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子论文,因素论文,经验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目前全世界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中，有五分之一以上出口到国际市场，而且这个份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仍在不断上升。然而，我们对影响出口决定因素的理解却与出口的快速增长不相适应。尽管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总的来说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Aulach,Kotabe and Teegen,2000,p.343）。目前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决定因素的研究尤其欠缺，由于出口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占其GDP的28％（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9），所以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重要性高于发达国家。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在2005年中国第一次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出口大国，而2006年中国出口总额已经达到9691亿美元。这些年来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均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快速增长。鉴于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深入探讨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至关重要。
以往绝大多数关于出口决定因素的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例如，许多研究发现汇率、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经济环境都是影响一国出口的重要变量。然而，一个国家的出口是由各个行业的出口组成的，而决定一个行业出口的因素除了上述宏观变量外，还有行业水平上的众多特别因素，而过去从宏观角度所进行的分析的框架恰恰无法纳入这些因素。
本文以中国电子行业为例实证分析行业水平上影响出口的决定因素，目的在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口扩张的理解。本文之所以选定电子行业，是由于它在中国出口中的重要性所决定的。2006年，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超过342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表报告称，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电子产品的全球最大出口商。
二、理论框架和假设发展
（一）理论框架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建立在如下三个理论基础上：赫克歇尔和俄林（H—O）新古典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按照赫克歇尔和俄林模型，国际贸易的数量由生产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决定，而这种专业化分工背后的理论机制是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一理论尽管假设简单，即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相同生产函数和各国相同偏好，但从其应用来看，还是能够较客观地解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新贸易理论除了强调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相对优势理论外，特别强调国际商品市场中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作用（Krugman，1990），从而更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模型显示，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共同作用鼓励厂商集中在某一个国家生产某些产品，然后出口到其它国家。按照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是影响出口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FDI被纳入了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例如，Markusen and Venables,1998），该模型强调FDI和贸易之间的关系。
内生的增长理论强调技术创新在解释贸易流动和出口中的作用（Grossman and Helpman，1995），它强调某一行业发展新产品和提升技术竞争力过程中创新的重要性，认为一个行业的技术特点是影响该行业出口绩效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外资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近年来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特别强调外资对改进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作用。
虽然有关国际贸易文献承认没有任何单一的贸易理论可以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决定因素，但上述理论模型仍然为本文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框架。本文采用一个折衷的理论来构建一个实证模型来解释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各种因素。我们首先根据上述理论讨论实证模型中将包括的影响出口绩效的各种变量。
（二）出口决定因素和假设
