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冯仲平：美欧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对谈者］
林利民：世界政治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傅梦孜：美洲室主任 研究员
刀书林：东南亚室主任 研究员
冯玉军：欧亚室副研究员 博士
主动“塑造”
仲平：各位好。岁末将至，大家肯定看到了不少关于今年中国外交的总结文章。我想今天我们就此话题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一方面总结今年一年中国外交实践，另一方面对未来做一些展望。林博士，请你先开个头。
林：今年国际形势很复杂，可以用“动荡年”来描述。伊拉克战争、朝核危机以及不断发生的恐怖活动，给世界和平、亚太和平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动荡自然不利于中国的加速发展战略。但中国从动荡中寻找机遇，从应对动荡中捕捉机遇，在外交上突出“有所作为”，取得了各方赞叹的外交成就。所以，2003年对中国外交而言，可以说是“机遇年”。而这种机遇的取得，与中国积极塑造和平环境的努力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是中国化动荡和危机为机遇，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以伊拉克战争为例。伊战包含非常复杂的国际政治根源，你很难用拜火教式的思维，用“黑还是白”的绝对两分法去评价伊拉克战争本身。美国坚持“打伊倒萨”有其霸权要求，有自私和非正义的一面，如想占领伊拉克、加强对中东石油的控制、震慑中东与伊斯兰世界、改善在亚洲大陆“软腹部”的战略态势、推进其“新帝国”理念等。但这场战争又是在美国继续坚持反恐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不能说美国“打伊”完全没有反恐要求。另一个复杂之处在于俄、法、德虽然反对美“打伊倒萨”比较坚决，并结成了暂时联盟，但这个联盟是议题性的，美国人也大都相信俄、德、法反对美打伊是一事一议，是具体利益之争，并不意味着俄德法与美关系有结构性变化。美国认为俄德法是“体制内”国家，也不存在“替代”危机。俄德法可以与美在某个具体议题上对立，但可以很快握手言和。中美关系则不同。
仲平：你可以将中美关系和欧美关系不同的地方说得具体一点吗？
林：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不少人认为，美国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崛起中的“强权”，双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不同，中国最终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如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就宣扬这种观点，美国不少新保守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虽然中国对美打伊的赞成与否也是议题性的，也是一事一议，中国一再强调反霸不等于反美，但如中国在反对美打伊中过于抛头露面，就会被美“新保守派”精英借题发挥、上纲上线，认为是中国乘机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想替代美国的世界地位。如此一来，中美关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而且损害后要恢复也会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努力做到了“三个统一”。一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二是国家利益与国际正义相统一；三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一方面，中国在美与俄德法围绕伊拉克问题的争执中，坚定地支持后三国，反对美“打伊倒萨”，显示了中国外交的原则性、正义性和理想主义，坚持国际和平、国际正义，反对以暴易暴。另一方面，中国又把分歧严格限于伊拉克战争问题，不允其向其它领域扩散，不使其影响中美关系的其它层面，如在朝核、反恐、反扩散等问题上，中国继续与美合作，使美真正认识到中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是议题性的，不是结构性的，因而又坚持了灵活性，维护了国家利益。
傅：我认为今年对中国外交的另一场考验是朝核问题。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及东北亚有关国家有不少共同利益，如中国与美韩日俄一样，都不希望朝开发、拥有核武器，都希望维护半岛稳定。同时，中国对朝谋求通过拥有“核遏制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及其根源虽不赞成但能予以一定的“理解”，对朝在生存与发展问题上遇到的困难愿意给予较多的“同情”与善意帮助。但中国与有关国家也存在分歧，如中国不认为朝拥核能保障国家安全。具体到中美之间的不同点则包括三方面且互为因果。中国不赞成朝开发核武器是从国家直接安全利益出发，担心韩日跟进、破坏东北亚战略稳定；而美国主要担心的是破坏其全球反扩散体制。中国希望半岛稳定与谋求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的长期战略相一致，是长期与稳定的战略考虑；美国则主要是受反恐拖累，不愿在东北亚再铺战线，分散力量，美国人内心深处仍不放弃“更换朝鲜政权”的战略梦，这必然导致不稳定。所以美国要求半岛稳定是“议题性”的，是战术性的，如果条件允许，美国有可能不惜打破半岛稳定而实现自己的利益。前两个不同表明中国在反对朝开发核武器及维护半岛稳定方面比美更真诚，并直接引出中美间的第三个分歧，即中国反对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希望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朝鲜的安全与发展问题。而美国仍想惩罚朝鲜甚至谋求动武，对朝的安全要求也不甚关心、理解。
刀：我同意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正是从这些因素考虑，中国主张有关各方和平解决分歧，积极促成“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既要坚持无核化，又要考虑朝鲜的安全要求，以便各方缩小分歧，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此目标，中国积极介入朝核问题并取得初步成功。在此过程中，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进一步显现，中国的“穿梭外交”得到国际普遍赞誉，东北亚和平得到维护。中美关系也大步推进，美国真正相信中国反对美打伊是一事一议，中国是美解决亚太问题的战略伙伴。主要因为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鲍威尔等美国政要宣称中美关系处于“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佳时期”。这对于稳定中美关系，解决中美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及促进亚太和平与稳定大有助益，可谓化挑战为机遇也即主动塑造和平环境的又一经典之作。
傅：不仅仅伊拉克和朝核危机，年初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困难。领导人正常的出访和来访一度停顿了下来，个别国家因此与中国的关系呈现出某种不和谐。4月东盟召开“非典”疫情会议，温总理应邀与会，坦诚陈述问题及政策措施，显示了中国政府的负责任形象。4月23日，朝核问题北京“三方会谈”的举行也表明，在国内面临严重“非典”疫情挑战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有作为地区大国积极协调解决重大地区危机的决心。总之，正是在这样一种积极的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国际社会提高了对中国的信心和期望。
“关键”和“首要”
仲平：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十分重视发展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今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更明确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方针。今年在这两方面中国外交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呢？
