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现象”的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意义论文,文化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6)01-0017-07 “萧红热”本来是一个文学现象，但近些年来由于融媒体的强力介入，它从文学现象越来越呈现出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现象。一个作家，一个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文坛，并且只活了31年的年轻女作家，在过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不仅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更是成为大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一定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萧红热”的文化现象 萧红从20世纪30年代初登文坛，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鲁迅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下，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的第三种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专门为之写序，给予了深情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胡风又作读后记，再次给予中肯的评价和热切的期待。在两大作家的护航下，特别是在鲁迅的推荐下，年仅24岁的萧红几乎一夜成名，蜚声文坛。当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问及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在列举了茅盾、丁玲、张天翼、田军(即萧军)等人之后，又特别提到：“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1]《生死场》对抗战前后东北沦陷区农民苦难生活的描写极大地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销量也非常之好，先后再版了二十余次。1936年，周扬更是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将《生死场》纳入了“国防文学”的范畴，强调了《生死场》特有的时代价值。但客观地看，虽然1935年《生死场》的出版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是这段时期有关萧红研究的成果并不多，除了鲁迅、胡风两人比较权威的解读，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零散的评论文章，比如日本作家鹿地亘撰写的《交友录第一页》(连载于1937年7月15日至18日的《报知新闻》)、谷虹的评论《呼兰河传》(载于1941年《现代文艺》第4卷第1期)等，这些评论文章也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之后，茅盾、丁玲、许广平、柳亚子、白朗、绿川英子(日本)、端木蕻良、骆宾基、聂绀弩、戴望舒、夏衍等人都先后发表了悼念文章，其中除了茅盾1946年8月为《呼兰河传》所写的序言涉及对作品的深入分析之外，其他大多数文章都是停留在悼念故人的感性层面。从此之后萧红的名字就很少被提及，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也只是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一员被纳入左翼阵营受到肯定，而且只是寥寥数笔带过，并没有进行详细的介绍。可以说，在随后的几十年内萧红的文学价值是封冻着的。 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迎来了多种机遇。虽然1981年萧红诞辰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举办得十分隆重，萧军、骆宾基、舒群还有海内外60多位专家学者都出席会议并展开研讨，但此次会议的社会反响平平，相比于“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掀起的“沈从文热”“张爱玲热”“钱钟书热”等，长期被定位为“左翼作家”的萧红没能在这阵“拨乱反正”的浪潮中“热”起来。甚至还不如对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重新评价引人关注。所谓“发掘”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的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评价和艺术分析有着独特的贡献，但他的政治偏见和艺术上的褊狭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对鲁迅和左翼作家的贬抑，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文学立场和政治态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了张爱玲40多页的篇幅，而对萧红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2]这句话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来说有着比较典型的意义，它既看到了萧红作品在艺术上的“高”，又不愿意对萧红的作品多加评论。但美国另一位汉学家葛浩文及时“发现”了萧红，他1979出版的《萧红评传》突破了以往萧红研究中“抗日”“左翼”等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确切地指出了萧红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展现了抗战时期的农民抗争，而是在于萧红对于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的关注和日常生活的敏锐感受。同时葛浩文还高度肯定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商市街》《马伯乐》等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的作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完整的角度，尤其是更客观的态度，展现了萧红及其文学创作的整体价值和意义。