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家庭本位建设
彭耘夫 程广云
内容提要 家族本位是儒家伦理文化的精神实质。对内，家族是每个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对外，家族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儒家伦理自始就有两个基本矛盾：一是“有己而无我”；二是“先家而后国”。伦理文化精神的迁移转换是从两面——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来夹击中国传统伦理的家族本位。其要义有二：揭露国民私德意识，宣扬公德观念；揭露国民奴性心理，宣扬个性思想。其关键是以社会本位主义、个人本位主义来反对家族本位主义。从“电子家庭”起，现代家庭本位建设在实际上即已开始。家庭原有职能将会逐步恢复，家庭将会重新成为社会的基元或基元之一，家庭无疑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面对面”构建的原子式“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传统伦理文化 家庭本位 个人本位 社会本位 电子家庭
一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文化，是就其基本方面而言的，换句话说，是就其以儒家文化为正统文化这一方面而言的。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重人事、轻鬼神，重人伦、轻物理。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伦”指人际关系。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从“人伦”中划分出一个“天伦”，并且以“天伦”为“人伦”之基础。如果我们将“人伦”理解为人际关系的话，那么“天伦”即人际天然(自然)关系(亲属：血亲、姻亲关系)。人际自然关系是人际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伦”(“天伦”)之“理”是儒学的研究对象，“理”指道理。但是，“伦理”之“理”并非等同于“物理”“事理”“天理”之“理”，这个“理”是“性理”“情理”，是“伦常日用”之“理”——日常生活之“理”。
这块宝石花手表，水老师戴过多年，又从手上摘下，亲自给蒋海峰戴上。蒋海峰扬起手腕，想唤起沉睡的记忆：“这是伯父当年送给我的，我一直戴在手上。唉，我辜负了他的期望！”
还有2016年中考作文题目是《你是我最 的人》，很多学生审题中没有扣住第二人称“你”，还有的学生把“你”理解成复数“你们”，没有扣住“最”字。甚至有些学生运用象征手法把“书”“梅”“小草”等代指文题中的“你”，没有扣住要写的是“人”而非“物”。由于审题不严密致使中考作文扣题不准，从而导致失分较重。由此可见，仔细审题是写出高分作文的关键。
由于儒家伦理文化从“人伦”中划分出一个“天伦”，并且以“天伦”为“人伦”之基础，因此，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家族本位。换句话说，家族本位是儒家伦理文化的精神实质，即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以男系为主干(计算家世、继承家产)，以女系为旁支，几世同堂，长幼之间辈分森严。对内，家族是每个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对外，家族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这就叫做家族本位。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封建社会，以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为基础。家庭是这个社会从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天人关系以及人际关系(包括人际天然关系)生产到精神生产的基本单位。“男耕女织”“耕战为本”“耕读为本”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牛郎织女”是反映这个社会基本特色的典型神话传说，“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这个社会现实必然产生的典型人生理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小家庭通常构成大家族。中国传统家族的基本结构是男性本位、长者本位，夫权、父权、族权“三位一体”；家族成员之间是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男女之间、长幼之间在权利义务以至人格上不平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兼有婚姻、生育、养育、教育以及日常生活职能。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家庭又兼有“精神家园”职能。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学堂、行帮以及零散于家庭之外的佛寺、道观是一些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家庭则是唯一普遍的社会形式。儒教(这里指儒学所兼有的宗教功能)的真正教堂是家庭(家族)。相比其他宗教，在儒教教堂——家庭(家族)中，人们不是礼拜上帝，而是礼拜祖先；不是在来世的天国中寻找虚幻的幸福，而是在现世的尘世中享受世俗的欢乐。因此，儒教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人际关怀”来代替“终极关怀”，以伦理的“耻感”和审美的“乐感”来代替宗教的“罪感”和“爱感”。“天伦之乐”就是这样一种伦理的审美情感，而“与民同乐”则是一种建立在其上的政治的审美情感。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家族)作为社会基层生活组织，是这个社会的唯一基元。个人首先隶属于家庭，隶属于家族。家所在的乡称为家乡，家所在的国称为国家。乡官如父，国君如父。为人子者在家为父尽孝，为人臣者在国为君尽忠。国家一体，君父一体，臣子一体，忠孝一体。父家长制是君主专制的基础。以家始，以国终。这就是儒家的伦理—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现代转型出现了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倾向。鲁迅激烈谴责“仁义道德”“吃人”(用吴虞的话来说是“礼教”“吃人”)，毕生致力于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方式来批判“国民劣根性”、改造“国民性”的事业。同时，吴虞猛烈抨击“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侧重于从外在结构方面来解构中国传统家族本位；鲁迅则以“幼者弱者本位”来反对“长者强者本位”，偏重于从内在结构方面来解构中国传统家族本位。