导下,“罗列说”提供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档案学方法论体系,更关注的是研究方法对研究活动的适应性。在档案学方法论体系研究的初期阶段,“罗列说”可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罗列说”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档案学方法论体系。因为,单独罗列研究方法时难免有一定的随意性,且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些方法之间相互交叉而不具有独立性),更主要的是“罗列说”体现不出档案学方法论的层次和体系,甚至说是无体系框架或框架支离破碎。
3.档案学有否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专门方法)
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是指档案学研究所专有的方法,即主要运用于档案学研究的有关领域,具有明显的档案学专业特点。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档案学并无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应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更应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一门学科只要产生并不断发展,肯定是会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只不过这些方法是被零散地、偶然地使用,而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和归纳。”(13)有无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也是衡量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对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的理解,关键是不能作形而上学、绝对化的认识。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具有相对性,正如前苏联图书馆学家B.C.克列坚科指出的:“……绝对特殊的方法,即那种囊括认识的基本原理,囊括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手段的方法是没有的。所谓特殊,只在于对方法的选择利用以及方法的结合与隶属关系方面。”(14)因此,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如“三层次说”中的哲学方法层面、一般方法层面、专门方法层面)去认识它,当某一种具体的方法应用于档案学研究领域,并广泛吸收档案学研究的特有属性,体现出档案学的特殊规定性时,这种研究方法就成为了档案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作为一般研究方法的数学和统计学,当它们运用于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后,形成了图书馆学公认的专门研究方法——文献计量学。对此,有的学者会认为,“引入、借用一般方法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贴标签’,用档案学的名词术语置换,便算大功告成,产生出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15)这种担忧虽有一定道理,但话说回来,如果一定要寻求档案学研究的绝对的专门方法(即其他学科完全不具备的方法),恐怕是徒劳无益的。因此,笔者并不是说任何一种具体方法通过“贴标签”就可以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关键是看这种具体方法在运用于档案学研究领域时的应用面和结合程度的广度和高度上。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还处在发展之中,许多方法还未定型,需要我们去逐步发展完善。就目前来说,也许下面的这种观点更为务实且有一定的可取性:“现代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科不断分化和整合,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一门学科想拥有自己独有的方法已不太可能。一个方法能适应本学科,那么也会在其他学科找到位置。因此,档案学不必刻意追求专门的方法,只要是科学的方法,能为我所用,能丰富和发展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好方法,就是档案学的研究方法。”(16)
行文至此,有些读者也许会失望。因为笔者尽管在文中对现有的各种档案学方法论体系作了剖析,但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档案学方法论体系。这主要是由于目前要构筑一个科学、明确、实用的档案学方法论体系还有相当难度,档案学研究方法本身也处在不断的继承、整合、创新和发展之中,因而对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也需要我们不断为之努力。
注释:
①孙小礼主编:《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赵喜英:《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河北科技图苑》,2006年第2期
③张寒生著:《当代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④李建珊等著:《科学方法概览》,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⑤徐澍地:《试论档案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对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分析》,《档案学通讯》,1993年第5期
⑥李兆明:《档案学方法论略》,《档案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⑦霍振礼:《对档案学理论研究方法的认识和体会》,《文献工作研究》,1999年第3期
⑧赵越主编:《档案学概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178页
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0页
⑩陈永生著:《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84-95页
(11)刘蔚华主编:《方法学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2)陈永生著:《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13)吴慰慈、邵巍编著:《图书馆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14)杜芸:《简论图书馆学特殊研究方法》,《图书馆学刊》,1999年第5期
(15)陈永生著:《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16)纵浩:《对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的几点思考》,《海南档案》,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