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对中国大陆的萧红研究影响很大，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更开阔的思维、更丰富的视角对萧红进行阐释，包括生平的考证、女性意识的发掘、思想价值的阐释、作品的文体特征、萧红与鲁迅的师承关系等，均成为萧红研究的新的重要维度。一时间萧红研究呈现出井喷之势，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1990)、秦林芳的《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1990)、单元的《萧红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2002)等都是其中优秀的成果。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库”显示，笔者统计1961-1980年，有关萧红研究的文章总数仅有193篇，而1981-1990年，有关萧红研究的文章已经多达663篇。除了研究文章大量涌现之外，各种版本的萧红传记也纷纷出版，1993年的统计表明，“国内外为萧红立传的艺术作品已达到70来部。16部传记或传记小说均已出版问世”[3]，其中比较优秀的有肖凤的《萧红传》(1980)、丁言昭的《爱路跋涉——萧红传》(1991)、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1995)、刘慧心和松鹰的《落红萧萧》(2009)等等。 这种学术界的热潮到了2011年又迎来了一次集中爆发，萧红诞辰100周年的契机带动了萧红研究会、萧红文学院，萧红纪念馆、萧红文学奖，萧红国际高峰会议、萧红百年纪念研讨会纷纷登场，此时由萧红引发的关注已经和30年前那场70周年诞辰纪念会大相径庭。2011-2012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库”显示出的有关萧红研究论文已经高达3 712篇，图书市场出版的相关著作更是蔚为大观，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70万字的《萧红研究七十年》(2011)，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新版四卷本《萧红全集》(2011)，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季红真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2011)等等。 实际上作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并不罕见，但萧红近些年来引起的关注和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而被拉到全民讨论的文化环境当中。这种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界两头都“热”的现象，在现当代作家中十分少见，不要说同为著名女作家的冰心、丁玲、林徽因达不到，即便是前几年非常火爆的张爱玲都很难赶上萧红如今的势头。近两年的热潮是由几部以萧红人生经历为题材的电影带动起来的。2013年霍建起导演的电影《萧红》上映不久，2014年香港导演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又强势袭来，尤其是《黄金时代》，在上映之前就已经受到众多文艺青年的积极推荐，多次在网站、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媒体上成为热门话题。虽然上映之后票房遇冷，但《黄金时代》还是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话题度，获得了金马奖、金鸡奖、金像奖等各大奖项的提名及获奖。与此同时，很多文学、文化及社会性和综合性的期刊也纷纷推出萧红的相关专题和报道，网络上各种相关话题也不断被推送出来。在电影、杂志、网络等各方媒介的立体作用下，萧红又一次“热”了起来。据笔者统计，在百度网站上搜索“萧红”，出现的相关网页约1 170 000篇，网易文化论坛上“萧红”的相关结果有6 260条，新浪网站搜索与萧红相关的新闻3 998条，博文数量更是高达89 156篇。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萧红热”的浪潮就一阵接着一阵，几乎没有停下来过。我们之所以把“萧红热”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对萧红的关注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从学术界扩展到了文化界，从研究专题到大众话题，从文本艺术走向视觉艺术，进而走向网络空间，多层面、多角度、大范围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这一现象至少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一是大众对文学的自觉参与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二是文学经典自身的价值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而这种考验尤其需要大众的参与。 二、“萧红现象”的成因分析 萧红从长期被忽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新“回暖”，再到今天成为全民讨论的话题人物，这种热度已经不是仅凭她的作家身份或是哪部作品引起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从文化环境上来看，新时期的思想大解放思潮尤其是女性文学批评的兴盛为萧红的回归营造了有利的文化背景；从接受角度来看，与其它现代作家相比，萧红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更能吸引读者的眼光和注意力；最重要的是，从作家自身来说，萧红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使她的作品即使放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首先，在文化环境上，8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文学热为萧红研究的“回暖”提供了有利的研究背景。新时期以来，杨绛、谌容、张抗抗、王安忆、池莉、方方、铁凝等一大批新老女性作家形成创作热潮，女性文学的繁荣一时间蔚为大观。