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诗歌的中国语境及其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中国论文,诗歌论文,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1）03-0087-（10）
一
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者注意到，自1990年代以来，在“思想淡出、学术突显”的知识气候① 之下，文联、作协之类文艺组织在文学界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而高校等学术机构则开始恢复对于文学的“发言权”，学院中人对文学实践进程的影响与日俱增；②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和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以及各高校因此而展开的名位和人才竞争，主要自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出现了颇为壮观的“明星当教授、名作家进校园”的重要文化现象。③ 然而，除了反应灵敏、迅捷的媒体有所关注外，时至今日，这一现象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在文学批评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虽然说，以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由此断言“当代文学正在发生新的转折”难免武断之嫌，但笔者仍然想强调：当代文学在其体制和生产方式上的变化已经突然加速！这一点在敏感的诗歌方面尤其明显。因为，相对于当下中国小说家仍然还可能依赖大众文化市场而生存，作为“小众艺术”的诗歌，在大众文化消费日益转向影视节目、通俗小说和网络文艺的趋势下，对于诗人改善现实生活中的窘境注定是杯水车薪。据此而观之，由素养优良、创造力丰富的大学师生所形成的活跃而自由的学院氛围，不需为读者大众口味而担忧的稳定生活保障，对于诗人显然更有吸引力。事实也的确如此。纵观当下中国诗歌界，除了已经长期生活工作于高校、科研院所的西川、臧棣、张曙光、蔡天新、伊沙、周瓒、姜涛、胡续冬、冷霜、哑石、孙磊、周伟驰等重要诗人，近些年来，王家新、多多、王小妮、周伦佑、柏桦、于坚、张枣、宋琳、肖开愚、北岛④ 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诗人也纷纷进入大学担任教职，从而出现了类似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坛上诗人、小说家与教授的职业合二为一的情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跻身高校教授阶层的实力诗人已经占据中国诗坛半壁江山，而且这个数量还有增加的趋势。至于教授型诗歌批评家的比例那就更可观了。
不过，与影视明星、小说家进入高校引起传媒热议不同，名诗人的任职大学却主要在敏感的诗歌界内部受到关注。不无巧合的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20世纪末“盘峰论争”中被一些诗人所贬损的“知识分子写作”概念开始被另一种不无贬义色彩的命名——“学院派”诗歌⑤ 所替换，成为另一些诗人、评论家攻击诗歌对手的标签：“学院派”诗歌首先是被笼统地等同于“学院诗歌”，“学院派”被等同于在大学里教书的诗人们；然后，“学院派”诗歌甚或“学院诗歌”被简单地预设为体现负面价值、存在严重“错误”写作倾向的诗歌象征——正如臧棣在拒绝此类称呼时所指明的：“在当代诗歌的文化语境里，‘学院派’、‘知识分子写作’天然就意味着一种可憎的东西。‘学院派’意味着陈腐、僵化、书卷气、拘谨、保守。而‘知识分子写作’则意味着少数派、象牙塔、固步自封、脱离现实、缺少历练、图解知识、高蹈虚幻、不通国情。”臧棣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说明诗坛有很多的人“倾向于用一种简约的方式看待问题”，说明中国当代诗歌的最大的“政治正确”，是有一种所谓克服了“学院派”诗歌弊端的“民间”写作——“谁先独占了‘民间’的话筒，那他的写作就获得了文学政治上的保障。”[1]
臧棣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考察中国现当代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人们将不难发现，当下一些诗歌论者对于“学院诗歌”的想像，以及据此虚拟出的所谓“民间”诗歌与“学院派”诗歌这种一正一邪的诗坛阵营，其实是非常不着边际的。如果按照美国反“学院派”诗人罗伯特·勃莱的界定：“学院派”“谈及理念而无法深入情感”、“触及形式却无创新”、“完全倾向于忽视自然”，⑥ 那么，中国当代诗歌领域并未有过这样的“学院派”。不说那些毕业后就离开大学在社会其他领域谋生的诗人们，即使如北岛、多多、王小妮、王家新、柏桦、西川、张枣、宋琳、臧棣、肖开愚、伊沙、张曙光、蔡天新、姜涛、胡续冬、孙磊等在大学教书的众诗人，他们相互之间也并没有统一的流派共性。更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当代社会数十年的急剧动荡和变革，以及诗人原初身份和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当前在大学教书的诗人群体的情况其实是千差万别的，甚至用“学院诗歌”来概括都稍显宽泛和笼统。所以说，要客观而有效地观察和评价当代中国的“学院诗歌”——以大学师生为主体的校园诗歌写作，就不可不考虑近现代以来中国“学院诗歌”所处身的特殊的大学文化及其现代历史语境。
