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华[1]2003年在《中国人群中AHSG基因与骨密度和骨大小的关系》文中指出骨质疏松症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α2-HS糖蛋白(AHSG)与骨形成和骨代谢有关，AHSG基因是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重要的候选基因。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是骨质疏松症的重要风险因子，骨大小是骨质疏松性骨折(Osteoporotic Fractute，OF)的独立决定因子。本论文的目的是在中国人群中检测AHSG基因与骨密度和骨大小变异的连锁和关联关系。征集的样本为包含1，260个个体的401个中国核心家庭(包括父母双亲及其女儿)，女儿的年龄为20到45岁(绝经前妇女)。所有的样本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PCR-RFLP)对AHSG基因的第7个外显子内的SacⅠ多态性位点进行基因分型，该多态性位点为238号氨基酸密码子中间的碱基C到G的替换，使苏氨酸(Thr，ACC)变为丝氨酸(Ser，AGC)。使用双能X射线骨密度吸收仪(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测量腰椎和髋部的BMD(克／平方厘米)和骨大小(平方厘米)。通过数量性状传递不平衡法(Quantitative trait Transmission Disequilibrium Test，QTDT)，没有检测到AHSG基因与腰椎和髋部骨密度变异之间明显的关联或连锁，因此我们的数据不支持AHSG基因是中国人群中导致骨密度变异的数量性状位点(quantitative trait locus，QTL)。通过数量性状传递不平衡检测，发现AHSG基因与转子间(p=0.019)和髋部(p=0.035)的骨大小具有显着的总的关联，但没有发现连锁和家庭内的关联，在父亲群体中，通过方差分析(ANOVA)发现该两个骨骼部位与AHSG基因具有显着的关联，转子间p值为0.005，髋部p值为0.010，但在母亲和女儿群体中没有发现关联。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AHSG基因可能与中国男性的髋部(特别是转子间)的骨大小相关联，但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AHSG基因的SacⅠ标记是中国人群中导致骨大小变异的数量性状位点或与其连锁。
杨艳君[2]2005年在《骨密度和身高的遗传学研究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是一种发病率高且危害严重的骨骼系统相关的复杂疾病,低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是其重要的风险因子。大量的研究表明BMD的变异受到很强的遗传影响。成人身高作为一个重要的身体发育参数指标,已经在很多人群中展开了研究。身高的遗传率一般大于50%,是较高遗传率的人类复杂性状之一。身高、体重、BMD和骨大小均受到遗传因子、环境因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在人群的骨表型关联研究中通常采用身高和体重去校正作为表型。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人体测量指标和骨表型在多大程度上共享遗传因子和环境因子。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采用数量传递不平衡检测(quantitative transmissiondisequilibrium test,QTDT)法,对157个白种核心家庭的665个样本,进行雌激素受体α(estrogen receptor α,ER-α)基因(包括PvuⅡ和XbaI)、α2巯基糖蛋白(alpha2-HS glycoprotein,AHSG)基因(包括NlaⅢ和SacI)、和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1,TGF-β1)基因(包括单个的分子标记和由每个基因内的分子标记构建的单体型)与腰椎和整个髋部的关联和连锁分析;2)在79个白种扩展家系的1816个样本中,采用SOLAR对身高的两个侯选区域(6q24-25和7q31.3-36)进行连锁排除分析;3)在292个中国核心家庭的931个年龄范围为19-79岁的样本中,采用双变量数量遗传分析法对骨表型(腰椎和整个髋部的BMD和骨大小)与人体测量指标(身高和体重)的遗传和环境相关性展开研究。我们研究的结果为1)家庭内关联存在于腰椎BMD和AHSG基因的NlaⅢ(P=0.036)多态位点、腰椎BMD和AHSG基因的SacⅠ(P=0.005)多态位点、髋部BMD和TGF-β1基因的BstuI(P=0.035)多态位点、腰椎BMD和AHSG基因的单体型NS(P=0.009)和单体型ns(P=0.012)间。阳性的家庭内关联通过了1000次的置换检验;2)6q24-25区域被排除对身高拥有10%或更大的作用大小(p值<0.0005),7q31.3-36被排除对身高拥有5%或更大的作用大小(p值<0.0018);3)体重和腰椎BMD、