FDI因素。按照赫克歇尔和俄林模型，如果各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国家间的生产要素流动会产生替代贸易的效果（Mundell，1957），但如果FDI流向那些本地企业处于相对劣势的行业，FDI则与贸易互补（Kqiima，1978）。在Markusen和Venables（1998）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中，FDI是决定国际贸易流量的重要变量。技术对出口的作用毋庸置疑，外资通过带来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东道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和经济增长，这与内生增长理论的精神是一致的。
新贸易理论通过融入跨国投资理论特别强调外资对出口的作用。跨国投资中有纵向（verical）和横向（horizontal）安排两种类型，一般认为前者增加投资国资本品和要素服务出口，同时也帮助东道国出口基于资源的产品，所以产生促进贸易的效果；而后者可能替代贸易，因为它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将出口产品生产从本国转移到东道国。Dunning（1998）认为贸易与FDI的关系与FDI的动机密切相关，“寻求市场型”（market-seeking）FDI产生替代东道国出口的效果，而“寻求效率型”（efficiency seeking）FDI则会促进东道国的贸易（Kojima,1978;Buckley,1983;Gray,1998）。所以FDI被认为在重新配置全球经济资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中国电子行业中相当大部分的FDI是属于“寻求效率型”的港澳台投资（Buckley et al，2002），所以在本文中我们期望FDI与出口之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资本密集度因素。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常资本密集度较低，所以在出口资本密集度高的产品方面似乎没有相对优势。然而在电子产品行业，企业通常使用相对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会比资本密集度低的其它行业更多地使用带有新技术的新设备，这样在出口市场上，资本密集型企业如果不具有成本优势的话，肯定具有产品质量优势。所以，我们从理论上有理由期望在电子产品行业，资本密集度与出口密集度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当然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出口影响的程度可能不会很高，因为虽然相对其它行业而言电子行业具有较高的资本密集度，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仍然是靠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格竞争的。
企业规模因素。新贸易理论特别强调国际商品市场中规模经济的作用。较之国内贸易，出口产品增加额外成本，例如交通和通讯。同时，出口企业面临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以及受贸易伙伴国经济气候变化的影响。规模较大的企业通常在市场影响力、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市场价格决定、品牌效应和消费者锁定等方面比小规模企业具有优势（Krugman,1990;Bonaccorsi,1992），更容易克服上述因素，所以应该较中小规模企业具有较高的出口密集度。然而，如果这些大企业在国内市场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力量，同时这些市场又没有进入成熟期，它们可能在国内市场上取得较高的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并没有进入国际市场的强烈愿望（Patibandla，1995）。相比而言，小企业则可能有更大的刺激寻求国际扩张，以便在国内市场以外的其它地方获得市场份额的增长。考虑到上述这些因素，企业规模与其出口密集度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正向相关或负向相关。
劳动力技能因素。渐进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强调学习在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中的作用（Mowery and Oxley，1995）。在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投入是大量有技能的劳动力。许多研究认为，虽然技术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有效地利用技术更为重要。这里有两点：首先，企业必须尽可能雇佣技能高的员工并对他们加以培训；其次，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使员工的技能得到有效利用（Lall，1986）。企业劳动力技能与出口密集度之间应当是正向相关关系。
研究与开发（R&D）。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创新决定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从而影响一个行业的出口绩效（Grossman and Helpman，1995）。虽然技术可以从外部（例如：通过国际贸易和通过购买技术许可）获取，但这种技术获取难以增加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企业自我技术开发能力更为重要，因为技术开发可以使企业生产出更加精密、高质量和低成本的产品，从而提升其国际出口的长期竞争力（Mowery and Oxley，1995）。企业研发与出口密集度之间应当是正向相关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企业研发与劳动力技能变量对出口的影响应当为正向的，但是按照国际贸易中的资源禀赋和相对优势理论，这两个变量对出口的影响程度不一定很高，因为劳动力技能和研发并不是中国的相对优势。
国有资本份额。许多研究表明国有投资的绩效低于非国有投资（例如，Wang，2003）。国有企业固有的诸多弊端如产权模糊、机制不灵活、吃大锅饭、端铁饭碗、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等都意味着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贸易主体的多元化是对外贸易市场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非国有经济的崛起虽然没有改变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但却导致国有企业在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很快，目前仅为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那些国有资本份额较大的行业出口密集度可能较低。国有资本份额与出口密集度之间应为负向相关关系。