二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大学发端于11世纪左右的欧洲中世纪。那时候的大学，因为在校舍建筑和管理模式上的特征，因为其对宗教的神学和终极意义的专注，而被形象地比作脱离现实生活的“象牙塔”——一种专门的、独立的学术和教学机构，“社会和经济主流之外的一种崇高的文化共同体”。[2]由于在其起始就有这样的定位，从中世纪到当代，虽然大学观念及其组织机构已经发生过多次变化，但在贵族传统悠久的欧洲和普世（catholic）精神强烈的美国文化中，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的“象牙塔”形象一直被赋予正面的象征意义：大学就是独立于或者说超越于世俗事务、世俗知识的“象牙塔”式自治机构，对超越性、普遍性知识与精神的追求就是其核心内容。从这种大学理念出发，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公共性和普遍主义的理念和人员就成为欧美大学的重要政治功能；而且，作为制衡平民主义政治和商业阶级“反智主义”传统的主要基地，大学本身就具有比较完备和直接的生成精英的机制——而恰恰是这一点，保证了学院中人更有可能以精英的立场，不断超越自己的利益、眼界和积习的狭隘性，打破地域、阶级、小共同体和宗教的局限性，达至公共性关怀，能够自觉和有效地抵制专业主义、工具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思想。[3]
然而，与欧美诸国悠久的“象牙塔”式的学院传统及其大学理念不一样，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有着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国人兴办大学的起因主要是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刺激，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急迫现实目的和日益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大学的前身其实是各类军事性、实用性洋务学堂。从近代到当代，除了在史称知识界“黄金十年”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曾有过“象牙塔”性质的自主与独立，出现了若干所国际高水平大学，⑦ 其他大多数时期，由于内战和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破坏，由于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与政治冲突中知识分子的被过度政治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所导致的国家强力干预与社会自主性的匮乏，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并未再度成为社会重心，一度生气勃勃的“知识人社会”（许纪霖语）最终也被彻底摧毁。与此相关联，中国的现代大学虽然沿袭了欧美大学的主要形式，但却很难拥有欧美大学那样的独立自主性，学院自身的力量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建立和加强——在战争期间，一些政治集团兴办的大学更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不仅如此，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中国学者也对‘脱离政治’的学术不大热心，即便从事也都颇有负罪感”，[4]“象牙塔”式的学院精神与态度很难得到普遍认同。
如上所述，由于在其诞生之初就与中国社会的历史主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现实社会运动，都有大学的深深介入。大学不仅仅是社会革命、文化更新的思想源泉与精神动力，更成了中国革新派精英分子与干部的主要培养基地。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那种“象牙塔”式的大学形象就容易变成为负面的象征符号，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理念也难以成为中国大学稳固恒定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学院派”诗歌，生长在大学校园里的“学院派”倾向的诗歌也很难像欧美诗坛“学院派”的势力那样占据主流，更没有强大到像二战之后T.S.艾略特、史蒂文斯那样的“学院派”大诗人雄踞诗坛，以至于没有任何新派人物敢与他们较劲；[5]即使在后人津津乐道的20世纪40年代，穆旦、郑敏、袁可嘉等“学院派”色彩较重的现代诗人，在西南联大“学院诗歌”（校园诗歌）中也并不占主流地位——这一点与当代许多人对于“九叶诗派”全然辉煌的历史想像恰恰相反。⑧ 也就是说，即使在“学院”内部，中国的带“学院派”色彩的诗歌也难免受到压抑，显得势单力薄。
三
稍稍回溯中国新诗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虽然新诗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学院中人的倡导、实验和参与，但中国新诗的“学院派”精神其实相当贫弱。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新诗在中国的现代出身本来就被定位为开发民智、启蒙思想的工具，承载着“新民”、新国、新社会以至于新政治的历史使命，其本身所应该坚守的语言使命、艺术伦理和审美责任在很多时候都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尊崇。
不过，虽然说“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刘禾语）的现代出身及其文化功能决定了包括“学院诗歌”在内的新诗的“载道”取向，但在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欧美传统的学院精神和大学理念，现代大学本身的学科体系和相对自由宽松的文化空间，还是潜在地影响了中国大学校园的诗人们，使他们比校园外的诗人更多关注诗歌本身的特性和使命，多少表现出精英化倾向与“象牙塔”姿态。⑨ 因为这一点，像“新月派”、“汉园诗人”和“九叶诗派”等学院背景深厚的诗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普罗文学”运动和20世纪40年代的“大众化诗学运动”中，都曾经备受非议和攻击。虽然相对来说，诗歌是一种世俗化品格稀薄的文学品类，学院又是精英荟萃、多少有点与世隔绝的清静之地，但是这在经世致用传统强大和民粹主义思潮生生不息的现代中国语境中，只要诗歌一旦与学院“有染”，其本身也就好像沾上了活该遭受攻击的“政治污点”。