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吏治论文,意蕴论文,之争论文,气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提出以后，学术界不时有人对此加以评说，或然或否，见解不尽相同。汪篯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一文中提出：在姚崇用事的期间，与刘幽求、张说之流互不相容，其中“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尽管“他们自己是否已有一种自觉，现在无从知道，可是这种冲突，却一定是存在着的”。汪篯又将此种政争引伸到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认为李林甫主张选择官员“应凭才识吏干，不应专用词章”，而张九龄的看法则是“崇尚文学的观点”[1]（第196页）。杜晓勤在《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中认为“吏治与文学之争”是一种“极为新颖且很有说服力的解释”[2]（第281页）。“随着两派政治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玄宗朝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2]（第281页）。林继中《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一书解释说：“所谓吏治与文学之争，事实上是进士科举全面取代汉以来的选举、六朝以来门阀承袭的用人制过程中发生的斗争。”[3]（第125页）许道勋、赵克尧在《唐玄宗传》中则提出不同的意见，该书中说：“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观点，经再三考虑，难以接受。如果由此引出吏士派，似不够确切。”[4]（第176页）
唐玄宗时期到底是否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如果存在，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纷争的历史与文学蕴涵？它对盛唐气象的形成起着怎样的作用？这就是本文试图加以探讨并寻求回答的。
一
唐玄宗在位时期，朝中始终存在着朋党之争，史不讳言。其主要表现，在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在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在开元后期则有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就历史的声誉而言，姚崇与张说都可以称为开元名相。姚崇历仕三朝又足智多谋，玄宗称赞他“宏略冠时，伟才生代，……有忠臣之操，得贤相之风[5]（第236页）。张说同样文德武功俱备，朝廷诏书中称赞他“司钧总六官之纪，端揆为万邦之式”[6]（第3056页）。就人格而言，姚崇、张说也皆有道德风范，俱不失为正人君子。问题是，二人同为玄宗亲信重用之臣，又都不失为正人君子，在朝廷却各为朋党，相互嫉恨倾轧不已。据《资治通鉴》载云：“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相，张说疾之，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上不纳。”[7]（第6688页）姚元之即姚崇。张说因与姚崇交恶，极力阻挠姚崇入相，没有得逞。姚崇拜相后，深受玄宗信任，君臣关系如鱼得水，整理朝政大著成效，然而他与张说的关系依然紧张。姚崇严密地监视着对方的一言一行，等待排斥对方的机会。据史书载云：
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它日，（姚）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癸丑，（张）说左迁相州刺史。[7]（第6692页）
姚崇在政治上多谋略，他的一番话便使张说远离政治中枢。与此同时，左仆射刘幽求也失掉宰相之职，罢为太子少保，不久又贬为睦州刺史。在此前后，刑部尚书赵彦昭被贬江州别驾而卒，户部尚书钟绍京左迁绵州刺史，又贬琰川尉，尽削其爵位及实封。朔方道大总管兼御史大夫郭元振以军容不整的罪名，“将斩以徇”，受赦免后流放于新州。这些人都与张说关系亲密，因此在姚崇当政时，他们纷纷遭到贬逐。
又据《明皇杂录》载云：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我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迄姚既殁，张果至，目其服玩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刻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张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为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视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抚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8]（第15页）
《明皇杂录》是晚唐人郑处诲所撰。郑是大和八年（834年）进士，在朝任工部、刑部侍郎，出为浙东观察使，宣武军节度使等职。该书所记多得之传闻，内容真伪参半，其中说到张说能令姚氏一门“举族无类”，乃是夸张过甚之词。但论姚崇、张说交恶，则应属历史事实。