从五四运动起，以“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家庭革命”“道德革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释“仁”，一曰“克己复礼为仁”；二曰“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总之，“仁”，是指建立在人际(以血缘为基础)关系以及代际(以血脉为基础)传接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它在空间三维——人际(血缘)关系以及时间一维——代际(血脉)传接上均可无限伸展、延续。它将有限的人类个体之“己”(“私”)安置在无限的人类总体之“群”(“公”)——人际(血缘)关系的无限之“网”以及代际(血脉)传接的无限之“链”中。“仁”的核心内容是“忠恕之道”，其基本原则是“尽职尽责”(“忠”)、“将心比心”(“恕”)，而“礼”则是“仁”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是，“己”(“私”)是通过“分”构成“群”(“公”)的，“分”的主要标准是亲疏贵贱，从“爱有差等”到“泛爱众”，是“仁”的基本路线。总之，“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其基本方法是“能近取譬”。因此，“孝悌”是“人之本”：“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②以“孝悌”为“仁之本”，从而在人际血缘关系以及代际血脉传接纵(父子)横(兄弟)两个向度上将中国传统宗法等级制度构造起来。“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滥觞，而“仁之本”——“孝悌”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精神——家族本位的滥觞。
因此，我们所提出的现代家庭本位建设并不等于回归传统家庭本位。二者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二者的根本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家庭与个人的关系上，传统家庭在家长制下，成员间是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由此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个性；未来家庭在非家长制下，成员间是平等的各自独立关系，由此保证了个人的自由个性。二是在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家庭的社会化程度极低，限制了个人的社会化；未来家庭的社会化程度极高，保证了个人的社会化。在“电子家庭”中，通过电脑及其网络，家庭与家庭、家庭与社会联系极为密切，交往极为频繁。因此，以建立未来家庭——“电子家庭”为目标模式，现代家庭本位建设并不否定现代家庭革命，反而是以肯定现代家庭革命为前提。这种家庭模式超越了传统亲缘、地域的限制，重新构建人际关系。电脑及其网络为建立“电子家庭”提供了前提条件。也许不久，当智能机或机器人普遍进入家庭时，“电子家庭”就会获得一个升级版。
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义”，“义”是从“仁”中发挥出来的。孟子释“仁”阐“义”：一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二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③在后者，“仁义”是“仁之本”——“孝悌”；在前者，“仁义”是“仁”之体与用——“爱人”,“克己”—“由己”。换句话说，“义”是“仁”的主体自觉践履。这一含义同样可以运用于“义利之辨”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④由此引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⑤但是，“修身”正如“克己”—“由己”一样，人仅仅是责任主体，其要义是通过“自律”(伦理自觉)之途径达到“德治”之目的。“以修身为本”与“以家为本”并不矛盾：“以家为本”是体，“以修身为本”是用，后者是前者的主体自觉践履。“修身”首在“齐家”，中为“治国”，终为“平天下”。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这是一条“内收”的路线：以“不忍人之心”(“良知良能”)为“不忍人之政”(“仁政王道”)之基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⑥，最终构建了儒家的伦理文化结构。而荀子则以“性恶”来反对孟子“性善”，主张“教化”(“化性起伪”)，从“礼”到“法”，这是一条“外放”的路线，最终构建了儒家的政治文化结构。儒家正统往往以“内圣”为“外王”之基础，这就是儒家的伦理—政治文化结构。
为了研究船员疲劳，设计基于MFI-20设计船员疲劳问卷，分别对MFI-20五维和NASA-TLX六维进行有效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船员中普遍存在疲劳现象。为进一步研究造成船员疲劳的影响因素，引入了EFA并得到了8个探索性因子。基于EFA的结果，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得出了探索性因子与船员疲劳的相关性，“物理工作环境”，“休息情况”和“工作节奏”等3个因子对船员疲劳程度的影响最为直接。所使用的方法可用于研究船员的疲劳，帮助船舶管理公司和相关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制订疲劳管理制度，通过减少任务负荷，适当的休息时间和改善工作的物理环境来提高船员的表现，切实提高船舶航行安全水平。
董仲舒对原儒(孔孟)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系统化、理论化和宗教化、神学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三纲”强化了儒家的家族主义、国家主义，最终置国家主义(君权——政权)于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族权)之上，并一统于神权。
同样，社会主义也不是唯一的模式。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典型的社会本位。社会本位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但却往往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专制政治—一元文化相结合，造成人的依附性。随着苏联东欧政治演变，极端社会本位转向个人本位。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向温和社会本位，同时个人本位、家庭本位均有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还是工业化，但也包含前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因素。工业化要求建立个人本位，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个人本位不是极端个人本位，而是温和个人本位。而前工业(农业)化的残余因素和后工业(信息)化的萌芽因素则要求建立家庭本位。