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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正史与《通鉴》对马嵬之变的记载，语多回护，事多曲隐。本文从天宝中枢政局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太子集团与宰相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入手，指出马嵬之变正是这一斗争演化的必然结果，太子李亨处心积虑，乘安史乱起，玄宗西逃之机，精心策划了这场京师之外的流血事件，斩除了杨国忠、并从此独树一帜，即位灵武。李亨之所以能够得逞，关键在于他通过宦官控制了“飞龙厩马”这支禁军力量。因此，马嵬之变的实质是不同政治集团间进行的权力角逐与倾轧。
马嵬之变，是在安史之乱中唐玄宗为避乱外逃、途经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境内）时发生的一场流血事件。结果，权倾朝野的宰相杨国忠被禁军杀死，玄宗“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也同日毙命。《旧唐书》卷10《肃宗纪》载其事云：“……六军不进，请诛杨氏，于是诛国忠，赐贵妃自尽”，同书卷9《玄宗纪》略详：“次马嵬驿， 诸卫顿军不进，……兵士围驿四合，及诛杨国忠、魏方进一族，兵犹未解……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然所载皆平叙始末，未及其他。书卷106 《李国忠传》记其事因是“军士饥而愤怒……乃围驿擒国忠，斩首以徇”， 卷108《韦见素传》亦载系“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陈）玄礼等军围行宫，尽诛杨氏”，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也有类似记载。这似乎是说，马嵬之变是因禁军战士饥不得食而发起的一次偶然事件，但在《旧唐书》卷106《王毛仲传附陈玄礼传》中有“及安禄山反， 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的文字，《新唐书》卷121 同传中载略同。说明诛杨之举早有预谋，并非偶发。再从禁军战士在马嵬兵乱中对另一宰相韦见素手下留情、高呼“勿伤韦相”〔1〕的情况看， 兵变之攻击目标十分明确，更难说政变是一场偶发事件。
既然如此，这一政变究竟是如何策划、缘何而起？后台人物是谁？何以会有如此结局？为何玄宗在政变中未遭毒手？一句话，马嵬之变的真相如何，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
笔者认为，马嵬之变是玄宗天宝年间中枢政局的一次大动荡，是唐代中枢政治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果。它的发生确非偶然，更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天子播越，使这一斗争有了一个突发的缺口，从而使久蓄的矛盾斗争演化为京师之外的一次流血事变。这就是说，当时最欲意处死宰相杨国忠和杨贵妃的人，一定是同他们有尖锐矛盾势难两立的人物，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我认为，在天宝中枢政治集团中，恐非太子李亨及其集团中人莫属。
李亨是在李瑛被废后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被册立为太子的。自他正位东宫之日，朝中权相，中书令李林甫就处处与他作对，据《旧唐书》卷10《肃宗纪》：“及立上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勣之狱，上几危者数四”。韦坚、柳勣之狱分别是在天宝五载正月和十一月间构织的，地方军将皇甫惟明、王忠嗣等均被罗织其中。表面上看，李林甫数兴大狱构陷李亨，是因他曾附顺武武惠妃、劝立惠妃之子寿王瑁。实际上这也是唐代太子的特殊身分地位所决定的，陈寅恪先生说：“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2〕。 故李林甫之倾动东宫亦即宰相与太子之间产生矛盾本不难理喻。数次大狱，李亨都颇觉威胁，为求开脱与自保，他先后同韦坚之妹、太子妃韦氏和柳勣之妻妹、太子良娣杜氏离了婚。残酷的政治斗争，使李亨未老衰，他与宰相集团之间矛盾之尖锐，可见一斑。李林甫之后继任的宰相杨国忠对待李亨的态度无丝毫改变。事实上，李林甫在位时数务构陷太子都有他积极参与，据《旧唐书》卷106本传载：
时李林甫将不利于皇太子，掎摭阴事以倾之，……以国忠怙宠敢言，援之为党，……自是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国忠发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国忠凡所奏劾，涉疑似于太子者，林甫虽不明言以指导之，皆林甫所使，国中乘而为邪，得以肆意。