在现当代中国新诗史上，“学院诗歌”每一次注重诗歌本体的美学追求都要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需要不断地争辩自己的合法性，努力地证明着自己的“政治正确”。到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甚至这种争辩和努力本身都是“不正确”的、被禁止的。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因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激发，崛起于大学校园的“第三代诗”开始使人们意识到学院诗歌的创造力及其合法性，但好景不长，1990年代以后，随着商业化、世俗化潮流的汹涌泛滥，社会急剧分化，文化市场迅速壮大并引起各种文化力量的激烈争夺；更其重要的是，“反智主义”思潮开始复兴。⑩ 在此情形下，继“知识分子写作”被某些诗歌人士虚拟为“先锋诗歌”的假想敌，并被作为建构其自身写作合法性、正确性的“他者”之后，“学院派”诗歌在新世纪以后又被当作类似的诗歌政治标签频频抛出。
在一些把“学院派”诗歌当作标签的诗歌论者那里，“学院派”诗歌主要被设定为这样的面貌与形象：在作者身份及其构成上，“学院派”诗人都是在大学（尤其是著名学府）工作、学习的教师和学生；在作者人格特征方面，“学院派”诗人被等同于道德暧昧的“专业知识分子”、僵化的学院体制的产物，有别于保持历史使命与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写作趣味与艺术追求上，“学院派”往往保守、僵化，是将技艺置于生命之上的匠人、片面追求知识和形式技艺的技术主义者；在写作资源方面，“学院派”抛弃本土意识与中国经验，只注重向西方学习；在写作习气、写作风格方面，依赖智力，忽视情感，注重隐喻或象征，引经据典过多，空乏华丽，高蹈、艰涩、复杂化，表现出翻译体语言的特点；与社会其他领域生活的关系方面，“学院派”“脱离现实”，坐而论道，缺乏实践品格；在写作题材方面，偏好知性因素，向往宏大崇高的事物，抽象化，忽视日常生活，诗歌因此失去了朴素、客观与温暖的细腻质地；在创作原则上，遵循“非个人化”原则，以知识与“性情”相对……
对于“学院派”诗歌的这些负面想像与预设，虽然出自不同的身份、立场甚至策略的考虑，不乏夸大其辞的漫画与诽谤，但究其根底，仍然要追溯到中国大学文化的特殊语境以及国人特殊的大学理念。正如有专业研究者所指出的，“我国近代大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正是功利主义高等教育占主导地位、学者社团的大学理念日益被侵蚀的时期。我国近代大学一产生，就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被置于科层制的官僚体制之中，根本没有形成学者的社团，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16](P222)而在功利主义高等教育哲学盛行的时代，作为“学者社团”的大学就常被人比喻为自外于社会发展的“象牙塔”。到了当代，政治策略和理念更是直接主导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两次教育革命，更使得大学理念高度政治化，直至“文革”时期、“大学就是大家来学”、“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反白专道路”的口号，更是彻底否定了大学的精英化、独立性和学术性。这一切，结合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和长期战争状态下形成的对于文学艺术的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以及1990年代以后迅猛崛起的大众消费社会的“反智主义”文化时尚，自然会广泛渗透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使得学院传统和“学院派”诗歌甚或“学院诗歌”的被歧视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学院派”诗歌的文化形象也就一直声名不佳，出现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非正常情况。(11)
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变迁，除了继续坚持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之外，即便是在欧美诸国，大学教育也已经开始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甚至“普及化”，今天的大学已不再是以单纯的知识传播或人才培养为唯一职能的场所，也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同社会隔绝的“象牙塔”，而是一个与社会有着更为广泛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融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社会机构。受此趋势所影响，“学院派”历史本来就相对浅近，中间又饱受摧残的中国大学，就不是“象牙塔”式的学院传统过强的问题，而恰恰是“学院派”的精神境界、治学原则与道德风范稀缺的问题；(12) 正如前文所述，自建国以来，前有“政治化”导致的校园管理的“大民主”，后有商业消费主义催生的反智主义，高校自主、自治的大学精神已经遭到了严重损害，其后果就是中国大学质量的普遍滑坡，以至于钱学森在临终之前还要痛心地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仅如此，过于实用化、功利化、大众化、民主化的大学理念，丧失了对于大学功能的全面正确的理解，学院力量被边缘化，中国失去沟通国家和社会关系、整合社会的重心，“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态”。[7](P3)由此带来的社会粗鄙无良、匮乏诚信的恶果，至今触目惊心。
