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儿童的公平决策：心理理论和自我/他人情绪识别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孤独症论文,公平论文,情绪论文,作用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公平在我们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根据公平原则对违反社会规范的个体给予惩罚，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平公正(Fehr & Gachter,2002)。个体是如何获得并发展出公平意识，一直是研究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童在5岁左右已经能够理解公平分配的原则(McCrink,Bloom,& Santos,2010)，而年龄更大的儿童在最后通牒游戏任务(The Ultimatum Game)中作为接收者时能够面对不公平分配比例时，能更多做出拒绝的行为(Murnighan & Saxon,1998)。儿童作为接受者时也会惩罚做出不公平分配的个体。例如，意识到自己在分配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儿童会拒绝接受此次分配，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惩罚不公平的分配者，使得自己和分配者都得不到奖励(Bolton & Zwick,1995)。 那么这些表现背后的心理过程或心理机制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指出心理理论可能是掌握公平意识并对不公平行为进行惩罚的重要基础(Takagishi et al.,2010)。心理理论(Theory－of－Mind,ToM)是指个体关于记忆、信念、愿望、意图等心理状态如何解释以及预测自我和他人行为的一套知识系统(Premark & Woodruff,1978; Wellman,1990)。心理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做出经济决策的动机(Castelli et al.,2010; Rilling et al.,2004)。为了避免我们在生活中做出不公平的决策而受到对方的惩罚，我们必须具备并运用推理自我和他人心理理论的能力；通过对自己意图的识别和对他人意图做出推理使得我们在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公平与合作行为(Spitzer et al.,2007)。有研究表明，当4到5岁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情境时，心理理论对他们的公平决策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王斯，苏彦捷，2011,2013)。 孤独症个体在心理理论的发展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Baron－Cohen,Leslie,& Frith,1985)，导致他们有时无法理解和推测他人的想法，从而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交行为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例如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孤独症儿童由于缺乏对他人意图的推测而更容易被别人利用(Rapin,2008)。心理理论的缺失也是孤独症儿童在最后通牒任务中更少地做出公平分配的原因之一，当他们作为分配者时，只有那些通过了错误信念的个体才会表现出公平的分配，这一结果与典型发展儿童的表现类似(Sally & Hill,2006)。然而，当作为接受者时，孤独症儿童与典型儿童的表现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将资源进行分配时，通常接受者若得到的资源是10个中的3个或更少时，典型发展儿童倾向于选择拒绝接受，让双方都得不到资源(Croson,1995)。但是孤独症儿童作为接受者时，无论分配者给他们分多少资源，他们都倾向于接受，而不会做出拒绝的决策(Sally & Hill,2006)。这可能由于他们心理理论缺失，只能做出刻板地接受行为(Lam & Aman,2007; Sally & Hill,2006)。