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演化、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优势论文,陷阱论文,产业升级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506(2012)04-0023-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的经济活力逐渐得到释放，实现3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速达到9.8%，被称为“中国奇迹”(林毅夫等，1994)[1]。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人均GDP于2010年突破4 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偏上中等阶段。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可发现，有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这一转折点后，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僵化，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以至长期停滞甚至倒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目前也出现了一些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引起民众、学者和政府的广泛关注。人民论坛专门对此做过问卷调查，在被调查的50名专家和6 000多名网友中，60%的网友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在0.5以上，而90%以上的专家认为在0.5以下(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0)[2]；受访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成功消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的稳定运行为跨越陷阱提供了强劲的支撑。胡鞍钢(2010)[3]教授认为中国虽然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政治、社会、国际等方面的诱因，但是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快速增长所隐藏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潮涌现象”、“民工荒”、收入差距过大、贪污腐败严重、内需不足、产业升级不力、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相继出现，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从现有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来看，基本停留在对其成因的归纳方面，没有从理论上对其形成机理以及跨越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国家的发展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如果能够顺利地实现从生产并出口低技术产品向高技术产品转变，则实现比较优势的演化与竞争优势的转型就能够突破陷阱，成功向发达国家收敛。Hausmann和Klinger(2007)[4]、张其仔(2008)[5]、Felipe等(2010)[6]认为，产品空间和比较优势演化是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最重要因素。各国的产品空间存在异质性，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什么产品决定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该国参与的经济活动的类型有关，也与其选择和发展的产业有关。因此，本文试图从比较优势演化和产业升级的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对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二、文献回顾
Quah(1993)[7]研究发现，传统理论所识别的能够实现经济动态增长的决定因素可能是一种误导，他应用跨国收入数据得出结论：世界经济可能会是一种绝对极端的两极分布，一极非常富有，一极极端贫穷；只有人口很少的少数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实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变，中等收入经济体则可能完全消失。如果如此，就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迈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逐渐增加，但是这些国家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却出现经济增长缓慢甚至长期停滞的现象，这些现象最早发生在拉美国家，但是近年来在东南亚等地也相继出现。21世纪以来，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受到广泛的关注。中等收入陷阱一词在2006年由世界银行正式提出，目前已有的对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比较各经济体经济绩效的差异以及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方面。
Sachs和Williamson(1985)[8]比较研究了拉美和东亚经济体的增长绩效，他们认为，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持续停滞的关键原因在于没能成功实现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政策的转型；此外，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绩效的差异还在于拉美借债过多且使用不当，虽然二者都曾借入大量外债，但拉美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将借入的外债多用于支持私人部门积累外国资产，而亚洲国家则将外债用于发展可贸易物品，特别是出口产业。但是无论是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目的都是通过贸易保护来扶持国内产业，提升国内产业的竞争力。所以绩效差异的本质并不在于拉美和东亚采取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差异，而在于亚洲国家通过引进很好地吸收外来技术，扩大了产品空间，实现了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产业升级；拉美国家却因为产品空间本身狭小，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又不适合技术扩散，所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与产业升级就显得相对困难，因此经济陷入贫困的增长之中。