林：我首先谈谈大国外交。今年中国大国外交的特点是平衡发展。中美关系今年是大幅改善的一年。在反恐、反扩散、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增进了中美信任，所以美国政要纷纷表示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佳时期”。中欧关系也是大踏步前进的一年，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与欧洲主要大国的立场实际上是“异曲同工”。今年1-9月，中国与美日欧俄的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美日欧俄也是中国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和高技术进口来源，这既表示中国与大国关系有了一个深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表示中国与大国关系今年得到新的平衡发展。
仲平：最近温家宝总理访美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前，胡锦涛主席分别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庆典、法国埃维昂八国集团“南北对话”以及10月在泰国召开的APEC峰会上与美国总统布什会面或会谈。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均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傅教授，你对中美关系怎么看？
傅：正如林博士刚才提到的，布什政府的一些重要幕僚包括国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等对目前中美关系都有过一些积极的描述。国内学者对“最好时期”的描述当然有不同的理解或看法。但我认为，今天的中美关系总体状况是不错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开始接触起，一直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世界尚处于冷战后期，中美有过十分紧密的战略合作，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但当时中美关系的内涵远不够丰富。今天，无论从内容和实质上，中美关系已发展到涉及两国重大利益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支撑这种关系的基础在内涵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由过去“单一的战略需要”逐步向“复合型的战略期望”转变。它既包括政治上的协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包括反恐以及维护地区稳定、应对热点地区局势和促进地区及全球经济繁荣与发展等方面的合作，这些多方面因素共同组成这种复合型基础。
刀：应该说，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这些积极状态，主要是由于中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美国政要看到了崛起的中国正在发挥积极影响，也由于反击恐怖主义成为双方的共同利益需要，从而促成布什政府对华战略观的积极变化及推进中美关系的决心。但我们也应看到，过去基于应对共同威胁的高度一致“冷战需要”可以掩盖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今天，即使布什政府对华战略定位发生了变化，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也难以掩盖。特别是在经贸、不扩散、人权甚至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仍将出现尖锐的斗争。美国最近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压人民币升值和发展实质性美台关系等，都反映了这一问题。
仲平：俄罗斯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俄罗斯。请冯博士谈谈对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看法。
玉军：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把俄罗斯作为其担任主席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充分表明了对中俄关系的重视。其实此次出访是一次“三合一”的重要外交活动，胡主席不仅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会晤和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的庆祝活动。通过访问，中俄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信进一步深化，两国元首深入探讨了双边关系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现状和前景。双方一致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深化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将是两国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双方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同努力开创中俄关系发展的新局面。自“9·11”后俄美关系迅速改善以来，国际学术界就有人认为中俄合作丧失了原动力，将日益空心化。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两年来的中俄合作实践，就会发现，中俄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拓宽、深化了。除了传统的战略合作外，中俄两国在反恐、防扩散、应对新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中俄关系不仅没有因双方与美国关系的改善而弱化，反而成为促进与美合作的重要因素。因此，上述两国领导人关于中俄关系的宣示并非空洞的言辞，而是有的放矢，为中俄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中俄关系中的重要事件还包括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对中国的工作访问，在9月举行的中俄总理第八次定期会晤中，两国总理就深入中俄经贸与人文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举措。
林：由于石油管道问题，中俄关系今年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围绕“安大线”的问题，中俄双方进行了多轮磋商。但我觉得，中俄经济合作中出现一些摩擦和分歧并不可怕。事实上双方正在努力以更务实的态度来深化经济合作。应该看到，随着中俄经贸的快速发展与两国国内改革的深入，中俄经贸合作正经历着结构性转型，合作方式由单纯贸易向相互投资、技术合作过渡；合作规模由“零敲碎打”向“大宗买卖”转化；合作主体从“游击队”向“正规军”升级。在此过程中，两国的大企业正日益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主体，大项目正成为经贸合作的关键内容。“安大线”的波折反映出在中俄经济合作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这包括如何看待与处理大企业集团在中俄经贸中的作用与影响、如何正确引导地方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作用、如何把握中俄长期经贸合作战略的契合度等诸多问题。通过“安大线”的波折，我认为中俄两国对对方的国家利益、市场模式、法律环境等都有了更深入、更切实的认识，从而能够以更务实和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经贸合作。令人庆幸的是，中俄两国并未因“安大线”的波折而产生重大分歧，两国能够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切实挖掘深化经贸合作的现实可能性。11月初，中俄韩三国公司就酝酿多年的“俄罗斯科维克金—中国—韩国”天然气管线的建设项目达成可行性研究报告说明，中俄之间，包括中俄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潜力巨大。