为了证明以上的推测，本研究同时考查孤独症儿童作为接受者和分配者时在最后通牒任务中的表现，并探讨心理理论在其中的作用。 心理理论的获得也能够让我们同时意识到自我和他人的情绪状态，从而有助于我们的社会性推理(Lane et al.,2010)。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对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产生一系列的情绪反应。情绪是指人类对一系列主观认知内容的体验，自我情绪的表达和对别人的情绪做出反应有助于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Schacter,2011)。在最后通牒任务中，被试可以通过自陈的方式识别自己的自我情绪。结果显示，不管是作为接受者还是分配者，公平都和自我情绪存在密切关系。当典型发展个体得到不公平分配(自己得到的比分配者少)时，他们会表现出消极的自我情绪(厌恶、愤怒、伤心)，并做出拒绝的决策；而面对公平分配时，他们会表现出积极的自我情绪(高兴)，并做出接受的决策(Bosman,Sonnemans,& Zeelenberg,2001; Chapman,Kim,Susskind,& Anderson,2009)。虽然孤独症儿童能够在生活中表达基本情绪(Kasari,Chamberlain,& Bauminger,2001; Losh & Capps,2006)，但他们无法对自我及他人的情绪做出识别，这种能力的缺失可能受到了心理理论能力的影响(Heerey,Keltner,& Capps,2003; Hobson,2010)。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实验探讨孤独症儿童的心理理论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情绪识别能力，并进一步探讨在公平情境下心理理论和情绪反应对孤独症儿童决策的影响。 根据已有关于孤独症儿童公平行为的研究(Sally & Hill,2006)，本研究的假设为，孤独症儿童作为接受者时，自我情绪与心理理论会影响他们的决策。作为分配者时，通过心理理论任务的孤独症儿童倾向做出公平分配，而没有通过心理理论任务的儿童倾向做出不公平分配，并会报告高兴的情绪。 2 方法 2.1 被试 29名高功能孤独症儿童(孤独症组：27男、2女)、与其言语智力匹配的30名智力迟滞个体(病理对照组：28男，2女)、29名典型发展儿童(典型发展对照组：27男、2女)。同时，为了和同年龄的儿童比较，选取了与孤独症儿童年龄匹配的27名典型发展儿童(同龄对照组：24男，3女)。另有3名孤独症儿童(2男、1女)、2名智力迟滞儿童(2男)、1名典型发展儿童(男)参与了实验，但没有完成所有实验任务，未纳入最后的数据统计。本研究中孤独症儿童和病理对照儿童来自北京市城区的培智学校，典型发展对照组儿童来自北京市城区的一所幼儿园，同龄对照组儿童则来自北京市城区的小学及中学。其中孤独症被试均通过北京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进行诊断及确诊。 四组被试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在皮博迪言语智力测验(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Revised，简称PPVT－R)、瑞文彩色图形推理测验(Colored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简称CPM)和心理理论任务上的得分如表1所示。其中孤独症、病理对照和典型发展这三组儿童在语言能力(F(2，85)＝.49，p＝.62)、瑞文测验得分(F(2，85)＝.91，p＝.41)和心理理论任务得分上(F(2，85)＝.41，p＝.66)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2.2 研究材料 皮博迪图画词汇测验(PPVT－R)(Dunn & Dunn,1981)、瑞文测验彩色版(CPM)(Kaplan & Saccuzzo,2009)和创可贴意外内容任务(Plasters Task)(Williams & Happé,2009)分别测量儿童的言语能力、智力和心理理论。 意外内容任务采用创可贴创任务。该任务中主试假装受受伤，让被试给自己创可贴。被试从这三个物体中选择，如果正确的选择了创可贴盒，打开盒子后会发现里面是一块表(意外内容)。然后问被试没有打开盒子之前认为里面是什么，别人会认为盒子里是什么。创可贴任务开始不需要被试用语言表达他们的信念，先让被试对物体进行识别。所以该任务更加适合于测量有言语发展障碍的孤独症儿童。 