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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是一个离不开软件的世界
步入信息时代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离不开软件的社会。虽然中国的个人计算机保有量到目前仅有1000余万台，但仅从人口讲，未来中国也将是计算机大国。而每一台计算机都需要多种软件来驱动，在软件的指挥下正常运行。
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是驱动与控制由计算机硬件、外围设备组成的计算机系统运转的中枢，也是促进信息系统应用产生倍增效益的关键。
因为计算机硬件运用的日渐广泛，软件也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软件产业作为其他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力，对工业、军事和国防的关键技术，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管理和决策都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软件技术和产品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成为各行业进入市场经济的有效手段，其倍增作用可能达到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软件世界是无形而有效的，作为一个产业，它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性。一是软件业是智力与知识高度密集的产业。计算机科学本身吸收了数学、逻辑学、语言学中的精华部分，并融入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人类科学的最新进展，这是从事软件开发的科学基础。而每种具体应用的软件，还要与其应用行业的知识紧密结合，因此，软件的开发需要集成人类的多种科学知识，是“知识经济”最典型的代表行业。二是高渗透性。国际上将软件的这种特性描述为“软件无所不在”。软件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担当神经中枢的作用，它广泛渗透到一、二、三产业，成为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更新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三是软件业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高效益的绿色产业。软件生产投入产出比高，其带动其他产业所增加的产值，即倍增效应，更是一个难以估计的巨大数字。四是软件业对增加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信息安全有特殊意义。现代军事广泛应用计算机，所以软件水平对军事实力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电脑网络的出现，更使整个信息系统具有了超越国家、地域、时间限制的特性，同样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全世界的攻击，保卫信息安全，软件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五是软件业还对文化教育有重要影响。教育、游戏、电视电影等文化产品，未来将大量地以软件形式或依靠软件而出现，因此软件业的发展将对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软件业的这些特点，使之成为信息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率先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即大大得益于软件产业的发展。从发展速度看，1990年到1994年之间，美国软件业年增长幅度为10.5%。此后的1994年到1998年，软件产业增长速度更提高到15.4%，1998年，美国软件顺差为200亿美元，其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达到60%，居绝对垄断地位。经济学家分析说，以计算机软硬件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是推动美国经济保持增长的新发动机。
亦步亦趋的中国软件业
我国从1982年起在国家科委的组织下，分析了世界有关国家软件产业发展的形势，结合国内对计算机应用的需求和软件产业发展形势，提出了我国发展软件产业的模式和策略。在这些策略的指导下，十几年来，我国软件产业从无到有取得很大进展，年增长速度连续十年都保持在30%以上。
90年代以来，我国注重提高软件的自主开发能力，一些国产软件产品相继问世并逐步发展，特别是在中文信息处理和适合国情的应用软件开发方面已经或正在形成优势和特色。国内一些软件企业已经开发出一批可与国外软件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相抗衡的优秀软件，其代表产品有方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CAD支撑软件平台、用友财务软件等，其他还包括科利华教育软件、金山公司WPS文字处理软件等。
经过十多年的追赶，我国软件业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是从产品和市场上看，我们在关键技术的掌握和市场开发方面，仍与国际发展水平存在巨大落差。