刀：今年中俄关系还有一个特点，双方在地区多边安全上的合作更趋紧密。这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俄两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晤和总理会晤的机会，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11月初，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已经在北京正式运作，上海合作组织反恐中心也即将在塔什干投入运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还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这表明它可以在打击中亚地区恐怖活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今年9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晤还确定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长远目标，并提出了区域贸易便利化等具体措施。这意味着上海合作组织将以安全与经贸“双轮”加速发展。此外，中俄两国还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相互协作，双方不仅及时通报有关朝核问题的斡旋情况，还以“六方会谈”为平台积极地进行劝和工作，共同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仲平：我也来补充一点。今年中国与欧盟走得更近。先说经济和贸易方面，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双方贸易额为876亿美元，今年头9个月就已经超过了这一数额，全年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近年来，欧盟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加，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国有共同语言，比如双方均主张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应在解决当今地区和国际争端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伊拉克、伊朗等问题上欧盟许多国家与美国之间歧见较大。为了扩大其国际影响力，欧盟寻求与中国开展协商和合作。在其今年6月发表的首份安全战略报告草案中，中国被列为其全球战略伙伴之一。明年欧盟还将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展，届时10个中东欧及南欧国家将加入欧盟。扩大后欧盟面积将达到40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4.5亿、GDP将超过10万亿美元。为了扩大和加强中国与欧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今年10月中国发表了《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一文件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该文件是中国有史以来发表的首份对外政策文件，成为今年中国外交的又一亮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中国周边外交今年有哪些重要发展？
刀：今年中国的周边外交成效突出，可谓鸿图大展、色彩亮丽，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外交的新形象。一年来，中国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周边大国关系保持稳定发展态势，特别是与印度关系进一步改善，双方步入构建新型关系阶段；与其它中小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如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不断加强，并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今年以来，中国继续促进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发表了《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为三国合作的不断深入奠定了基础。中国作为重要成员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呈现出深化发展态势，机制化进程在加快、成员国成功举行较大规模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并开始推动多边经济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安全合作，不断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傅：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就有目共睹。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中国国力增强，在地区安全、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和作用增大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可以说是得益于中国采取了一项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政策，使周边国家日益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热忱的好邻居”，促使其对华政策不断趋向积极。中共十六大将睦邻友好作为一项长期国策确定下来，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今年，中国领导人又提出“睦邻、帮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思想。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主动“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确保中国在战略机遇期内的稳定发展。如在朝鲜核问题上进行穿梭外交，促进了北京“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在今年初泰国和柬埔寨发生矛盾时进行“劝和外交”，及时避免了两国矛盾升级，赢得了东盟国家的高度称赞。
林：我接着做点补充。目前是中国塑造战略依托带的最佳时期。一是周边正在酿变和调整过程中。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宽松、最佳时期。三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周边国家普遍想搭中国增长的快车，与中国改善关系。四是力量对比的天平对中国有利，中国周边省份的经济普遍比周边国家增速快，比周边国家繁荣，如云南比缅甸、越南、老挝发达，新疆比中亚、南亚发达繁荣，内蒙古比蒙古人民共和国先进等，这就为我们积极塑造周边环境提供了必要条件。我们看到并很好地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会，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得到发展。在经贸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也出现了飞跃。今年1-9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达2400亿美元，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40%，对华贸易在不少周边国家的外贸比重中大幅上升。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东盟、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主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国。
