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趋势——解读《历史的真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美国论文,发展趋势论文,真相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0）10—0149—0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ath about history）是三位美国女性史学家①写成的。“这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历史学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历史学是否能做到客观，从而反映真实的过去？”②但我们却从中窥见了美国战后史学发展的大趋势。
一、科学的负效应与历史进步观的动摇
在西方，历史进步观念由来已久，但在文艺复兴后由于思想家的共同努力，它才被确立为居支配地位的历史观。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言，“在西方，近代意义的历史理论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从这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学家表现出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历史发展的进步观念，从波丹到康德，无不如此。”③
所谓历史进步的观念就是“人类历史是服从于进步的必然规律的，换句话说，它所创造的社会组织、艺术和科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新品种的形式，每一种都必然是对前一种的一项改进。”④美国战前的历史学服膺的就是这种历史发展方向上的理论。
然而在两种情况下可构成对历史进步观念的怀疑：由于历史进步观是建立在自然进步观基础之上的，因此科学的发展导致对自然的破坏，从自然中再也看不出进步的迹象，于是历史进步说便不攻自破了；人的道德在某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表现得更粗暴和毫无人性，历史进步在这里停止了。而20世纪科学的发展与运用恰恰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20世纪以来，地球上的生态平衡由于科学所带来的工业发展而遭破坏，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水资源严重污染，地下资源被丧心病狂地开采，臭氧层遭到严重破坏，整个自然界开始进入无序状态。再看人类自身吧！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核武器被用于军事防御和进攻，无数在上帝面前平等的子民被另一批同样是上帝的子民所杀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越南战争到中东战争，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冲突，无处不说明人类的毫无理性与道德。这样历史进步观念的两块基石被抽掉了，正是“20世纪的西方文明已经产生了技术空前高超的灭种屠杀，进步、民主、客观知识、现代化似乎不再是齐步走向造福人类的目标了。”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学，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除了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在历史上被歪曲或悄然抹去外，那些先来的白人——已经美国化的西欧人在史书中也对后来从南欧和东欧迁去的移民抱有敌意。而这一做法恰好是从达尔文那里推论出来的，即本族群以外者均为劣等人。美国史学自身在历史进步问题上是存在悖论的。
这些使战后美国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如此社会史成果并非按照传统史学的作法，以为社会历史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向发展和人类社会具有共性，相反强调了特殊性。那三位史学家写道：“几乎两个世纪以前，历史学家开始从回顾过去中寻找社会发展的法则。早先人们对于这种做法怀着信心，如今取而代之的是质问是否有这种法则存在的怀疑态度。人类进程的不确定如今似乎比进步不可阻挡的确定性较为可信。人的作用、偶发事件、放弃尚未走的路，这些本是小说家和诗人的灵感来源，现在却转回来迷惑历史学者了。”⑥
二、树造国家形象与史学客观性的丧失
美国一直在以历史学为工具向世人树造自己的自由、民主、进步的形象。事实上，那些主流史学的制造者们却一直在撒谎，至少是有意识地隐瞒或忽略了许多历史事实。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起初是缺乏民族精神的，“那时候的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族裔世系，没有一个公认的教会提供统一的仪式，没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只有一个大家都参与的反叛行动。”⑦那时的美国社会是多样的，必需建立有认同感的民族，但问题是按何种标准来建立。结果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历史书编写者，“把启蒙运动的知性挑战与民族主义的要求融合起来，以大预言家的姿态来看美国的历史，并预言世界上的受压迫者终将摆脱压迫而获得完整的人权。”⑧但是，他们忽视了来到美洲的两万名欧洲清教徒的贡献，且抹杀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与驱逐。乔·班克罗夫特在19世纪中期出版《美国史》，古奇评价说：“班克罗夫特所表达的是一个新生民族的思想，同时也表现这个乐观时代的一切自足思想与饱满情绪。”⑨就是这么一本书回避了奴隶制，把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说成是为侍奉上帝与完成国家目标而进行的民主的民间运动。只有美国才能承担率领全人类的大任。更有甚者，有人把黑人视为他类，“当时的小学教科书说，黑种人是‘畜牲般的人，除了身形之外无甚人性’。”⑩
关于美国宪法，南北双方是有意见分歧的，北方人把它视为永恒正义原则的一个独特的彰显，而南方认为它是可以废除的契约。但由于北方的胜利，把宪法“说成既是人民主权的崇高表现，又是真正文明秩序原则的真正体现。”[11]南方的声音在历史著作中被湮没了。
关于美国领土的西扩。历史上美国领土西扩，是以驱逐和杀戮印第安人并霸占其土地为手段的。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盛极一时的特纳边疆学派在史书中涉及印第安人的，就是把印第安人看成促进美国人团结的因素。特纳说：“印第安人是共同的危险，所以需要共同行动。”[12]最后又把西部印第安人的消灭用达尔文主义加以解释，他说：“征服就是拓荒者的第一个理想，他的任务就是为了获得生存的机会而与自然搏斗。”[13]
关于南北战争。主张白人至上的南方人虽然解放了奴隶，却以暴力和恐怖手段迫使已是自由之身的非裔美国人重新回到奴隶般的状态，私刑变成普遍用来惩治非裔美国人的法律，到20世纪初，私刑的总数以千计，然而，“南北战争以后的历史学家都很谨慎地将这种可耻记录掩盖起来”。[14]
