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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领域的一位巨人
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于巴黎鲁塞医院，终年75岁。 法国在职总统德斯坦对此发表谈话称：“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法国各地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来，世界各国的舆论也纷纷表示哀悼。4月19日萨特遗体下葬蒙巴那斯公墓，数万群众自发跟随柩车， 哀荣之盛况宏伟之至，这无疑要算法国20世纪最隆重、最触动公众感情的一次葬礼。
作为精神文化领域的一位巨人，萨特留下了丰硕的业绩，其论著、作品有50卷左右之多。在哲学上，他是20世纪存在主义首屈一指的代表，其专著《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与《方法论若干问题》等，已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中的经典。哲学家萨特强有力的方面在于，他不仅是体系与思辩的大师，而且善于把他的哲学带进人的生活，与人的生存状态活生生地结合起来。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自我选择”已发展成为一种生活哲理，影响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代又一代人，在法兰西、在全球范围，其生命力都强旺不衰。
在文学上，萨特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一位哲理文学巨匠，他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理”与现实生活形象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以清晰鲜明的古典文学诠释崭新的现代思维内容，创造出一系列既有形象感染力、又具有深邃意蕴的杰作，其境况剧：《苍蝇》《间隔》《死无葬身之地》都曾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或在舞台上、或在现实生活里都不同程度地产生过轰动效应。他的小说巨著《自由之路》，可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史诗，他的短篇小说也隽永而充满魅力。他的自传《文字生涯》篇幅不大、价值很高，可与卢梭的《忏悔录》比美，其严酷的自我剖析精神堪称典范，显示出了作者独特的人格力量。他的多种文艺理论与多部文学传记都以特具深度、分量厚实而著称。他的大量政论杂文则充满了激昂的战斗力，在现实社会中产生过巨大影响。
萨特是法国文学中作家兼斗士这一特定传统中重要的一人，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启蒙作家伏尔泰，后又被雨果、左拉与法朗士这些伟大的作家所继承，萨特同这个传统中的先行者一样，十分自觉地、积极地介入自己时代的社会政治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过抵抗运动的实际斗争，还用自己的笔作武器，他号召抗暴复仇精神的剧作《苍蝇》就是抵抗文学的名著。从5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他一直是西方社会现实的批判者、国际暴力的抗议者，在朝鲜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都发出过高亢激进的声音。在国际上两大阵营对峙的那一个历史时期里，萨特显而易见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因此，他一直被视为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同路人，直到60年代后期，在“布拉格之春”与阿富汗战争之后，他才改变了对前苏联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左倾的结束，事实上，他在后期已经成了法国极左派的精神支柱。
萨特可谓是轰轰烈烈地度过了一生，在20世纪的思想史、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能在生前不断地享受着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善于制造社会轰动效应。在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他的哲学思想与文学作品大为流行，风靡欧美以及日本等国，狂热信奉的青年甚至在服饰上与语言上都力求标榜出对萨特的信仰，此时，萨特俨然如一代宗师、一朝教主，接受着青年一代的膜拜，虽然此前不久他在1945年的一次会上还宣称：“存在主义，我不知此乃何物”。1964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奖，他坚决予以拒绝，表示“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诺贝尔奖的授奖台这个高不可攀的地方有史以来竟头一次受到了轻视与冷落，“此时无声胜有声”，萨特的缺席比他的出席更引起全世界的惊愕与震动。到了60年代后期，他又在“自我选择”哲理的善恶标准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即实践介入的内容、与群体结合的内容，再加上频繁的激进社会政治活动，他进一步成了法国极左青年的精神领袖。他走上街头叫卖极左派的报纸，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萨特生前在精神文化领域中那种挥斥方遒、闲庭阔步的王者之风，而他的逝世与葬礼则最后给他戴上了耀眼夺目的光圈。
冲击与考验
萨特自诩为一个思想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他继承了西方文化中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原则，并有创造性的发展，但他同时又是当代西方社会、西方政治、西方规范最激烈的批评者，因此，他被传统力量贬称为“骂娘的人”；他对马克思主义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对当代社会主义潮流表示了友善与亲近，但他同时又采取独立的立场，他的思想更是明显地与严格的社会主义思想规范诸多不合，因此又被社会主义方面视为异己者。他逝世后不久，就在中国被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批判，特别是他“自我选择”的哲理更成了批判的重点，其规模之大，出人意料。