与近现代以来对于“象牙塔”式大学的歧视观念一样，中国大众对于学院中人与“学院诗歌”的歧视一直是一种很少遭到质疑的“政治无意识”。臧棣所指出的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举例来说，虽然大陆目前并未像民国时期那样实行高薪养教、高薪养学的制度，但学院中人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态，却已经变成了“学院诗歌”遭受攻击的理由，在近年的诗歌批评中，所谓“优游卒岁于书房”的学院生活，就曾被一些论者反证所谓“底层写作”合法性、正确性的贬义“他者”。
四
回到中国“学院诗歌”本身演变的脉络看，其在当代的复兴是与中国高考制度和大学功能在1970年代末期的恢复密不可分的。在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混杂着浪漫主义）诗歌成规一统天下多年之后，几乎只有在刚刚恢复生气的大学校园，中国现代性诗歌获得了意识敏锐、心智开放的大学生诗人们的青睐，得以迅速传播与模仿。1980年代波澜壮阔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成为朦胧诗之后最具探索性与实验性的青年诗歌运动，在校的和刚刚离开校园的大学生诗人成为当代先锋诗人群体的中坚力量，成为至今仍然决定中国当代诗歌风貌的精神重镇。除了多多等寥寥几个朦胧诗人之外，自1980年代至今一直活跃于先锋诗坛的人物，如王家新、王小妮、韩东、于坚、李亚伟、西川、陈东东、王寅、柏桦、翟永明、臧棣、桑克、伊沙、西渡、黄灿然、张枣、陈先发等等，无一不是出自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也只有在大学校园，朦胧诗找到了它最理想和最忠实的读者（当年大学的文学青年几乎人手一册《朦胧诗选》），朦胧诗所杀出的中国现代性诗歌之路，才在最众多的后继者脚下得到了最大可能性的拓展。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现代性诗歌格局其实是由时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诗人们奠定的。
不过，尽管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性诗歌重镇出自大学校园，但鲜有文学史家将1980年代的某些诗歌群体称作“学院派”；虽然指称笼统的“大学生诗派”作为旗号有过短暂的招摇，但却并未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其命名的针对性和概括区分功能显然与今天笔者所说的“学院诗歌”概念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一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一问题，不仅仅有助于对中国当代“学院诗歌”历史性的理解与把握。
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1980年代中国现代性诗歌的勃兴，其历史文化语境是非常特殊的。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在1980年代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就难以解释中国现代性诗歌在1980年代所获得的光荣与成就。简而言之，几乎吸引所有青年学生卷入的19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实际是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有机构成。正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阐明的，即使在1980年代的文学“黄金期”，诗歌的辉煌也是通过参加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当时各种文化实践形成“共谋”关系而得到的，是配合了“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需求（诗歌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镜像），代言了从禁欲主义的“文革”时代中走出的一代青年的文化反抗。[8]换句话说，19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在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文化语境中，是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的。也正因为对这种公共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参与，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先锋诗歌运动超逾于校园围墙的藩篱，成为1980年代社会现实变革实践的重要组成，先锋诗人也因此而成为1980年代的文化英雄。正如李陀谈论1970年代时所指出的，1970年代起码有一个意义，就是造就了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有别于学院派还保留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群体。[9]具有大学生身份的先锋诗人同样属于这一个“广场”群体，他们并没有让自己的“岗位”隔绝于“十字街头”。
其次，与1980年代中国大学制度的残缺不规范密切相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不仅人们的大学观念模糊笼统，而且学科体系和学位制度建设等都还处于刚刚开始恢复、重建的阶段，与一般社会单元有别的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大学自治更谈不上。在此情形下，1980年代中国大多数在校大学生其实较少接受严格而规范的学院教育，“学院派”诗歌甚或“学院诗歌”也就无从谈起。