Gregorio(1992)[9]研究了12个拉美国家1950年-1985年间增长的决定因素，发现工业和出口份额大量增长、农业份额变动最多的国家增长速度最快，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多源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和产业升级的顺利实现。但是他的研究并没有解释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机制。Ohno(2010)[10]分析了越南的经济增长过程，认为依赖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的经济增长迟早会出现停滞，经济发展必须依靠人力资本的不断升级，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也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Ohno将工业化分为4个阶段，阐明了在工业化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即在技术的消化、吸收过程很容易发生产业升级断档，此时，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他还强调了人力资本在新技术的消化、创新方面对中等收入经济体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在中等收入阶段人力资本虽然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产品本身。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决定了产业升级的方向与速度。
综合分析已有文献可发现，很多研究都强调出口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有部分观点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不力是发展中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本文认为，出口政策差异、内需、产业结构的调整归根到底都是产业升级问题。出口政策的有效性与政策采取的时机、采取政策的国家规模、出口产业的发展等很多因素有关，对发展来说，真正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是相应产业的升级。内需的扩大和内需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同样可以由产业升级得到体现，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升级能够克服工业化初期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消失的弊端，实现劳动工资的上升。要变成一个富国，就要使国民有能力挣更高的实际工资(Sutton，2001、2005)[11-12]，使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提升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实现需求指导生产的良性机制，使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同步健康发展，而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通过产业升级来实现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本文试图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
产业结构转型如何诱发经济增长停滞？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否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为什么陷阱容易在中等收入水平时发生？Romer(1986)[13]基于D-S生产函数的产品多样化模型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14]、Aghion和Howitt(1992)[15]的质量改进模型解释了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以上模型均假定产品空间同质，也就是产品空间结构不重要，不会产生路径依赖效应。然而，Hausmann等(2007)[16]、Felipe等(2010)[4]都强调产品结构的重要性与异质性。Hausmann和Klinger(2006)[17]、Hausmann等(2007)[16]利用跨国的出口贸易数据建立产品间技术距离的接近(proximity)矩阵，通过产品空间网络图发现产品空间高度异质：产品空间既存在很稠密的部分，那里的产品内部联系很强；也存在很稀疏的部分，那里产品之间的联系很少。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产品之间的技术联系有关，且产品之间的这种联系显著地影响着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演化，国家趋向于选择生产与已有产品比较接近的产品，发展邻近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当前已经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接近程度是一个国家比较优势演化的重要决定因素。产品空间高度异质，而且这种异质性决定了比较优势的演化，暗示了一个国家当前在产品空间的位置显著地影响其未来有效转型的机会。然而这一模型主要集中于后进国家的模仿而不是创新，由于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既可以采取追随式的模仿战略也可以采取蛙跳式的创新发展模式，这就为本文的研究预留了空间。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基于产业升级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释
本文模型基于Hausmann和Klinger(2006)[17]的研究，为方便描述，我们称之为HK模型。HK模型专注于研究后进国家的模仿，基本假设是生产一种产品需要特定的制度、政策、资本、基础建设、劳动等组合，并将这些组合统称为能力；而生产每种产品所需的能力具有专用性，即能力之间不能完全替代。其次，产品空间不一定连续。HK模型将每个熟练工人的产出标准化为1，产业升级体现为从一种产品跳到另一种新的产品，新产品的价格随着两种产品间的距离线性增加，成本随距离的平方线性增加。
这一情况下要保证利润为正，也就是跳跃发生的必要条件是b＞a。此时，成本上升的速度快于价格上升的速度，相对价格的增加来说成本上升更快。一定的价格条件下，跳跃的巨大成本是保证进入者有正的垄断利润的前提，因为这种巨大的进入成本会成为潜在党争者的进入壁垒，而这正是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成本上升快于价格上升这一必要条件容易在中等收入阶段得到满足。首先，在中等收入阶段，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按照Lewis(1954)[18]的观点，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可以在不变的必需工资水平下提供无限供给，促进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是资本部门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无限制的扩张，因为一方面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会发生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蔡昉，2008)[19]，导致人口供给减少，这两方面都会使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供给，当剩余劳动力耗尽时，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