为了确保儿童对游戏奖品的兴趣，正式测试前给被试同时呈现种类相同但数量不等的两份同一类奖励品，如果被试选择数量较多的那份奖励品，则代表他们对这种奖励品感兴趣，以此考察被试对山楂片、贴画和彩色笔的偏好(Takagishi et al.,2010)。结果发现，四组儿童均对食物(86.2％、79.3％、90％、92.5％)和贴画(75.9％、72.40％、86.70％、77.7％)较感兴趣，而对彩色笔兴趣较低(41.3％、36.6％、34.5％、18.5％)，百分比检验结果表明，较多儿童更偏好食物和贴画(p＜.01)，故在随后的游戏中都使用了食物和贴画作为奖励品。 2.3 程序 被试首先依次完成PPVT－R测验、CPM智力测验和意外内容测验，接着进行最后通牒任务游戏，详细流程如下： ①主试给儿童呈现游戏代币，确定他们能够识别物体并能用它兑换奖品。②给儿童解释最后通牒游戏的规则。③确定儿童能够辨别娃娃脸的情绪面孔图片(图1，见附录)(Glenwright & Agbayewa,2012)。④儿童会与主试面对面进行游戏，实验助手坐在旁边记分(图2，见附录)。游戏共进行11轮，每轮游戏中被试作为分配者和接受者各进行一次代币分配。当被试为接受者时，主试会按随机的顺序以不同的比例(0∶10；1∶9；2∶8；3∶7；4∶6；5∶5；6∶4；7∶3；8∶2；9∶1；10∶0)将代币分配给自己和被试；当被试为分配者时，被试自己决定怎样分配代币。⑤分配完毕后，主试会通过平板电脑给被试呈现娃娃脸的情绪面孔图片，并问“你现在像哪张娃娃脸？”以及“她(主试)像那张娃娃脸？”。儿童可通过指图片或口头报告的方式做出回答。⑥当儿童作为接受者的时候，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是接受还是拒绝。选择前者的话双方都会获得代币；选择后者的话，双方将都不能获得代币。当被试作为分配者的时候，如果他们的分配是公平或利他(给对方分配5个或更多)，主试会选择接受。若做出不公平分配(给对方分配4个或更少)，主试会选择拒绝接受。游戏结束后，被试能够用他们获得的代币换取奖品。 在不同的代币分配比例下，记录被试的选择和对自己及主试的情绪识别，选择情绪图片(图1)中左边三张图片的依次记分为1(有点高兴)、2(高兴)、3(非常高兴)，选择右边三张图片的依次记分为－1(有点不高兴)、－2(不高兴)、－3(非常不高兴)，得分范围－3～3。被试作为接受者时记录他们做出的决策，如果接受分配则记分为1，否则记分为0，得分范围0～1。 3 结果 3.1 儿童作为接受者的表现 3.1.1 最后通牒游戏中的决策 比较言语能力、智力和心理理论得分相当的三组被试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表现。结果发现，当被试作为接受者时，三组被试在不公平分配比例下(0∶10；1∶9；2∶8和3∶7)的接受率有所不同(图3)。其中，孤独症儿童的接受率在分配比例为0∶10(24.1％)和1∶9(34.5％)时显著地低于分配比例为2∶8(79.3％)和3∶7(77.4％)时的接受率(p＜.01)；且在分配比例0∶10和1∶9接受率小于机遇水平(ps＜.05)，分配比例大于2∶8时接受率大于机遇水平(ps＜.01)。与孤独症组儿童相比，病理对照组儿童在分配比例为2∶8和3∶7时接受率(55.2％，48.3％)呈机遇水平(ps＞.05)，边缘显著地低于孤独症组儿童(ps＝.06)；而典型发展对照组儿童在这两个分配比例下的接受率(33.3％，26.7％)显著地低于孤独症组儿童(ps＜.01)，且显著低于机遇水平(ps＜.05)。而在4∶6(86.2％、89.7％、76.7％)或以上的情况下，三组儿童则没有差异，会普遍选择接受。 三组儿童在不同分配比例下的自我情绪识别也存在差异(图4)。其中，孤独症组儿童在分配比例为0∶10(M＝－1.9，SD＝1.70)和1∶9(M＝－1.76，SD＝1.77)时将自我情绪识别为负性(p＜.01)，显著地低于分配比例为2∶8(M＝.83，SD＝1.67)和3∶7(M＝1.03，SD＝1.94)时的自我情绪识别，且在分配比例为2∶8和3∶7时自我情绪识别均为正性(p＜.01)。与孤独症组儿童相比，病理对照组儿童在分配比例为2∶8(M＝－1.38，SD＝1.92)和3∶7(M＝－1.34，SD＝2.06)时的正性自我情绪识别显著较低(ps＜.01)；而典型发展对照组儿童在分配比例为2∶8(M＝－1.17，SD＝1.91)和3∶7(M＝－1.13，SD＝1.89)时的正性自我情绪识别也显著较低(ps＜.01)。在0∶10、1∶9、2∶8、3∶7、4∶6、5∶5、6∶4比例下，三组儿童绝大多数(90～96％)对他人情绪识别为正性(p＜.01)。面对7∶3、8∶2、9∶1、10∶0比例时，三组儿童对他人情绪识别均为负性(p＜.01)。 3.1.2 心理理论与情绪识别对决策的影响 考查孤独症组儿童在分配比例不公平情况下的分配决策、对自我和他人的情绪识别和他们心理理论得分的相关关系。