再次，1980年代中国大学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国家投入少，来自社会民间的资助几近空白，教师薪金微薄，与其他行业差距不大；而且，大学教师在文学资源与话语资源方面并不优越。因为1980年代仍然属于计划经济时代，文化生产资料仍然实行通过单位控制的公有制形式，文学报刊、出版社仍为各级作协、文联所专属；又因为经过共和国文化多年对“白专道路”的批判，大学校园中专业意识淡薄，政治化的氛围仍然很浓重，意识形态与反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也就成为当时校园文化的重心所在。大学在社会知识生产等诸多方面仍然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扬弃了僵硬顽固的旧意识形态文学话语的中国各种现代性诗歌群体，无论校园内外都是同盟军，在诗歌意识、诗歌资源和话语类型等方面都是共享的，并不构成资源配置上的等级与差异。当时几乎所有有志于现代性诗歌探索的青年诗人，都在为稀缺的出版资源、话语资源等而奋争——其标志就是各地“民刊”雨后春笋般涌现并相互呼应。
但1990年代以后的情况显然与1980年代大相径庭，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学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正如本文开头所论述的，国家对学院学术的扶持力度，学院中人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在当代都是前所未有的；随之而来的，学院体制得到加速度的健全和强化，除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大学理念之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学术评估机制似乎一夜之间就在学院得到确立和固定。也就是从这时起，诗歌活动与诗歌研究成为大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构成；又因为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日益重视与强调，因为各类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雄心和建设综合类大学的目标，作为人文社科基础的文学学科数量大大增加，诗歌活动与诗歌研究也因此受到学院体制的鼓励，进而刺激了“学院诗歌”的生产。而同为大学校园诗歌，1990年代以后的“学院诗歌”与19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的最大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诗歌的主体从1980年代的本科学生变成了1990年代以后的大学中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生——这一点倒是比较符合一般“学院派”的定义。
二是诗歌的中心从当年的遍地开花，变化为以北京、武汉、上海等地几所著名高校为聚集地——究其原因，是因为1990年代以后，校园风气受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影响，很多大学校园诗歌传统沦丧。
三是在大学渐渐增加对诗歌研究与诗歌活动投入的同时，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争日趋淡化和弱化，作协、文联等各级文学组织的权威性因此不断降低，导致其内部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人才流失，而其下属的文学报刊、出版社也因此陷入政治化与商业化的两难处境，不得不更多地向人才资源和经济资源日益丰富的大学倾斜，(13) 使得有学院背景支撑的“学院诗歌”的声音与影响日趋强大，导致当代诗歌的进程、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改观。
相对于1980年代大学校园诗歌的群雄并起、风格纷呈，1990年代以后的大学校园诗歌的确有更相近的“象牙塔”式的学院倾向及大学文化特质。也正因为如此，以“学院诗歌”而非“大学生诗歌”来命名大学校园诗歌才显得顺理成章，具有现实写作实践与诗学意义上的对应性。
五
综上所述，在现代中国决定性的文化语境中，那种超越民族、阶级和集团意识的“象牙塔”式的精英立场和终极思虑很难转化为普遍而自觉的诗歌本体意识，也很难形成“学院派”式的诗歌传统。不过，1990年代以后，随着救亡焦虑感的消退和中国融入全球化而进入和平发展的常规状态，“学院诗歌”的语境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当下的中国，以高校为“学者社团”的大学理念和工作伦理正在成为共识，大学按照自身特有的逻辑与法则运行的“学院”特性也已开始显现。这种被布尔迪厄称为场域自主性的“学院”特性的日渐增强，客观上促进了“学院”诗人群体相近的文化习性（habitus）的形成，再加上“学院”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文化资本，可以说，1990年代以后的“学院诗歌”对当代中国诗歌场域的结构和走向的改变是空前巨大的，而这种改变与以往重在破坏、“断裂”的诗歌运动相比，其诗学意义无疑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
第一，表现在诗歌写作主体的构成上。从1980年代的大学生到1990年代以后的大学中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生，具有更多学者素养的“学院诗人”的大量涌现及其旺盛的创造活力和优异成就，既改变了长期以来左翼革命话语在诗人、作家出身问题上“反智主义”的文学偏见及其对大学与文学写作关系的粗暴割裂，又纠正了19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中过于夸大生命感性、初始经验的“青春崇拜”氛围，并使中国诗人群体的知识构成、文化视野和文明意识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进一步说，这些改变将直接促进当下中国诗歌摆脱长期盛行的粗鄙化倾向与低水平重复的怪圈，有助于一种明朗理性的诗人观的树立——就像苏联“流亡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对于“诗人”的普遍性定义和期许：诗人，乃“文明之子”……对书籍的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文明的信仰。[10]
