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决定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制造业论文,因素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301(2009)04-0014-06
中国转型道路是渐进的[1-3]，渐进的转型过程中大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进入各个产业，使各产业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得到改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中国经济转型和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伴随着大量的企业进入，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工业经济也出现了总体绩效恶化。造成中国工业经济总体绩效恶化的原因，有些学者提出是由于中国转型过程中制度因素或制度壁垒吸引厂商进入或阻止厂商的退出，而利润率(盈利状况)不是激励厂商进入的重要动机，负利润(亏损)也并不能导致厂商退出[4]，因此企业进入和退出具有非理性，最终导致企业进入数量过度，超过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企业数量和最优市场容量，产生了“过度进入”、“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4-9]，造成了中国工业经济绩效的恶化。但这种观点是否反映了真实的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呢？决定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评价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及当前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企业进入和退出一直是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对企业进入和退出问题的研究是从关注为什么许多产业长期存在超额利润，但是却没有通过进入消除超额利润开始的。Bain等认为虽然超额利润、非均衡引起进入，但是“由进入形成的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调整路径是非平滑的，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调整路径，不同的调整路径决定了不同的长期均衡的利润水平，这种调整路径主要是进入壁垒”[10]。因此早期西方学者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进入和退出壁垒展开，形成了进入壁垒理论。但是进入壁垒理论只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产业具有超额利润，并没有解释进入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正如Audretsch and Mata指出的：“Bain对进入壁垒的研究只是把进入作为一种长期利润的决定机制，而没有分析进入过程本身，以致对进入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进入对经济绩效影响的了解是很少的。”[11]
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产业经济学家开始从经验层面分析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因素。Dunne，Robert and Samuelson运用1972年到1987年的数据研究了美国制造业的进入问题[12]；Shapiro and Khemani对加拿大制造业样本中包含的143个四位数产业在1972-1976年间的进入与退出流量进行了检验[13]；Yamawaki利用1979-1984年日本135个三位产业数据的样本考察了进入率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定因素[14]；Cable and Schwalbach比较了八个国家的进入和退出问题[15]。
Geroski对这些进入的经验研究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得出的结论是：(1)进入是普遍的，大多数产业在大多数时间有大量的新企业进入，但进入率远高于进入渗透率；(2)尽管不同产业的进入存在很大的差别，但产业之间的差别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3)进入和退出是高度正相关的；(4)进入以后的生存率是很低的，进入者要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在位者的平均规模水平；(5)进入率随时间变化是比较大的，通常在一个产业发展的早期会有大的进入；(6)调整成本使得大规模进入的企业和进入后渗透非常快的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7)新建企业生存概率低于多元化进入者[16]。
国内关于企业进入和退出的研究早期主要围绕进入和退出壁垒展开，以解释为什么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工业经济绩效进一步恶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企业进入和退出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代表性的有杨蕙馨[4]、李太勇[17]、陈明森[18]和李伟[19]等的专著。杨蕙馨主要分析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和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利润率(盈利状况)不是激励厂商进入的重要动机，负利润(亏损)也并不能导致厂商退出，认为在中国主要是制度因素或制度壁垒吸引厂商进入或阻止厂商的退出；陈明森将企业进入与企业竞争策略联系起来；李伟通过研究视角的转换，得出中国转型时期的企业进入更多是市场替代而不是市场纠错，并不会产生过度进入问题，当前中国主要问题是落后企业如何有效退出。
此外，近年来有些论文也对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但研究结论有矛盾。如黄健柏等通过对钢铁产业市场进入与行业利润的关系研究，得出行业利润是企业进入和退出所考虑的重要变量[20]；肖建忠等通过跨产业的经验研究得出在制造业全样本的计量分析中，资产利润率并不是促进企业进入的正相关变量[21]；李德冰等利用orr模型对中国37个行业1998-2003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工业企业仍然存在明显的最小规模经济壁垒，但企业进入和退出对固定资产以及利润和销售额的反应不明显，国有企业对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有明显的阻碍作用[22]。
国内学者对企业进入和退出问题研究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有些研究是专门对某些产业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得到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跨产业规律；有些学者虽进行了跨产业研究，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推进，中国制度环境和企业行为有所转变，因此有必要使用更新的数据对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进行跨产业的再研究。本文借助于中国26个制造业2003-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决定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和退出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二、分析框架与数据说明
1.分析框架
最早对企业进入和退出进行跨产业计量分析的是ORR，其后许多学者虽然在OR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练化和特殊化，但该模型的基本特征仍被保留，因此ORR模型是研究企业进入和退出问题的基础模型，故本文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决定因素分析也以ORR模型为基础，该模型的核心是：
对于进入壁垒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可竞争市场等理论的定义并不相同。哈佛学派的代表Bain把进入壁垒定义为：“在位企业在长期能够把价格提高到最小平均成本以上而不导致潜在进入者进入的程度。”[23]在这种定义基础上进入壁垒主要由规模经济、产品差别化、在位者的绝对成本优势构成。芝加哥学派的代表Stigler认为：“进入壁垒可以定义为一种进入产业的企业必须承担的，但在位企业不需要承担的生产成本”[24]。芝加哥学派对进入壁垒的定义强调了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之间的不对称性，规模经济、广告、资本等不一定构成进入壁垒。而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的进入阻止策略性行为理论，则强调在位企业的策略性行为构成重要的进入壁垒。
同时，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转型时期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影响因素，因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壁垒分析必须考虑到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条件，以反映中国转型经济与成熟市场经济的区别。故本文选取下列因素分析中国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1)产业厂商平均资产规模(scalek)：产业年末总资产除以企业数量，从资产规模角度反映大企业的绝对成本优势。其平均规模越大，可能对进入者的阻碍也越大，同时平均资产规模越大企业退出时的退出成本也越大，企业退出壁垒可能也越大；(2)产业国有资产比重(soe)：此变量反映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行政性制度壁垒。国有比重越高的产业，由于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国有企业退出困难；同时国有比重高的产业，行政垄断也比较高，因此也造成了其它类型企业进入的困难。