由此可见，天宝年间宰相集团与太子集团之间的矛盾较量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至于天宝年间何以会出现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权相，实为天宝中枢政局之一大问题，因无关本文宗旨，此不赘述。〔3〕。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叛乱，对天宝中枢政治结构造成了强烈冲击。宰相与太子集团之间的斗争不仅未因安禄山叛乱而消弭，反倒因政局的风云激荡使这一斗争增添了新的内容。换言之，这一中枢政治斗争转而围绕安史之乱而展开了。安禄山打出的“诛杨”旗号，更为这一政争掺入了浑水。
叛军南下后，来势凶猛。当年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全国局势急剧恶化。玄宗于十二月辛丑颁布亲征制书，制令太子留守京师，担当监国重任。此事引起了杨国忠的极大惊恐。据载：“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上请命，其事乃止”〔4〕。 杨国忠担心太子监国成为事实会使太子地位得以巩固危及杨氏一门，故力阻玄宗亲征。结果，因其从中作梗，太子大有希望的监国之任成为泡影。这一亲征风波当然反映出双方斗争较量的内容，太子并未因此善罢甘休，暗中的较量仍在紧张、激烈地进行。
高仙芝、封常清兵败被诛后，原河、陇节度使哥舒翰被委以东征军副元帅之职出镇潼关。这时，“素有雅称，风格秀整”、挂名征讨元帅的荣王李琬“忽然殂谢”，看来，荣王之死确有跷蹊，时人都若有所失〔5〕。而后哥舒翰的身份却成了“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6〕，这似乎是说，玄宗亲征未果，却要令“皇太子统兵东讨”了〔7〕， 只是太子乃“君之嗣嫡，不可帅师”〔8〕，故以哥舒翰为先锋兵马元帅。 特讨兵马冠以皇太子兵马的名义，说明太子已在名义上控制了这支镇守潼关的大军，这也许反映出，太子李亨因征讨叛乱拥有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的确也可证明此点。正因如此，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转而又围绕着潼关战事展开了。
潼关守军中，以王思礼为首的一股势力企图通过哥舒翰回兵诛杀杨国忠：“思礼白翰谋杀安思顺父（？及）元贞，于纸隔上密语翰，请抗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之，横驮来潼关杀之”〔9〕这一动向，引起了宰相杨国忠的警觉不安。杨国忠遂奏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禁苑训练，令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等负责，另新募兵万人以亲信杜乾运统领，驻于霸上，“名为御贼，实备翰也。”〔10〕不难理解，杨国忠所防备者，乃已为太子先锋兵马的潼关守军；更何况，王思礼、哥舒翰都是当年与太子李亨关系密切的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我认为，军中诛杨之动向与杨国忠的防范，其实正反映出两大集团之间斗争较量的内容。
由于太子李亨已可控制征讨大军，哥舒翰上表情杜乾运所统新募兵属潼关和要求得以实现。天宝十五年六月初，杜乾运被哥舒翰借口于军中处死，杨国忠之防备力量不复存在，这又引起他极大的恐惧，他曾对儿子杨暄说：“吾死无日矣。”耐人寻味的是“翰自是心不自安。 ”〔11〕看来，杀杜乾运一事，有极深的政治背景，太子李亨大概正凭其把持的征讨大军开始向杨国忠反击了。据记载：在长官沦陷前，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也“欲于城中诛杨国忠”〔12〕，只因时机不成熟，没有付诸行动。但此一信息不可漠视，这也许正表明双方斗争已趋于白热化。
面对这一威胁，杨国忠未曾坐待。为解除威胁。亟需解除太子李亨的潼关守军的控制权。这样，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安禄山决战。所以，杨国忠极力鼓吹要哥舒朝山关决战。史称：“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13〕这一动议恰合玄宗心意。再者，安史乱起，唐朝廷对事变缺乏应有重视，甚至以为朔胡犯阙，是自取败亡，必计日可定。玄宗遂不顾前方将领力主坚守的意见，数派使者敦促大军出关作战。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前线形势，致使哥舒翰出关后惨败，长安门户洞开。
随之是玄宗携少数皇室成员及部分大臣秘密出逃剑南。杨国忠与李亨之间的较量仍在暗中紧张地进行着。临行前，玄宗曾令陈玄礼选闲厩良马九百匹及禁军战士厚赐钱帛，还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谕沿途，以例接驾。所以，说玄宗处逃毫无准备并不属实。但因王洛卿及沿途地方官员的逃亡，给数千人逃亡队伍的饮食供应造成了许多麻烦。史称“官员骇散，无复储供”〔14〕，故此，也不必完全怀疑玄宗一行到达咸阳后发生饮食困难并出现士兵饥疲的情况。我想，这正给暗中操纵、策划兵变者提供了绝好时机。事变在到达马嵬驿时发生而不是别的地方，与逃亡中的这一实际情况当不无关系。
