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类型与教师权威_群体行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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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适应和改造世界之时,不断在自然之上烙刻自己的精神痕迹,从而把自身之外的自在自然逐渐转化为人化自然。生活在一定团体中的人们长期共存、相互影响,久之就会产生共同的思想、行为倾向和价值规范等文化积淀。文化自身的传播和变迁快慢不等,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据此把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为了区分这三种文化类型,我使用三个词:当论及‘未来重复过去’型时,我用‘后象征’(postfigurative)这个词;论及‘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型时,我用‘互象征’(cofigurative)这个词;在论及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这种文化类型时,我就用‘前象征’(prefigurative)这个词。①P20教育作为人类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三种文化类型中有不同的权威所在,而教师作为教育权威的集中体现者,其权威也必然受到文化类型的规限。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权威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权威者与权威对象之间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它是权力与威望两者的合力。而对于教师权威的研究较为严谨和细密的当推美国学者R·克利弗顿和L·罗伯特,他们参照韦伯的理论对教师权威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教师权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前者形成制度权威,长期的传统因素形成传统权威,社会制度和法律法规形成法定权威。后者形成个人权威,教师个人的学识专长形成知识权威,教师本人的人格魅力、爱心、同情心等形成感召权威。教师权威这四个层面是相互牵连彼此融通的,而整体层面的教师权威就是这四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文化类型对教师权威的归限主要体现在对教师传统权威、知识权威、感召权威的影响。其中传统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长期以来教师的社会地位,而后者也就是教师整体凭借职业形象而获致的,因此传统权威又可以理解为职业权威。知识权威也就是教师在所教的领域里凭专业之长而获得的权威,这种权威是引领其他人在此知识领域里有所前进的保障。感召权威相对于外在制度权威来说是一种内在权威,是教师本人的内在精神所形成的感召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使外在权威具有持久效力而又区别于强权专制。因为三种文化类型对这三种教师权威的影响较为深刻和明显,所以本文把教师权威置于文化类型的层面进行解读,并着重对这三种权威做以论述和分析。

一、后喻文化与教师权威

后喻文化又称为后象征文化,其全部特点就是:“对文化缺少认识,每一代儿童都能不走样地复制文化形式。”①P22在这种文化类型中,老一辈是权威主体,他们的文化具有不可更改的固定性,他们以生活方式中的一言一行来认同过去的文化积淀,并以此为榜样向儿童传递这种代代复制的文化。“缺少疑问,缺少觉悟,这是保存后象征文化的关键条件。”①P41长辈和幼儿都把前代文化视为圭臬,对变化缺少认识,只是复制文化,从无对文化的变更和创造。这种文化强调儿童的适应与遵守,压制和束缚自主行为,长辈们为有效控制儿童压抑其自主表达的欲望,常常举行恐怖的宗教仪式,“获得长久而牢固的权威是通过强权,这种强权或者是内在的,即对灵魂施加压力,或者是外在的生理上的强迫。”②对灵魂和生理的强权是文化原样复制的有力保障。儿童处于压制地位,反抗无效之后便把外在压制内化为无意识的自我控制。习惯了固守前文化的一代即使是在童年时期的造反与被控制的痛苦中成长起来的,待他们成为长辈之时依然扮演文化权威的角色。这样,文化得以不断地复制和延续。

后喻文化作为一个自封闭系统是与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在这种社会里教育多是采用口耳相传的形式进行。信息流通的便捷工具、知识贮存和传播延承的有效器具尚未出现。因此,只有通过代际之间相对定势的文化复制才能把前代的知识文化保存下来,这是文化传承的必需,也是社会继续前行的基础。这就使得后喻文化类型下的社会强调稳定的强制性的权威成为一种必然。我国古代的农业社会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后喻文化的特征。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各种关系取向上都是强调稳定,贬抑变化。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重“天人合一”,对自然只有敬畏和宽容之情,而没有改造之意;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强调既定的伦理道德规范,这种“无庸质疑”的真理要求人们遵循“中庸”之道,苛守自己的位置;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把个人定位在宗法、血缘纽带及“家”、“国”同构网络中的相应位置,忽视作为独立人格主体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需求。③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必然浸染其所处时代文化模式的思维内涵。这时的教育可以说是“追溯既往”的,是“使未来适应过去的过程”,是在“以往的事物中找寻它的标准的模式。”④作为教育传承者的教师是教育权威的集中体现者,教师权威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文化烙印。