Pearson相关结果显示(表2)，孤独症儿童在不同分配比例下的拒绝决策与他们的心理理论得分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ps＜.05)，与自我情绪识别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s＜.05)。而在分配比例较高(2∶8、3∶7和4∶6)时，孤独症儿童的拒绝决策还与对他人情绪的识别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s＜.05)。这表明孤独症组儿童是否接受不公平的分配，与其心理理论得分和对自我和他人的情绪识别都有关。心理理论得分较高、自我情绪较负性的孤独症组儿童，会更多地拒绝不公平分配；而在分配比例较高时，将他人情绪识别为负性的孤独症组儿童，也会更多地拒绝不公平分配。
进一步使用二分变量逻辑回归考查心理理论和情绪识别对分配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表3)，对孤独症组的儿童来说，分配比例为1∶9、2∶8和3∶7时，心理理论得分和自我情绪识别均能够显著或边缘显著地预测他们的分配决策。而对病理对照组的儿童来说，在同样分配比例时，心理理论得分也能够边缘显著地预测分配决策的作用；仅在分配比例为1∶9时，自我情绪识别也存在边缘显著地预测作用。典型发展对照组也在同样分配比例时，只有心理理论得分能够显著预测分配决策的作用；分配比例为2∶8时，心理理论得分起到了边缘显著预测作用。结果说明孤独症儿童的心理理论及自我情绪对决策起到了显著的预测作用。当心理理论通过孤独症儿童面对不公平分配或当他们的自我情绪识别为不高兴时，他们懂得拒绝分配。
3.2 儿童作为分配者的表现 为考查作为分配者时，孤独症、病理对照和典型发展对照组儿童分配给主试的代币数目及情绪识别是否存在差异，选取第一轮游戏和11轮游戏平均的分配代币数量及情绪识别作为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三组被试的分配数量(F(2，85)＝1.05，p＝.36)、自我情绪(F(2，85)＝1.13，p＝.33)和他人情绪识别(F(2，85)＝1.02，p＝.37)没有显著差异(表3)。说明儿童无论心理理论测试是否通过(F(2，85)＝.41，p＝.66)都会做出公平分配，并报告正性的情绪。
3.3 同龄对照组儿童的表现 与孤独症组儿童相比，同龄对照组儿童的生理年龄没有显著差异，而在言语能力(M＝139.67，SD＝12.29)、智力(M＝28.52，SD＝2.36)和心理理论得分上(M＝2，SD＝0)均显著高于其他三组被试(ps＜.01)。在分配比例为0∶10、1∶9、2∶8、3∶7时，同龄对照组的儿童的接受率低于机遇水平(ps＜.05)。自我情绪识别均为负性(p＜.01)；对他人情绪判断均为正性(p＜.01)。由于同龄对照组儿童的综合能力较强，及在不公平的分配比例下，同龄对照组的儿童接受率过低，且在心理理论任务上均得到满分，因此不能进一步考查分配决策与其心理理论和情绪识别的关系。 4 讨论 研究通过比较孤独症与病理对照和智力/同龄对照典型发展儿童在最后通牒任务中，心理理论和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孤独症儿童作为接受者时，孤独症儿童与对照组相比，表现出了对不公平分配有更高的容忍度，他们的心理理论和自我情绪与公平决策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并且对公平决策有预测作用，即心理理论越好，自我情绪越负面，其拒绝不公平分配的比例也越高。作为分配者时，孤独症组与对照组儿童都表现出了公平的分配，并没有受到心理理论或情绪的影响。 孤独症儿童的心理理论与他们的公平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和预测作用，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Sally & Hill,2006; Takagishi et al.,2010)。由于心理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和预测他人的心理状态(Premack & Woodruff,1978)，当孤独症被试面对不公平分配的情况，心理理论通过的儿童会意识到不公平的存在而做出拒绝的决策，而心理理论缺失的儿童只会刻板地接受。与Sally和Hill(2006)的研究发现相似，孤独症儿童作为接受者时，孤独症儿童比典型发展儿童更容易接受对自己极端不公平的分配(2∶8、3∶7)。一种解释是，当面临不公平的分配，孤独症儿童的自我情绪对决策起到了一定作用。也就是说，当自己得到的分配少于两个的时候，心理理论通过的孤独症儿童意识到了不公平的存在，和体会到了的负面的自我情绪促使了他们拒绝的决策(Bosman,Sonnemans,& Zeelenberg,2001)。