首先，我们与国外产品在技术水平、市场占有率方面的差距并未消除。以1996年为例，世界软件销售额超过1200亿美元，我国当年软件销售额为92亿元人民币，市场份额不到1%。同时，我国国产软件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仅为30%，远低于市场规模相当的韩国的50%。从技术水平上看，中国的软件产品与国外比较，存在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几乎空白、软件产品创新性差、销售网络薄弱、技术服务和培训体系不健全、覆盖面窄、成熟度低等差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与我们一同开始发展、开发人员与中国相当的印度软件业，其发展速度已大大超出中国，成为除美国外世界上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去年，印度软件出口额为23亿美元，是中国的30倍。
从软件生产的主体上看，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软件人才流失严重。外国在中国开办的软件公司，其职员大部分是中国人才。国内软件企业日益成为向外资和合资企业输送人才的摇篮。从国有软件企业人才流向分析，其中24%流向外商独资企业，20.5%流向中外合资企业，20.5%选择了出国深造，9.8%流向个体企业，仍然留在国有企业内的只有21.2%。
二是软件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目前我国有软件企业5000家左右，绝大多数在100人以下，1000人以上的仅有两家。中国软件企业大多靠一两种产品起家，没有摆脱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无论是内部管理还是规模都不足以抵御市场风险。
因而，过去十几年间，我国软件业虽然取得长足发展，但无论从产品的技术水平还是市场占有率看，并未根本改变落后局面，在某些方面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拉大。
能否抓住新一轮机遇
软件产业是信息时代的战略产业。据预测，到2000年，信息产业将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产业，其中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5400亿美元，软件产业的产值将与硬件相同。而到2010年，全世界软件业的产值会达到8000-10000亿美元。
北京软件协会会长殷志鹤指出，无论从软件业的发展前景还是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来看，软件业都是中国不能放弃的产业。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龙头，它的地位就像工业发展时代的机床。在工业化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看这个国家有多少台机床，因为机床生产工作母机，工作母机生产工业产品。而在信息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就要看软件业的发展，也就是看一年能生产多少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母机。更进一步，操作系统和网络软件还牵涉到国家的安全。如果我们不利用5年时间迅速发展自己的软件产业，就会被拉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技术部研究员邓寿鹏认为，中国发展软件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软件业主要是智力资源的投入，而固定资产的投入需要不大，这就降低了产业发展的门槛；二是中国具有较丰富的人才资源，国内的大学基本上都有相关专业，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三是中国人使用方块字，在逻辑思维与信息处理方面受到严格的训练，其智力表现优于非汉字国家，尤其适合编制电脑程序这样逻辑思维强的工作；四是汉字系统的单位信息容量较西方文字大，使用汉字处理信息的能力较用西文字母要强，这样一旦汉字系统被电脑吸收，就会使电脑的信息处理能力有较大提高。综合这些因素看，有了好的外部条件，中国软件业的发展前景将非常光明。
在先天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我国软件业的发展在近期还存在一些客观机遇。一是软件产业面临一个调整和转型期。传统电脑软件发展了几十年，目前正在从面向单机转为面向互联网。围绕互联网开发配套软件，给软件发展带来广泛的发展空间，在这个领域，各个国家的机会平等，在同一个起跑线；二是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批具有一定开发水平、相对熟悉市场运作的软件开发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已经产生；三是中国的软件市场在扩大。邓寿鹏说，中国未来电脑装机量将在亿台以上，家庭新的三大件将是电脑、软件和网络，其中电脑与软件是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庞大的软件市场将给中国软件业带来重大商机。
机遇也是挑战。西安恩科公司总经理陈健说，如果中国软件产业不能抓住现在这个机遇，5-1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有世界最大的软件市场，但没有自己的软件产业的国家，在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陈健分析，我国的民族软件业目前已经处于很被动的状态。首先，目前中国有技术、有市场的软件企业大多数是合资企业，技术和市场逐步掌握在国外资本的手中。其次，软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面向互联网，而中国很多涉及到互联网的企业，在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时候，就已经被国外资本所控制。从软件产业对资金的需求看，如果二极市场发展不起来，不出10年，最好的10家软件企业有可能都姓外。