1.传统权威至高无上 我国古代多是从人性、社会的角度来强调教育对于个人成长、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此思想背景之下树立和强调教师的传统权威是必要的。但是,我国的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传统权威却是被推至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是后喻文化里长辈强制性权威的体现和深化。孟子开创了尊师传统,强调师道尊严,把教师置于“天、地、君、亲”等同的地位,“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出?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⑤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一直都是把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视为“三纲五常”之中的君臣、父子等社会关系在教育中的渗入和体现,教师是既定文化的化身,教师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权威性和强制性。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教师传统权威统治一切,忽视或压抑学生的独立人格,并以精神上的压制和生理上的折磨为手段来巩固这种垄断地位。精神的压制是以隐性形式出现的。首先,师生关系尊卑分明,等级序列被赋予不可变更性,师生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氛围浓厚,这就无形之中为学生的精神设置了强制性的约束。其次,官府把四书五经等经典儒家著作定为权威课程,儒家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了一种必须坚守的“宗教信仰”,稍不服从就会遭致社会的排斥甚至是文字狱制度的惩处,而精通娴熟于儒家文化的人则奖以官职等,这种课程设置及奖惩文化也是对学生精神的无形压制。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后喻文化中“恐怖的宗教仪式”在教育中的显形。生理上的折磨则表现为对学生的体罚。我国战国时期的《学记》就曾将体罚作为一种教育方法记载其中:“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王充在其《论衡》中也描述了体罚在当时教育中的普遍应用:“书馆百人以上,皆以过失且谪,或以书丑得鞭。”而时至今日,“在我国,有调查表明,被调查学校的80%的班级的学生反映教师态度严厉或打骂学生。”⑥现在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的体罚这一教学疾病就是后象征文化及其教育的强大惯力所致。

2.知识权威过度高扬 “在后象征文化中,老年人无法想象变化,所以只能把这种持续不变的意识传递给他们的子孙。”①P21作为传承文化的主体,教师是较先拥有较多知识的,是以往既定知识的载体和化身,后象征这种文化思维就赋予了教师较高的知识权威。当然,对于“未成熟的人”来说,面临一个相对陌生的知识领域,教师以其知识权威的身份进行有效引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引领很容易变异成权利主义或独裁主义:要求学生一味复制原有文化,苛刻地遵守师授知识,学生只能把自己的学术视野严格控制在教师原有思维域限里,“四书注我,我注四书”这种循环解释和重复就是知识权威的产物。“孔子的弟子在传播儒学的过程中,都较为注重历史的依据,他们有一个尧、舜、禹、汤、文、武的历史传说体系,常会在历史中寻找不容置疑的依据。”⑦这种较高的知识权威在我国现在还余有阴影:“①知识传播中的武断行为,不容学生提出质疑;②认识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即只传播各种固定的知识固定的信仰,并不说明理由,强迫学生机械记忆,而忽视对知识的理解,不授于学生发现知识的方法。”⑧教师处于知识权威的高位,学生处于压制状态,久之,学生就把这种外在压制内化为无意识的自我抑制,对问题不求甚解,甚至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在外在压制和自我约束的双重作用下消失殆尽,学生于是成了忠实取向的知识继承者。

3.感召权威薄弱匮乏 孔子广收门徒之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学生关心爱护,与之休戚与共,真正以其个人人格、爱心、同情心等个人魅力树立起自己的感召权威,以至于孔子逝世时,曾有弟子为之守陵三年。但孔子之类的教师在古代并非主流。相反,普遍意义上的教师感召权威低微薄弱。有学者认为,后喻文化中学生对教师盲目崇拜,因此教师权威表现出强烈的感召权威特征。⑨笔者认为学生对教师的崇拜与迷信,只是传统权威和知识权威过度高扬带给教师感召权威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强烈感召权威”正是映衬了其他两种权威的过分高扬状态。这种感召权威看似强烈实则极为匮乏。实际上,正是教师的传统权威和知识权威的过强状态造成也遮蔽了感召权威的实质困境。教师以传统权威和知识权威来支撑自己的教学过程,这两者之下师道尊严观以及重在驯化的教育观使教师忽视学生的主体人格,更难以做到以其个人人格魅力塑造感召权威了。因此,教师的感召权威处于传统权威和知识权威的阴影之下显得极为低微薄弱。

二、同喻文化和教师权威

同喻文化又称为互象征文化,它是在后象征文化走向崩溃边际产生起来的,此时,长辈和青年都意识到以往经验相对变更的社会已经失去了普遍的适切性,青年在老年人的注视下走出了历史,在后象征文化的故乡之外寻找新的文化模式。老年人已经不再是现在幼儿学习的权威,“同辈人是比正在被取代的父母更重要的行为榜样。”①P67年轻人相信对于一些问题他们还未找到答案,但是肯定存在着一种比过去答案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们在同龄人的相互学习中寻找着不卜的未来,在寻找中确立自己的独立与自主。长辈的文化已经失去了既往的重要意义,但是仍然起着思维和行动的框架作用,“现在指导着未来”,知识和文化在长幼两代的冲突中实现了创造和变更。

