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穿的精神或精神分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分裂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6)06—0012—06
一
两个法国人，两个“精神分裂者”，一个是著名的哲学家德勒兹，另一个，是精神分析学家费利克斯-加达里（Felix Guattari）。他俩于1980年合写了一部645页的巨著《千座平台》[1]。这是一部非常重要却并非是哲学的“哲学”著作。我们说不出这部书的学科性质究竟是什么，它给了我们很多念头，这些念头从以前的哲学中一点儿也推不出来。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从前的所有哲学派别，即使把哲学味儿很浓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包括在内，其分析的结果，都在正常人头脑的正常精神状态范围内，而《千座平台》描述的，是绝对的精神分裂状态，我把它形象地称为“横穿的精神”，这是我最大的好奇点。
这本书也是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达里合作的多卷本《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的结束卷。《千座平台》的作者说，一个人的身份或名字，不仅代表它自己，还代表某些别的东西。一个人不仅拥有一个世界，他同时拥有很多世界。在习惯上，我们只熟悉以非精神分裂的名义说话：我们拼命捍卫自己或团体的冠名权，以不引起旁人的误解为快事。什么叫做“精神分裂”状态呢？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不再说“我”！因为“我”已经变得十分陌生，我与“我”同时最邻近和最遥远。没有了“我”的精神从此再也不会像别人那样正常地讲话，以说不说“我”都无关紧要的方式讲话。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就这样，《千座平台》成了一本没有对象或主题的书，它的素材多种多样，乱七八糟。被描述的时间（时期或日子）也是混乱地组合一起（被说成有不同的“速度”）。重要的不是主题，而是这些素材以及它们之间的外部关系。换句话说，组成这本书的，不是概念，而是“一些领土化了的地层”——但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些逃脱的线”——但是，这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逃离这些领土或者地层的运动”——但是，这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专门用来拆散一切组织的‘无器官体”，——但是，这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由此形成的追问可以是无限的。没有回答的回答，就是精神分裂的回答吗？可以说“所答非所问”也是一种没有回答的回答吗？不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还是迫使我们继续追问下去：究竟什么是“无器官体”？答：这里发生的，是一种“没有意味活动”的活动——联系这本书的实际，我们不能“想”要求这本书说（意味、指称）什么，因为它们是由一堆不断离开到异域去的文字组成的。这是一本关于空间的书，关于“外”与“内”的书，一部由很多文字组成的机器。但是，在这里，没有意识形态什么事。
对精神做“非意识形态化”的处理，这等于给智慧以形状。《千座平台》的说法是，有很多线条、地层、平台。写作，就像在画地图，像地图测绘术。“书写，一点儿也不用意味活动，而是丈量、测绘那些要来的地方。”[1](P11) 世界的形状就像地图，地图的形状就像一棵树，树的形状就像根状物。但是，古老的哲学习俗认为，书是对世界的模仿，就像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书写是一种“反思”活动，它遵循“一分为二”的规律：好像整个世界就是这种不断地在对立统一中分化的结果。可是，自然和世界也许根本不是这样活动的，因为它可能是一张网，精神的分化也许不能重新统一，因为在精神这张网中，线索可以从任一线头开始。所以，它不应该是一棵仅仅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分权的树。
然而，传统哲学，甚至精神分析这棵谵妄之树，甚至结构主义性质的语言学，都是“一分为二”的。真正的根状茎是由杂多的岔路组成的，就像尼采的道德谱系以“永世轮回”折断了知识与道德的一元化家谱嫡传，因为“永世轮回”中没有一次是重复。世界不再是黑白分明的简单体，世界是混乱的，那么模仿世界的书为什么还固执于简单呢？书，不就是世界图像吗？根状茎是一种具有精神分裂性质的植物。这是一种微观观察，微观的感情与微观的政治。世界上的一切都因为不再像从前那样简单而丧失了统一性，在这方面，语言是一个标本性的例子：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对话从来就不曾发生，更不要说是很好地发生。因为真正发生的，不是一种语言。并没有什么母语，语言的结构总是处于分解过程中。