当代女作家在文坛的活跃也相应带动了重新阐释现代女性作家作品的热潮，性别视角也很自然地成为研究萧红的一个新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鲁迅、胡风、茅盾等男性作家对萧红作品的解读奠定了萧红研究的基调，《生死场》也由于描写了东北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一度成为萧红的代表作，萧红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占位长期贴上了“左翼作家”“抗战文艺”的标签。而以《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后期作品却因为“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4]这两大时代主题，常年受到冷遇。甚至曾有学者这样著文批评萧红：“她已经与现实脱了节，这个惊天动地的民族解放事业对她已经是陌生的了，她底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甚至连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心灵的搏动也无法触摸。她堕落在灰白的空虚的生活的泥淖里。”[5]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活跃、女权意识的苏醒，为更充分、更深入地进入萧红作品找到了另一条通道。她笔下妇女的生育、疾病、虐待、死亡的悲剧命运，她对日常生活敏锐的感知，以及她独有的敏感、细腻、稚朴的笔法等等，都与女性文学批评正兴盛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强烈的呼应。《生死场》不再被单纯地解读为抗日救亡的“生死场”，更是女性命运的“生死场”。长期处在主流批评之外的《呼兰河传》也终于被给予了公正的言说，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呼兰河传》的价值要比《生死场》更高。在这一轮女性文学批评热的带动下，萧红的真实创作意图和思想艺术个性得到了还原和新的解读，萧红作品被暗藏了多年的光彩终于散发出来。 除了作品中流露的女性意识，萧红自身敏感孤独的气质也与女性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契合。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记录了一个“琴声不再响起的遗憾”的故事[6]，萧红因为没能遵守一个与卖唱盲人老者的约定而深感内疚，直到生命的弥留时刻仍然对这件事情不能释怀。另一个故事记录在萧红的散文《破落之街》里[7]，有次萧军、萧红两人在回家的路上，萧军让她自己上楼，说到“你进屋去吧！我到外面有点事情”，萧红顿时就感到“他不是我的爱人似的”的悲怆和痛苦。这种女性独有的细腻与敏感，让萧红与大量的女性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时间大学校园里文艺女生都以手捧一本萧红的小说为潮流。 其次，从读者接受上看，萧红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吸引了大量读者。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这么多女性作家，广受欢迎的为什么不是更博爱的冰心？为什么不是更温婉的凌叔华？为什么不是更大胆的石评梅？而是只活了31年的萧红？就是因为萧红身上负载了太多的“传说”或“传奇”，她的出生、家庭、爱情、婚姻、去世等等，个个都是极富魅力和争议的话题。 和其他现代的女作家相比，无论在文学命运还是人生命运上，萧红都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她的一生充满坎坷，萧红故居内有一幅她的人生旅途行走图，看了这幅图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步履匆匆”！1927-1942年，萧红有过至少15次以上的“离开”，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她走过了那么多地方，从一个异乡到另一方陌生的土地，今天不知道明天的落脚之处，也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住过两年以上。“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这竟然成为萧红的生活常态。因此，萧红常以无家人自称，在组诗《苦杯》中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在散文《失眠之夜》中又说：“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8]与冰心、凌叔华、陈衡哲这些“闺秀派”作家不同，萧红不管是人生还是作品，都没有“太太客厅”的那份闲情逸致和贵族气息。凌淑华的小说《酒后》写了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一下的强烈愿望，丈夫最终允许她去吻了，但当她走到那位朋友身边时，却说“我不要kiss他了”。这种“酒后”的闲适和情调从来不属于萧红，萧红笔下出现最多的场景是“饥饿”，是挨饿时的无奈与绝望。 除了坎坷的人生经历之外，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复杂的感情纠葛也是她广受大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些年来，“民国热”已经成为大众特别是文艺青年们的阅读时尚之一，民国才子和才女之间的感情关系也常常成为人们“八卦”的对象，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陆小曼等人之间的故事就长期被人们津津乐道。萧红更是不缺少这方面的“谈资”，逃婚、私奔、怀孕等等任何一个词都能激起公众的兴奋点和无尽的想象空间，成为潜力巨大的消费热点。且不论网上各类评论报道都以“才女萧红与五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三次婚恋、两次失子”“萧红与她的男人们”为噱头的标题，就连电影《萧红》都直接写出“文学洛神萧红的浪漫情史——她如何点燃了六个男人”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文案。我们先不去评论这种做法是否得当，不可否认的是，萧红的这些经历比一般女作家更有“卖点”，更能抓住读者观众的眼光，这也是实际情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纵然文化语境和读者兴趣使“萧红热”具备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但是任何一个作家能够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一定是凭借其作品自身的独特魅力。萧红首先是一个作家，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命里，她留下了众多的经典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人的生存状态有独到的观察与深度的思考。 