若分配是两个或以上的时候，孤独症儿童会认为分配是可接受的，同时报告出的正面自我情绪并接受的决策(Chapman,Kim,Susskind,& Anderson,2009)。孤独症儿童的心理理论与典型发展儿童有明显的缺失，由于认知方式不一样所以对自己情绪的表达也不一样(Cutting & Dunn; Hwang & Hughes,2000)，从而使得通过心理理论的儿童表现出正确的情绪反应并做出不同的公平决策，而那些没有通过心理理论的儿童只是刻板接受。因此，孤独症儿童面对不公平分配已经感到满足，而这种满足能够通过他们的情绪表现出来。以后的研究可以探讨孤独症儿童的数认知在不同的任务下是否对于其公平决策有影响。研究中的孤独症儿童面临不公平分配时，心理理论能力与自我情绪感受对选择同时起到了预测作用，而与对他人情绪的感知之间仅仅表现出相关关系。为什么只有自我情绪影响他们的决策呢？Kanner(1943)的早期研究指出，孤独症儿童拥有极度的自我卷入(self－absorption)，当面对社会情景时，他们会完全忽略他人的存在而只跟自己进行互动。因此，虽然通过心理理论的孤独症儿童的个体会考虑到自我和他人的心理理论，但最终的决策还是决定于他们的自我情绪。孤独症患者的特征中包括兴趣受到局限(restricted interests)(Lord et al.,2000)，他们会刻板地表现出仅仅对自我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兴趣，并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当被试担任分配者时，按照以往的研究，只有心理理论通过的孤独症儿童才能够做出公平的分配(Sally & Hill,2006)。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孤独症儿童的分配情况没有发现与心理理论或情绪的相关。被试在分配中可能感受了不平等厌恶(inequality aversion)，指若自己的受益多于别人的受益时，被试会感到不公平而避免在社会情景中给对方更少的资源(Fehr & Schmidt,1999; Fischer,2005; Shaked,2005)。卷尾猴和黑猩猩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当动物意识到他与同伴的分配是不公平时，他们会向研究者作出愤怒的行为并拒绝接受(Brosnan & de Wall,2003; Brosnan,Schiff,& de Wall,2004)。另外，Gil－White(2003,2004)的研究指出，在最后通牒任务中，主试与被试之间的地位(reputation)也可能影响了分配者的分配；面对更有社会地位的主试，他们更加倾向于做出公平的分配。因此，游戏的布局可能影响了被试的表现。研究中孤独症儿童取样都来自同一所学校，他们的表现可能会受到课堂干预的影响。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包括更多来自不同学校的被试。另外，为了避免被试之间的报复行为(tit－for－tat)，最后通牒任务一般只需要进行一局(Hoffman,McCabe,& Smith,2008; Levitt et al.,1985)。为了探讨孤独症儿童在不同分配比例下的公平意识，我们设置了一个让研究者与被试能够进行多次分配的互动，与现实生活接近的场景(Axelord,1984; Moore,2009)。尽管被试作为接受者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公平的分配，他们仍然在作为分配者的时候作出了公平分配。这种行为可能与以上所提到的不公平厌恶(inequity aversion)有关；当被试面对公平分配的场景他们对公平会有特别的偏好而会拒绝作出不公平的分配。尽管如此，在以后的研究需要控制与被试进行游戏的次数，以免他们的公平决策受到影响。 5 结论 当孤独症儿童作为接受者时，心理理论和自我情绪反应对他们的决策有预测的作用。在最后通牒任务中面对极少分配情况下，心理理论通过的孤独症儿童通过报告面对分配结果时的自我情绪，做出拒绝的决策。作为分配者时，被试的心理理论能力无论是好是坏，他们都会做出公平的分配，并报告高兴的自我情绪。 6 附录
图1 最后通牒任务情绪图片(Glenwright & Agbayewa,2012)
图2 最后通牒任务测验场景
图3 儿童最后通牒任务(接受者)接受率
图4 儿童最后通牒任务(接受者)自我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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