按照多样性的世界图画，传统哲学习俗中所谓的主体或客体，只是一个“一”，实在太简单了。实际的情形也许是根本没有什么主体与客体，说其有，只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定它。现在，我们使用显微镜，发现普遍性之线是由点状物组成的，点状物不再与“一”连接，而是杂多。越来越多的触角，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连接方式，从而也改变着事物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根状茎与按照一分为二原则分权的树一点儿也不像。位置和关系变得比实体本身更为重要。是多边关系或逻辑，而不是单边、双边关系或逻辑。“关系”虚位以待，时刻准备增补新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超越性，总是向外逃脱，没有“外”就没有杂多性。逃离或者“背叛”自己的国土、亲人、家庭、恩人、母语，总之，跑到“圈子”之外，和一些他者，也就是说，和别人的领土、朋友、家庭、语言结缘。这样的逃离，实现了一种不可能性，同时遭受着痛苦和欢乐。总喜欢建立“外”的关系，就像愿意与陌生人打交道，扩大关系网。这样的文本，与集中于一个主体内部的传统书写方法一点儿也不像。多触角与多线头，非主体化与非意味是连接一起的。
所有这些，要制造怎样的情景啊？消解与嫁接同时发生着，同时总在发生着别的事情，与当下的事情无关。别的事情，就是与模仿无关，有很多剩余价值。生成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是一个种类的词语。就这样，不规则图形串联在一起，它们之间既不模仿，也不相像。就像进化过程除了能以达尔文的衍化形式发生，也能以并列的形式发生，就像人和黑猩猩之间的情形。当然，也有其他的非达尔文方式的进化：只需要一个偶然发生的病毒，钻进正在生长发育的细胞，就能改变一个物种的基因，使之变成别的东西，因为携带了不同的信息。病毒携带着一些错误的信息，使被感染了的细胞变成了新细胞。“这是基于人们所说的基因工程，它的结果，就是由于病毒的作用，属于一种组织的信息可以被转移到另外一个组织上。如果我们对某些极端的情形感兴趣，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种信息的转移，可能是一种已经充分进化了的物种对没有完全进化的物种或从前的基因的影响。”[1](P17,注4) 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情形呢？没有原型，或者说A与B，彼此互不模仿。换句话，真与假的概念似乎显得多余。上述情形，不啻用病毒制造精神分裂，病毒使我们的精神成为嫁接到另一个头脑的“根状茎”，因为病毒转移了基因材料，细胞的分裂是通过另一物种进行的。这是一种“横向交往”对进化谱系之树的挑战，是在分子乃至基本粒子基础上的新的联盟，是同时性对历史性的挑战。
所有这些，也改变了书。书并不反映一个根本性的信念，因为世界的场景与信念一起，是四分五裂的。甚至书是书，世界是世界，谁也不理谁；书在逃离世界之后，世界重新写在书上。“模仿论是一个糟糕的概念，它依赖于二值逻辑。”[1](P18) 不再是模仿的出生，再生，是创造。给世界涂上不同的颜色，在基因的水平上，形成新的世界，就好像是没有意味的，因为是不可感觉的。基因象征着总有新的生成之可能性。延伸，使之改变。书写，在脱离原来的领域时扩展自己的领域。“代表”成为一个过时了的概念。没有代表，不意味着什么，一切都齐聚在平面之上，临近有大小不等的空间小块连接在一起，像一个个平台，又像是版图或地图。一张开放的世界版图，无论在哪个角落，都通过某一条逃脱的线曲曲折折地连接过去。把它挂在墙上，就像是一副艺术作品。这是精神分裂分析，不是精神分析，区别仅在于，精神分裂分析是建立在精神分子甚至精神基因水平上的。
离开意向，因为从来的意向都固执于模仿，组成具有“代表”性质的结构，当它相信产生了什么东西时，其实只有重复，没有生产。这种“代表”理论，因为它的简单性，反而对思维非常危险。传统哲学又是一种对称性质的思维：意向活动要落实到意向对象，“代表”要落实到“被代表”。最为典型的，是所谓辩证法：“对立”要落实在“统一”之上。虽然康德和胡塞尔都讨论了“空的意向”，但都是在“不完满”的意义上，因为只有在直观中的“落实”，才算得上认识之完满。思维从来就没有逃离自私的巢穴，这就是要实在地拥抱想要的对象。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在于“宏大叙事”越来越让位于不对称的“显微（纤维，一个恰到好处的谐音）事件”。换句话，故事已经发生在基因水平上了，读起来有些不太舒服，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个动物外形的人。信息的跳跃，是因为精神是由一个又一个非连续的“房间”组成的，相互之间没有可供出入的正门，只能破窗而入。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中心呢？就像在问，凭什么我非得由你来代表，在我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在我被剥夺了选择权的情况下，我窝里窝囊地被人家代表了多少次啊？这种关于“代表”的神话，是一种多么悲惨的思想啊！
