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伦理思想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年毛泽东伦理思想实际是由两层次四部分构成：其潜意识层主要是中国劳动人民传统伦理思想精华部分；其理性层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精华部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中有历史进步意义成分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部分。这四部分伦理思想中的一些内容虽然相叠，但是它们并不能相互替代。
一、中国劳动人民传统伦理思想精华部分
这部分伦理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在外祖家、自家、家乡所接受的影响。其主要内容是：纯朴、善良、勤劳、节俭、互助、敬老爱幼等。这部分伦理思想积淀在他思想深处，和他理性层的伦理思想一起规范着他的伦理言行。相当于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说的“良能”。“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惯，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①]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精华部分
这部分伦理思想是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和长沙求学时所接受的影响。关于这部分伦理思想，早年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伦理思想时并没有明确提到它。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卓越战士的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没有好感，对它2000多年来压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其中一些摧残人性的礼教思想持坚决批判和摈弃态度，因而不愿举这面旗帜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早年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中实际是包括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的，当然这种构成已是属于批判地继承范畴之内。因为他当时很重视国学，认为“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曾设想舍学校而“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后听友人劝才止。1919年9月在由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将“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列为了需要研究解决的第五个大问题。他当时的中西文化观是：第一，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个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第二，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第三，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他的这种中西文化观就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一无可取，而是可以批判地继承、也必须批判地继承的思想。从他早期的文稿、书信、批注、课堂笔记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对他有很深影响，构成他早年伦理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概略地试作一比较说明。
重修身。儒家重视个人修身，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表率作用看作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与根本；治国、平天下又是修身的必然延伸和体现。《孟子·离娄上》中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早年毛泽东受儒家和老师杨昌济思想的影响，重视个人修身。早在韶山读私塾时，他就以“修身”对先生出的“濯足”。在长沙读书时，他对修身课很重视，作了大量笔记。1915年9月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②]他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最初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他的修身思想与儒家传统的修身思想相比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在内容上更强调体育的重要意义；一是在途径上更强调实践的作用。这种强调当然是为适应他救国、强国的需要。
重立志。儒家重视确立人生志向问题，主张人生要有顽强奋斗精神，刚健有为。儒家讲立志，首在求道。《论语》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早年毛泽东的立志观与儒家关于立志的思想是有相同之处的。即讲立志首在重求“道”。他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③]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当，始谓之有志也。”[④]由此可知，他的立志观是一种高层次的坚定、高尚的立志观，个人名利不是他追求的目标。在当时的中国，最大的社会真理无疑是完成救国任务；最大的人生真理无疑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尽力探索出一条正确道路。中国众多的志士仁人为此而矢志不渝，不惜流血牺牲。毛泽东当然是其中杰出代表之一。正是在探索救国正确道路过程中，他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儒家还认为志与诗有密切关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也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早年毛泽东喜爱诗、写作诗的根本亦出于此。诗言志，这在他早年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
重理想。儒家有实现社会大同的理想。《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篇中勾画出了大同社会的蓝图。[⑤]为此，儒家又有安贫乐道，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毛泽东早年就具有宏伟理想。1917年8月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⑥]“改造中国与世界”[⑦]，“谋人类全体的幸福”[⑧]，实现“世界大同”[⑨]，这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他的差别仅在于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理想的正确办法和途径，历史唯心主义与改良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他即找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正确办法和途径，开始学会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实现理想，就要不怕吃苦。他在自己早期的文稿、书信、《讲堂录》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颜子的“箪瓢”与范公的“画粥”事迹；抄录了朱熹“惟安贫者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名言。他认为“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⑩]。他主张生活从简而为理想奋斗。
重人格。儒家重人格、气节，将立德、立功、立言、立节视为四不朽。认为人格、气节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士无气节，则国势奄奄以就尽”）；指出人格、气节与廉耻密切相关（“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爱名节，则不苟取”）；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喜爱有独立品格的梅、竹、松等。早年毛泽东重视人格问题。他认为，人的幸福观高下如何其人格之高下随之；人格之高下是相比较而现不是自视而定；气节之士应受到钦佩，人格不完满者应受到鄙视；主张做人应取“人格的光明”态度，“偷盗之不可为者，最大者为人格方面之关系。……偷盗为暗昧之行径，为卑劣之手段，为之，于其人格之尊严立时破坏也”；[(11)]在没有人格尊严的情况下，要敢于为人格尊严而战，甚至无宁死而争人格！