萧红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随性而作。萧红小说中并不存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呼兰河传》中除了“我”与祖父之外，其他人物之间并不构成什么关系。对谁的印象深就写谁，谁的特点明显就写谁，或者说想写谁就写谁。萧红的语言表达也不纯熟，相反十分青涩，甚至有一些文不通、字不顺之处，但却表现出一种原生态的语言味道。这种审美上的反差让读者读起来倍感新鲜和亲切。比如“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这样的句子在萧红作品中随处可见，非常稚拙，非常朴实，也非常新鲜和亲切。在结构布局上，萧红非常随性，《生死场》里的第十章只有一百多字，在“屋顶的麻雀依然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短短几行叙述中，十年的时光就过去了，下一章写的就是十年后的光景。《呼兰河传》虽是传记，却不中规中矩，而是想长就长，想短就短，从不讲究什么结构的匀称、叙述的严整，比如第六章第四节，整整一节只有短短的两行文字： 有二伯不吃羊肉 但正是这种随性的背后包含了萧红高度的文体意识和饱满的情绪。对于写作而言，鸿篇巨制是一种方式，“鸡零狗碎”也是一种方式，后者恰恰是鲁迅、契诃夫等人喜爱的方式，当然也是萧红所追随的方式。《小城三月》全文共13 000余字，前部分的描写枝枝蔓蔓的，十分从容，用了10 000字的篇幅来讲述翠姨那些犹犹豫豫的琐事，而从“翠姨一听就病了”到翠姨最终的死亡，只用了不到3 000字就匆匆结束了。叙述的节奏由缓慢到突然加快，凸显了翠姨悲剧命运到来之快、之不可掌控，翠姨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就死了，故事就戛然而止。这一切恰如萧红的一生，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人生就完结了，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另外，在写景上，萧红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凡是东北作家都会写雪，白朗笔下冻结的江水是“如白银般的”美丽的，迟子建笔下的雪花则是“纤柔地飘落到大地上”，似乎没有一个作家写的像萧红这么冷：“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萧红内心的寒冷、人生的寒冷都体现在了这短短的一句话里。 除了笔法上的随性而作之外，萧红还十分善于用诗意的笔法勾画平静而饱含幽怨的寂寞世界。茅盾曾评价《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也有学者指出：“象征性和浓缩的抒情性画面，是全书画幅中的基本组成部分。”[9]小说中有关“泥坑”的描写便是如此：“……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如今“大坑”意象成为了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甚至有评论认为“大坑奠定了全文的基调——无助、困窘和悲凉。”[10]值得注意的是，《呼兰河传》中的诗意笔法不仅只体现在“大坑”上。扎彩铺中“好的一切都有，坏的不必有”的彩景，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扎彩铺的一切其实是为死去的富人准备的，但制作这“死后理想国”的却是穷人，两者对照下展现的是穷人生不如死的悲哀。萧红对“大坑”的描写既是一种写实，也是一种象征。不注意“大坑”的诗意表达，或对“大坑”的过度阐释，都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萧红作品的复杂意蕴。 “萧红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现象，在于无论是萧红自身还是其作品都具有一种超越性：她是东北作家群的一员，但又超越了东北作家群的群体特征；她具有左翼作家的重要特质，但又超出了左翼文学的范畴；她是一位细腻和敏感的女作家，但又超越了女作家的这些共性，更具有粗犷、青涩、孤独的独特个性。应该说，萧红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关注，自然与左翼作家、东北作家群、女作家的身份有关，但更与超越这些身份有关，更与她自己独特的风格魅力与人格魅力有关。 三、“萧红现象”的文化思考 随着电影的落幕，这一阵的“萧红热”也逐渐平息下来，我们很难预测下一次的“萧红热”什么时候会再次来临，正如我们很难预测下一次“热”起来的作家会是谁一样。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的“冷”与“热”都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关键是我们能够从这个现象背后看到什么，这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对大众读者来说都很重要。 (一)消费时代中萧红的文学意义 萧红当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各种各样的反馈声音中，“消费”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消费萧红，是文化最大的媚俗”“被过度消费的萧红”“消费时代对萧红的欲望化解读”等文章，已经为热到发烫的“萧红现象”敲响了警钟，萧红似乎已经在文化消费的热潮中越来越走向媚俗。这提醒我们必须对“萧红现象”保持高度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古往今来，任何一位作家在走向大众的时候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萧红也一样。但就“消费”这个词而言，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像萧红受到广泛关注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一样。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讲，这对现代文学的再次回暖和经典作品重读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萧红是否会在消费文化中走向媚俗，这个问题同样值得商榷。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在追捧中产生，也不会在追捧中丧失自身的价值。虽然今天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去表现萧红，从文本到银幕、从纸质空间到网络空间，但是归根到底，萧红的价值是体现在自己的作品里，在根本上与大众追不追捧无关。