三、研究方法
按照上述讨论，本文设定如下出口决定模型：
（1）式表明一个行业的出口密集度（EXP，出口／销售收入）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外资水平（FDI，实际利用外资额），资本密集度（KL，资本－劳动比率），企业规模（SIZE，企业平均销售收入），劳动力技能（SKILL，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比例），研究与开发（R&D，以人均无形资产代理）和国有资本份额（SOE，国有资本占总资本份额）。
上述变量中，我们对FDI，KL和SKILL的定义不会引起异议，因为我们使用的都是相关研究中常用的定义，SOE变量的定义也直接明了。至于企业规模变量（SIZE），它一般用企业产出（如产值和销售收入）或投入（如资本和人力）的多少衡量，但在不同的研究中学者们具体使用的定义不尽相同。例如：有的使用销售收入（Newburry et al，2006），有的使用职工人数（Chow and Fung,1997;Liu and Buck,2007），有的使用总资产（Luo,1998;Buckley Clegg,2007），也有的使用固定资产（Buckely et al,2006）。从理论上讲，采用上述不同的定义不应当对模型估计结果产生质的影响。但是决定采用某一定义必须要考虑该变量与其它解释变量可能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采用销售收入。① 关于研究与开发变量（R&D），它一般用研发投入或产出来测定。在本文中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我们用人均无形资产代理，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研究与开发的产品就是无形资产和信息（Lee,2006）。许多研究利用无形资产代理研发变量（Liu,Siler,2000;Lee,2006;Wei and Liu,2006;Buckley,Clegg,2006）。正如Wei和Liu（2006）所指出，使用技术投入方面的指标如研发支出额等代理研发变量无法反映知识发展的“效率”。
采用对数－线性函数形式可以平滑数据，改善模型拟合和减少异方差的效果，（1）式变成：
本文对（2）式使用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即最小平方法（OLS），固定效果模型（FE）或称最小平方虚拟变量模型（LSDV）和随机效果模型（RE）。众所周知，这三种模型的区别主要在于对截距和误差项的假设不同。（2）式中的ε[,it]可分解为两项独立的成分：
（3）式中u[,i]是在回归方程中所无法包括的、我们所观测不到的、与时间无关的行业特别的效果。v[,it]代表剩余的误差，它因行业和时间不同而变化，可以被视为回归中通常的误差项。在OLS模型中，u[,i]被视为回归变量之一，但被处理为一个常数u。不难理解，这一假定难以符合实际，因为它将那些有价值的差异性信息给丢弃掉了，所以OLS的估计是有偏差的。固定效果模型（FE）和随机效果模型（RE）均能反映无法观测到的异质性（unobservable heterogeneity）。在固定效果模型中，是需要估计的固定的参数；而随机效果模型则假定u[,i]是随机的、独立的、同分布的，即，u[,i]～IID（0，σ[2][,u]）。从这一点上看，固定效果模型较随机效果模型有效性低，因为它损失了更多的自由度。与固定效果模型不同，随机效果模型把无法观测到的效果降低为误差项，并假定其与各解释变量无关，所以违背这一假设就意味着随机效果模型将产生有偏的和不一致的估计（Judge等，1985）。按照Judge等（1985）和Liu et al.（2000）的思路，我们使用三种不同的统计检验来选择最佳的估计方法：（1）用最大似然比率检验（LR）比较OLS和FE模型；（2）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比较OLS和RE模型；（3）用Hausman检验（HS）比较RE和FE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子工业年鉴》（1999—2002年各期）。该年鉴报告46个电子子行业投入与产出的数据，行业类别涵盖“雷达”、“通讯设备”、“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电子元件”、“电子测量仪器”、“电子专用设备”、“日用电子器具”和“电子器材”等大类。由于数据不完善，我们去掉了其中的5个子行业，剩下41个，这样本文所用面板数据的观察值总数为164（41×4年）。
四、实证结果
表1显示对模型（2）进行估计所得出的第一组结果。② 第（1）—（3）栏分别是用OLS，FE和RE模型估计的结果。最大似然比率统计量（LR）是显著的，表明FE模型优于OLS模型；拉格朗日乘数统计量（LM）也是显著的，表明RE模型好于OLS模型；Hausman统计量（HS）统计不显著，表明RE模型优于FE模型。综合这些检验结果，RE模型为最佳模型，所以我们主要解释这个模型估计的结果。在表2和表3中，为方便起见，我们只给出用RE模型估计的结果。
表1 回归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值（双边检验）；*，**和***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10％，5％和1％。
表1中第（3）栏的结果显示，FDI变量的系数为正值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本文第二部分中关于各种国际贸易理论对外资对出口作用的阐述。这一结果一方面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电子行业建立子公司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利用中国作为其出口基地从而实现其全球化战略，另一方面也表明，外资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外资对东道国出口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以及出口导向性特征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增加东道国竞争性资产从而增加其出口（UNCTAD,2002）；第二，外资企业间接刺激增加内资企业的出口而增加东道国总的出口（Rhee and Belot,1990）。在后者的情况下，外资出口加工业通过发展当地企业为其配套，从而帮助这些企业加入国际产业链。我们的结果与Sun（1999,2001）和Zhang和Song（2000）相一致，两项研究均发现了FDI对中国出口增长正向作用的某些证据。