即使在白人中间，妇女被视为天生有缺陷而依赖于男人的。总之，“在19世纪之时，美国历史也和美国一般知识活动一样，围绕着有成就的男性白种新教徒的轴心转，他们的特征就变成了全人类的理想。”[15]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班克罗夫特是德国兰克历史学方法训练出来的并获博士学位，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揭橥客观主义，却写出如此不公正的历史！那么特纳呢？艾伦以自己在德国学来的客观主义方法训练特纳，后特纳的博士论文导师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也是一位服膺兰克的史学家，可是作为客观主义泽被下的特纳，也未写出一部客观的历史。
难怪怀疑主义者认为，“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16]他们要从被认为更符合多样化社会价值观的视角重新撰写历史。
三、科学英雄主义的解构与实证主义的尴尬
所谓科学英雄主义是指把科学等同于理性，认为科学是不讲私利、不偏袒的，而且如果严格遵循它的指示，将保证我们这个世界不断进步。这一信念是从启蒙运动中流传下来的，培根的经验主义把自然界的经验与寻求实用性相结合，笛卡尔把自然界的每一运动或改变看成是机械力的作用，牛顿的工作则巩固了从数学与机械角度理解自然界的新科学方法。
孔德信仰科学的绝对真理性，提出了实证主义思想。在其影响之下，形成了在西方影响巨大的实证主义史学。这些学者们认为历史具有规律性，历史学在揭示历史规律时理应表现为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科学性；他们从文献与文献所揭露的事实入手，然后按照科学范型归纳出普遍性结论。达尔文使用实证的方法归纳出他的自然选择法则。在美国，主流史学多为实证主义的。
然而，自60年代起，由于科学史的研究引进社会因素的诠释，科学英雄主义随之解构了。首先为这种解构打开方便之门的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尽管他是无意的），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革命起源的命题。在他的引导之下，60年代产生一批外在派科学史研究者，他们试图寻找在科学家的环境里起作用的更重大的利益旨趣和价值观。于是科学的英雄倒下了，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牛顿。牛顿自17世纪以来被人们视为理性的化身。人们通过研究那些未曾发表的牛顿文稿发现，不论是在研究太空星球或是微量化学物质，牛顿都是为了证实上帝的创造力与永续威力，而且牛顿把他私下进行的炼金实验看得同物理学研究同样严肃。牛顿的成就完全是宗教价值观所驱使的结果。
关于达尔文。人们通过研究发现，达尔文提出进化理论是有思想渊源的。他受语言学界诠释学影响，力图从过去时代的遗物中解释出道理来；他还受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启发，赞成低下的人应禁欲，去工作，不要依赖中上阶级的慈善施舍；加之，达尔文又是自由派的辉格党，提倡自由竞争。这样，他在生命研究中提出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理论。
再看现实中的科学，那些“披着无私心的中立外衣的核物理科学，一直在为冷战斗士们服务。”[17]可见，科学并没有摆脱中立，恰恰相反有着明显的社会倾向。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那些在历史上长期为人们所景仰的科学家的工作成果为何人所利用？又产生怎样的后果？
事实上，这些成果被资产阶级所利用为自己挣得了无数的财富。科学导致机械时代的到来，导致立宪、共和民主制的到来，同样导致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掌握这些科学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实力派，控制了本民族内部的利益分割，构成了对其他民族的利益的威胁与侵略。”科学的外表装饰掩盖不了毫不留情的利益追逐。”[18]
这样，“科学丧失了原有的无邪，它不能被称为不讲主观价值了，反之，它被看作是用价值观编造出来的，传递自然法则的同时也传播文化。甚至仍存在于科学中的真理也变了质，变得比较暂时性，较不绝对，不是18世纪受启蒙的人赞颂的模样了。”[19]
由此，自命为科学，而雄心勃勃要发现历史规律的实证主义史学因受科学的牵连而受到怀疑与反动，陷入尴尬的境地。
四、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的多元化
尽管人们一般把后现代主义追溯到尼采，继而是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然而何谓后现代主义仍是无法说清的，正如沃·威尔什所言，“‘后现代’作为一个口号固然尽人皆知，但它作为一个概念，含义既丰富又模糊。”[20]
就历史而言，他们认为历史著作只是关于历史的话语或文本，人们无法认识真实的历史。在福柯眼里，真实或真理不过是包藏着权力意志的话语，因而抨击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至于德里达，人在面对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时竟还在寻求叫作“真实”的东西令他质疑，他提倡一种叫作“解构”的阅读法，旨在揭示所有文本压抑的东西和表达的东西一样多。
上文已谈到，美国的史学史表明，美国史学作为有成就的白人男子清教徒的话语压抑了妇女、非裔和亚裔等少数族群的声音。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声音无疑起了振聋发聩作用。如今，“在每一个知识和生活领域，过去那种一统性、封闭性和规范性均已失效。这种多元性强调而不是企图抹杀或消灭差异，主张的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彻底的多元性。”[21]
早在30年代，就有贝克和比尔德，他们鼓吹历史学中后现代主义的做法，主张人人写自己的历史，但并未形成强劲的势头。
70、80年代，美国高校民主化，少数族群和妇女受到高等教育并且参与历史的写作；他们的历史著作挑战过去霸权话语，所写内容偏离精英人物的历史而转向文化史。就美国历史协会而言，历任主席各有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彼此很难找到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中间虽有少数传统史学的卫道士，但更多的是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或支持者。这样，美国出现了普遍流行的文化史研究。
文化本身内容庞杂，因而文化史包括性史、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史，家庭史、人口史、社区史、企业史、城市史和监狱史等。
其方法是多样的，除传统方法外，还有许多跨学科方法，形成新经济学史、新政治学史、新社会学史和新心理学史等。
所叙及的历史人物有黑人、印第安人、亚裔人以及白人种族的工人、农民等，并以他们为中心来考察和解释整个美国史。“近年来的美国历史已经是四分五裂，倒不是真实性不如早先的单纯历史，而是内容脱离了以前那个简化了的故事。”[22]
[收稿日期]20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