什么是基因水平的精神状态呢？就是心理结构时时遭受着破坏，承受力非常强大。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基因水平上的不通畅，在偶然事件上（这已经是基因水平上的了）让时间停滞，在这个基础上设想各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所有的忧郁型患者在精神上只活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他们终其一生只想几件事，只转移几次注意力，尽管他们的生理时间非常漫长。他们是对痛苦感觉异常敏锐的人，即使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痛苦，也要制造出痛苦来痛苦自己。基因水平的精神状态是医疗抑郁的良药，因为它走出忘记痛苦的道路，这就是由于精神触角是在基因水平上的从而愈来愈多，多得相比之下普通人就像个傻子，精神变化频率愈来愈快，尽管这个世界上实际没有发生任何物理变化。“方向决定价值”——在中国沈阳中街商业区的十字路口，我十分惊讶地看见了这个基因水平上的广告词，就像一群娇嫩的少女在电视里喊着“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总是在路途中，不管是遇到谁遇到什么事情，在性格和容貌上改变自己。“方向决定价值”就是强调线而不是点；总是在路途中，强调短期而不是长期记忆，或者是反记忆。丧失了记忆的精神在变化着、扩张着、捕捉着，不由自主。没有记忆的精神，是分裂的精神，这很像地图绘制术，地图上一块又一块版图是连接，就是典型的根状茎，有不同的相貌。
但是《千座平台》为什么强调根状茎是由平台做成的？只强调平台是抽象的“强度”，而不是它的组织？这是为了反抗西方的精神，因为西方精神一向只是使表达和行为适应于某一外在的目的，而平台却只是一个“内在的平面”。价值的方向不再指向一个超越的目的。这有什么应用价值呢？例如，一本书不再区别它的章节，就像一本小说不再区别高潮和结尾，发生的或交往的，只是彼此没有什么关系的、基因水平上的平台连接，像大脑的神经一样纵横交错。《千座平台》是一座根状茎的书，一座由很多平台组成的书，离开一座平台，是为了踏上另一座平台。一切都是在微观水平上或基因水平上的，把概念变成线，也就是平添了很多新的触角。
二
（一）在分子和基因程度上改变微观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变化语词或代码的排列组合，形成新的连接。从前的连接与现在的连接无关。从一个代码翻译成另外一个代码，中间有病毒的干扰，形成了错误的翻译。每次解码都不是彻底的翻译，遗留下很多剩余价值，言不尽意。于是，词语或代码的队伍日益庞大。一切都成了代码，翻译，就是从一个平台向另外一个平台跳跃的过程，也就是“不是一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指代：语言距离语言，词语距离词语越来越远，形成了多触角的语言，与单向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福柯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词与物》。词，就是“意味”，也称为“能指”，“物”，是与词符合的事件，也叫做“所指”。其实，这都属于语言内部领域。但是福柯又说，形式也是某种“物”，比如一座监狱就是一种“物”，但监狱是一种形式，和其他一切有内容的形式并列在一起，比如学校、医院、工厂等等——这些“物”或形式并不与“监狱”一词挂钩，而是连接起“犯人”、“犯罪”等等，这些词语表达了一种新的分类方式。总之，词是词，物是物。词从来就不能被还原为物。词，就像是复杂事物的状态，这种状态被叫做“形式”（比如像一座建筑物），而词与物从来就不是相互适应的，我们甚至可以从微观的角度都把它们看成是大小不等的形式。就像福柯说的：人们总说看见了什么，但是人们看见的不住在人们说的东西里。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意味与被意味，而是分层，了解是在哪个层次上说话。在不同的层次上，原来的内容就变成了形式。重要的问题在于，“符号（signes）并不是某样东西的符号，它们是离开领土（deterritorialisation）和重新占领一块领土（reterritorialisation）的符号。这里，发生了一场符号制度的革命，就是符号不再“意味”，因为“意味”总设定了某种必然连接，但是根据《千座平台》的说法，符号的特点是横向的“和—和—和”，而“和”之间的连接可以是任意的。再说，如果一定在“意味”的立场上说话，务必要知道是在哪个词语层次上说话，在某一个层次上不说话或没有符号，并不意味着在另外一个层次上也不说话或没有符号，这叫做“非意指的意指制度”。
