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姚曼波女士近年来发表了多篇论证“孔子作《春秋传》（即《左传》蓝本）说”的文章，并又将诸文“综合深化”写成专书《春秋考论》出版[1]，反复申扬其说。本来，对于《春秋》经传的作者和成书时代这样一个学术界有相当争议的话题做出自己的研究和判断是无可厚非的，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果是真知灼见，迟早会为学者们所发现所赞同。而如果是谬说妄言，也迟早会被学者们所揭批所摈弃。而综观姚女士之说，则不仅不顾基本史实，存在着大量讹谬诬妄，而且对反对学者的质疑辨驳，一辩再辩，不断淆乱学界视听。笔者兹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略作辨议。
一、“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非始于姚曼波女士
大凡自矜为创见的观点，发明者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姚女士之所以不顾立说的诸多缺陷和矛盾，反复申说，大概也有自矜为创见的缘故。始初笔者读知姚女士“孔子作《春秋传》（即《左传》蓝本）说”时，私下认为这种自诩为“新创见”而其实不过覆前人故辙的奇谈怪论，只任它随生随灭，没有太在意。倒是周勋初先生为姚女士《春秋考论》作的《序》，让笔者微觉诧异。周先生在《序》中说：“她所提出的新观点，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曼波于此作出的努力，自当得到大家的尊重和高度评价。”[1](P3)周先生认为姚女士提出的是“新观点”。笔者素来仰慕周先生，当时读后即感觉到周先生于此殊为失察。直到近日得读牛鸿恩先生反驳姚女士的长文《厌弃〈春秋〉尊〈左传〉》，方才感觉问题有些严重。牛先生所驳，多中姚说之失。但牛先生也误以为“孔子作《春秋传》说”是姚女士首倡，说：“此论倘站得住，将是经学研究的一大突破；如果站不住，则是一次误入歧途。”[2](P88)而姚女士更是自诩破“春秋学千年误区”，说是研究之始，“我长期徘徊，无法深入。直到有一天，我终于从《左传》全书本事部分与解经语之间极为明显的割裂凑泊之痕中恍然大悟。”[1](P364)又有王世舜先生亦为姚女土《春秋考论》作《序》，说：“两千多年来春秋学的研究者，代不乏人，尽管他们在春秋学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他们始终在误区中徘徊，而无法走出这个误区。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姚先生的立说为春秋学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1](P3)高度揄扬之意溢于言表。又说：“姚先生依据史料的分析，将《春秋传》即《左传》蓝本的著作权归之于孔子，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1](P4)姚女士还自陈一些知名学者以及“学界许许多多知名和不知名的朋友”，“给予的高度评价和鼓励，给我了莫大的鼓舞”[1](P365)。这足已说明姚女士的所谓“新观点”已经开始淆乱学界视听了。笔者对动辄自诩为“新创见”、“新突破”、“填补空白”、“破译千年之谜”的说法比较警惕和怀疑。本来学道广大，薪火不绝，而个人囿于精力，见闻有限，因此往往本人自诩为“新创见”、“新突破”得意非常的东西，其实极有可能只是陈词滥调而已，只不过是自己目力未及罢了。就拿姚女士所引以为得意的所谓发两千年未发之秘的“孔子作《春秋传》说”而言，其实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清朝康熙年间的张沐才是此说的首倡者。即论“发明权”，姚女士已足足晚了三百年。“恍然大悟”者，不过他人之旧曲而已。
张沐，字仲诚，河南上蔡人。事详《清史稿》卷476《循吏传一》。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元年后，历任直隶内黄知县、四川资阳知县，后以老乞休。年八十三卒。张沐著述，有《周易疏略》四卷、《书经疏略》六卷、《诗经疏略》八卷、《礼记疏略》四十七卷、《春秋疏略》五十卷、《大学疏略》一卷、《中庸疏略》一卷、《论语疏略》二十卷、《孟子疏略》七卷，九书合编为《五经四书疏略》，有清康熙十四年至四十年蓍蔡张氏刊本，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此外，还有《溯流史学钞》二十卷，《图书秘典一隅解》一卷。