雷署丰[3]2005年在《九个骨候选基因与骨质疏松相关表型的复杂关系检测》文中研究表明骨质疏松症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它是以骨量减少,骨的微观结构退化为特征,致使骨的脆性增加,并易于发生骨折的全身性骨骼疾病。低骨密度(BMD)是骨质疏松性骨折(OF)的重要危险因子。以前,大多数的研究以骨密度作为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替代研究表型。骨密度是一种由多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复杂性状,它有很强的遗传决定,其遗传率高达50%-90%。骨大小(BS)也是一种独立于BMD的OF风险因子,并也受很强的遗传决定。本文旨在中国人群中,通过运用传统的关联分析、传递不平衡检测(TDT)等统计学方法,并通过RFLP、微卫星标记和单体型分析,检测9个重要的骨候选基因与骨质疏松相关表型之间的复杂决定关系;并且用基因芯片在高低BMD之间验证这些基因的RNA差异表达。结果表明: 1)运用QTDT程序,在由父母以及至少一个年龄在20-45岁的健康女性后代组成的402个中国核心家庭中,发现了-1997 G/T多态性与骨密度变异之间有显着的家庭内关联(p<0.05)。由-1997G/T多态性位点解释的BMD变异值在髋骨、股骨颈、转子和转子间区分别是1.6%、2.0%、1.2%和1.3%。 2)在388个核心家庭(包括双亲和至少一个健康的女性子代,总共1220个体)中,同时分析了腰椎和髋部骨密度与COL1A2基因内含子1的(GT)n多态位点、PTHR1基因P3启动子的(AAAG)n多态位点之间的群体混层、总的家庭关联、家庭内关联。结果发现M(GT)_(12)单体型和转子间区骨密度间存在显着的家庭内关联(p<0.001)。与M(GT)_(12)单体型携带者相
王玲[4]2010年在《AHSG基因多态性、血浆水平及骨密度改变与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不同肾功能状态下血浆AHSG水平与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关系及其相关因素分析。方法对226例2型糖尿病患者通过日本Alokaα10多普勒彩色超声仪进行双下肢动脉检查,并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进行血浆AHSG水平检测。运用Cockcroft-Gault方程估算肾小球率过滤(GFR),根据美国肾脏病基金会K/DOQI指南对慢性肾脏疾病(CKD)分期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3个组：2型糖尿病肾功能正常组81例、2型糖尿病病肾功能轻度下降组46例和2型糖尿病肾功能中重度功能下降组99例。结果①2型糖尿病肾功能中重度下降组的下肢动脉硬化发生率(59.9%)、下肢动脉硬化评分(1.27±0.32)、血浆AHSG水平(0.43±0.26g/L)与2型糖尿病肾功能正常组(18.5%；0.52±0.31；0.59±0.39g/L)和2型糖尿病病肾功能轻度下降组(22.7%；0.83±0.36；0.72±0.54g/L)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②肾功能正常和肾功能轻度下降组中血浆AHSG水平与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评分没有相关性(r=0.028, P=0.803; r=-0.158, P=0.294),但在肾功能中重度下降组中AHSG水平与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评分呈正相关(r=0.592,P<0.001)。③逐步回归分析显示除了糖化血红蛋白、甘油叁脂、胆固醇、肾小球滤过率外,血浆AHSG也是影响中重度肾功能下降的2型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硬化程度的主要因素。结论①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及其严重程度,以肾功能中重度下降时最为严重。②在肾功能中重度下降时血AHSG水平是衡量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性指标之一。目的探讨AHSG的4个SNP位点(rs4917, rs4918, rs1071592, rs2248690)基因型与中国昆明地区汉族2型糖尿病及2型糖尿病合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技术及等位基因特异引物-聚合酶链式反应(ASP-PCR)技术,分别对中国昆明地区汉族中88例健康对照、84例2型糖尿病和161例2型糖尿病合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AHSG的4个SNP位点基因型检测,并比较分析各组间4个SNP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以及相关临床资料。结果①AHSG基因rs4917(C/T), rs4918(C/G), rs2248690(A/T)多态性在健康对照、2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合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人群中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无明显差异(P>0.05)。②rs1071592(C/A)多态性在健康对照与2型糖尿病、健康对照与2型糖尿病合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显着(x2=13.505,P<0.001;x2=5.193, P=0.023)。