（二）“层”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福柯在《异托邦》一文中就曾经细致划分了空间形式的六种非常规类型，也可以说是不同空间小块的连接方式，是从不同的空间结构出发，所以也与空间层次有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又是“和”的连接问题，而不是能指与所指（或任何一种对立统一关系）的关系问题。不同的空间小块或层次之间如何“和”呢？就靠来自别一层次或基因水平上的那个神秘的病毒，它以不可预料的形式突然发生。什么物质—精神哪个第一性啊，谁派生谁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结果，一个从来未曾听见的，分子水平上的声音就开始说话了。你听见了吗？那是一个神的声音，抑或是一个动物的声音，反正不是人的语言。对立统一问题变成了众多的“彼”与“此”之间并列的问题，其间的连接靠任意、偶然、陌生的跳跃。总是面对他者的层次，面对怎样的他者，其中有一个速度问题。精神分裂处，开启了晦涩之门。
现在，我们返回到“间接话语”的话题，“全部语言都是间接话语”[1](P105)。间接话语也是在分子水平上说话的一个标志。说出不是我能说出来的话，不是我想说的话。把不同说话制度中的语言连接起来。有一个精神分裂的“我思”，因为所有话语都是间接的或分子水平上的，所以，我说话，等于不是我说话。为什么《千座平台》在“间接话语”前面加上“自由”这两个字呢？因为方向和速度的灵活性。这种自由在于“横穿”，也就是“和”—“和”—“和”，不是“和”什么，而是“怎么和”。也就是把书写中的时间问题在分子水平上变成了空间问题。
什么是符号制度呢？就是符号只与符号相联系，是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而不是与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状态相联系。不是停留在此一符号意味着什么，而是传达到另外一个符号，形成一个无始无终的网络。“所指”不停顿地在“能指”下面滑动着。解释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到达不了这样一种解释，即这种解释本身不再需要解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制度就是逃脱制度，一条逃脱意指的线无处不在，从一个圈子（窗口）跳到另外一个圈子（窗口），风光无处不在；从一个面孔到另外一个面孔，肤色与眼睛的颜色在变化着，在屁股与上帝的脸之间滑动着，两种绝对不同的符号制度混杂在一起，从这里诞生了现代悲剧。
（三）什么是无器官体性质的小说呢？停止以人物为中心，不再需要用人物讲故事，不要角色去历险。如果实在脱离不了人物，最好不要再给他们起名字。忘记他们还需要一个名字，他们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无关紧要，就像狄德罗说的，这关我什么事？小说，也应该有一条绝对逃离的线，也就是由“没有关系”的文字句子段落组成的故事，一群没有脚印的足迹，一条无路之路，每一笔都坠入深渊，都是文字所遭遇的冒险的快活。描述一幅分子水平上的风景。如何走出文字的深渊呢？就像普鲁斯特非自主的回忆那样，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拆散实物的面孔，他从深渊中源源不断地掏出令人快活的事情，逃离意识和记忆，甚至逃离时间，躺在瞬间上休息，生成感觉不到的东西。虽然时间被冻结了，但是在这里，非自主回忆的速度，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速度变化着生命和生活里的声音和色彩。这速度，像是一种不可能的横向穿插，不同方向与方位的跳跃。总是到来一些不可能之事，总是在死胡同中摸索，总是在黑洞中窃得光亮。这里没有任何原始的记忆，也就没有任何习惯的感觉，习惯的意味。总是在非自主的平面上面浮现出别的东西。走神，你走神不如我走神。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从来未曾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不是眼睛能看见的事情。一本优秀的小说，就是要不停地问，将会发生什么。或者，已经发生了，但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
什么是传统的小说呢？传统小说，就像是一串自主的回忆，一种血亲关系的记忆，就像是子孙后代虽然繁衍不息，仍旧是猴子变人的衍变，这样一种家谱学或者谱系学忌讳不能被解释的问题，“自然的历史只能按照A与B的关系思考，而从不按从A到x的关系发生”[1](P286)。可是，正是在x那里，发生了重要的事情。当我说A与B相似，B与C相似的时候，我确定了一种单线条的连接。当我说A与x相似时，我肯定的是一种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系列的连接，它更需要想象去填补表面上并不存在的现象，这肯定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模仿之镜。外表上不相似的事情，却可以内在同源，列维-斯特劳斯正是根据这个原理描述了人类的图腾制度，这里建立的，不仅是依据想象建立起来的系列组织，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理解结构，而“象征”，并不意味着相像。人与兽之间就这样建立起神秘的同源关系，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相似，想象中的变形，同时是自然与文化的现象。迅速地成为别的东西，与别的东西建立联系，这是因为在它们之间有一种相似而具体的感情吗？两个平行或永远不会在行进中相交的系列之间的碰撞，会产生极其微妙的灵感，会生出一条逃脱的线，在“彼”中表达“此”。总是为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留出位置，就像是魔法。魔法总是与模仿、同一性之类相冲突的。这几乎是一个生存的法则，犹如柏格森所说，是不同元素在绵延中的共存。