张沐治学，胆大而多臆断，不独治《春秋》学如此，治他学亦如此。于此，四库馆臣曾屡加批驳。如《周易疏略》以《河图》、《洛书》及伏羲、文王诸图即所谓“今本九图为孔子所定”，又“沐自谓朱子之所不能解者，绎诸孔训，恍然来告，敢曰独信，亦谈何容易乎”[3](P72)。再如《礼记疏略》乃其欲求《疏略》，“《五经》阙一不可”，“不得已，会同志属之以分注”，“夫诂经本著所心得，何必务取足数乎”[3](P196)。“孔子作《春秋传》说”出于张沐的《春秋疏略》。被四库馆臣讥叹为“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3](P254)的“孔子作《春秋传》说”，详见于作于康熙三十二年的张沐《春秋疏略序》。他说：“《春秋》有《传》而后为《经》，无《传》则鲁史而已，不足为《经》也。……奈何后儒不察，过求《经》而薄弃《传》也。盖亦未详《传》为孔子作，因以昧其义耳。夫《传》岂容易而为之哉！昔孔子去鲁，以其盛德，携诸大贤，十五年周流辙环，遍交于列国之君臣上下，得尽闻古今载籍佚文漏章及野史与父老口说。凡政治得失、风俗美恶、人类贤邪之故，心术诚伪之态，细及妇人女子之隐情，以及鬼神妖梦之奇、卜筮之法，日与门弟子策记弗忘，以学聚而问辩之，宽居而仁行之。……及归鲁，时穷道丧，欲以此学垂教天下，万世以为常道。于是赞《易》，芟《诗》《书》，定礼正乐矣。至于所得平桓以后二百余年之事独详，其说多繁琐委曲，怪异不经。然亦有经常之变态，贤佞之原委，不可舍也。……于是取鲁史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揆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借《经》而传焉。”[4](P294)又康熙三十四年王渭所作《春秋疏略序》也对张沐之说有比较详细的载述[4](P291-293)，可与张沐自序相印证。姚女士详论的“《左传》的史实部分，不仅是孔子所书，而且其史料，也是孔子游历各国所亲自搜集”[1](P281)的说法即与此颇为相似。
张沐其他著述中也有对这种观点的表露回应之笔，如《书经疏略》。故四库馆臣曾批评《书经疏略》说：
又所载孔安国《序》，於《春秋左氏传》句阙其“左氏”二字，解之曰：“《传》附《经》左曰《左传》。以人号传，古无此体。”考《左传》或曰《左氏》，或曰《左丘》，汉以来说者不同，总为人姓。沐乃以为左右之左，殊骇视听。且谓传以人号，古无此体，是并《汉艺文志》亦未见矣。盖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传》为孔子作，故於此书亦护其说耳。[3](P114)
由此可见张沐的“孔子作《春秋传》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系统地贯穿在他的学术著述中。
二、“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
无独有偶，张沐之说虽然空前，竟未成绝响。稍后，又有许伯政承袭张说而稍加改易。
许伯政字惠棠，巴陵人。乾隆壬戌进士，官山东道监察御史。许伯政著述，有《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三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又有《易深》八卷、《诗深》二十六卷、《春秋深》十九卷。许伯政治学与张沐近似，喜立新说，而证据往往不足。如《易深》八卷，“所论有合有离，不能一一精确也”[3](P85)。《诗深》二十六卷，“多所攻难，而所立异义不能皆有根据”[3](P148)。
“孔子作《春秋传》说”见于其《春秋深》。《春秋深》似已不传于世。四库馆臣曾评述此书云：
是书谓孔子既因鲁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载事实，即为之传。今《左传》中叙而不断，言约旨精者，即孔子所作。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词气浮夸，多与《经》旨相悖，乃属左氏增设。书内皆列之小注，使不与本《传》相混。其有《传》无《经》者，则全删不录。按近时河南张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为列於《经》左之义，不为人姓。伯政盖踵是说。然又觉《传》中论赞或称孔子、或称仲尼，究不类孔子自作，故更变其说，归於左氏增加耳。[3](P260)
近人毛起亦有“孔子作《春秋传》说”。毛起(1899-1961)，原名宗翰，字无止，又字禹州，浙江舟山人。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历任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教授。
毛起的“孔子作《春秋传》说”见于其《春秋总论初稿》。毛起曾自述他突悟“孔子作《春秋传》”的过程，说：