重诚。儒家重诚。诚的基本含义是真实无妄。诚在儒家思想中有多种含义，其中包括认为诚是人的本性，一切道德的基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道德政治的准则（“夫诚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以达到诚为最大快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等。早年毛泽东伦理思想中重诚的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在政治方面，他认为旧中国政治制度存在虚而不实的弊端，因而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实行地方自治须有真实内容，即应由“民”来发起，否则，“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12)]。在国人道德方面，他认为是伪而不真，虚而不实，因而希望中国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学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以达“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在个人品质方面，他认为“伪者，恶也”，因而追求、赞美“真”、“实”。《讲堂录》中他录有“士要移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他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以“不虚伪”作为第一条会规；他撰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也将“不尚虚文客气，以诚实为主”作为该会的五项公约之一；他赞美母亲的美德有：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重心安。做事求心安，是儒家修身的一种要求，一种境界。儒家要求待人处事“必验之心，自心不安，则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则己不得安”。认为“至诚恻恒做将去，其心安，其气舒，俯仰无愧”。朱熹在注《论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时说：“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则成德之人也。理当死而求生，则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当死而死，则心安而理全矣。”这个注，讲的就是这种要求，这种境界。早年毛泽东为实现自我完善，身心健全，达人生正鹄，是很重视做事求心安的。他对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持“尊贵”态度。他认为尽义务的思想境界比守法律的思想水平要高。因为在他看来，“法律则止于禁人为恶，而不强人为善，岂道德上至要紧之义务而可如此哉？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有当务之职分与尽其职分之能力，而偷安而不之为，即为义务之所禁。”[(13)]因此，他认为只有充分实行自己所应尽的义务才能安己心。他说，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由此可知，早年毛泽东做事求心安的思想是一种思想境界很高，责任感很强，十分强调自觉与自律的伦理思想。
重廉洁。儒家重廉洁，特别是要求为官者保持廉洁。廉洁是儒家修身内容中的一个重要德目。廉的本意是“堂隅”，引申为方正、高洁、俭约、公平、不苟、明察等含义。儒家不认为富不可求。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儒家主张“见利思义”，“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为“可取，可以无取，取伤廉”；“以不贪为宝”；“人不可以无耻”，“苟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早年毛泽东伦理思想中，重廉洁的思想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在《讲堂录》中，他抄录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有关廉洁的人、事、思想。如：“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导纲常而戒于不轨”；“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货色两关不打破，其人不足道也”；曾文正的“做官以不要钱为本”等等。1915年7月，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明确提出了“在政有君子小人，清流浊流”[(14)]之分的卓越思想。1917年游学途中，当他通过一个在衙门当过门房的老人了解到旧中国官场贿赂的种种黑幕后，表示了极大愤慨，发出了“这是什么世道”的慨叹。1919年9月，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将“澄清贿赂问题”列为了需要研究解决的第60个问题。
重除恶。儒家有“遏恶扬善”、“除恶务本”、“刑一恶而万民悦”等思想；还认为“诚意者，有为善去恶之意”。早年毛泽东伦理思想中的善恶观是重除恶的善恶观。他认为，善，应是主观客观皆满足；善恶以事实定；世界上善多于恶；道德界应区分出善与恶，对“佛言泯差别”的思想提出质疑；恶事莫做，做恶事终要暴露；凡害恶皆在攻击、压制之列；圣人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除害恶是为满足其足生活之目的，是自己人生、人格的一种自觉需要。他的这种重除恶的善恶观，完全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他所要完成的救国任务所决定的；是与他早年所信奉的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以及以后他所主张的“不破不立”、“行善就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等人生哲学思想相通的。
重新知。儒家重视教育、教化、学习、学问。《礼记·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孔子好学更是到了“发愤忘食”的程度；《周易》中提倡“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早年毛泽东重视新知在伦理学中的作用。他不同意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年）关于“知识毫无影响人心”的说法，而是认为新知在伦理学中有着重要作用。其一，可帮助人建立信仰。他说，“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新知，知之而后信之。”“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15)]其二，可指导人正确行动。他说，“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中，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也。”[(16)]这一认识，已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思想相接近。其三，可帮助人改正不良习惯。他明确指出，人的一些不良习惯是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克己与修养”等途径达到改正之目的的。
很明显，早年毛泽东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重修身、立志、理想、人格、诚、心安、廉洁、除恶、新知等构成了他早年伦理思想中一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伦理思想对他一生的思想、品格、气质、情操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弘扬这些伦理思想，对于反腐保廉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经受不住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考验，在商品大潮中不重视个人的修身，缺乏振兴祖国的志向，淡忘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不尊重自己以及他人的人格，做事不忠诚老实，见义不为而心安，更有甚者则发展到了贪赃枉法与邪恶势力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程度。这些人的思想通病是不讲政治，不重视学习，他们走着一条由不能自律而无行而犯错误而堕落犯罪的道路，其教训十分深刻！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所列论的伦理思想，并非儒家所独有，其中的一些伦理思想，在墨、道、释等诸家的思想中也是存在的，它们是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心理及价值取向的重要的积极的构成部分。
