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吕老价值和科学研究统一的治史途径——纪念吕振羽先生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科学研究论文,途径论文,周年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吕振羽先生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学者气质于一身，是我们共产党内早期的大知识分子之一，30年代著名的“红色教授”。他作为革命战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艰苦卓越的历史的贡献。吕先生又是一位成效卓著的教育家，无论是抗战时期在湖南主持领导塘田战时讲学院，还是解放初在我国开创高等教育，以及在多处高校的历史教学中，都作出了许多令人景仰的贡献。人们称他为“优秀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吕振羽先生得以青史留名的，主要还在于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至1980年逝世，吕振羽先生为后人留下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吕振羽史论选集》等一系列研究论著和大量诗文，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结合我自己的梳理，论证了吕振羽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一系列始创性贡献。举其大者便有：第一，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第二，他首先提出殷代奴隶社会说；第三，他是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第四，他是最早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奠定理论基础和进行最初划分的学者；第五，他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考察者；第六，吕著《简明中国通史》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之一，而吕振羽先生则是最早系统具体探索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学家；第七，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发展的开山之作；第八，他以《中国民族简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第九，在史料学上，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并结合地下实物以探求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如果细列，还可举出。正是由于吕振羽先生最初提出、展开研究所作出的一系列始创性贡献，深深地影响了其后数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和发展，才奠定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成为仅次于郭沫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二位开山大师。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除了缅怀先贤的业绩，历史主义地对他的贡献和地位作出应有的历史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从学习先贤的业绩和贡献中获得启示，以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吕振羽先生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高尚的史德，广博的学识，崇高的道德品质，艰苦的生活作风，对人民无限热爱而对邪恶势力横眉冷对的凛然气节，他在革命、教育、学术研究中作出过多方面贡献，值得我们发掘和学习的地方很多。这里我只想就吕先生取得史学成就的治史途径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吕振羽先生在他主要奋斗和生活的革命年代，在历史研究中作出的一系列始创性贡献来自何处？这里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当然可以找出多种，我以为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当是吕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研究和科学研究方式相结合相统一的研究取向和治史途径。
吕振羽先生自幼便具有远大的志向。早在20年代吕振羽便确立了为国家、为民族求生存的价值观并与个人的价值追求统一起来。他说：“我们今日为国家生存、为民族生存、为个人生存，都不能不努力来提高国家的学术。但是要提高国家的学术，便先要提高个人的学术。”“青年不要做大官，而要做大事”（注：震宇：《青年心理病态研究青年出路》，《材治月刊》卷1第10期。）。 但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价值目标，他为此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他曾经选择过实业救国的道路，接受三民主义，加入过国民党，也曾探索和宣传过无政府主义，投身于村治运动，还曾打算组织“弱小民族国际”，等等。这些道路都没有行得通。他在实践中经过艰苦的多重选择，到30年代初，才最后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并据此深入思考如何将个人努力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与需要相结合。他在1930年发表的《中国国民经济趋势的推测》一文中，依照马克思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探索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及其前途。他认为，从产业资本的积聚、原料的生产和储积，劳动市场的供给和技术等方面看，当时的中国是存在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然经过更深入的观察分析，他又进一步看出，由于当时中国国家主权不完整，国际市场打不进去，国内市场也由于关税不自主和农民消费力的低下而难以扩展，这些因素又窒息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他从事实分析中得出结论：“中国资本主义前途无望”，因此而放弃了以往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虚幻追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并认清了中国社会现状及其发展去向。当他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成了他的最高的价值理想。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崇高理想，而且是一种现实的逐步推进的革命运动。中国未来要走向共产主义前途、眼前迫切要做的事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人民解放。吕先生由此坚定地确立起既崇高而又切实可行的价值追求目标，并将个人努力奋斗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推动他努力奋进的强大推动力。
将个人的价值目标与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相结合，显然是吕振羽先生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工作的强大推动力。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又将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与历史学的科学研究方式相结合，从而才得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提出和探讨了一系列重大的创新课题。