第二，在诗歌意识、写作态度上，如果说，1980年代的“大学生”诗人与校园外诗人一样，在写作上更多依赖乌托邦式的人文主义理想激情或原初生命感觉，将诗歌的实验、创新等同于激进而盲目的反叛、“断裂”，那么，1990年代以后的“学院诗人”，则因为经过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和广泛巨量的阅读，往往具有更为多元、超越的诗学视野，更为自觉、理性和成熟的诗歌意识以及非功利的审美态度。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学院诗人”对于诗歌“形式”和写作“技艺”的重新认识和普遍尊重上：像臧棣、张枣、西川等都不止一次从诗学和伦理的高度对此给予过强调；而诗律精细、以严肃的人生态度与艺术态度著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近些年诗歌界的被热烈“致敬”，都体现出“学院诗人”在诗歌意识上所形成的新的认同与高度。
第三，在诗学观念、使命意识和诗学实践中，由于“学院诗人”往往兼具学者身份，“对新诗建设持有明确的历史整体观”，以及“清道夫或卫道士一般维护新诗发展‘正途’的历史使命感”（张志国语），认同于把诗歌当作一种需要专注、牺牲与恒心的“精神才智的伟大劳役”（叶芝语），所以，“学院诗人”更习惯于将诗歌实践与他们的知识探求、文化关怀相联系，采取与其他社会领域的诗人不同的观察方式、感知方式与审美方式。
与直陈其事式地将个人经验、现实经验搬入诗中的一些“非学院”诗人迥然不同，“学院诗人”倾向于充分辨析诗歌与社会生活、时代变迁、风俗时尚等等的错综纠缠，以及语言内部的复杂关系，强调诗歌对人类感受力和精神性的维护和坚持，追求想象力对经验材料的创造性转化和综合性处理；“学院诗人”也格外重视与中外传统诗歌经典的历史性比照，在“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语）中采取新颖的诗学主题和表意策略、新的表达方式和诗歌风格；换句话说，“学院诗歌”以及对于“学院诗歌”的阐释事实上都存在一部由中外传统诗歌和其他文学、艺术经典所构成的巨大的“前文本”，它的保守或创新、清晰或晦涩、本土或西化，皆导源于此，因诗人的选择与侧重而表现出风格学层面的差异。
第四，在诗歌取材、审美取向方面，相对于1990年代以后诗坛普遍流行的拒绝深度、消解崇高、回避形而上的高蹈，相对于拥抱世俗的时尚化倾向，口语化、日常化的诗歌趣味，“学院诗歌”因为其与大众文化市场相对疏离的生长空间，仍然更多地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和精英化的对于时尚趣味的排斥与反讽，具有纯文学反消费主义的精神价值。尽管在写作中“学院诗歌”并不回避世俗化场景与日常性材料，但在其背后却仍然维系着诗人对于诗歌的文明使命的承担及其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精神性问题和终极事物的形而上思虑。
第五，与社会其他领域生活的关系方面，“学院诗歌”往往拒绝那种关于“现实”、“时代”的本质化认知及其话语模式，不屑于跟随那种对于所谓“现实”、“时代”的自动化的惯性反应和复读机式的同声唱和：在“学院诗人”那里，“历史”其实是历史的个人化，“现实”取决于对现实的想象与叙述，“时代”内在于对时代的洞察与发明；在他们那里，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只在于“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布罗茨基语）。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消费主义与物化原则日益成为新的宰制性力量的文化语境中，面对大众文化潮流的猛烈冲击，“学院”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独立的社会小世界，其本身所具有的场域特性对于外界时尚潮流的隔离与过滤，还有着保护诗歌艺术的文化传承和诗人精神性工作的特殊作用；除此之外，对于当代诗歌本身的现状而言，“学院诗歌”的参与者因为同属大学这一文化共同体，在诗歌意识、话语方式和审美取向等各方面比较容易相互欣赏、理解和阐释，容易形成一个个具有明确的诗学尺度和诗歌认证标准的、相对自足自律的微型文化生态圈。这一点不仅对缺乏基本的诗与非诗界限的当下中国诗歌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某些诗学问题与诗歌艺术的探讨与深入；而且，对于促进以多元化、专业化的理性个人或群体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也是积极而有益的。
六
尽管名诗人的涌入大学与“学院派”诗歌的被提名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尽管诗歌批评中的“学院派”命名并不受人欢迎，但“学院诗歌”的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也许，霍布斯鲍姆的论述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借鉴：“高等教育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原本不具商业价值的男女学人，也带来了市场天地。这种情况，尤其在文学上最为突出。诗人在大学开课，至少也成为驻校诗人。在某些国家里面，小说家与教授的职业甚至重叠到极大的程度，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随之于60年代活跃起来。因为在可能的读者群中，大多数都对培养出这种类型的氛围极其熟悉，即学院文学。它不以一般小说的主题，即男女的情爱为素材；却转而处理其他更为奥妙难解的题目，进行学术的交流、国际的对话，表达校园的絮语、学子的癖性。”[11](P755)
虽然眼下还不能拿这话硬套中国的诗歌现状，但笔者预感到，再过那么几年，人们或许会惊叹：霍布斯鲍姆笔下的情形与当下中国文坛的状况何其相似乃尔！据此而观之，联系近现代以来大学文化、学院体制与诗人、诗歌的关系，联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文坛“学院派作家”的大量涌现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共生关系，(14) 对“学院诗歌”的研究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许多重大现象和思潮的历史性理解，并对当下中国诗歌的实际情形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富有洞察力的评判与前瞻。