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病故。同月，张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与姚的朋党之争也因姚崇的亡故而自然结束。
被排挤出朝廷长达7年之久的张说又回到玄宗身边，而且大受信任。开元十年仲夏，玄宗有《送张说巡边》诗云：“股肱申教义，戈剑靖要荒。……云台先著美，令日更贻芳。”玄宗视张说为文武兼备的股肱之臣，宠信有加。开元十二年夏四月，玄宗降诏褒扬张说：“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6]（第3054页）这些都是张说将受重用的明白宣示。然而到了开元十四年，张说便受到来自政敌一方的攻击，而且罪名非常严重。据《旧唐书》本传载：御史中丞宇文融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共同奏弹张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于是玄宗降旨鞠问。张说被拘禁于中书省，在接受鞠问期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由于高力士从中斡旋，玄宗产生了怜悯之心，仅仅停兼中书令一职，然而次年便令他退休。
领衔弹劾张说并日益受到玄宗信用的宇文融为人品行不纯，一向为张说所鄙视。当时任中书舍人的张九龄曾提醒张说：“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不可不备也。”张说回答是：“此狗鼠辈，焉能为事！”[6]（第3221页）然而最终，张说仍免不了栽倒在这些人手中。宇文融后来的下场也不妙，他侥幸登上相位，仅百日而罢。又因贪污受贿等事被人弹劾，贬昭州平乐尉，又流放岩州，死于途中。
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张说去世。张九龄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与祭文，痛惜“人亡令则，国失良相，学坠司南，文殒宗匠”，对于张说的道德、文章、功业、学识及历史地位作出了全面崇高的评价。《旧唐书》载云：“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张）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张）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寻丁母丧归乡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6]（第3099页）张九龄全面继承了张说的地位，担当起政坛、文苑领袖的角色。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斗争亦由隐而显，逐渐上升为朝廷主要的斗争。
李林甫出身王室，为人阴柔乖巧，心机城府深密，尤善于利用关系依附攀援，以求得升迁固宠。史书形容他“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又说他“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6]（第3236页）。概而言之，李林甫为官固宠的诀窍是伺探消息、迎合上意、厚自结托、投其欢心。待人表面上甜言蜜语，暗中排斥异己，培植私党势力，人称口蜜腹剑。
张九龄为人忠直耿概、风度清华，而李林甫则虚伪狡诈、不学无术；张九龄在玄宗面前遇事力争，忠言谔谔，而李林甫伺察逢迎，先意承旨。在皇权专制下，其结果可想而知。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次年四月，出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因病去世。李林甫则秉持朝钧20年，使得玄宗朝政治迅速滑向昏暗、腐朽、无序，终于酿成亿万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
二
上述玄宗不同时期的朋党之争，其内涵随时有所变化，并不完全相同。大致而言，姚崇与张说之间的党争是由于政见与意气相左而形成，双方皆有过失，又皆不失为正人君子。张说与宇文融之间的党争有着治国理念的差异（一重文学教化，一重财政赋税），演为权势的倾轧。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党争，则有着政治是非、道德善恶、人格尊卑之别。
在这种朋党角逐中，便包含用吏治与用文学之争。所谓“用吏治”，是说在任用官员时要着重其实际经验与政绩；所谓“用文学”，是说在任用官员时要着重其学术素养与文章才华。这种用人标准上的吏治与文学之争有着复杂的背景：其一，是由于武后朝政治失序，朝廷鼓励告密、重用酷吏，朝廷官员呈现人人自危的局面，而侥幸者依附谄媚、苟且躁进，造成官员队伍普遍的人格扭曲与道德失落；其二，中宗朝官员队伍迅速膨胀，品流杂滥，出现了大量的所谓“斜封官”。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各公主皆开府，“官属尤滥，皆出屠贩，纳訾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9]（第3654页）。另据《旧唐书》载左补阙辛替否疏云：“官爵非择，虚食禄者数千人；封建无功，妄食土者百余户。”[6]（第3159页）可知这种斜封官当时有数千员之多。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朝廷应按照什么标准选择任用官员。