随着中国信息市场的逐渐成熟，国外的软件企业加快了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在早期，国外软件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主要办法是通过挖走中国关键技术人才来实现技术的本地化，而现在则通过收购、参股、注资等方式，直接控制有一定市场和技术，但缺乏资金的中国民族软件企业。国外软件企业这些进攻性的市场策略，其明显效果就是使中国软件业阻挡国外企业进入的重要屏障——软件中文化等难题得到解决。从比较典型的后果看，中文视窗的开发，就直接威胁到中文平台软件的生存。
这是一场力量很不平衡的竞争。一方面，我国的软件企业资金薄弱，同时融资渠道很不完善，它们主要依靠滚雪球的方式完成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缺乏把企业做大的实力，难以与国外软件企业抗衡。从资本的差距看，1996年，我国整个软件市场的销售额还不到微软的四分之一，从融资渠道看，我国软件企业也缺乏风险投资对整个成长过程提供支持；另一方面，由于不掌握关键技术，使中国软件业总是面临被动和被取代的境地。如汉字手写技术，中国众多企业曾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开发技术、培育市场，现在市场已经成熟、就要得到回报的时候，微软公司借助其在操作系统方面的优势，准备在其OFFICE2000系统软件中捆绑此技术，这个市场转眼将成为微软的天下。
回顾中国软件行业艰难发展的历程，应该看到多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对软件这种纯粹的智力产业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软件业的外部环境还没有硬起来。北京软件协会会长殷志鹤说，早在80年代初，他们就提出了《大力发展软件出口，积极进入国际竞争与交换的研究报告》，在那份报告中，提出了软件发展的出口导向战略，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份报告的很多措施并没有落实。殷志鹤指出，过去十几年，中国软件业发展一直面临的三大障碍：一是税收过重；二是资金渠道不畅；三是市场保护不力，发育不充分。
殷志鹤说，过去中国有两项税收对中国软件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一是17%的增值税，一是33%的所得税。按我国税法，增值税部分要扣去成本部分，而软件开发的固定资产少，主要是智力劳动，因此，17%的增值税对软件企业而言就显得非常高。同时，我们的软件开发企业为与国际市场接轨，留住人才，就需要高的工资待遇，这部分投入还要交33%的所得税，与国外软件企业相比较是不公平的。
邓寿鹏则进一步指出，对智力劳动应该有更充分的尊重，智力也是投入，也有成本，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
软件业的另一个问题是资金渠道不畅通。殷志鹤说，软件产业是头脑的产业，一个好的创意虽然有很大的价值，但在中国目前条件下未必能赢得投资。大多数软件企业只有几个人，固定资产只有几台电脑，性质又是民营，想通过贷款筹资推广产品，连抵押的东西都找不到，这就使软件产业无法做大。
在发达国家，软件产业的资金来源是风险投资（或称创业投资），它面向市场，风险高、回报也高。为了追求高的利润率以抵消高风险，其回报方式不是通常的持股分红等办法，而是采取在股票市场上市、转让等办法。按照美国风险投资估算，风险投资投资于100个项目，只要有5个赚钱就能保证不亏。而在中国，风险投资对软件业还显得太遥远。
即便国家提供发展资金，也还要避免一哄而起、有限资金撒胡椒面的投资方式。70年代我们就开始搞集成电路，重复引进，重复投资，最后连重复生产都做不到；80年代我国电脑整机生产线引进了100多条，现在只有几条正常开通；此外，我国还搞了多个国家级的操作系统，因为没有面向市场，基本没产生什么影响。回顾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历史，急需一个先进的、按市场经济要求运行的投融资体制。
三是市场不成熟，限制了软件产业的发展。其一是版权保护不力。据统计，金山公司WPS软件的盗版率为80%。大量盗版软件使软件开发企业得不到合理回报，资本积累困难。其二是政府采购不到位，我国政府采购政策重硬轻软，起不到扶持软件市场的作用。据介绍，在美国，政府采购占软件市场的20%，仅这部分市场，就足以养活一批软件企业。而在中国，在某些关系到我国经济命脉的大型信息系统招标中，国内软件企业往往被排除在外。
先天技术不足，后天环境的严酷，使得软件业这种以智力发挥为主的特殊行业步履艰难，中国软件业只能跟在发达国家的后边亦步亦趋。这些环境因素体现在企业上，则表现为没有长远打算、对人才重视不够、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等等……
如何进一步解放头脑
面对社会发展迅速信息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最近开始格外重视软件业的发展，并相继出台了一批突破性的优惠政策。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最近下发文件，规定对中关村软件高科技园区内开发生产软件产品企业，可以享受在增值税和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国家还加快了风险投资的建立步伐。政府各部门也加大了使用正版软件的力度。
这些体制上的改革将为中国软件业的发展提供充分施展的环境。但是，较之于竞争对手和我们的最终目标，对软件业的扶持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软件业的发展需要有与天下高手“华山论剑”的气魄和胸襟。在确定软件发展目标时，有两个标准是艰难然而却必须达到的：一是进入软件竞争的主战场，面向世界市场发展软件业；二是摆脱单纯应用软件的开发，进行支撑和系统软件的开发。