仲平：今年中国的多边外交也十分积极。傅教授，你能否就此谈谈？
傅：今年也是中国多边外交大步推进的一年。最大的亮点是中国参加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与发展中国家首脑之间的南北对话会议，中国领导人在会中和会后赢得了各方的高度评价。通过此次会议，中国与八国集团建立了工作关系，实现了直接对话。另一个亮点是在坎昆会议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农产品贸易等涉及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坚决斗争，宣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捍卫了发展中国家利益，也团结了发展中国家，突出了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地位。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更大，真正是朋友遍天下了。
玉军：今年中国外交还有一个不太引人瞩目但却有着深远意义的变化，这就是对人的关注。今年以来，对中国公民海外利益与境遇的关注在中国外交工作的日程中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今年夏季，改善中国在乌克兰留学生的生活与学习环境，成为中国驻乌克兰使馆的重要工作；12月，在莫斯科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失火之后，中国驻俄使馆迅速展开善后工作，不仅与俄方进行了积极交涉，而且为中国在该校的留学生及家属提供了迅速周到的服务。我想，对中国公民海外利益的关注与保护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进一步重视，意味着中国外交价值取向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刚刚开始，以后还要有一个长期的逐渐充实、完善的过程，但它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它意味着公民的利益与价值正在成为中国外交议事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益启示
仲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外交在中国总体发展战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永恒的课题。在这方面，中国的经历和经验都还不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一边倒”政策，之后很长时间受到西方孤立，改革开放以来又面临种种疑惧、防范甚至遏制。但实践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参与，我们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那么，2003年我们得到了哪些重要启示呢？
刀：我想首先或者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外交一定要时时刻刻服务于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和长远利益。“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由此规定中国外交的中长期目标应该是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保障。就2003年而言，中国外交必须保持使其阶段性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统一。应该说，努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稳定并改善中美关系，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合作关系，促进周边繁荣稳定和平等，均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阶段性目标。
傅：我同意中国外交必须努力将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紧密统一起来的看法。2003年中国周边外交就深刻体现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思路。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但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是世界特别是周边各国关注的问题。如何避免世界以旧有思维模式看待中国的崛起过程，摆脱历史上大国崛起带来的震荡，走中国特色的和平强国之路，是中国的战略目标，而周边外交政策需服务于这一长远战略，因而采取积极进取、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就成为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
玉军：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今年中国外交发生的变化是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分不开的。中共十六大是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宣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更在于它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对中国的国内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观、国家身份定位以及具体的对外政策行为模式。中国日益认识到自己的国际责任，正积极地成为既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与缔造者。参与，意味着中国最终放弃了近代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封闭政策，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说中国加入WTO是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战略选择的活，那么中国今年以来一系列多边外交活动的展开，意味着中国正全面融入世界体系。
傅：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胡锦涛主席今年出席“八国集团”南北领导人对话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象征着中国全面踏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特别是在与发达国家进行多边对话与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合作，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对外部世界隔绝、抗争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以“双赢”、“多赢”为目标，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利益、促进世界的繁荣与稳定；缔造，意味着中国国际责任感的增强，它促使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发挥自身的影响，推动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完善，促进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
刀：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崛起与发展壮大，中国国家利益在世界范围及在不同领域的延伸，促动了中国领导人以一种更为博大、深刻和长远的眼光去应对外交事务，既重视国家利益，又注意促进国际社会共享的利益。