预期收益
无疑是作为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实行进入和退出决策时首先考虑的。企业是否选择进入，取决于进入后的风险调整净现值是否大于预期的进入成本与预期进入后的运行成本，换言之，进入决策取决于企业对进入后收益条件的预期。预期收益的决定因素很多，例如产业市场规模增长、产业利润总额增长、产业资金利润率等。本文选择以下指标作为分析企业预期收益的决定因素。
(1)产业销售额增长率(lxs)。此指标反映产业的增长速度和产业市场规模的变化，是决定企业进入的重要因素；(2)产业预期资金利润率(elrr)。作为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产业预期资金利润率应当是决定企业是否进入的重要指标。对于预期资金利润率的获得，目前有的文献是基于进入前的利润
来建立预期利润，有的根据多期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性推断，即根据
等时间序列的利润来推断进入后利润，本文假定预期资金利润率等于；(3)产业亏损额增长率(lks)。此指标反映了企业进入的风险，产业亏损额增长率越高，企业进入产业的风险越大。
当然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因素还有很多，上述变量并不能代表所有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因素。一些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不可观察或难于找到合适替代变量而被忽略，因此这些变量很可能进入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中。如果这些影响因素与方程中自变量相关，同时又对因变量有重要影响而被放入随机误差项中就违反了线性回归基本假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分析中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2.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2007)，由于国家统计局2003年修改了《全部经济活动的产业分类和代码》，为保持分析前后统一性，我们选取了修改前后产业分类中都存在的26个两位数制造业作为分析对象，26个制造业行业名称及其代码见表1。
26个制造业从2003-2006年的总体发展情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3-2006年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以下特征：(1)2003年至2006年间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增长迅速；(2)2003年至2006年间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迅速增长过程中，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和行业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也呈现增长趋势；(3)2003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国有资产比重呈下降趋势。
三、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决定因素分析对于中国26个制造业2003-2006年间企业进入和退出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到，回归结果的R平方很高，达到了0.984412，F显著水平为0.0000，DW值为2.307235，表明模型模拟程度较好，较好反映了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情况。
从分析结果看，产业预期资金利润率同产业净进入率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相关系数高达2.820799，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受产业资金利润率引导，企业行为趋向理性化，企业对正当获利机会有足够响应能力，这与杨蕙馨[4]的利润率(盈利状况)不是激励厂商进入的重要动机，负利润(亏损)也并不能导致厂商退出研究结论相反，与黄健柏[20]等人的分析结论基本相同。充分反映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逐步建立了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
行业企业净进入率同行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15764，显著性水平为0.0099，表明亏损额增加率大的行业，企业净进入率减少，企业进入和退出受行业亏损额增长率影响。这与国内很多学者提出的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众多的进入主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新建项目要由其提出并筹集资金，而且企业重要技改项目也要由地方政府审批，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多元化，往往导致潜在进入企业目标多元化，潜在进入企业不会把投资规模定在利润最大化水平上，企业的投资必然大于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均衡投资，从而产生过度进入的研究结论不同。表明我国企业的风险意识加强，企业独立自主投资能力加强，行业风险增大，企业进入会更加谨慎。
从资本壁垒角度看，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面临着资本压力，产业平均资本规模越大，企业净进入率越低，净进入率与产业平均资本规模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14634，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是以低劳动成本为主，企业进入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入率不高；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仍不成熟，非国有企业获取贷款相对偏少，因此非国有企业进入资本要求高的行业难度较大，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有待深化。
从行政性制度性壁垒因素来看，国有资产比重高的产业，企业净进入率比较低，产业国有资产比重与产业企业净进入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72824，显著性水平为0.0003。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国有资产比重高的行业大多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如石油加工业、烟草制造业等，即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些产业的行政垄断并没有降低，导致非国有经济成份企业进入这些行业的难度比较大，新企业进入率比较低；另一方面，尽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大大削弱，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造成国有企业退出率低，因此产业最终净进入率必然比较低。较低的产业进入和退出率使整个产业竞争程度和产业效率降低。
从产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与企业净进入率关系来看，两者相关系数为-0.009808，相关系数很小，且显著性水平较高，为0.8391，无法拒绝零假设，表明产业规模扩张对企业净进入的影响不强，两者相关性不大。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一些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销售收入的增加，主要通过在位企业规模扩大实现[5]，新企业进入数比较少，导致产业净进入率比较低；另一方面，正如Shapiro and Khemani[13]分析指出的在产业大规模扩张过程中，大规模企业进入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企业退出，在产业底层存在大量企业流动，但是产业的企业总数变动不大，因此产业净进入率不高。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具有类似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机制，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的合理化对产业效率改进和产业的增长有重要意义。
本文分析表明，资金利润率和行业风险等已经成为决定企业进入和退出产业的主要因素，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资本规模壁垒和行政性制度壁垒仍阻碍企业有效进入和退出。因此，当前产业政策调整的重点是促进国有资本从竞争性产业退出，加大力度破除对某些产业的行政性垄断，逐渐取消对国有资本政策性保护和对非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歧视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