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家庭本位一直以残余形态存在着，表面上是社会本位，实际上仍然是个人本位、家庭本位，而个人本位又往往与家庭本位相一致。这种残余形态在根本上是消极的，如裙带风、关系网等。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发展第三产业个体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专业户和个体户，由于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单位，家庭本位残余由此在更高程度、更大规模上复活。这种复活在根本上仍然是消极的，如大办婚事、丧事，修祠堂、修祖坟，续家谱、续香火等。同样，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了家族势力的复活，表现出传统家庭本位对于现代化的历史阻碍作用。在乡村城镇化过程中，一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即“离土不离家”)，但这一趋向却与另一部分农民“离土离乡”(即“离土离家”)趋向并行不悖。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基本特色，即将前工业化和工业化结合起来，但这只是为复活传统家庭本位提供了土壤，在根本上是落后的。中国工业化的另一个基本特色，即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结合起来，才是为现代家庭本位建设奠定基础。
张载在儒家伦理文化中倡导“兼爱”，将小家庭放大为大家庭(社会)，移“孝”于“忠”，而又将社会放大为自然(天地)，移“忠孝”于天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⑦这恐怕是儒家伦理文化精神——家族本位的最高境界了。但是，宋明理学“理欲之辨”最终置儒家伦理于极端。程朱理学继承董仲舒，以“三纲五常”为“天理”，但是其比粗陋的宗教神学更精致化。陆王心学继承孟子，强调“天理”在“人心”中。程朱陆王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由此强调“忠孝节义”，以至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⑧，暴露了儒家伦理文化精神——家族本位的反人性、反人道实质，预示着儒家伦理文化的腐朽、衰亡趋势。
二
儒家伦理文化及其家族本位是中国传统农业—封建社会的反映，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儒家伦理自始就有两个基本矛盾：一是“有己而无我”；二是“先家而后国”。后者往往表现在“忠”与“孝”之间的矛盾上。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先儒往往侧重于“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后儒则往往偏重于“忠”(“大义灭亲”，“为尊者讳”)。至于前者，后儒比先儒更走向极端，以至鼓吹“愚忠愚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儒家伦理走到这里，便走到了穷途末路。
比较教学法可操作性强，可减少重复讲解，使学生形成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归纳总结的能力，加强记忆。药用高分子材料学课程中的高分子材料较多，有些材料名称相近，性质差别不大，容易相互混淆，为了帮助学生分清各种材料的特点，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对高分子材料进行对比分析，以已有的知识帮助理解新的知识。
伦理文化精神的迁移转换是从两面——个人本位与社会(团体)本位来夹击中国传统伦理的家族本位。谭嗣同更不遗余力，发出了“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⑩的呼喊。“博爱”(康有为)、“平等”(谭嗣同)、“自由”(严复)，一度是维新派(改良派)反对顽固派的共同战斗口号。而当维新派(改良派)变为保皇派时，革命派便接过了他们原有的旗帜，站出抨击保皇派。他们先后提出“道德革命”“家庭革命”的口号，以旧道德为“伪道德”，以新道德(“自由、平等、博爱”)为“真道德”，同时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
新文化在反对旧文化的过程中，反对旧道德、旧伦理，提倡新道德、新伦理，从而真正开始了中国伦理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进程。这一变革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建设中国现代伦理文化精神。其要义有二：一是揭露国民私德意识，宣扬公德观念；二是揭露国民奴性心理，宣扬个性思想。其关键是以社会本位主义、个人本位主义来反对家族本位主义。前者可以梁启超为例，后者可以陈独秀为例。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认为：“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提出两种“觉悟”：一是“政治的觉悟”，期望国民觉悟“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主张“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亦即由“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趋于“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认为“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是实现这一主张的“唯一根本之条件”；二是“伦理的觉悟”，反对“儒者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说”，主张“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梁启超新民说、陈独秀两种觉悟说，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代表)作为伦理—政治文化的精神实质，因而是从根本上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纲领、两条路线。
单片机P2口的高四位接电动机驱动芯片L298输入端和使能端，P0口的高五位接五个循迹模块。红外通信模块使用P1.0，P1.1和P3.1口。两个电机由单片机的P2口高四位控制，其中P2.5为使能端ENA，P2.7为使能端ENB，均为低电平有效。设置电动机控制代码如表2所示，其中的二进制代码只需关心高四位数值即可。