今年中国外交呈现出了主动性、务实性及灵活性等等特点，这些都是外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我想强调的是一种思想方法或是思想基础的问题。我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归结于两点，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和战略利益出发，客观地、准确地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脉络，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充分认识自身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从而“虑定而定”，确立对外战略的总体思想方针，以创造出维护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良好国际环境。与时俱进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相关政策，改进工作方法，做到既能洁身自好，又能与狼共舞，即在重大的问题上坚持原则，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在与对手打交道时也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关切。当前，中国的外交工作出现的新变化、取得的新发展，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两大精神。
林：保持冷静头脑，正确判断国际形势也十分重要。今年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美国打伊使人联想美国会不会一直打下去？朝核危机使人联想东北亚会不会爆发战争？世界经济低迷使人联想中国的海外市场会不会萎缩？恐怖活动蔓延使人联想中国会不会成为恐怖袭击的下一个目标？等等。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保持了冷静头脑，认识到虽然国际形势充满动荡，但大国关系稳定，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美国虽然想谋霸，有“新帝国”诉求，但要受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因而动荡只能是局部的，总体稳定的国际大势不会变。
仲平：人们通常说，有为才会有位。但对于中国外交来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其中找到平衡点，有为才会真正有位。哪一位就此发表高见？
傅：我想，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在哲学意义上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有所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有所不为，同样有所不为的目的也可能是有所为。比如说，塑造一种融洽的双边关系可能是为了避免这种关系可能对抗的后果，在协调处理地区或多边关系上周全地考虑各方立场与利益，避免过于刺激一方以致出现一方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就可能更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的崛起必然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也会增强国际社会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对中国的期望。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大并与地区和全球利益重叠面的加强，有所作为甚至进一步有所作为将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方向，这对中国外交在方式、方法甚至基本原则上都会是一个新的考验。
林：关于所谓有位的问题，我想它并不是指去争一些什么位置，更非摆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势，而应是指能以负责任姿态参与国际社会，更好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中国会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双边、多边、地区和全球外交。比如在地区外交层面，中国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搭建了一个新平台；中国会继续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化进程；在东北亚，中国一方面会继续发挥协调角色，确保朝核问题的外交解决，同时可以与朝、韩、日等就推进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努力。这种“有位”的意义更多在于合作中维持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未来课题与思路
仲平：大家谈得很好。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后中国外交还面临些什么样的课题。这个问题很大。大家可以高屋建瓴，从宏观的角度谈，也可以从小处着眼，窥一斑而见全豹。
刀：我认为，调适自身角色或定位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课题。换句话说，中国需要在自身不断发展强大（即崛起过程）中让自己适应世界，也让世界适应中国。这也就是人们常讲的“中国崛起”因素带来的困惑。仅仅从周边地区，我们便可强烈地感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诚然，中国今年以来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主动和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普遍受到各方称赞，但同时也应看到相关国家对华的两面性也日益显现。由于存在对华认识的偏差，而对中国崛起的角色变化仍处于心理调适期，加之地缘政治考虑等因素，许多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心态十分复杂。一些国家对华政策的消极面有所增大，其政策中的制华、弱华意图不断显露，手段更趋多样。如在中国发射载人航天飞船后，日本一些人心态失常，并将对华经援与此联系。另外，美日联手对中国施压，企图搞东亚版“广场协议”，逼迫人民币升值。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人民币升值”是21世纪亚太“美中支配体制”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这表明，在中国所谓“世界工厂”地位显现、金融影响上升的形势下，周边对华经济担忧与防范可能上升，不排除其在某些问题上“联合对华”的可能。
傅：具体来说，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将面临以下几大课题：一是如何处理好与美国在周边的合作与竞争关系问题。近来，许多国外评论和研究文章都提到中美间可能产生的矛盾。一些人甚至警言：由于美被伊拉克问题拖累，难以顾及亚太地区，而中国的影响迅速增大，以至于当美国再度聚焦亚太时，其势力已受到排挤。为此，美可能加紧其亚太战略布棋，遏制中国影响。二是如何认识日本的走向。从目前看，日本政治新保守化趋势将有所走强，使中日关系面临新的挑战。日本正处在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期，革新和民族主义两大政治思潮同时发展。政治“自立”、外交“自主”、军事“自强”成为日本追求的基本目标。总体看，这些尚不致于造成日本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将更加突出，中日间存在的历史、领土、台湾及防卫问题更趋长期化、复杂化，民间已有的互不信任短期难有好转。三是朝核问题的走向也是中国外交的棘手难题，处理不当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四是如何推动中印关系的顺利发展也面临多重难点。