其次，技术研发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由于同发达经济体相比存在很大的技术差距，后进国家有来自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林毅夫等，1994)[1]，可以通过FDI技术引进以及直接购买国外先进、成功、有商业价值的技术以实现本国技术的进步，这种模仿和购买等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成本低，并很大程度地减少了研发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个过程只能维持到工业化起飞阶段完成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而且这种简单的模仿只能够实现低附加值的增长，因为在本国模仿国外技术的同时，发达国家已经在研发新的技术，所以仅靠模仿、购买已有技术是不够的，真正的技术进步和高水平的增长要依靠本国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来实现。而高水平技术的研发投资很高，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大部分的科研投资都不会取得任何成果，而取得成果的技术中能够实现商业价值的比例也很低。也就是说在工业化中期，巨大的研发投资和较低的研发成功率很可能导致维持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停滞。
最后，企业的成本由企业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组成。可控成本是企业内部能够控制的运营成本；不可控成本是指企业外部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硬性基础设施如便利的交通、电力、通信等，决定企业从事交易活动的交易费用和市场范围；软性设施如金融管制、法律体系、社会网络等，决定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契约履行费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互动范围等。在时间给定的条件下，基础设施禀赋决定企业的交易费用，也决定了经济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距离(林毅夫，2010)[20]。一般而言，企业能控制的是内部的自身成本，对所面临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只能被动接受。然而在产业升级、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不同经济体面临着不同的“约束条件(binding constraints)”，这些约束条件如果不能全部得到改善，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Hausmann等，2005)[21]。而且，对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的经济体而言，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基础设施是不同的。即随着产业升级，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起飞阶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等交通设施、法律体系、金融市场等逐步得到完善；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有进一步的提高，但这些配套设施仅凭企业自身无法提供。比如创新需要良好的专利保护环境及庞大的资金支持，而且研发本身有很大的风险，需要有配套的金融体系来加以分散；更重要的是，研发本身有很大的外部性，从事研发的企业不能完全将研发的收益内部化，此时公共部门应该介入，为研发提供良好的环境。涉及具有公共性的设施、体制等需要政府发挥有效的作用，为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提供良好的背景。如果这些基础设施不能得到同步改进，产业升级就会受到阻碍。尤其是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由粗放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型，其关键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的能动性，实现从依赖外来技术向研发创新转变。这些制度性投资不可能由单个企业完成。所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些因素容易使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得到满足。
(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产业升级的充分条件有两个：产品空间密集以及生产新产品的能力。Felipe等(2010)[6]根据产品复杂程度(PRODY)及产品连接性(PATH)将SITC分类的779种4位码出口商品分为合意、不合意两组，并据此将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家分为4组。其中34个国家出口的产品中有很大部分是合意产品，即产品技术含量高且连接性好；有75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是不合意产品，即产品技术复杂程度低且连接性不好，这些国家出口的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很难与其他产品连接，也就是很难实现向新产品的跳跃。Abdon等(2010)[22]的实证研究证明，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巴西、泰国、南非、菲律宾、墨西哥等都属于PRODY很低、PATH较小的那一组，所以很难实现向高收入的转型；而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处于高PRODY、高PATH一组，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高、连接性好。即产品空间是异质的，它决定了从一种产品向另一种新产品跳跃的可能性，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比较优势的演化方向与路径。有的国家生产的产品具有很强的中间产品性质，连接性好，容易实现向新产品的跳跃；而有的国家生产或出口的产品连接性不好，实现这种跳跃所需的时间就很长，有的甚至完全不能实现跳跃。如阿根廷等国家具有显示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或初级加工的农产品上，在这些产品上积累的比较优势很难转化成生产机械产品等制造业产品的能力；而在电子制成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日本、韩国，很容易实现向高级制成品的转移。