不过，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当下对于所谓“学院诗歌”/“学院派”诗歌的批评中，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误区，就是将1980年代的诗歌环境、诗歌方式、诗歌状态过分简化和神话，并据此得出1990年代文化是“保守”的绝对化结论，而更进一步地推论出在1990年代抬头的“学院诗歌”/“学院派”诗歌的反动性。这类批评往往将中国大学自1990年代以来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与在此过程中日益凸现的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混为一团，将1990年代的大学误读为仅仅受分工和专业化铁律的宰制，将经过去公共性和去政治化洗涤的学院中人对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的工作伦理的遵从，等同于对知识和知识人的公共性和普遍性的消解，认为“学院”在本质上是反诗歌、反自由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很可疑的，因为“现代社会理性化、专业化并不必定是‘铁笼’，并没有规定我们不能或不应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15) 另外，即使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人们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的问题——作为当今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为满足忙碌的民众而提供简单化、浅易性的“符号产品”、以激进的话语猎获道德优势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就等于社会的良心和真理的代言人。虽然说，“学院诗歌”受到大学这一知识部门规范化、系统性特点的濡染，具有比较明显的精英化美学倾向，因此也有着自己的限度与问题，但相对于热衷公共性事件、醉心于公共性话题的诗人，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未来成就而言，目前的“学院诗人”还是更值得期待。
收稿日期：2011-01-16
注释：
① 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以“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来概括1990年代的思想文化状况其实并不准确。在本文中，联系到学术界对1980年代空疏学风的自觉反省和1990年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学术规范的建立等，笔者还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认同并引用这一著名判断。
② 洪子诚在研究1940～1950年代之交“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时，曾经注意到，随着新的共和国文学体制在1950年代的建立以及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文联、作协之类的文艺机构权威很高、权力很大，文学领域“实用性”或非专业性的特点突现，而学院、大学在文学界的地位却受到极大削弱，大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原来与大学关系密切的作家、批评家在文学界的影响力迅速衰落。这种状况一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观。
③ 综合有关报道，自1995年贾平凹受聘为西北大学兼职教授、1999年金庸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并于2000年获得浙大博士生导师资格开始，国内著名作家中已经有马原（2000，同济大学）、叶辛（2000，上海大学）、冯骥才（2001，天津大学）、王蒙（2002，青岛海洋大学）、莫言（2002，山东大学）、梁晓声（2002，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王安忆（2004，复旦大学）、余华（2007，浙江师大）、阎连科（2009，中国人民大学）等先后受聘于高校，在大学担任教职。几乎与此同时，赵本山（2001，国防科技大学）、牛群（2001，安徽大学）、成龙（2004，北京大学）、周星驰（2004，西南民族大学）、唐国强（2004，南开大学）、水均益（2004，兰州大学）、张铁林（2005，暨南大学）、李湘（2006，四川师范大学）、曾志伟（2006，海南师范大学）、王刚（2006，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大批影视界当红明星也纷纷受聘兼职高校教授，成为21世纪以降出现的另一文化景观。
④ 据笔者所知，王家新自1994年起即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3年，宋琳受聘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后到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工作）；2004年，多多、王小妮等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聘为教授，周伦佑出任西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柏桦则去了西南交通大学任教；2005年初，旅居德国的张枣和肖开愚应邀到河南大学任教（2007年张枣又转到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于坚被云南大学人文学院聘为硕士生导师；2008年，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除此之外，首都师范大学还于2004年开始以每年一位的轮流形式，在国内率先实验驻校诗人制，而中国人民大学则于2010年开始聘请驻校诗人；如果再加上北京大学定期主办的“未名高校诗歌奖”、复旦大学主办的“光华高校诗歌奖”……凡此种种，足以表明当下诗歌格局的重心正在向大学转移。