玉军：我想结合“战略机遇期”问题谈点看法。“战略机遇期”命题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报告说，“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对未来20年中国所处战略环境的基本判断。认识、发现“战略机遇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争取大有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是问题的实质。这一问题也可以切换为如何应对未来一二十年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挑战，因为机遇与挑战是同一矛盾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存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关系。从某种意义说，机遇中也蕴藏挑战，抓住机遇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应对挑战的过程。今后一二十年，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从内部看，是要解决好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外部看，是要解决好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进步，维护甚至延长战略机遇期问题。从内部与外部结合点上看，还有一个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问题。解决好此三大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可以说就有了保障。抓住机遇，就是要在“战略机遇期”内，正确应对上述挑战。
林：中国在未来一二十年，必须解决好一些重大战略课题。首先努力保障可持续发展。这要求解决好经济发展质与量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经济总量要继续扩张，但发展质量也提上了日程，包括解决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人口控制、社会保障、资源配置、能源、粮食、环境保护等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在集中精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国防建设也不能放松。一个大国必须拥有与其地位相一致的国防实力。虽然经济是国防的基础，但经济实力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防力量，二者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国防力量的发展在技术上有很强的连续性，不允许中断。此外，强大的国防也是保障和平、维护和拉长“战略机遇期”的必要条件。古罗马人所谓“为了和平，就要备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古代兵家“以战止战”论也是这个意思。换言之，中国要促进世界和平、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有适应此要求的国防能力。
仲平：除以上两方面外，在外交上我们面临的战略重任是什么？
林：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进步。中国是大国，中国的发展要以世界和平、繁荣、进步为条件，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进步。在外交上，中国需继续以建设性大国角色，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事务，与世界经济接轨。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要争取有所作为。在全方位外交基础上，着重解决好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要在“睦邻、帮邻、富邻”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区域经济、政治与安全合作。大国外交要注意对美外交与对“多强”外交的平衡。推进多极化，但要把美视为多极化的一员，而不是刻意以多极化制美。继续坚持反霸，但要避免把反霸与反美划等号。反对美在某些议题上的霸权主义行径不等于见美就反，须知中美关系长期稳定是保障“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傅：我认为解决好台湾问题也是今后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台湾问题是个内政问题，是20世纪国共内战的继续，但因美、日插手及“台独分子”有意借外力谋独而包含复杂的国际因素。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对“战略机遇期”长短、甚至对能否保障“战略机遇期”影响很大。当然，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无论从人口、面积还是经济总量上看，大陆都远远优于台湾，且大陆发展速度高于台湾，对台实力优势在以几何级数增长。随着自身发展加快，大陆对台优势和战略主动权将进一步增大。从战略上看，时间在大陆一边。
仲平：在分析了中国外交今后将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挑战问题之后，让我们再一起为今后几年中国外交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请各位畅所欲言。
林：首先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有战略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主客观条件相统一的基础上的。由于各种矛盾的存在，如谋霸与反霸的矛盾、南北发展差距的矛盾、恐怖与反恐怖的矛盾、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等等，世界动荡不可避免，但云动天不动，浪移岸不移，世界总体和平、稳定的局面不会变，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点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朗。从主观上讲，人们有一战、二战的教训，厌恶战争，追求和平。从客观上讲，不但核武器对战争有抑制作用，技术的进步也使人类反对战争的能力提高了。战略自信的另一个基础是中国的国力是不断上升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20多年时间，长期保持年均9%左右的增长率，今后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翻两番，达到4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的国防力量、国际影响力都会更上新台阶，中国本身就是和平的缔造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本身就是和平的保障。
玉军：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关系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自己不仅心里要有数，而且要让世界了解。我想中国应加紧制订《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和《中国外交战略构想》两份重要的文件，将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路具体化，在这两份文件中，我们要明确界定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国家利益、根本目标、实施原则与维护手段。这两份文件的制订不仅将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加有的放矢、有章可循，也将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途径、手段与意义，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沟通与合作。
