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一个充满期盼和困惑的重要动向——到大城市去！到大城市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城市论文,动向论文,民营企业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次会议的主题为此，但往往会议上真正引人注意的东西却为彼。今年6月份的“民营企业与上海——2000 年民营企业高级论坛”就给人这样的感觉。
这次会议本来是以讨论民营企业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为主题的，但在媒体的报道中，与会的民营企业家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到大城市去发展！报道会议的记者注意到，包括联想、正泰在内的113 家国内民营企业与会者中，有半数表达了要离开自己藉以“起家”的“乡土”，到大上海发展的意向。
不过，意味深长的是，这并不等于民营企业家是在众口一词地为上海或其他大城市唱颂歌。关于为什么向往大城市，按新华社记者发出的报道的口吻，民营企业家们在期盼之外，也有难以排遣的“困惑和不平”。
这是一种复杂的、颇具代表性的情绪。
大都市的魅力真有那么大吗？
“大都市总是有魅力的。”南存辉在两年前说过这么一句。
以生产低压电器为主业的著名民营企业浙江正泰集团总部一直在温州，董事长南存辉一直在筹划把集团总部迁到上海。“我们需要人才，可温州这个地方就很难吸引到太多人才。就说大学毕业生吧，谁不想在上海那样的大都市工作、安家？仅仅为了留在上海，大学生就可能选择一家很一般的公司，而不选择正泰。”
温州在国内至少也算一个中型城市了。在温州的企业都有这样的感受，何况是身在其他一些地位远不及温州的城市的企业？
人才只是一个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譬如融资环境。一些民营企业的规模上去以后，难免有“龙困浅滩”式的抱怨：在这个小地方，想从商业银行贷笔大点的款子都不容易，更别说找一家投资银行帮忙融到股本了！要在大城市，哪有这样的问题！
除了人才、融资以外，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信息流通，一是技术支持。但市场、交通等方面却并不是吸引民营企业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大城市吸引企业的，在于大城市能提供健全的要素市场，而不是产品市场。一个企业规模扩大，所需资源配置半径扩大之时，就是大城市魅力凸现之日。
因此，所谓“到大城市去发展”这类想法，南存辉那样的大企业领导人才最有理由表达，或者说，这种想法理论上应该主要属于那些已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而且进入大城市的应是这些企业的总部，主要包括投融资和决策机构的迁移。至于生产基地、销售网络的地理位置却未必在这一话题范围之内。1999年，温州的前十大民营企业相继进军上海，其实主要都是总部或者投资决策部门迁入上海，而生产基地并没有什么变动。
从这一视角出发，人们又难免有些不解：难道真有那么多企业的规模大到了如此程度，都急需进入大都市吗——在1999年一年，有209 家外地民营企业进入上海，同比增长143%！
看来，必定另有原因。
“我到上海不是为创大业，是为了休息！”
宋军的发言提供了另外一些视角。
宋军的企业在北方某省一个“偏远的地方”，他自称那是一家小企业。他在“民营企业与上海”论坛上发言说，也想到上海来，“来的目的可能不是创大业，而是想休息。”
宋军说，“我的身心非常疲惫，这个疲惫不是因为把企业做大。我在当地不是由我去请政府官员吃饭，反过来，是政府官员请我吃饭，吃饭的原因，是让我每年不断地增加税收。第一年让我交300万， 第二年变800万，今年变成1200万，我怎么能休息得了？”
另外一位来自浙江某小城市的民营企业集团的代表说得更激烈一些：以我们企业在当地的体验，我的结论是政府对于企业不管就是最大的支持，管得越多死得越快！
在“民营企业与上海”论坛上，对不正常的政企关系的反感乃至指责，是诸多中小企业的普遍情绪。他们的这种情绪表明，现实中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动因：往大城市去，就是为了“逃离”小城市中所广泛存在的不正常的政企关系的束缚。
这当然只是一个推论。这个推论还有另外一个佐证：在论坛上的中小民营企业对小城市的要素市场不全、资源配置半径不大等方面问题，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却表示了要到大城市去的意愿。他们似乎认为，大城市里来自政府部门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会少得多。这就发人深思了。
资本的本能在起作用
据报道，浙江温州、台州两地有450亿民间资本找不到流向。 这个数字是北京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铭提到的。
温州、台州是中国著名的私营经济发达地区。在这两个地区，资本的逐利性是表现得非常充分的。可就在这样的地区，竟然有那么多的闲置资本为没有好的投资方向而苦恼，这说明什么呢？
张志铭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许多地方在一些行业人为设置了进入壁垒，不允许民间资本的流入。张志铭举例说：虽然国家已经在外贸进口等领域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但在很多地方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允许进入。他说，这在一些中小城市表现得很明显。
其实不止外贸领域。一家内地民营企业的领导人说，他曾经想在内地参与当地一家公有制企业的改造，当地政府态度上表示欢迎，可是在实际操作中他却碰到无穷无尽的掣肘、麻烦，最后只能长叹而退。然而一年后他在上海参与一家资产大得多的公有制企业改造，却十分顺利，上海的有关政府部门几乎没有插手——既没有阻挠，也说不上“鼓励”，一切按市场规则办事。这位民营企业领导人感叹道：就凭着前后两次的对比，我也决心要到上海来发展。
资本的逐利本能会造成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这是常识。单纯从理论上讲，人们无从判断资本由中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的主导原因，到底是大城市能提供较大的市场空间，还是中小城市有较多的行业壁垒，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在现实中，在当前中国，大量中小城市的投资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往往不如一些大城市，这也是人们在日常感受中就能接受的一个判断。像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样一些大城市，其在“开放”、“宽容”和“规范”方面比中小城市强得多，这也是国内投资者的共同感觉。也许，这种共同感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到大城市发展”的想法。