三、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中有历史进步意义成分部分
这部分伦理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所接受的影响。这部分伦理思想主要和集中的体现是以“实现自我”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所明确宣称的在伦理学上所信奉的二个主义。对于这一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毛泽东有着自己的一些理解。
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花费很多笔墨多方面地阐释和论证了“个人主义”的合理性。
他对“个人主义”内涵的说明是：“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17)]这一说明涉及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为个人生活；其二为个人道德；其三为与他人关系。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个人主义”与追求个人物质享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存在根本性差异。他的“个人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其主张和追求主要是两点：一是“惟我论”；一是“实现自我”。“惟我论”主张：（一）“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18)]（二）“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从服自我之活动而已”。[(19)]毛泽东这一“惟我论”将个人价值、个性解放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推至极点。早年毛泽东在阐释“惟我论”的字里行间，充溢一种顶天立地包举宇宙的大无畏精神和恢宏气魄，是对他以前由于受道、释等思想影响所主张的“无我论”的摈弃。之所以做出这种摈弃，自然是由于“惟我论”比“无我论”更能适合于他救国的需要。“实现自我”的含义，他自己的说明是：“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20)]为达此目的，他认为首先要有正确的人生目的；其方法则在于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则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他认为圣贤豪杰是将个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发展到了最高程度的人物；而这是“人人应以为期向的”；圣贤豪杰能做到的事，普通人也应该能做到，否则就不合乎逻辑。在个人道德方面，他对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认为的道德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不以为然，认为道德不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他主张实行主观之道德律。他说，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即使世界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他所主张的这种“主观道德律”，与儒家所主张的“慎独”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即都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与自律。在与他人关系方面，他是将利他作为实现自己具足生活、达人生正鹄之手段的。
总括他的“个人主义”，实际他是以“惟我论”为理论基础，以“实现自我”为外化追求，强调道德主体自觉与自律，以期达到个人身体与精神（包括品德、人格、情操等）的尽善与完美；他对“个人主义”所作的种种阐释和论证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所主张和追求的个性解放等思想在当时还是具有重要历史进步意义和体现了一种高尚的道德思想境界的，如他所说，“必依此二主义，乃可谓之真自由，乃可谓之真自完”；[(21)]他的“个人主义”是他整个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一个过渡性思想阶段。如果我们放开眼界进一步考察他一生的伦理思想发展过程就会发现，他在这方面的伦理思想实际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即由最初的“无我论”发展为“惟我论”；再由“惟我论”发展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新的“无我论”。这一辩证发展过程，表明了毛泽东思想与时俱进的性质。新的“无我论”与最初的“无我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精神个人主义”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虽然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如均不追求个人物质享受，均有精神自完的思想，均有利全人类胸怀，但是二者毕竟不是同一思想体系的伦理思想。其基本的原因是二者的最终落脚点不同。前者是通过强调个性解放、以自我为中心、实现自我价值等思想最终达到个人的身体与精神的自完，属于一种高尚的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后者赞扬倡导的是一种共产主义者的自觉人生观，是在个人精神自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即最终落脚点是达到利他人、利全人类的身体与精神的完美，属于一种崇高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伦理思想，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精神再升华，思想新飞跃。
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部分
这部分伦理思想主要是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后两次北京之行以及在从事其他一些爱国和改造旧中国的斗争实践中进行学习、求索所积累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关于道德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把集体主义作为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相对应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主张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1920年冬，毛泽东已经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随着他世界观的转变，他的伦理思想也发生了一个飞跃。即他的爱国、救国、改造旧中国、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的思想建筑在科学的思想基础之上。他找到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理想的领导者——“组织共产党”[(22)]；依靠力量——全人类中“十万万无产者”[(23)]；正确方法与途径——“俄国式的革命”[(24)]、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25)]；前途目标——“社会主义”[(26)]。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的毛泽东已是一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论者。明确的国际主义思想是他伦理思想的一个新发展。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部分在早年毛泽东伦理思想中虽然较晚的阶段，但是它却处于主导、核心与灵魂的位置；它对其他部分的伦理思想有批判，也有相容。
两层次四部分组成的早年毛泽东伦理思想，吸纳、汇集了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精华，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相对完整的伦理思想系统，为他以后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规范和影响了他一生的伦理言行。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57、28、86、86、89、560、638、243、518、238、14、227、228、203、151、230、247、205页。
[⑤]这种蓝图所反映的虽是理想化了的原始公有制社会的一些特征，但是儒家的“大同”思想对后世却有深远影响，鼓舞许多志士仁人为争取美好的社会而斗争。
[⑦][⑧][(22)][(23)][(24)][(25)][(26)]《新民学会资料》，第146—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