③AHSG基因rs1071592的杂合型C/A及多态纯合型A/A可能是2型糖尿病危险因素[OR=8.501,95%CI 1.201-60.153]。④携带AHSG基因rs1071592的杂合型C/A及多态纯合型A/A人群患2型糖尿病合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增加[OR=2.235,95%CI:1.107-4.516]。结论①PCR-RFLP和ASP-PCR技术两种方法对SNP分型稳定,都具有重复性好、特异性和准确率均较好。②在中国昆明地区汉族中存在AHSG基因rs4917(C/T), rs4918(C/G), rs1071592(C/A), rs2248690(A/T)多态性。③AHSG基因rs1071592的杂合型C/A及多态纯合型A/A可能是2型糖尿病及2型糖尿病合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与骨密度改变的相关性。方法通过对219例2型糖尿病患者,运用日本Alokaα10多普勒彩色超声仪进行双下肢动脉检查,并同时使用美国GE公司的双能X线骨密度仪测定腰椎(L1-L4)和股骨的骨密度。根据超声检查的下肢动脉硬化评分及病变程度将2型糖尿病患者分为无病变组65例、轻度病变组62例、中度病变组56例和重度病变组36例。结果①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胆固醇、甘油叁脂、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在四组间均有差异(P<0.05或P<0.01)。②下肢动脉硬化程度评分与年龄、糖尿病病程、高血压合并率、收缩压、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胆固醇、甘油叁脂、低密度脂蛋白呈正相关(P<0.01),与体重指数、高密度脂蛋白呈负相关(P<0.05或P<0.01)。③下肢动脉硬化程度评分与所检查的腰椎和股骨的骨密度均呈负相关(P<0.05或P<0.01)。④经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骨密度改变是2型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OR=22.762,95%CI:3.752-68.461)。结论①糖尿病病程、高血压合并率、收缩压、糖化血红蛋白、胆固醇、甘油叁脂、低密度脂蛋白是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高密度脂蛋白是保护因素,患者应积极控制血糖、血脂、血压达标。②2型糖尿病患者中下肢动脉粥样硬化与骨密度改变密切相关,动脉粥样硬化程度越严重,其骨密度下降越明显,而骨密度的下降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的危险因素。
陈湘定[5]2005年在《骨质疏松遗传学的连锁排除和人工神经网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复杂疾病的广泛性、危害性和伴随的巨大财政投入,开展对骨质疏松、酒精依赖、高血压、糖尿病等复杂疾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复杂疾病发生机制复杂,涉及众多遗传基因和环境因素的作用以及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基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基于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各种复杂疾病的基因定位研究与单基因疾病相比进展非常缓慢。本文试图采用新的统计遗传学方法开展骨质疏松的遗传机制研究。首次采用连锁排除分析法研究骨质疏松重要替代表型骨密度和骨大小基因组的排除区域,首次采用人工神经网络分析影响骨质疏松的重要的候选基因。 低骨密度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决定因素,其遗传率很高。人们开展了大量关于骨密度变异的连锁和关联分析研究工作,然而,研究结果大都不太一致。连锁排除分析方法在基因定位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对于基因组中骨密度变异的连锁排除分析还没有应用。在染色体1、4、6和17上基因组区域,我们对79个白种人群家系中1816个体的骨密度变异进行连锁排除分析。腰椎(L1-L4)和髋部骨密度通过双能X射线骨密度仪测量。染色体1、4、6和17上的微卫星标记分别有37、30、19和23个。基于方差成份分析的SOLAR软件用于多点连锁排除定位分析。对于髋部骨密度变异,我们排除了一些遗传效应大于或等于10%的区域。它们是1p35-p34上61～77cM,1q21-q23上167～196cM,1q42-q44上261～291cM,4q21-q25上85～112cM,4q31