是（1925年）十一月的一日罢，我在房内看崔适之《春秋复始》。看到序证节内说汉人所说之《春秋》是《公羊传》的地方，心中忽忽如有所触。……经一夜的冥想，亦无所得。次晨起来，到庐森堡公园里散步，我正绕着喷水池走时，忽然立住自语道：“那末孔子之作《春秋》，定是作《春秋》之传了。”那时我真高兴极了，觉得《春秋》之一切难题都解决了。[5](P3)
毛起这番自述与姚女士“直到某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都以为是自家突然“顿悟”能解决两千年迷误的“新发现”，其实不过是二三百年前就已现世的旧观点。
《春秋总论初稿》第一篇《孔子与春秋》即陈说《春秋》是鲁史，孔子作《春秋》是作其传。[5](P1-38)毛起说：
但孟子又何以口口声声说孔子作《春秋》，作了《春秋》，又是如何如何呢？他的话一定不是谎话，你又将如何说明来？我们以为孟子此言，是指孔子作《春秋》之传而言的。所谓孔子之《春秋》是传，而鲁之《春秋》则是今之经文也。[5](P27)
姚女士关于《孟子》称引孔子《春秋》的说法即与毛起此说很相似[1](P42-52)。第二篇《春秋之始终》进一步认为《鲁春秋》终于顷公，而今本《左传》之经终哀十六年是孔子作传时之录自鲁史的[5](P39-70)。第三篇《三传之作者》认为《左氏传》曾经人增窜，但不是刘逢禄所说的刘歆的增窜，而是贾逵的增窜[5](P71-118)。第四篇《春秋之教》又推论了孔子作《春秋传》的几个方针[5](P119-154)。可见毛起“孔子作《春秋传》说”有个完整的论说框架。
又章太炎有“经传同修”说，却为姚女士所曲解。章太炎《检论》卷二说：
且孔子作《春秋》，本以和布当世事状，寄文于鲁，其实主道齐桓、晋文五伯之事。五伯之事，散在本国乘载，非鲁史所能具。为是博征诸书，贯穿其文，以行于传，谓之属辞比事。……诸事不见于《经》者，而称圣论定其是非，明诸所录事状，获麟以上，皆造膝受意焉。故《传》亦兼仲尼作也。[6](P410-411)
姚女士以为章太炎“《传》亦兼仲尼作也”的结论，是“破千古之误的惊世之说，不啻是二千年‘一塌糊涂泥潭中的一线亮光’”[1](P137)。其实姚女士是曲解了章说本义。细审章说前后文义，所谓“故《传》亦兼仲尼作也”，是说左丘明从孔子“造膝受意”而作《左传》，继承保存了一些孔子“圣论”，所以说《左传》成书与孔子有关，而并不是说孔子作了《左传》。章太炎是近世“左丘明作《左传》说”的坚定信奉者和支持者，他认为左丘明作《左传》与孔子修《春秋》同时，此即所谓“经传同修”说。“同修”是指“经传”的编撰同出一时，而非作者的同出一人。姚女士在他处再次论及章太炎此说时，却又引其文为“故《传》亦皆仲尼作也”[1](P343-344)。一“兼”一“皆”，其义可是大不相同。不知姚女士是校订不精，还是故意窜改？抑或姚女士本来就将“兼”理解为“皆”而有此误？
三、武断臆测：姚曼波女士的考论方法
姚女士在文章里曾自谦地说：“写考证文章，对于我，有如一个习惯于光着脚丫满山跑的山姑，一下子不得不穿上了古袍礼服，显得拘谨而动作僵硬。”[1](P364)而通观姚女士《春秋考论》，其立说之牵强附会，论证之凭私臆决，取舍之武断粗暴，于当今《春秋》经传学研究中实不多见。姚女士之失，牛鸿恩先生已多有抉指。笔者再粗检姚女士《春秋考论》里的一些问题略加评议。
姚女士说：“本书旨在澄清孔子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同时对孔子作《春秋》这一重大的课题，作全新的探索。——之所以说全新，是因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学坛就一直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下，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不少人似乎依然未能摆脱习惯性的思维定势，更无法接受孔子作《左传》蓝本这样的事实。”[1](P5-6)笔者已经指出，姚女士自诩所谓“全新的探索”，其实是前人旧谈。而姚女士此番言语一笔抹杀前人旧谈，尤见其论说之轻易粗率。
姚女士视“《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为孔子作《春秋传》的铁证，故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多次考论了这一问题。其实这一问题也是学者们多所关注的老问题，早已有过多番详细考证。如郑君华即曾详列“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情形[7]。姚女士的考证本不过承取他人成说，但在考论时总是不齿言及他人名姓，而言必称曰“考之《春秋经》”、“考之《公羊传》”、“考之《左传》”云云，说得好象没人作过相关考证似的，这显然是不太尊重他人研究成果。