傅：应该说，在为改革开放塑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外交环境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努力，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一个相对较为良好的起点。我们会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处理国际事务。在继续推进大国外交、地区外交和世界外交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稳步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将会是重要一环。我们在推进与周边国家、主要发达国家外交中已有了良好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这些国家的一定理解与信任，在推进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也有了一定的平台与途径。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更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发展与繁荣。争取扩大与拉美、非洲等地区与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平等、互利、双赢的基础上拓展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将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一个方向。
玉军：充分拓宽多边合作渠道，利用国际机制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寻求与世界各国的“多赢”应成为今后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选择。从世界层面上讲，中国不仅要继续加强与联合国、WTO等多边安全与经济合作机构的合作，还要加强与“八国集团”等机构的对话；从地区层面上讲，中国不仅要继续强化东盟“10+3”机制、上海合作组织，还要推动中日韩三边对话，推动“六方会谈”向机制化的东北亚地区安全结构转化。
刀：我们还是要强调主动经营周边的思想。目前，周边地区的多数国家都处于转型或变化期，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全面拓展周边外交，把一切工作落实到位。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个战略思想，就是周边外交工作是为维护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服务的，在这个前提下，需要解放思想，全盘考虑我们的外交。可喜的是，中央确定了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周边外交，目的是营造良好的周边外部环境。我们要有信心的是，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这也是国际上的共识。但问题在于是以何种方式崛起，这也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即“和平崛起”的道路，周边外交即要服务于这一大方针。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在坚持周边外交方针，全面推进温家宝总理提出的“睦邻、帮邻、富邻”政策的同时，还应提出一个“知邻”的思想，使国民能较全面和现实地了解和认识邻国，避免出现盲目的排外情绪。
仲平：你前面提到在中国周边外交中有一个如何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问题，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刀：美国是一个讲求实际利益的国家。如何使美国真正成为地区稳定和繁荣的的积极因素，应是中国周边外交持续追求的一个目标。这需要战略眼光和具体的、准确的对美国研究。当然，我们不能够拿原则做交易，在发展对美关系时也要充分考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要进一步搞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不可偏废，否则后患无穷。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要以共赢、合作的思想发展对美关系，不搞冷战式的势力划分。当然，中美会有竞争，但要使之成为“规则之争”，避免“政治之斗”。
傅：就中国与日本和印度关系，我提点建议。首先，我认为应该从战略高度加强对日工作力度，为两国关系发展建立新平台。目前日本正步入重大转变期，中国应相应谋划推动中日关系取得新发展，积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对话合作机制，以政府外交为主体，加强多元对日工作体系；积极开展对日新生代政治家工作；加强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正确引导舆论。同时，要做青年一代的工作，减少情绪化的举动。此外，要避免外交工作跟着舆论走。关于中印关系，中印之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沟通和了解，中国应与印度建立多层次对话与合作机制，使高层互访定期化、安全合作机制化，以加强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增进安全互信；推动经贸合作，成立专门机构妥善处理两国经济摩擦，防止其成为新的政治问题；加强旅游、新闻、文化、卫生等方面交流，增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玉军：在对俄关系中，需深刻认识普京的“实用主义”外交，正确定位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价值，以促进经贸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提升民间互信来充实两国“战略协作”关系。同时要避免中俄经贸合作“政治化”，因具体项目之争损害中俄合作大局。
林：亚太安全合作一直呈现复杂的多重架构，围绕朝核、反恐等问题，各安全合作组织出现新的变化，可能形成相互交叉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中国需要进一步参与区域安全体系构筑，力争掌握主动。美国一直在推进以其为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不管中国是否参与，美国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因此，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要有新思维，要积极主动参与各种安全合作体系的构建，包括尽早出台相应主张和方案，从而为区域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最大贡献。
仲平：关于今后中国外交我也谈一点意见，姑且算作我们此次讨论的结束语吧。有关中国“韬光养晦”的思想，据说在美国引起了一些猜疑。事实上，小平同志不仅讲“韬光养晦”，他还多次讲“中国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强大的过程是通过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并与中国通过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相伴随的。而中国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联会越紧密。因此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可以休矣！这也使我想起了我们在香港问题上提出“在50年内香港的制度保持不变”的承诺。这难道说50年后中央政府要改变香港的制度吗？显然没有人这样想。但既然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表示担忧，我们就需要面对现实，持续不断地来消除它。今年我们外交取得的成就取决于中国实力的提高以及外部条件，但自身努力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换句话讲，主要应归功于中国自身的外交创新，正所谓事在人为。这或许是2003年中国外交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也是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发扬光大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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