同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后喻文化的自封闭性,处于相对开放状态,这是和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着的。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存在着具有鲜明对比性的几个特征:即标准化、集中化、集权化等。⑩工业社会的临降,变化和发展的持续性和冲击力震荡了后象征文化中既定文化的稳固性:自然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人类认知水平也逐步提高,文明视野的扩展渐渐打碎了后喻文化中人们的蒙昧和无知,这就使得单纯地复制文化再也不象后喻文化背景下顺利便当;社会人口、信息等流动性比之农业社会相对提高,社会变迁急剧变化,旧有的传统已经找寻不到其广泛适用的社会土壤。伴随工业社会的到来,高效而集中地接受教育成为社会所有阶层的必需,制度化的学校教育随之产生,班级形式授课制度也开始确立。长辈把子女送到学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长幼之间原有模式中文化传承关系的自然断裂,代之而起的则是儿童与同龄群体、教师之间文化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在这里,教师是近于长辈文化的拥有者,儿童群体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亚文化。社会中长幼两代的冲突在教育上就表现为学校主流文化和学生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互象征文化模式中,教师原有的权威悄然发生了变化。

1.传统权威受到挑战 互喻文化中教师的传统权威受到学生群体亚文化的挑战和削弱。在学校里存在着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前者即是组织性较强的班集体,老师是集体的权威管理者,通过指定班级规范对学生进行约束和管理。后者是在班集体的基础上学生自我组织的非正式同龄群体。与后喻文化相比,制度化教育的产生使儿童世界又多了一个组织团体的介入,即以班级或群伙为单位的群体组织。“与家庭和学校相比,同辈群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本身乃是学生自己选择的、自己构建的产物”③P224,儿童在同辈群体之间自由、平等,社会身份差别、名利之争、成人权威的干涉等等很少能够侵入这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天空,这样,儿童在教师和同辈群体之间就较容易倾向后者更大的影响。此时,教师的传统权威就会受到形式多样的学生群体影响的冲击。学生的非正式群体中也有自己特殊的群体规范、价值和舆论等,这种亚文化虽然缺少较强的系统性,但是这种亚文化事实上有着削弱教师主流文化传承者权威地位的作用。学生群体亚文化可能与教师传承的主流文化相同或相近,但也有疏离或排斥主流文化的类型,这种群体亚文化对教师群体的冲击稍显强劲。

2.知识权威相对弱化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社会在封闭系统里完成社会的能量互动与平衡。“低流动性以及信息传播的困难造成人们成了‘井底之蛙’,而这又为社会高位者蒙蔽社会低位者提供了便利。”这就为后象征文化的生存提供了土壤,后象征性文化里,就知识经验而言,教师稳定地处于知识上位的角色,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对知识文化的传播起着不可替代作用俨然是知识的“垄断者”和“代言人”。而在工业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工业社会的动态运作,人口、信息、科学等的流动突破原来农业社会的自封闭系统,流动性和变更性取代了以往的稳定性。随着人们信息视野的扩展及知识文化变更理念的逐渐确立,作为知识传承者的教师其知识权威相对弱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相对于固守知识的后象征文化社会是历史的进步。

3.感召权威与工具理性 可以说,教育的制度化以及班级授课制的产生和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并顺应于工业社会的。工业社会的生产特征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到教育层面,追求统一和高效成为教育的一种普遍理念。学校教育成为一种生产工序,学生被当成加工原料,培养成为符合工业生产规格的产品——“理性化”的单相度的人——之后就会被推入社会,作为社会大机器的人:学生主体人格被物化,工业社会的实用思维使工具理性统治一切。虽然如此,教育上也开始批判后喻文化中体罚等教学方法。同时,心理学的发展引进教育促使教育心理学化。从学生的心理出发,通过教师自身情感、人格等个人魅力渗入来促进教学成为一种倾向。如卢梭基于其浪漫自然主义思想,重视教育中的“情感”的一面。这比之后喻文化中教师感召权威的极为薄弱匮乏稍有起色,这是教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进行有效教学满足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必然,也就是说,教师的感召权威虽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总的说来是处于工具理性的压制之下困苦挣扎状态的。