历史学从总体上看是一门整合性的学问。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客体来看，既包括人类历史进程的客体（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成果构成的历史环境）的发展，又包括历史的主体即现实的人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还包括二者统一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发展，其研究内容极为广阔复杂，具有综合的性质。从历史研究的主体来看，历史学家可以用多种认识方式来研究历史，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历史的科学认识方式，即探求历史事实及其发展的真相、本质；一是对历史的价值认识方式，即探求历史的客观事实对历史主体，尤其是历史学家所代表的社会主体的利益、需要的作用和效应。对人类历史是可以侧重于以科学认识方式进行研究的，如史料的辨正辨伪，真实的历史事实信息的发现和清理，按照空间范围和时间顺序对历史事实及其发展过程的整理，在或广或狭范围内对历史规律的探求等。这样的研究对于积累社会的历史文化是有贡献的。兼具革命战士和学者气质于一身的吕振羽先生，对历史的科学研究方式是重视的，但他又不仅满足于此。而是在他的时代条件下，使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与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上作出一系列始创性贡献的内在的认识原因。
吕振羽先生对历史的科学认识方式和价值认识方式相结合的治史取向，首先表现在他将强烈的现实的历史使命感和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吕先生晚年曾经说过：“回顾五十年来，我从选题到著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注：《吕振羽史论选集》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历史使命感便是对中国的国家独立和富强、民族平等、人民解放，经由新民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价值目标的追求。这样的价值追求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的。正是这种崇高的价值追求所形成的历史使命感推动着吕振羽先生的历史研究，决定着他的历史研究选题和历史著述的基本方向。
价值目标决定着一位史家研究的基本取向及其研究课题的选择。进入历史研究之中，吕振羽先生则强调：“对待科学要老老实实”，“对待历史要求实事求是分析”（注：《吕振羽史论选集》，第590页。 ）。吕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对待历史应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为此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他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分析研究了大量的神话史料、实物史料、文献史料、调查所得的口述史料等，才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中国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提出和探讨了一系列在当时令人震聋发聩的新见解。
吕振羽先生强烈的现实的历史使命感，还体现在他的历史著述根据时代的需要突出了历史研究的重心。比如，抗战期间他的历史撰述突出爱国主义，强调历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严厉地抨击了日本学者秋泽修二有关中国历史的法西斯侵略论调；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历史撰述，突出阶级斗争，强调农民阶级对土地的要求，等等。贯彻着社会现实价值目标的历史研究，突出时代所需要的历史研究的重心，这是正当合理的。具有现实历史使命感的吕振羽先生，是赞成古为今用的。但他强调对待古为今用应当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不能因为现实的一时需要而掩盖历史的真象，也不能简单地借古说今，或以今铸古。具有现实历史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常会因现实社会需要的某种刺激而选择相关的历史研究课题。当课题确定进入实际历史研究之中，吕先生强调：古为今用“不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而“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全部而可靠的材料，进行严肃认真的恰当的分析和论证，应该尽力避免主观的想象或牵强附会”，不能为着某种需要来“借古说今，也不能以今释古”（注：《吕振羽史论选集》，第581页。）， 更不能掩盖历史的真象。这里举一个例证。我们知道，吕振羽先生一向主张以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而且他认为历史上中国多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和平友好。但他同时认为对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曾经有过的并不友好甚至相互杀戮的历史事实也应当如实记录。17世纪中，清军入关以后，曾因汉族民众的反抗而大加杀戮，以至屠城。有的学者提出“不要谈清军在沿江沿海的血洗政策，不然会影响民族团结”。吕振羽先生认为，这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这是“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历史，是错误的”。“历史就是历史”，应当“是怎样就是怎样”。这样才能从历史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教训，而有助于建设我们今天平等友好的中华民族。仅仅有价值目标而缺少科学态度，往往会导向实用主义。吕振羽先生的史学成就正在于他将现实的历史使命感和历史的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
第二，吕振羽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研究和科学研究相统一，还集中表现于吕先生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遗产的较为合理的评价和所采取的科学态度。人类历史遗产不同于纯粹的自然事物，既是一个事实存在，又是一个价值存在。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价值存在，后人又是可以采取科学的方式加以认识和评论的。这里的关键是人们对历史所采取的评价尺度（评价标准）。吕振羽先生反对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采取彻底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主张，也不赞成奉历史文化遗产若神明的顽固守旧态度。他以是否有益于中国社会历史进步为标准，主张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以建设新文化。