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原始社会形态在缓慢的解体过程中留下更多的残余。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氏族组织形式被保留下来，并发展成为宗法等级关系和宗法等级秩序。后来，它又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相结合，一直存在于中国传统农业—封建社会中。当原始氏族社会组织形式逐步发展为国家组织形式时，原有氏族社会习俗(“礼俗”)随之逐步发展为国家体制(“礼制”)。“三代之礼”(“夏礼、殷礼、周礼”)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三个基本阶段。周公“制礼作乐”，中国成为“礼仪之邦”。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革导致“礼坏乐崩”，孔子“以仁释礼”、孟子“以义阐仁”，进一步将“礼制”发展为“礼教”(“仁义道德”)。孔孟标榜“仁义”，中国成为“仁义之邦”。此后，荀子进一步将“礼教”发展为“礼法”。
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化阵营内部开始分化。与胡适等人停留在原来自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立场上相反，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走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本位主义。李大钊指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大家族制度，即农业经济组织，并与封建专制政治有着明显依存关系，其实质是历代帝王专制和家族制度的护符，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随着大家族制度被现代经济组织所取代，旧伦理、旧道德必将被“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新道德所取代，从而实现道德领域的革命，而道德革命又必须同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为此，他提出了物心两面、灵肉一致的主张，即以人道主义来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来改造经济组织。
但是，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伦理自始至终居于正统地位，杨、墨、道、释各家均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其地位。只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逐步衰亡，现代社会因素逐步成长时，方才受到真正挑战。李贽首先发难，倡导“童心说”。“童心说”是对儒家伦理虚伪性(虚伪化)的反动。戴震继而挑战，锋芒所向，直指儒家伦理：“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⑨批判儒家伦理及其家族本位构成了曹雪芹《红楼梦》的一个鲜明主题，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倡导“女儿性说”，“女儿性说”可谓是“妇女解放”乃至“女权运动”的先声。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现代转型同样出现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孙中山主张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规范以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而“三民主义”则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但这些思想也带有国家本位主义倾向，认为“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此外，还有一些人继续坚持儒家伦理。新儒家实现了儒家伦理的现代化，如辜鸿铭的“家庭本位”思想、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思想等，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伦理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三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农业—封建社会，家庭是这个社会的唯一基元，家族本位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精神实质。在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两端中，家族本位具有“中庸”的特色。它强调个人首先对于自己家族、进而对于自己国家的责任，而又往往以家长代家族，以君主代国家。其利处在于维持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其弊端首先在于压抑人的主体性和自由个性，造就一批循规蹈矩的“孝子贤孙”，进而在于妨碍人的社会化和分化整合，造成整个民族群体“一盘散沙”的局面。其利处为它带来了强大的同化力和繁衍力的优势，其弊端给它带来了顽固的封闭性、保守性和松散性、软弱性的缺点。但是，归根结底，它不过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和表现，其长短优劣，其存亡兴衰，在根本上为时代所左右。
无论标榜“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还是宣扬“献身社会”的革命运动，都在解构中国传统家族本位、伦理文化，但是从大历史尺度来考察，真正解构家族伦理的是工业化浪潮。近现代以来，工业化浪潮汹涌澎湃，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及其家族本位陷于土崩瓦解之中。工业化趋势带来道德革命以及家庭革命，平等的个人独立的非家长制的小家庭代替不平等的人身依附的家长制的大家族，多元化的小家庭格局代替一元化的大家族制度，家庭原有职能逐步转移。工业化是一场“离家”的运动，人们纷纷“离家”上学、上班(打工)，学校、工作单位同时成为社会基元，家庭不再是唯一的。家庭的现代化同时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一场“家庭革命”中，人们纷纷议论起“消灭家庭”，在家庭中终于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具有平等关系的男女老少，或以个人为本位，或以其他社会团体、集体为本位。这一本位的现代性转换导致伦理道德的现代性转换。
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个人本位。个人本位往往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相结合，造就人的独立性，但人的独立性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一极是技术的控制、物质的富有，另一极则是文化的失落、精神的空虚。家庭的破碎，人际关系从情感到利益的冷却，往往伴随着伦理道德的沦丧。人们成为“工业机器”“城市动物”“资本奴隶”“技术奴隶”，或“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场“回家”的运动。