三、前喻文化和教师权威

前喻文化又称前象征文化,这种文化里儿童成为未来的主宰,面对前途未知的社会,长辈自身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其知识和经验在变动不居的社会里消减了原来的权威和意义。他们只能在后代的引领下再次“社会化”。前喻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工业社会里,科技瞬息万变,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信息和知识更新速度极为惊人;交通工具和通讯传媒发达便捷极大地增强了社会流动力量,而网络技术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展起来,之后又加剧了这种合力,使得人类在走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又进入了以网络为标志的新的信息社会。另一方面,工业社会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动摇了人们对理性的绝对信仰,人们开始反思工业社会至高无上的理性,在理性的困惑中寻找自身的解放,追求生活世界里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各种非理性哲学思潮也纷纷涌现,呼唤人主体性的真正回归。以往两种文化类型之下,学生相对于长辈和理性知识来说处于被动地位,主体性无从体现,其情感、意志等主体人格也处于被压制状态。前喻文化中,年轻人寻找着自己,寻找着自身主体的张扬。这样的社会客观外在条件和思维背景下,教师的权威发生了深刻变化。

1.传统权威更加民主科学 前两种文化类型之下,教师相对学生无论是知识还是社会和人格地位都是处于“上位”角色,教师是文化的传承载体,只是完成知识的传授,以其长辈地位、理性知识的占有者身份忽视或压抑学生的主体性,师生之间处于较远的隔离状态。在后工业社会,知识容量的增加更新速度的加快,文明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社会变迁使教师传统权威更加民主化科学化。体现在师生关系上,教师从权威的高台上走了下来,与学生在人格上实现了平等;体现在教学主体及教学模式上,以往以教师为绝对主体的讲授型教学渐渐发展至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下的对话型教学;体现在对教师角色的理解上,以前把教师作为文化传承载体,其权威地位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现在则把教师不仅理解为知识的传递者,还理解为“育人者”、“学生潜能的开发者”等角色。这种民主化倾向看似教师传统权威的降次,实则是教师权威的更加合理化和科学化。

2.知识权威在多元中平衡 教师所掌握的是以往历史积淀下来的较为稳定的知识,所精通的也只是相对狭隘的专业知识。信息网络技术支持下的网络系统不仅拥有丰富的信息和知识储存,而且其更新速度极快,其方便、快捷、高效、准确的信息查询功能又为学习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人类进入充满想象的电子时代的进程中,年轻一代对先进知识、技术特有的直觉和敏锐使其更容易适应新的网络文化,网络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年轻一代流连忘返,不懈追求。”[11]后工业社会里教师已经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甚至有时教师所占有的知识和信息的数量和新颖度反而不及学生,网上图书馆以及大量的诸如专题网站、个人网页、专业电子杂志等电子资源可以方便快捷地为学习者提供无以穷尽的资源宝库。而且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教师作为传统文化中价值观念的思想传承者,其权威也会受到网络资源所内涵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冲击。网络正在与教师分享权威。而且教师的知识权威内容也有了改观:从单纯关注知识层面的授予转变为授予知识的同时更强调学生获取知识过程中进行指导的技能性知识上:网络信息庞杂多乱、良莠不分,思想、思维等未成熟的儿童面对网络常常不知所措或陷入网络的负面影响里,作为生活经验较多,思维较为成熟的教师应给他们一定的指导,培养他们获取、分析、利用信息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首先应转化传统教育意识,具备操作网络使用现代媒体技术的意识和技能,在学生面对面进行教学的同时引进以网络为媒体的远程教学,使学生利用网络的学习倾向得到有效指引。

3.教师的感召权威亟需增强 从社会外在条件看,网络是以技术为支撑的,即使有较强的人机互动功能,学生在虚拟的网络里仍然无法获得和体会与现实生活中的师生之间等质的感情互融。科技的先进和发达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生活里真实的情感交流的需求。因此,教师应在科技世界里用其爱心、同情心等个人魅力为学生营造一个高质的人文世界,而这正是网络所无法给予学生的,也是学校和教师的优势所在。另外,在前两种文化类型之中,学生的主体性被湮没在长辈和理性知识的阴影里,当主体性的追求成为一种必然的呼唤之时,教师的感召权威就必然得以凸现:教师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学生情感、意志、价值理念成形的引路人,是生活经验较为丰富者,其情感、意志等都已经基本形成,教师可以也应以自己的爱心、同情心等个人魅力融入学生群体,树立榜样,为学生的成长进行有效导引。

在三种文化类型中,教师的权威表征各异,而教师权威总是与文化的特质相适应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文化类型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并不是完全刻板地对照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这样说只是相对于某一社会形态里的主流文化类型而言,它们也可能同时出现于一个社会形态里,只不过是所占的比重大小有所异同。而在现今社会,即使网络技术携带着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但是仍然不可否认学习前代知识的重要性,后象征文化的特征或部分特征在现时代里还是有所体现的。前喻文化为主流文化类型的现代社会,教师权威作为教育权威的体现者是必须的,但是教师权威与以往相比需要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应如何丰富和发展教师的权威,使之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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