从一般的意义说，用吏治与用文学并无根本的冲突。政治非止一途，吏治之士与文学之士本可以并行不悖，各展其才，互为补充。然而在封建体制之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其中显要职位更是屈指可数。君心独断，朝臣争宠，朋党便有了滋生的土壤。官员职务有所倚重、性格各有差异，在用人上有所偏重是难免的。姚崇被称为“救时之相”（《唐语林·品藻》），他先后三度为相，皆兼兵部，千头万绪的事务等着他去处理，对于从事实务的官员较为熟悉，用起来也得心应手。在处理繁剧急迫的军国政务中，他对于文士的迂腐不切实际感受尤深。而张说虽然有实际经营干练之才，但是他的主要功绩作用还是在礼乐文章方面。据《新唐书》载云：“（苏）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9]（第4402页）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十一年五月，“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监察御史鼓城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7]（第6756页）开元十三年，玄宗又召张说等文学之士，赐宴于集仙殿，对张说道：“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名为集贤殿。”玄宗还曾经在彩笺上以八分书写《张说赞》曰：“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发，翰苑光鲜。”[10]（第129页）可以想见当时君臣相得、诗酒风流的境况。
张说、张九龄先后成为当时文人参政的楷模，又是当时文坛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们的文采风流，由于君王的赏识而更加焕发光彩，对于广大文士无疑会产生表率的作用。在这种朝廷格局中，文学之士得到较多进身的机遇，是很自然的事情。相形之下，对立派的官员宇文融、崔隐甫、李林甫、牛仙客等则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宇文融出身官僚家庭，崔隐甫为官刚直严厉，他们在经济管理、财政赋税上也许有干练之才，文学上则几无表现。李林甫深于权谋，却并无学术，《旧唐书·张九龄传》称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他的心计才能全用在阴谋暗算上。牛仙客久习吏事，谈不上文学表现，《资治通鉴》载张九龄曰：“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史载李林甫还曾引用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某次读《礼记》“伏腊”为“伏猎”，因而受到文学之士严挺之嘲笑，李林甫为此而深恨之[6]（第3105页）。严挺之与张九龄相善，而萧炅与李林甫同调。可知在当时，文学与吏治之士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的情绪，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大唐新语》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开集贤、置学士，功业恢博，无以加矣。”[10]（第10页）在用人上，张说偏向于文学之士。与之相反，李林甫向玄宗推荐牛仙客时说：“但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7]（第6823页）张说、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这自然容易引出朝政的纷争。
三
用吏治与用文学是当时朋党之争的表现形态，已如上所述。然而，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这可以从其代表人物自身的情况来作初步的说明。
被奉为吏治派领袖的姚崇，其实也具有文学之士的身分，他起初是应“下笔成章举”考试而授濮州司库，五迁夏官郎中。他后来历仕三朝宰相，处理军政功绩卓著，然而这不等于他鄙视文学，更不能说他缺少文学才能。宋人记载说他“时有述作，然少见于世”[11]（第223页）。《文苑英华》录其作品七首，其中诗四首，赋、书、诫各一首。又张九龄有《和姚令公哭李尚书父》、《和姚令公从幸温汤喜雪》，今姚作并亡，可知姚崇诗文散失甚多。
与姚崇矛盾相对的张说也绝不是简单的文学之士。张说参与了玄宗诛灭太平公主的权力斗争，在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节度使时，曾带领轻骑20人，深入降虏部落，又曾统率马步兵20万破敌，安定边疆，继而奏章朝廷减边防驻兵20万，表现了非凡的政治胆识与才干。张九龄为人善恶分明，居朝守正不阿，在玄宗面前极言得失，谔谔有大臣之节。他审讯刑案，判决公允，囚犯轻重皆服，当时称为“张公口案”（《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他早就看出安禄山有野心，主张“因罪戮之，冀绝后患”[10]（第12页）。唐玄宗誉之为“正大厦者，柱石之功；昌帝业者，辅相之臣”[10]（第12页）。上述这些皆非“文学”二字所可包含。
其实用吏治与用文学只是一个大概的倾向，远非水火对立、泾渭分明。姚崇被认为是吏治派的领袖，然而他推荐代替自己的宋璟，却是“博学，工于文翰”[6]（第3029页）。姚崇曾经上表朝廷请求奖励刘知几、吴兢，又曾引用严挺之，刘、吴、严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同时姚崇与张九龄关系也不错，二人不仅有书信往来，还有诗章唱和。张说还奉玄宗之命撰写姚崇的神道碑，碑文中赞美姚氏“武库则矛戟森然，文房则礼乐尽在”、“学刃攒植，文锋迅驱”，又说世人“但睹浑璞，谁详瑾瑜”[5]（第2327页）。可知两人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描述的那样对立。