⑤ 一般来说，人们把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与严格的学术训练，从事教学与科研的笃学群体，统称为“学院派”。在社会使命感与现实关怀方面，“学院派”的学者与当下现实往往保持一定反思的距离。见王振复：《提倡“学院派”》等文章。在本文中，考虑到中国学院背景的诗歌写作的复杂性及其历史的差异性，笔者将以比较中性的普泛意义上的“学院诗歌”区别于特殊的歧义丛生的“学院派”诗歌概念。
⑥ 董继平译：《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罗勃特·勃莱诗选》，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不无讽刺的是，在诗坛上，虽然使用“学院派”这个词说事儿的人很多，但对于“学院派”概念的来龙去脉作过研究的却几乎没有，笔者仅仅在西渡的文章中看到过相关探讨。见西渡：《诗歌的校园》，载《诗探索》，1999年第3期。
⑦ 据有关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南北统一，各方建设猛进”，政府倾力发展文教，知识界亦得迅速发展，史称“黄金十年”。抗战前夕，中国高校达到巅峰水平，出现若干所国际高水平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逼近世界一流水准，排名均在世界前100名之内。详见刘超：《中国大学：历史、现状及其他》等文章。
⑧ 1943年，西南联大校内围墙上曾经发生过《耕耘》壁报与《文艺》壁报的激烈论战。当时，倾向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外文系学生袁可嘉等贴出了一份名为《耕耘》的壁报。同年10月，在《耕耘》旁出现了一份名为《文艺》的壁报，对《耕耘》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脱离现实的作品提出了批评。《耕耘》亦不示弱，对《文艺》进行反批评，认为它的诗歌充满了标语口号，根本算不上诗。在两份壁报论辩的过程中，联大围墙上另外几份壁报——《流火》、《阳光》、《新诗》等都站在《文艺》的立场，《耕耘》显得很孤立。据1946年文艺社的社团工作总结中叙述，这场论战“使全校的各种壁报几乎都牵入涡旋，而绝大多数的是和《文艺》壁报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见李光荣：《西南联大的后期文学社团》，载《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不仅如此，以穆旦、袁可嘉等西南联大学生为主组成的“九叶诗派”，其流派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也不断遭遇到严厉的政治批评。
⑨ 诗人王佐良曾经生动地回忆了西南联大的学院氛围，证明即使在全民抗战的特殊时期，即使物质条件极端简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见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载北京《文学杂志》，1947年第8期。
⑩ “反智主义”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过，据维基百科的“维库”网的定义，“反智主义”在教育方面的体现就是反对孩子学习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比如，中国广泛流传的“读书无用论”）。这一点恰好与本文的论题相关。另请参见薛涌的《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载《东方早报》2006年6月22日）、《“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载《南方周末》2008年3月13日）和吴稼祥的《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23日）等。
(11) 西渡曾指出：“我知道一些诗人很怕沾学院的边儿。在他们看来，‘学院’似乎等同于创造力的贫乏，写作动机的书本化、生命力的减退、背弃公众等等，总之是一个消极的词汇。但‘学院’不见得就那么消极。”见西渡：《面对生命的永恒困惑：一个书面访谈》，载《访问中国诗歌》，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12) 除了陈平原较早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中提出“中国学者自身的非学术倾向”问题之外，中国社科院学者黄裕生最近也以《反对散文及其他》（载《文景》2009年5月）为题撰文指出：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阶层，学者理应承担的重要使命是向共同体及其公众提供可靠的学术知识与自由的思想体系；然而，现当代中国的学者们却普遍怠于系统性的沉思推究而溺于散文式的激扬文字，这种文人习性其实是违背了向分工体系中的其他阶层作出的相互履行分工职能的承诺，以至于无力提供出厚重的学术思想，反而妨碍了公众走向理性与成熟。
(13) 南帆曾将这一文学体制上的重大转折概括为“杂志退隐，学院崛起”，认为这是1990年代之后重大的文化事件。见南帆：《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12日。
(14) 马凌在《在学院派作家的周边》一文中，曾对“学院派作家现象”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复杂共生关系作过考察，对人们思考和预判当下中国的“学院诗歌”现象及其意义不无启发。
(15) 朱苏力：《当，还是不当，这是一个问题——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代译序》，引自理查德·波斯纳，徐昕译：《公共知识分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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