SIZE变量的显著性支持新贸易论中关于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观点。它表明在中国电子行业，企业的规模是影响出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变量。规模变量的显著性可能也反映了外商与内资企业合资对促进出口的良好效果。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外资企业自己寻求或受政府政策的指导倾向于同较大规模的内资企业建立国际合资企业（Beamish,1993）。SOE变量的系数为负值并呈统计显著性，表明一个行业国有资本的份额越高，则该行业出口越少。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国有电子企业本身的出口密集度低于非国有企业（如外资企业）；另一方面，即便那些出口型的国有企业，由于其本身“大而全”的企业发展战略，与非国有企业（如私营企业）缺乏纵向产业关联，所以无法带动这些企业的出口。
第（3）栏中的其它变量均不显著，表明它们不是决定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资本密集度变量（KL）不显著，这与赫克歇尔和俄林（H—O）模型关于要素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论述是一致的。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电子行业从整体上说仍然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虽然该行业也有大量外资，但很多外资（如台湾企业）从事的是高技术行业中的劳动力密集部分。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电子行业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是被外资而不是被国内资本所利用，也说明中国电子行业从总体上看仍然是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研发（R&D）和人力资本（SKILL）对出口的影响也不重要，这与中国电子行业总体上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是一致的，也支持国际贸易相对优势理论。
一个电子行业的出口密集度不仅取决于外资绝对量的多少，还取决于不同国别（地区）外资份额的高低。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特点决定其在东道国的投资动机（Dunning,1993）。众所周知，港澳台FDI占中国电子行业外资的大部分，这类企业虽然在实体资源方面不拥有战略资产（Kay,1993,p.64），但它们拥有使用标准化和成熟技术的经验（Davis,1996）。港澳企业的所有制优势决定了这类企业在中国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已经标准化的产品（standardised products）或成熟的产品（mature products）用于出口国际市场（王成岐和张嫚，2005）。而西方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来源于尖端应用科技。所以这些企业在中国建立子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差异化产品从而取得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增长而非出口（Luo,1999）。所以我们推断，一个行业中港澳台FDI份额越高，该行业整体的出口密集度应该越高。为了检验这一假说，我们把所有电子行业按港澳台FDI份额的高低分成两组，结果见表2。
表2 回归分析结果：分样本按港澳台投资强度（随机效果模型）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值（双边检验）；*，**和***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10％，5％和1％。
我们注意到，FDI变量在港澳台资本份额低的一组不显著，而在港澳台资本份额高的一组则显著。这表明，某一行业中港澳台外资越多，则出口越多。这一结果反映了港澳台企业在中国电子行业投资的动机，同时也表明这些企业较之来自西方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更为重要。港澳台企业经营出口导向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验赋予它们在以较低成本组织生产和国际市场知识方面的竞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促进了港澳台资企业自身的出口，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电子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我们的结果与De Beule et al.（200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该研究发现，香港利用大陆作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基地。表2中其它变量的结果与表1没有本质的区别，这里不再赘述。
按照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那些利用国内丰裕资源生产产品的行业应该具有较高的出口密集度。相对于其它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中国劳动力富有而且便宜，所以中国电子行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为了检验传统的贸易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电子行业的出口，我们把电子行业按劳动力成本（平均工资）的高低分成两组：“高”的一组为相对优势较低的行业，而“低”的一组则为相对优势较高的行业。这样分组的目的在于观测是否外资在相对优势高的行业对出口的贡献更大。我们的估计结果见表3。