大体而言，特定朋党的产生与盛衰，首先由于封建政治的激发，而以君心为转移。开元前期，稳固政权、安定社会为亟务，姚崇因而深得玄宗的信任。到开元中期，玄宗掌权日久，敷陈文教、润色鸿业渐次提上日程，张说、张九龄便先后受到赏识，升至辅臣的地位。玄宗朝在文化上采取开明、开放的政策，而在政治上则是绝对的专制。所谓朋党，只能适应专制者的需求而产生，顺从皇权意志而存在，同时又随着君心的反复而兴衰。玄宗不仅主宰着朝局运行的方向，而且掌控着最高人事的任免，他在一念之间可决定朋党首领的生死。史载姚崇断中书主书赵诲一案不合意旨，玄宗不悦，姚崇“自是忧惧，频面陈避相位”[6]（第3025页），又右丞相兼中书令张说被诬与术士交往及受贿等状，玄宗敕令宰臣、刑部尚书、大理少卿、御史大夫等共同鞠问。用吏治与用文学的轻重，与其说是由于朝臣政见的不同，不如说是体现着独裁者个人意志的转移。
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时常表现着暴戾、非理性的品格。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周子谅被杀一案，便是专制政体下独裁者毒焰凶残的大暴露。周子谅是朝廷的监察御史，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忤旨，
之殿庭，朝堂决杖死之。”《旧唐书·李林甫传》则载云：“监察御史周子谅言（牛）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资治通鉴》记载稍详，说：“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谶书为证。上怒，命左右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蓝田而死。”[7]（第6827页）李林甫再进谗言说张九龄曾荐引周子谅，张九龄也因此遭到贬逐。正是由于独裁者的个人意志不受限制，直接导致了王朝的动乱与衰败。
在考察“吏治与文学之争”时，离开封建专制君主的主宰作用而谈论具体的是非，这必然模糊了它的本质。
四
玄宗朝隐然存在的这场用吏治与用文学之争，对于当时文坛作家的创作与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可以分为三个类属作分析：一是文坛领袖人物张说、张九龄，朋党之争与他们的贬逐生涯密切相关；二是诗坛名家王翰、王维，他们因朋党之争而牵连被贬，朝政的昏暗浇灭了他们从政的热情；三是对于李白、杜甫、元结来说，开元之治激发了他们的政治抱负，而李林甫的专权则使得他们的人生旅程充满了险阻和辛酸。
开元三年，张说受姚崇排斥出为相州刺史，转任岳州刺史，开元七年校检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节度使，开元九年九月又重新入朝。这七年外放、贬谪的岁月，使得张说的诗风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新唐书》本传称张说既谪岳州，“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他在幽州、并州的诗作则浸润了苍老悲壮、慷慨许国的气概。与之相近似，张九龄被贬逐荆州时，年纪已达60。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在寄寓忧伤的同时也彰显着坚守气节的高尚人格，从而在清婉中更注入了一份馨香。
在开元诗人中，王翰性格放荡不羁，率性而为，迹近豪侠。他多次得到张说的荐引，是张说周围重要的文士之一。张说罢相后，他也遭受贬谪，最后死于道州司马任上。另一位著名诗人王维则受到张九龄的赏识，被擢为右拾遗。王维曾向张九龄献诗，赞颂九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在张九龄罢相外放后，王维又有《寄荆州张丞相》诗，写道：“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张九龄的遭贬使王维的人生态度发生重大的转折，他因此而对政治感到失望，趋于消沉退避，渴望隐逸。
玄宗朝党争对于李白、杜甫、元结等人的影响是间接的，但仍有迹可寻。开元十三年，李白出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正是张说执掌集贤院事时，因此李白怀抱“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故林”的济世梦想，很难说不是受到玄宗宠遇文士、大张风雅的现实激发。开元十八年夏，李白首次来到长安，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中说：“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觞荐槟榔？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卫尉张卿即驸马都尉张垍，他是张说的次子。李白希望得到张说的汲引，实现经纶天下的理想，其意十分明确。然而此时张说已是重病在身（不足半年即去世），张垍亦无见识，李白的期望只能落空。天宝元年秋，李白二 长安，待诏翰林，历时不到三年，便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李白在长安期间的具体活动，如今虽然难知其详，但其政治倾向大体可以推测。当时与李白关系亲密、相互交游的友人，如李适之（“饮中八仙”之一），天宝元年（742年）为左相，因受李林甫阴谋陷害，天宝五载罢知政事，贬宜春太守，天宝六载，被逼仰药而死。又如李邕，天宝初任北海郡太守，亦为李白所仰慕，李白诗中多次提到他。天宝六载，李邕被李林甫派人杖杀。又如崔成甫侍御，长期与李白交往，关系非常亲密，天宝五载亦因事被贬。综上所述，李白对于朝政的立场与态度都与专擅朝政的李林甫相对立，这一点十分清楚。李白再次来到长安，最终无功而返，应当与他的这种政治立场与态度有着绝大的关系。