肖苏妹[6]2006年在《骨几何结构的种族差异及其遗传决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骨质疏松症已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健康问题之一。骨质疏松症引起的最终并发症是骨质疏松性骨折(osteoporotic fracture,OF)。OF的发生与骨强度的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骨几何结构和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是骨强度的两个重要决定因素。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的是有着较强遗传决定的BMD与骨质疏松症或OF之间的关系,大量的BMD与候选基因多态性的关联研究被报道。然而,OF发生率的种族差异性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由BMD的种族差异来解释。研究表明同样具有较高遗传率的骨几何结构独立于BMD对OF风险有预测作用,骨几何结构的种族差异可能部分的解释了OF发生率的种族差异,而种族间的遗传差异性可能部分决定了骨几何结构的种族差异性。目前关于种族和基因型对骨几何结构的影响的研究还较少。关注于骨几何结构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骨质疏松症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有利于提高临床上对骨质疏松症与OF的风险预测和治疗疗效。 髋部骨折是发生频率较高的类型,本研究着重分析了中国汉族人群和高加索人群之间股骨颈(femoral neck,FN)几何结构的差异,并采用传递不平衡法(transmission disequilibrium test,TDT)检测与骨代谢相关的两个重要候选基因胶原Ⅰ型α1(collagen type Ⅰ alpha 1,COLIAl)和α2-巯基糖蛋白(alpha 2-HS-glycoprotein,AHSG)基因在两个人群中与FN几何结构的连锁/关联。 本研究征集了1,228个来自400个中国汉族核心家庭和605个来自157个高加索人核心家庭的个体。每个核心家庭包括父母和至少一个20到45岁之间的健康子女。获得每个样本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和疾病史等)的同时采用Hologic的DXA仪测量骨表型(BMD和骨大小)值。基于FN的BMD和骨大小的测量值计算出FN的五个骨几何学参数:截面面积(cross sectional area,CSA),皮质骨厚度(cortical thickness,CT),皮质骨内层直径(endocortical diameter,ED),剖面系数(sectional modulus,Z)和抗
王燕侠[7]2013年在《老年骨量减少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及其他相关因素关系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老年骨量减少与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内膜厚度及斑块）、四肢多普勒（硬化程度）的相关性。研究方法:应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我院干部病房随机抽取60岁及60岁以上的就诊患者，排除影响骨量骨代谢的疾病及服用影响骨代谢药物史，维、汉族共选取191例作为研究对象，使用excel表格2人独立录入数据，探讨老年骨量减少与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内膜厚度及斑块）、四肢多普勒（硬化程度）的相关性，并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分别对骨密度、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与一般情况的关系进行单因素分析，以骨量减低为二分类的多因素条件性Logestic回归分析骨密度与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颈动脉斑块硬化程度、四肢多普勒（血管硬化程度）的相关性，计算OR值和OR值的95%可信区间（95%confidenceinterval， CI）以及P值。结果:共抽取病案191例，其中患骨量减少的135例，颈总动脉内膜增厚的121例，颈动脉硬化斑块（无、少量≤2个、大量≥3个）分别为：20例、50例、121例，四肢多普勒硬化（无、轻、中、重度）分别为：40例、56例、70例、25例。研究结果显示：在单因素分析中，维生素D、性别、饮酒、四肢多普勒有无硬化在骨量正常组及骨量减少组比较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甘油叁酯、低密度脂蛋白、四肢多普勒有无硬化、颈动脉硬化斑块情况颈总动脉内膜无增厚与增厚组在比较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骨量减少为二分类的多因素Logestic回归分析，按照α=0.05的检验水准，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女性（χ~2=14.461，p<0.05，OR=7.388，95%CI2.636-20.711）、年龄（≥80岁）组（χ~2=4.771，p<0.05，OR=5.264，95%CI1.186-23.362）、高血压（χ~2=4.626，p<0.05，OR=3.389，95%CI1.114-10.310）、维生素D严重缺乏（χ~2=13.431，p<0.05，OR=7.616，95%CI2.571-22.559）及缺乏（χ~2=8.530，p<0.05，OR=4.356，95%CI1.623-11.696）、四肢多普勒重度硬化（χ~2=3.970，p<0.05，OR=3.161，95%CI1.019-9.804）是发生骨量减少的危险因素，而体重指数、血钙、民族、吸烟、饮酒、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颈总动脉内膜增厚、颈动脉硬化斑块与骨量减少的发生未见明显相关性。结论:骨量减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女性、高龄、高血压、维生素D缺乏、四肢多普勒重度硬化是骨量减少的危险因素，不能否认颈总动脉内膜增厚、颈动脉硬化斑块与骨量减少无相关性。