从软件业的发展看，不参与国际主流市场的竞争，就不能掌握最新的技术动态，就会永远被动应战，处在一种每隔三五年就要重新追赶的状态。我国反病毒软件的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1995年以前，电脑病毒主要流行于单机系统，中国企业熟悉国内市场，维护方便，同时也能更快掌握国内病毒特征，因而瑞星、KV300、KILL等国内反病毒软件在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但从1996年起互联网兴起，计算机病毒传播环境从单机转向网络，电脑病毒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世界范围的病毒库、32位操作系统下的杀毒技术、实时查杀毒技术等成为反病毒产品的必备技术，这个时候，中国反病毒软件企业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而PC-CLLINE、NORTON、ANTI-VIRUS等一批国外产品抓住机会，夺取了一大块中国市场。
我国反病毒软件丢失市场的教训，重要原因是这些企业与产品没有参与主流市场竞争，对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病毒环境缺乏预测，更无法作出前瞻性的技术开发与储备，这样一旦中国电脑环境进入网络条件，市场形势和技术的变化立刻使企业陷入被动境地。
软件发展的另一个必须的目标，是发展自己的操作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且不论微软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限制中国软件企业的发展，并因此影响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仅最近暴露出来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就足以说明操作系统对整个信息产业的重要性。90年代初，我国曾提出放弃系统软件的开发，集中于应用软件，但从近些年来的实践看，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中国就谈不上有自主的软件业，我们的整个信息产业，也就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沙滩上。
陈健更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还在奋力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而从软件的趋势看，未来决定技术标准、主导软件发展的核心软件已经从操作系统转向了浏览器，对这一点，很多国内人士还没有予以充分重视。
综上所述，出口导向政策和关键技术的掌握，是发展软件行业不能放弃的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中国的软件企业具有创造力和市场操作能力，在这里，如何坚决打破一些条条框框，为软件业发展创造一个符合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政策环境，是我们考虑问题的首要目标。
——开辟软件产业金融特区。在美国6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中，300多家设在硅谷。在硅谷30年的发展历程中，所有知名企业，从微软、苹果到雅虎、网景这些公司，无一例外地由风险投资扶持起来。没有风险投资，硅谷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没有风险投资，中关村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硅谷”。
风险投资追求的是高市场回报率。1995年，美国风险投资资金为70亿美元，投资到创业型经济后产生出500亿美元的财富，总体投入产出比在1:8左右。风险投资并不是有了钱就可以，它需要一个体制来支撑，如资本商业化、市场化，资本市场的发育和成熟、以及股票市场的支持等。这些条件在我国还没有改革到位。风险投资的退出没有保障，就不可能有软件业、乃至其他创业型经济的充分发展。
因此，可以考虑在软件业上给予特殊的金融政策，国家在出资创立风险投资的同时，就应考虑这些基金的多种经济成分化和退出渠道；更大胆的设想，甚至可以借助风险投资体制的完善来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化。
——重新定义人才的标准，给头脑以更充分的尊重。物质条件仅仅是基础，重要的是发挥人的创造力，“人尽其才”。软件的竞争完全是人才的竞争。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把对软件人才的吸引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据预测，仅美国、台湾、日本三地，到2000年前，即短缺软件开发人员一百余万，从我国成功企业看，无一不对人才格外的重视，在物质条件、工作条件直至企业文化上提供保障，给予人才充分发挥的舞台，如北大方正提出“房子就是人才”，东大阿尔派公司对软件开发人员采用灵活的工作时间，四通更明确提出：四通可以犯很多错误，但有一个错误不能犯，那就是压制人才等等。
为发挥人才的创造力，一些国外企业甚至探索采用“网络式结构”，所有员工身份平等，没有老板，没有对创新思想的任何限制。这些探索，对我国传统的人才管理和使用观念，都具有参考价值。
——以综合政策扶持软件业。这些政策包括在关税方面对软件产业所需设备给予优惠；人员多次出国手续方面的方便；解决软件企业人才的户口问题；加大打击盗版市场力度，提倡采用正版软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