天宝六载，就在李邕、李适之等人被迫害至死的同时，在李林甫的操纵下，朝廷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科考，以选拔人才。杜甫、元结都参加了这场考试，结果是“无一人及第者，（李）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7]（第6876页）。这件事对于杜甫心灵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天宝十载，杜甫向朝廷献《三大礼赋》，受到玄宗的关注，使待制集贤院，命试文章，然而他从政的希望再次遭受到李林甫的压抑。杜甫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写道：“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这里的“前政”即指李林甫，“阴谋”、“忌刻”是说李林甫对士人的手段阴狠刻薄。仇注曰：“‘破胆’以下，恨李林甫之忌才。只‘阴谋’、‘忌刻’四字，极尽奸邪情状。”[2]（第143页）元结的遭遇处境与杜甫有相似处，不必赘述。
玄宗朝文人受压抑、遭迫害的状况，不难想见。这种局面，势必对盛唐诗坛的内在气运与宏观风貌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为“盛唐体”[13]（第53页）。他又说：“盛唐诸公之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13]（第253页）此后，学者纷纷以“盛唐之音”、“盛唐气象”评论这一时期的诗歌。这些评论一致地肯定盛唐诗歌最鲜明的美学风貌：真率活泼的精神，蓬勃壮大的气势，遒劲飘逸的旋律，潇洒隽永的兴象。这些，无疑道出了盛唐诗歌给予后人最突出的心灵感受，是盛唐诗有别于其他时期诗歌的重要特色。
然而，通过对开元、天宝党争局面的考察，便会发现“盛唐之音”、“盛唐气象”之下有着更为丰厚、复杂的内蕴。开元、天宝年间，朝廷政治由清明转向昏暗，社会由兴盛的顶峰迅速滑向动乱的深渊。与之相对应，“盛唐诸公”的人生旅程中也充满了挫折与苦难。因此，“盛唐之音”中所寄寓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壮、飘逸，也有低抑、苍凉、孤独与悲怆。“盛唐之音”展现了在一个开放、强盛的国度里，文人以报国自许、以才华自命、以功业自期的人生理想由树立至幻灭的完整过程。“盛唐气象”则是这一过程中文学、艺术美的显现。“盛唐之音”宛如一座雄深的山峦，“盛唐气象”则是笼罩其上的烟树与云霞。
因此，在张说的笔下，既有“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如此兴象丰茂之句，也有“古木无生意，寒云若死灰”这种意趣衰飒之词；在张九龄的笔下，既有“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的高华境界，也有“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的复杂心声；在王维的笔下，既有“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的慷慨心声，也有“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的隐逸之思；在李白的笔下，既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种充满自信的宣示，更有“孔圣犹闻伤麟凤，董龙更是何鸡狗”这种愤懑之语；在杜甫的笔下，既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更有“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凄凉叹息。在盛唐诗人的作品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玄宗朝党争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其中“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其表象之一端。它对盛唐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张说、张九龄先后受到唐玄宗的信任，成为辅佐之臣，这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的从政理想，为文人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了生动的榜样。经世济邦、建功立业与文采翰墨、诗酒风流的结合，成为盛唐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诗苑盛唐诸公笔下多带激情与亮色，皆与此有关。其二、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一切以君王的私心为转移，权势成为催生邪恶与腐败的温床。玄宗朝后期，政治转向昏暗，文人从政之途荆棘密布，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这更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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