我们看到，FDI变量在两组行业中均呈统计显著性，但比较有关变量系数值和t值，我们不难发现外资对出口的作用在“相对优势高的行业”大于在“相对优势低的行业”。这一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水平影响外资对于出口作用的大小，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也支持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相对优势假设。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相对优势高的行业”也只是相对于大类电子行业内部“相对优势低的行业”而言，与主要出口对象国的同类行业相比，中国电子行业的劳动力成本水平仍然很低，应当说在整体上所有子行业仍然都属于“相对优势高的行业”。对这个问题更精确的研究应当同时使用主要出口对象国同类行业的劳动力成本数据。以往与相对优势有关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在行业层面上研究相对优势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因为由此所得出的政策含义（尤其是在产业政策和外资行业导向方面）更为具体和更具有操作性。当然，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更完善的行业层面的数据支撑。
表3 回归分析结果：分样本按相对优势（随机效果模型）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值（双边检验）；*，**和***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10％，5％和1％。
五、结论和政策涵义
本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规模和国有资本份额是在行业水平上影响中国电子产品出口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规模促进出口，而国有资本份额则对出口增长起反向作用。同时本文也发现，资本密集度、研究与开发和人力资本对出口的影响作用不大，表明中国电子行业在总体上仍然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法，与传统贸易理论关于劳动充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观点相吻合。
外资虽然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至关重要，但本文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外资对出口的作用都相同。不同国别（地区）的外资对出口的作用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港澳台FDI较之西方的外资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的作用更大。这种差异与不同国别（地区）外资所有权优势的类型是一致的，也反映了它们在中国电子行业投资的不同动机。我们同时也发现，外资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作用在“相对优势高的行业”大于在“相对优势低的行业”，这一结果与本文关于不显著的资本密集度变量支持传统贸易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富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结论是一致的。
本文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发现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本、规模经济、国有资本份额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是中国电子行业中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所以在行业层面上政府可以通过在这几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来调控中国电子产品出口的规模，以达到期望的水平。例如，如果政府期望进一步扩大电子产品出口，其政策应当继续鼓励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本在电子行业的投资；鉴于规模经济对出口的重要性，政府应当继续鼓励电子行业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因为国有资本份额与出口的负向相关关系，政府应当特别鼓励电子行业中非国有企业包括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发展；鉴于劳动力成本水平影响外资对于出口作用的大小，政府应当保持电子行业的相对优势。本文在这里无意讨论我国电子产品出口规模的大小或外贸依存度的高低，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第二，本文发现研发与人力资本在中国电子产品出口中的作用仍然没有显现，这和中国电子行业总体上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是一致的，也表明中国的电子企业大多仍处于国际产品分工链的低端。比如由于研发水平低下，中国在很多硬件制造领域仍严重依赖于从国外进口电子元器件。中国对笔记本电脑和高档手机生产所需的电子元件主要从欧盟、美国、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地进口，这成为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科技品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改变电子产品出口过分依靠劳动力要素投入和低廉价格追求数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政府政策设计应当考虑设法提高研发对出口尤其是出口产品结构改善的贡献。政府一方面应当大力鼓励从国外引进新技术和鼓励外资企业转移新技术，同时必须激励有条件的本土企业进行核心技术的研发，这样才能提升中国电子行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渐进入国际电子产品市场的高端，最终实现中国电子产品出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追求数量型向追求质量型的根本性转变。
注释：
① 原稿中我们使用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表示企业规模，我们采纳匿名评审人的建议使用这一新的定义。
② 按照匿名评审人的建议，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我们用Wu-Hausman方法检验了国有资本份额变量（SOE）的外生性。如果该变量确实是内生决定的，我们就必须改变模型估计方法，使用一般化工具变量估计（generalized instrument variable estimation,GIVE）方法来估计模型。我们的检验结果表明，我们不能拒绝SOE变量为外生变量这一零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