大城市的胸怀没那么宽广
那么多民营企业家想到大城市发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城市是不是一定敞开手臂欢迎他们，还是一个问题。
河南一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汪远思不无酸楚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原来就是上海人，10岁时去了河南，一直有个梦想把户口弄回上海，在石库门房子里只要有个小阁楼就行……前一段时间和上海谈一个项目，有些变化，我就在想怎么有一个机会到上海来，也是一个回家的感觉……
汪远思是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以这样的身份，想进上海还要找“机会”，还要通过“和上海谈一个项目”，那么，其他一些无缘和上海市政府“谈项目”的普通的外地民营企业家，想获得一个上海户口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问题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存在。你可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投资建厂、设立机构，但你自己的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却并不是自然而然地能随之解决。上海至今还对农村户口的人进沪有种种限制，许多农民出身的民营企业家想实现“做大上海的企业家”的梦想仍然是难上加难。北京在前不久还在出台限制外地用工的政策。至于审批民营企业的前置条件，在上海某区竟多达260多项， 这一切都表明，“大城市”的“胸怀”，事实上并不如这些城市的政府领导所希望或所表态的那么宽广。
向往大城市还是向往“普遍主义”？
即使从国际经验来看，也没有证据表明企业总有往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恰恰相反，哪怕是在那些产品不具有地域性的行业中，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一般也都分布在为数众多的中小城市。在当前中国，是不是有大批民营企业都向往大城市？恐怕不能轻率地作出肯定的判断。那么，为什么在“民营企业与上海”论坛上却有那么大比例的民营企业表达了这一愿望？如果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切入，我们会得到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一个企业决定自己的选址，要受很多因素制约，最后的决定必然是各方面因素同时发生作用后达到均衡的结果。一个在小地方“起家”的民营企业，在配置资源的最初，一般是秉承“特殊主义”的原则的，譬如，管理人员很可能就是家庭成员，招来的工人可能是亲友介绍推荐，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免不了找找熟人朋友，出了点什么问题也会首先想到到“有关部门”找点“关系”。企业做得有声色之后，在获得贷款和各种优惠政策方面还能得到当地政府的照顾，等等。在一个小城市里，这样做能够有效地降低各方面的成本，是一种理性行为。
问题是，企业到了一定规模或者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这种“特殊主义”的资源配置原则也可能转而不利于企业发展。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素质不能满足企业发展要求是一方面，在当前中国，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本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一个不同点是前者不承担过多的政策性负担，然而，由于“起家”之初的“特殊主义”原则，现在想完全摆脱政府官员对企业提出的承担政策负担的要求就很困难了。比如：不断增加的税收，没完没了的“赞助”等。往往是在这个时候，民营企业开始向往那些大城市里的“普遍主义”办事原则：大城市“一切按市场规则办”，“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所以，结论似乎应该是：如果中国有超乎寻常数量的民营企业想进入大城市，那么“超出”的那部分企业的主要动因不在于纯经营方面的考虑，而在于社会人际关系方面（主要是政企关）的考虑。或者，我们干脆可以大胆推断：一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所向往的，不是“大城市”，而是“普遍主义”的社会人际关系原则。
其实，即使那些主要是出于经营方面考虑而进入大城市的民营企业，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行为会不会给企业原来的所在地带来负面影响，如温州的正泰集团，其董事长南存辉就公开说：移师上海会造成温州财政收入减少、减弱相关产业发展、减少就业岗位。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温州地方政府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与政府之间，不仅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有深厚的合作感情。“如何不伤害地方经济、不伤害我们与地方政府的感情，也是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这些在美国企业家那里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中国就成了民营企业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中国“国情”的一个生动而又严肃的表现。
社会人际关系遵从普遍主义的原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民营企业向往大城市这一现象，可以引发我们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很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