他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一时就抹煞了发展到那样高度的中国封建文化的一切，不去估计其巨大的创造成果和它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他认为这种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打倒一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他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继承问题》（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一文中，曾经开列了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中国各族历史上六、七十位各方面的卓越人物，包括各族的革命领袖、民族英雄，具有杰出创造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指出他们的文治武功、思想学识，以及在道德伦理上的爱和平、重信义、刚毅坚忍、临难不苟、见危受命、视死如归等高尚品质，还有不胜枚举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吸收其中合理的进步的因素，以作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根据。对于近代的洋务运动，吕先生认为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当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同时又指出这场运动提倡的“西学为用”，并由此而引发的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等，为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客观上是进步的”。吕先生认为戊戌变法是改良运动，同时指出这场运动通过“变法维新”，“强国保种”等，开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失败了，却为辛亥革命作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工作。在吕振羽先生看来，人类历史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吕先生主张的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当然不是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而是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仔细地研究这些遗产，给予批判地总结，吸取其中对建设新文化有益的精华，这样才能有根据地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应当说，吕振羽先生的史学成就是得益于他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所采取的科学而合理的态度的。
最后，吕振羽先生的价值追求和科学态度的统一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他本人和他人革命历史的尊重上。吕振羽先生并不是一位固执己见的人。他曾经说过：“我不会固执自己的意见。我所要固执的，只在要求问题的解决。”（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序》。）这正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态度尤其表现在他对历史事实的固执和尊重。1935年冬到1936年，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吕振羽，受党的指派和委托，到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联系进行谈判，争取实现国共和谈共同抗日。吕振羽先生并在谈判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本来是吕振羽先生和其他共产党人有功于党和人民的一段革命历史。60年代，吕振羽先生蒙冤狱中。“四人帮”一伙为了诬蔑和打倒刘少奇同志，逼迫吕振羽先生将这段历史改说成刘少奇企图勾结国民党消灭红军，要他提供为打倒刘少奇所需要的“历史材料”。吕振羽先生大义凛然地宣布：“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严词拒绝歪曲历史。这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在革命年代的价值追求是正确的。他在这种价值目标推动下的革命行动也是正确的。尽管身陷囹圄，他相信党和人民会将他这一段历史审查清楚作出公正结论的。他对前来探监的儿子吕坚说：“我吕振羽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你们的事。真正的革命者是永垂不朽的！”（注：以上引自吕坚《倔强物俗看锥花》（载《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和刘茂林《德业长存策后人》（载《吕振羽研究文集》），略加综合。）他决不为了一时的苟安需要而出卖自己的理想、灵魂和自己真实的历史。为学必须先做人。吕先生的做人和治学是一致的。他的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和科学态度统一，既体现在治学上，也体现在做人上。侯外庐先生在回忆他的老朋友吕振羽先生时评论说：“振羽同志卓具史识，深知史德，刚直不阿，秉公持正，从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把历史当商品。”（注：侯外庐：《悼念吕振羽同志》，《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这确实是知交的至论。
以上我主要谈了对吕振羽先生的价值研究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治史取向的一些体会。人们知道，价值观是具有主体性的，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即使同一群体主体，由于所处时代条件不同，具体价值标准也会有异。吕振羽先生的历史著述主要撰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吕先生和老一辈革命者追求的推翻旧社会、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等价值目标都已实现，我们今天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样的历史建设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价值标准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们对人类历史来程的理解、对历史重心的把握、对历史课题的选择等，在某些方面会不尽同于吕振羽先生，我们或许也会不再同意吕先生的某些具体历史论断。但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吕先生的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治史取向和途径，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这就要求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应当更加深入地分析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发展及其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事实，像吕先生那样，带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以科学态度来治史，这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而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是非常必要的。我想，这应当是我们对于吕振羽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本文系作者在2000年5月2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联合举行的“纪念吕振羽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