（四）“变成”，这完全是一个中性的字眼，它不意味着进步或退步，因为在崭新的形式下，“生成”不是父母所生，它是自己所不相像的东西生出来的，因为有基因工程，生出一些“精神分裂者”，是“各个种群”之间的横向交往，是同时性的行为。这些现象，不再是达尔文发明的进化之树，不再是以一分为二为基础的所谓“历史辩证法”，因为从此以后，“生成”不再模仿什么模特，不再能辨明自己的身份，不再去适应或对应什么原来的东西，所以，《千座平台》的作者不喜欢用“显现”、“存在”、“是”、“等值”、“再生产”这样的字眼，因为所谓“生成”，就是创造新的关系。如果写作就是这样的“生成”，写作也就成为一种“巫术”，就是在陌生的被生成者之间横穿，来自别的世界的东西，让远的变成近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巫术是分子水平上的魔术，类似于基因工程，是“生成”路途上的中转站，时间—空间都发生了巨变。从一座门来到另外一座门，只有变化本性才能增加角度。一本充满巫术的小说，像博尔赫兹的作品。像魔术一样的写作与阅读，因为有不确定性，作者和读者都不可能事先知道突破口是在哪个环节断裂的，意识不到面临着何种危险，就像时刻与魔鬼打交道。
所有以上分析，说明我们习惯上根据现成的形式、组织、宏大叙事等等，来解释这个事物本身的做法，在当代科技水平或基因时代，已经过时了。它的表面上的器官，只是一个摆设，因为它在基因水平上的作用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附属于达尔文进化论或历史观的种属概念已经过时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的效果改变了人的感情方式。换一个角度，基因水平上的感情，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道德观念，用悲观与乐观的术语，已经不足以解释这种新的伦理学。比如，如果“我”不再是我，那么，建立在“我”的基础上对他人的同情心就不再存在了。我有我当下还不知道的就要来的感情，这样的情感是我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因为我还不知道这样的感情在未来分子水平上的方向，而正是这些微妙而变幻无穷的方向，决定我的幸福或痛苦的价值。感情的差异或者变化的速度，将一次又一次使我成为新人。就像同样性质的词语或语句变化的速度，将在我的笔下写出不同的作品。精神要素之间的“横穿”，诞生了新的伦理学。比如性爱之间的横穿，诞生了新的性伦理学，为什么不能爱一条狗胜过爱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呢？它横穿了人的想象力，而不是把视觉停止在目光的地平线上。人与动物之间的爱是让彼此获得解放，在这种交接中，人变成了动物而动物变成了人。因为人与动物在一瞬间都成为了无器官体而彼此沟通。就像天空中的云彩形成了我头脑中的影像，就像吹拂的微风形成了我的呼吸，就像天穹同时跨越了两条时间地平线，一切都变得混沌而不确定，就像无处不再的幽灵（它能看见你，而你看不见它）会随时从各个角落或者方向降临。这也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浑浊，就像变脸的魔法。普鲁斯特说福楼拜小说成功的一个秘诀，是大量使用了未完成时态，这是因为可以有任意方向的增补吗？是因为有不确定的生成吗？抓不住“我”，“我”突然想到了中国古代诗人的做诗方法，那是在另一座平台上，这与普鲁斯特的小说做法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呢？他笔下的一个姑娘，总是因为“速度”的原因而推迟到场。为什么呢？因为叙事发生在时间的“同时”水平上。思念的同时，她通过这样的“同时”横穿了太多的空间，做了太多的事情。这是快镜头中的慢镜头，是蒙太奇中的时间停滞。普鲁斯特以极快的速度描述了不在一个平台上的事情。换句话说，人物角色总是不停地超出“我”的范围之外，总是溜号，逃跑，在一群少女之间穿来穿去。一件眼前的事情总是唤起并不相干的另外一件事情，突然转向别的什么，是对别的东西（形式、风景、面貌）的反响，也就是《千座平台》的作者所谓“一条逃脱的线”。迅速扫过一个又一个平台，就像在飞速奔驰的列车上透过一个又一个车窗极其模糊地观看外面的风景。在单位时间里经历的事情越多，叙事就越快，也就越是分子水平上的。这是不同基因之间的交配或重新组合，是在分子水平上跨越大的距离。邻近的东西总是遥远的东西。
收稿日期：2006—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