企业生产新产品的能力基于生产已有产品而积累的比较优势。这种跳跃需要的能力具有不可贸易性，是质量和生产率的结合，且这种结合不是(0，+∞)的连续统一，而是存在一个最小的临界值，低于该临界值的企业就会被排除在市场之外(Sutton，2001、2005)[11-12]。这种能力的获得因产品和国家的不同所需的时间也不同，且进入新活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包含信息和协调的外部性。一些活动或者国家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学习，而另一些活动或国家学习的时间可能很短。生产高技术产品的国家本身积累的能力有很多种，在多种能力之间配置生产新产品所需的能力显得相对容易，而生产低技术产品的国家本身的能力积累就很少，这些国家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生产新产品的能力。此外，发达的经济体有成功的体制、机制建设，新产品容易被企业家发现，组织并重新配置生产新产品所需的能力非常容易。比如良好的市场机制使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引导市场向新产品配置资源，良好的法律、融资背景能很好地抵消发现新产品所产生的外部性等。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在转型期很难将这些基础设施配置良好，所以影响了企业家发现新产品、生产新产品能力的发挥。
跳跃的充分条件得不到满足是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人口红利消失、研发成本剧烈增加、基础配套设施同步发展使得成本增速快于价格增速这一实现产业升级跳跃的必要条件得到了满足，但是产品空间、能力积累不能满足跳跃的充分条件。p/c＞1(企业保持生产原有产品不变的必要条件)的情况下，b-a越大，1/(b-a)越小，(1)式的值就越小，即每次跳跃的临界距离变小。这意味着在中等收入阶段，跳跃的必要条件的满足使得每次跳跃的临界距离变小。当产品之间距离保持不变或者距离很大时，较小的跳跃临界值意味着成功的跳跃很难发生，即一定距离水平下，升级发生断档的可能性越大。
(三)基于创新的产业升级
产业组织理论对策略性行为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除了追赶行为以外还有赶超行为，也就是蛙跳，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简单的模仿是无法实现的，根据Vernon(1966)[23]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于技术的比较优势，一种新产品或者新技术总是在发达国家被发明出来，随着产品或者技术日益成熟，生产的技术被其他企业所获取，本国的生产厂商增加，进入标准化阶段，利润逐渐变少，产品已经从技术密集型转为劳动密集型，为了避免劳动的比较劣势，发达国家会开始新的创新，而将进入衰退期的技术转移到后发国家，此时国内的需求通过进口得到满足，如此往复。后进国家如果仅限于模仿，就只能永远尾随在发达国家之后。而跨越式发展则往往通过创新来实现，创新的过程跨越了简单的低水平模仿，通过人力资本的学习、积累，创造合适的产品与技术，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赶超。那么，本模型是否能抓住经济增长的这一方面呢？
假定企业从当前产品跳跃到一种创新产品要付出的成本大于模仿已有产品的成本，这个假定基于生产特定产品所需能力的不完全替代性，从当前产品的生产转向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显然能力的损失超过简单模仿导致的能力损失。新产品的价格仍然是新产品和当前产品之间的距离的函数，我们假定价格随着技术距离指数增加，升级的成本也是技术距离的指数函数。为了保证产业升级发生，必须满足必要条件：b＞a。为了方便与HK模型比较，我们将模型中的参数具体化，假定a=2，而成本函数中
图2 模仿与创新的技术选择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HK模型一般化，得出了产业升级发生的临界条件，同时分析了产业升级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该模型能很好地解释经济体在转型中存在的经济停滞现象，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解释。同时通过给定参数的具体值，比较了基于模仿的产业升级与基于创新的产业升级之间的差异，得出创新型产业升级的成功机会更大的结论。这为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指导后发经济体产业升级的实践中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首先，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距离，企业只要能在最优距离找到升级的目标产品，就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及产业升级。由于产品空间异质，位于产品空间不同部分的企业升级的机会不同，生产不同产品的国家产业升级的机会也不同。实现跳跃的产品间技术距离的临界值的大小由成本与价格的变化速度决定，两者相差越大，临界值越小，升级就越容易发生断档。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往往容易在中等收入阶段得到满足，但是产业升级的充分条件如果得不到满足，则会导致升级断档，中等收入陷阱产生。其次，由于生产不同产品所需的能力不完全替代，导致产业升级中选择升级到哪种目标产品的成本收益是不同的。企业选择是否升级，升级到哪种产品由企业能力和产品间的距离决定。成本变化的速度快于价格变化的速度是升级发生的必要条件。产业升级可能一帆风顺，可能会分岔，也可能会断档。这里的产业升级分岔是指产业间升级，也就是从一种产品升级到另一种全新的产品，这种升级来自创新。最后，在相同的临界条件下，创新型的产业升级成功的机会更大。
基于本文的研究，对我国的产业升级可能有如下意义：
第一，中国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如果能够实现由简单模仿的增长方式向创新型增长方式转变，通过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则可以突破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普遍压力，同时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技术的赶超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和谐发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只有具备了产业升级的充分必要条件，产业升级才会顺利发生。为了减少产业升级断档的风险，政府可以在公共领域提供更多有利于减少企业交易成本的必要条件，如便利的交通、分散研发融资风险的金融体系、促成高校等研发机构与企业的充分合作、完善的契约制度、良好的社会网络和信息平台等，扩大企业生产可能性集合。此外，政府可以有选择地引进“合意产品”，增加产品空间的密集度，帮助企业发现新产品、积累生产新产品的能力。
第三，创新型产业升级比模仿型升级断档的可能性更小，即创新型产业升级更容易获得成功。基于这一结论，国家应该提供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鼓励企业创新。对简单模仿型的企业鼓励其退出或者进行创新，以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实现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是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这里的参数是对比HK模型的取值(HK模型中a=1，b=2)，只是本模型的一个具体化例子，取值不同解出的临界条件可能也会不同，但是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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