对他光圈的冲击也有来自道德方面的，众所周知，萨特虽然是一个有人格力量的人，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德之士。在私人生活上，他公然无视传统的观念与规范，他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结成终身伴侣，但未结婚，而且双方都保持各自的性自由，这一状况仅仅像表露在海面上的冰山尖端，在水下还有着冰山隐而未露的巨大体积，它难免由于复杂的人事原因而时有暴露。1993年比安卡·朗布兰在法国出版《一个被勾引的少女的回忆》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她在这本回忆录里追述了她在17岁时被萨特与波伏娃“始乱之，终弃之”的受害经历。此书出版后甚为轰动，很快就被译成其他文字在世界流传，报刊杂志也格外热衷，大加报导与评论……这无疑对萨特头上的光圈、对他与波伏娃关系的佳话均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其实，萨特、波伏娃与其他女性第三者结成异性恋与同性恋混杂的“三重奏”性伙伴关系远不止这两椿，还有不止一部萨特传记披露了萨特这一类令人尴尬的老底。在我国，一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在读过这些萨特传记之后，就这样坦言：“我对这两位作家的敬慕心大减”。
对缩小萨特的光圈起了特别重大作用的，还是社会历史进程本身。任何人、任何事都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只有通过了时间考验的，才具有持久的价值、永恒的价值。20世纪充满了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各种意识形态体系、各种国家民族、各种势力集团的复杂矛盾与激烈冲突，这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是反复多变、曲折复杂的，在这样的环境与条件下，习惯于对各种问题表述观点与意见的思想界人士，“一贯正确”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如果慎之再三，如履薄冰，步入历史误区的可能性相对会少一点，但萨特作为一个作家、哲学家，不仅非常社会化、政治化，热衷于卷入各种思想文化争端与社会政治斗争，而且凭藉他的声望与才华、信仰与自信，他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太执著、太淋漓尽致了，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作家最好应该与之保持的适当距离，没有采取一个思想家最好应该具有的高瞻远瞩的超然态度，倒把自己的阵营性、党派性（虽然他并未正式参加法共）表现到了最鲜明不过的极致程度。因此，当他所立足的阵营与政派在历史发展中露出了严重历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甚至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人们就看到萨特振振有词、激昂慷慨所立足的基石，所倚撑的支点悲剧性地坍塌下去，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所投入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份皆付诸东流，萨特的十卷文集《境况种种》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如此。虽然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生前都十分重视这一套文集，把它们视为萨特留给后代的一份主要精神遗产，但时至今天，世界文化领域里一茬一茬的新读者群，已经很少有人对其中的政治与社会评论感兴趣了。
他没有离开
虽然20年来，萨特的声望受到了一些冲击，但他在思想史上、文化史上的精神业绩仍是不可磨灭的，他巨人般的历史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欧洲哲学史的一代宗师，其论著将在人类思想文库中占一席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那与生活、与“存在”紧密结合的“自我选择”哲理更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哲理确曾在中国受到过批判与清除，但那是一个原本封闭的国度，在逐渐改革开放之初，对个体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尚不习惯、不适应的强烈反应，而一旦改革开放的力度深度加大，谈存在主义色变的时期就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自我选择”在现实生活里已蔚然成风，成为千万人所习惯的用语，成为人们有意或无意奉行的行事准则。由此，这种思想方式的活力，也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同样，萨特留下来的文学遗产也仍具有能经受长久时间考验的强大思想力量与艺术生命力，他表现了“存在”哲理的寓言性戏剧与同时具有丰满生活形象的小说作品，不仅其深刻隽永的内涵足以令人反复思考、回味无穷，其纯净的经典式的艺术形式也足以给不同时代的人提供巨大的美感享受，即使是他的一部分时事针对性特别强烈的“境况剧”，也并非一概“过时”，倒常由于历史社会事态的发展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他揭露法西斯残余势力的《阿纳托尔的隐藏者》，在当今欧洲又出现纳粹幽灵的时候，就仍有其现实意义。萨特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是很卓越的，对我们有很高的研究借鉴的价值，至于他具有深刻哲理的多种传记作品，则像藏量丰厚、但至今仍未被开采挖掘的巨大矿山。
在萨特逝世20周年的时候，法国的报刊发表了“萨特又回来了”的专题报导与评述。其实，世界性的文化人物既不存在消失而去，也不存在重新而来的问题。他们和他们的精神业绩都是客观存在，他（它）们一直在那里，并没有离开，在那里任人论说、评判，只不过在历史发展、沦桑世事中，对这些杰出人物的评价，往往如潮汐一般，时有涨落。萨特逝世20年来，他在中国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论说与评判，他的历史命运有了明显的变化，近年来不止一个中国出版社纷纷购买版权翻译出版他的论著与作品。这种变化令人深感欣慰，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应该如何对待思想巨人、文化巨人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在不断改革开放，在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