胡宇航[8]2011年在《绝经后女性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胎球蛋白A与骨密度及糖脂代谢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研究绝经后女性2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胎球蛋白A (Fetuin-A)水平及与骨密度(BMD)和糖脂代谢的关系。方法：选择2008年10月至2010年3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绝经后T2DM女性患者44例,及年龄、绝经年限、体重指数相匹配的绝经后健康女性41例。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Fetuin-A,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空腹血糖及餐后2h血糖(FPG、2hPG);化学发光法测定空腹C肽及餐后2h C肽(FCP、2hCP);采用HOMA计算器计算HOMA-IR及HOMA%B;高效液相分析法测定HbA1c;双能X线吸收法(DXA)测量后前位第1-4腰椎(PAL1-4)、左侧股骨颈(FN)、股骨干(Inter)、大转子(Troch)及总股骨(Thip) BMD。结果：(1)2型糖尿病组血清Fetuin-A水平较对照组显着降低(359.18±80.06ug/ml,400.98±98.45 ug/ml, P<0.05),两组骨密度无明显差异,两组HOMA-IR无明显差异；(2)所有绝经后女性血清Fetuin-A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甘油叁酯(TG)、体重指数(BMI)、空腹血糖(FPG)为Fetuin-A的独立影响因素(b'j值分别为0.323,0.285,-0.349,P<0.05),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Fetuin-A (μg/ml) =204.38+27.231×TG+9.055×BMI-12.095×FPG。(3)正常绝经后女性血清Fetuin-A多元线性回归分析,TG、BMI、HOMA-IR为Fetuin-A的独立影响因素(b'j值分别为0.297,0.216,-0.383,P<0.05)。(4)2型糖尿病组中,多元线性回归提示TG、BMI与Fetuin-A呈显着正相关(bi')=0.392,0.308, P<0.05), HbA1c与Fetuin-A呈独立负相关关系(b;j=-0.291,P<0.05)；多元回归方程为血清Fetuin-A (μg/ml)=201.046+23.672×TG+8.433xBMI-8.999×HbA1c。(5)按BMD将所有女性分为正常骨量组、低骨量组和OP组叁组,Fetuin-A随骨量的降低有下降趋势,但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1)绝经后女性T2DM患者血清Fetuin-A水平降低,与高血糖密切相关；(2)OP患者Fetuin-A较NOP患者有降低趋势,但血清Fetuin-A与BMD可能不存在直接关系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群中AHSG基因与骨密度和骨大小的关系[D]. 刘湘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2]. 骨密度和身高的遗传学研究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D]. 杨艳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3]. 九个骨候选基因与骨质疏松相关表型的复杂关系检测[D]. 雷署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4]. AHSG基因多态性、血浆水平及骨密度改变与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研究[D]. 王玲. 昆明医学院. 2010
[5]. 骨质疏松遗传学的连锁排除和人工神经网络研究[D]. 陈湘定.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6]. 骨几何结构的种族差异及其遗传决定研究[D]. 肖苏妹.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7]. 老年骨量减少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及其他相关因素关系的研究[D]. 王燕侠. 新疆医科大学. 2013
[8]. 绝经后女性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胎球蛋白A与骨密度及糖脂代谢的关系[D]. 胡宇航. 中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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