在借鉴了西方一些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后，东亚几个后发国家创造了别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这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注重转换东方传统文化的先期尝试和有益探索。这是新儒家理论的实践，这一实践的典型正是新加坡经验，其中包括转换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及其家庭本位建设方面。东亚资本主义模式证明资本主义不是唯一的西欧北美模式或者韦伯所论证的唯有新教伦理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东亚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转换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及其家庭本位建设——是无可置疑的。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半现代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建设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符合我国农村现实发展、解决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有力保障。农业合作社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层保障。农业合作社的玉米田地大、经济实力足，既便于大型农业机械作业，也有充分的实力引入更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来完成整个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为提高玉米生产效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通过加快土地的合理流转等有效手段，实现农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促成农业合作社的成立，为当地玉米种植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创造良好条件。
③《孟子》“离娄上”“告子上”“尽心上”。
印尼独立之后，那些被称为“原住民”的是印尼土著民族，而很多华人虽已在法律上获得印尼国籍，但华族仍被看作外来民族。1965年“9·30”事件后，印尼政府强力同化华人族群，规定华人族群不能在公众场合泄露华人身份。苏哈托当政时期，政府利用华商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荷兰殖民时期的历史重演，印尼华人族群被认为具有与其他公民不同的待遇，华人族群由此遭到社会排斥，并引发了1998年的排华事件。
儒家“仁爱”伦理“以家为本”，自始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讲“克己为仁”，又讲“为仁由己”；另一方面，既讲“仁者爱人”“泛爱众”，又讲“爱有差等”。这种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我们姑且称为“有己(义务主体)而无我(权利主体)”“先家(私)而后国(公)”。
我们认为，从电脑步入家庭起，现代家庭本位建设在实际上即已开始，我们不过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一问题并予以初步说明罢了。最后应当指出，现代家庭本位建设虽然并不等于回归传统家庭本位，然而，仅仅就“回归”家庭本位这一表面现象说，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仍然获得了现代化的可靠基础。总之，现代家庭本位建设以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①《论语》“颜渊”“雍也”“卫灵公”。
②《论语》“学而”。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叙述了家庭在三次浪潮中的历史变迁：第一次浪潮，农业时代代替畜牧时代，人们“初建家园”，从游牧“小家庭”到农耕“大家庭”；第二次浪潮，工业时代代替农业时代，人们“走出家园”，从农村“大家庭”到城市“小家庭”；第三次浪潮，信息时代代替工业时代，人们“重建家园”，从城区“小家庭”到“电子大家庭”，同时描绘了以“电子家庭”为基本特征的“未来的家庭”。
对于中国人来说，“电子家庭”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它的第一个信号是：电脑步入千家万户。信息化是一场“回家”的运动，在电脑步入家庭后，人们将会“回家”学习、工作。家庭原有职能将会逐步恢复，家庭将会重新成为社会的基元或基元之一：作为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人伦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无疑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面对面”构建的原子式“命运共同体”。
④《孟子》“离娄上”。
综上所述，利拉鲁肽联合胰岛素治疗肥胖T2DM是安全有效的，可显著控制血糖、血脂，改善胰岛功能，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⑤《大学》。
⑥《孟子》“尽心上”。
⑦张载：《正蒙》“乾称篇”。
⑧程颐：《遗书》卷二十一下。
⑨戴震：《与某书》《孟子字义疏证》。
这次改造试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小老树的形成与根系有很大关系。一切能够改善根系透气性、防止根腐、促进土壤疏松的措施对小老树改造均有效果。
⑩谭嗣同：《仁学》“自序”。
资料显示，巴斯夫于2017年10月和2018年4月先后签署协议，收购拜耳在并购孟山都的框架下剥离的业务和资产，两次收购的现金总价为76亿欧元，约4500名员工加入巴斯夫。协议涉及拜耳全球草铵膦非选择性除草剂业务，关键大田作物在部分市场的业务包括性状、研发、育种能力以及商标，蔬菜种子业务、杂交小麦研发平台、一系列部分种子处理产品，部分工业用草甘膦除草剂在欧洲的业务，全套数字化农业平台xarvioTM，以及部分非选择性除草剂和杀线虫剂研究项目。今年8月16日，巴斯夫顺利完成了对拜耳旗下以纽内姆（Nunhems）品牌运营的全球蔬菜种子业务的收购。
《梁启超文选》，王德峰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8页。
《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吴晓明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4页。
[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87页。
作者简介： 彭耘夫，1989年生，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程广云，1963年生，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范旭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