201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全世界有七成以上的人没有读过、甚至不知道她的作品，但她照样获奖。她的短篇小说集《逃离》篇篇都很精彩，都很经典。萧红也是一样，不论是从前的冷遇还是当下的广受追捧，萧红还是那个萧红，她作品的经典意义都不会因此磨损和消退。 (二)大众想象对萧红的误读 虽然萧红的文学意义自然不会随着哪种潮流的“热”或“冷”发生改变，但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的文化环境中，舞台、影视、网络、媒体等各种媒介共同介入了萧红形象的建构，萧红的“热”与“冷”已经或多或少地脱离了文学文本的意义，形成更加丰富、更加广泛的文化意义。实际上不仅仅是萧红，任何一位文化名人的高调回归，任何一种“作家热”现象都已经超出了这个名人或作家自己的力量，背后依仗的是不同时期文化语境中各种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萧红一直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每个时代背后支撑的文化形态：20世纪80年代的“萧红热”，背后涌动的是人们对主流、对权威、对经典的质疑与颠覆，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被意识形态禁锢多年后得到释放的激情喷涌；近几年兴起的“萧红热”，更多的是大众文化对民国想象的一次狂欢。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萧红的长相实际上并不算美，但是不管是《萧红》还是《黄金时代》，电影的导演们都选用了小宋佳、汤唯这样典型的美女去演绎萧红，就是因为萧红自身的传奇性，以及她与多个作家、文化名人复杂的关系，让她在大众的想象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美丽的、多情的形象。但实际上这样塑造出来的萧红形象已经和真实的萧红相去甚远，萧红从来都没有过“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与其说是萧红的，更像是当下大众文化极度发达和活跃的写照。 但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想象锻造中，萧红和那个时代都经历了一次次的“过滤”，过滤掉了政治，过滤掉了左翼，如今甚至将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严肃都过滤掉了。不管是民国那个时代，还是萧红本身，似乎都只剩下了自由、婚恋、绯闻这些花边料。在这样的语境中，许鞍华用《黄金时代》来命名萧红惨淡的一生也就不再奇怪了。在这里借用福柯的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萧红是一种讲述，如今的萧红又是一种讲述。只不过无论是哪个年代，无论故事怎么讲，作家都不应该是故事的主角，一个作家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凭借的一定是他的才情与作品。萧红在狭小得甚至“容不下一张书桌”的时代巨浪中，仍然能保持她独立的思想，书写她的敏感与不幸，稚拙与青涩，孤独与忧愁，怨恨与不甘，这让她的作品即便放在今天也依然鲜活如初。如果脱离了作品去读萧红，脱离了时代去看萧红，我们只能停留在萧红的人生“传奇”上津津乐道，永远无法理解这种“传奇”背后的苦涩和荒凉——而那才是萧红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三)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不管是消费也好，误读也好，“萧红热”带来的一系列反响和问题，事实上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关涉的是在当下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文学经典和文学研究应该如何自处的重要问题。近些年大众文化的来势汹汹似乎给文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文学的理性和严肃被不断消解和颠覆，碎片化的信息时代更是让厚重的经典著作远离人们的生活。在全民娱乐的文化氛围中，文学和文学人物要么被挤压至边缘、要么被误读曲解。作为文学研究者，这已经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实际上，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更多是处在一种同存共生的关系里。文学经典的构建本身就处在不同时代的阐释和接受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解读也应该是经典建构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哪一种文学研究能够脱离当下的文化语境和文化背景。研究者所要做的，不是将文学经典束之高阁，保护在大学学院的“象牙塔”里，而是要认清当下的文化生态，积极正确地引导大众文化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拿萧红来说，萧红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情感遭遇比她的作品更容易吸引大众的眼球，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让大众通过萧红悲剧的人生去理解萧红作品背后的意义，这是我们可以逐渐引导的。萧红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对精神自由的执着、对苦难忧患的理解，这对当下的文化环境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它能够不断地提醒人们历史上曾有过的惨痛遭遇，能够使人们深切感受人生的悲哀和生存的价值。如何将大众的关注点从萧红的绯闻、经历渐渐转移到这上面来，这是当下这个时代研究者的重任。勃朗特三姐妹在英国如今仍然很受到欢迎，但是很少出现专门以三姐妹为主角的电影和影视，反而是不同版本的《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拍了一部又一部。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把目光聚集在萧红身上，不再以萧红为题材将电影拍了又拍，而出现《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这样的电影，我们才算是真正对准了焦点。标签：萧红论文; 呼兰河传论文; 生死场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黄金时代论文; 读书论文; 小城三月论文; 鲁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