姚女士说：“然及王莽之乱，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兵从焚烬’（《隋书·牛宏传》）司马迁及刘歆所亲见的出自‘孔壁’的《孔春秋》，很可能就是毁于此次兵火。《孔春秋》唯一保存于《左传》中。”[1](P81)又说：“藏于孔壁者是孔子真迹，是《左传》祖本的《孔春秋》。”[1](P331)“孔壁”何曾出过《左传》？所谓孔壁藏本《左传》起于王充《论衡》的误说。《论衡·佚文篇》云：“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室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论衡·案书篇》又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宫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王充以为《左传》出于孔壁，有所谓孔壁藏本《左传》。此说实不可信，学者已多有辨证。如王国维即“疑王仲任所云出孔壁中者，涉《春秋经》而误也”[8](P326)。黄晖则详细推论说：
《春秋左氏传》出于孔壁，《佚文篇》说同，恐非事实。……许慎《说文叙》：“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是壁中原有《春秋》。……盖《春秋古文经》出壁中，《古文传》出张苍所献。……不知孔壁之经，《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坚之特重古文也。……《论衡》说《左氏传》出恭王壁中，正见《经》出孔壁，即《传》亦误归之矣。[9](P1162-1163)
黄晖以《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壁书之例，推论《左传》不出孔壁，颇可信从。《汉书·艺文志》明称：“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许慎《说文解字序》又叙及古文《春秋》，是孔壁共出五经。若以许慎说难以为据，则从《汉书·艺文志》著录体例亦可推知《春秋古经》出于孔壁。孔壁诸经之著录皆列于首，并加以“古”字样以示区别，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还有一部分出自鲁淹中），《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甚为明显，则《左传》不出孔壁颇可断定。正如黄晖所云：“《论衡》说《左氏传》出恭王壁中，正见《经》出孔壁，即《传》亦误归之矣。”明乎此，则姚女士之说不过沿误不返罢了。
姚女士的考证推论，往往“跳跃性”极强，完全无视逻辑为何物。笔者随举一例，如姚女士说：
《左传》中生动的战争描述，出自孔子。举例来说，“亡国五十二”中之一的“灭滑”，只是秦晋崤之战的小插曲。灭滑，本非秦志。秦穆公本意要袭郑，只是半途被郑国商人弦高识破，暗示郑已有备，不得不中断原计划，“灭滑而还”。滑的被灭，只是泰国侵略扩张野心而致的意外牺牲品，作者的重心是写崤之战。由此可以推断，崤之战，乃出自孔子之笔。[1](P101)
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姚女士凭什么就能“由此可以推断，崤之战，乃出自孔子之笔”？灭滑是“小插曲”，“作者的重心是写崤之战”，与是否出自孔子手笔有何关系？其凭私臆决、穿凿附会，乃一至于此。而象这样的“考证推论”在姚女士书中可说俯拾皆是。如说“城濮之战，无疑出自孔子”[1](P101)；“今之《左传》的‘艳而富’，皆出自孔子才笔”[1](P108)；“左氏在作《国语》过程中，必与孔子相互切磋，并极可能为孔子提供史料”[1](P119-120)；“历代经学家皆排斥或贬低《左传》”[1](P152)；“孔子赴陈、蔡，可能主要是为避人耳目写作《春秋》，因它们是小国蛮邦，不致引人注意”[1](P214)；“《左传》的史实部分，不仅是孔子所书，而且其史料，也是孔子游历各国所亲自收集”[1](P281)；“如郑庄公与母亲‘隧而相见’，‘其乐融融’的场面，妙趣横生。如此生动的故事，当是孔子赴郑所得”[1](P281)；等等，不胜枚举。这种“考证推论”真可谓胆大而心疏，武断而粗暴。
姚女士在考论中，动辄批评他人“臆度”、“臆测”，其实是恰道己失。如批评徐仁甫《左传疏证》时说：“徐氏不考《年表》与《左传》的具体内容，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主观武断，实在不足为训。”[1](P342)这番批评，正可移来评价姚女士自己的《春秋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