密谋策划事变的情况，据《通鉴》卷218， 肃宗于德元年六月条记载：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云云，恐非事实。据《旧唐书》卷108 《韦见素传》：龙武将军陈玄礼“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即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月，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又据《新唐书》卷208 《李辅国传》“陈玄礼等诛杨国忠，辅国豫谋”等记载，应是东宫宦官李辅国与陈玄礼具体策划。再看“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15〕和“宦官李靖忠（即李辅国）启太子请留，（张）良姊赞成之”〔16〕等文字，张良姊也同李辅国一起积极参预了此事。既然是“谋于皇太子”，自应是秉承了太子的指令并为其奔走的。李辅国、张良姊之流的目的，无疑是贪拥戴之功〔17〕。从李亨即位后李、张二人之骄横跋扈可知其必有大功可以恃仗，而这一大功正是协助李亨胜利地对付了政敌杨国忠并另立朝廷。也就是说，太子之所以要乘逃亡之际收拾杨国忠，正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实现敌中夺权。
由此可知，马嵬之变正是两大政治集团多年矛盾冲突、相互较量斗争的结果。这一矛盾斗争对李亨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在灵武即位颁发的大赦令中对李林甫、杨国忠耿耿于怀：“其逆贼李林甫、王鉷，杨国忠近亲合累者，不在免限”〔18〕。即位不久，李亨甚至曾想捣毁李林甫的墓馆，因谋臣李泌的劝解方罢〔19〕。
为何杨贵妃也在政变中同遭祸殃呢？《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云：
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按《新唐书》本传作‘祸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诀，遂缢死于佛堂。
似是说杨国忠被杀后，政变者出于对封建国族关系的考虑，将其株连。这种因素当然存在。若是与杨国忠的这层关系，政变者是否朋理由逼玄宗将她赐死呢？我看是有的。
唐代皇后权力极大，故自长孙后以来武则天，韦后等屡干朝变，玄宗自废王皇后，中宫一直虚位，虽宠爱有加之武惠妃、杨贵妃生前皆无皇后之名，仅仪比皇后，实为防后宫干政。本来，杨贵妃入宫多年，也无干预朝政之举，但前已述及“衔土请命”劝阻玄宗亲征一事，正使她陷入了太子与宰相集团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太子因故未获监国，势必引起他的忌恨。政变一起，杨贵妃当然在劫难逃。这就是说，政变殃及杨贵妃乃在情理之中。这也是政变的一个重要步骤。看看玄宗声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但又不得不“割恩正法”〔20〕的无奈情形，可体味出杨贵妃之死，实表明玄宗的天子神威与尊严已遭损害，白居易《长恨歌》咏“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可谓一语中的。这正是李亨为其乱中夺权所要达到的效果。
正因马嵬之变缘于天宝中枢政治集团的矛盾斗争，策划者又以李亨为首，那么，死者为宰相杨国忠和杨贵妃而“勿伤韦相（见素）”更容易理解了。同样，何以“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21〕何以很快李亨即灵武登基，虽立朝廷，也都很好理解了。说穿了，这一斗争的核心就是权力的角逐。
二
为什么太子李亨能够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呢？我认为关键在于他掌握了逃亡队伍中的部分禁军，尤其是掌握了飞龙厩兵马。
据《旧唐书》卷116《承天皇帝倓传》载：“禄山之乱， 玄宗幸蜀，倓兄弟典亲近扈从。”至于随从“亲兵”是些什么人，史无明文。又据《通鉴》：政变后“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乃使（广平王）俶驰白上，上緫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上，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22〕。由此推测，在玄宗一行之中，太子一系成员皆在后军之中，且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都已在太子的控制中。《旧唐书》卷10《肃宗纪》载“留后军厩马从上”似“留”比“分”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太子控制这支武装力量尤其是飞龙厩马对其策划政变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谓飞龙厩系仗内六厩之一，自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设置后〔23〕，所管“为最上乘马”〔24〕，故飞龙厩之地位尤为重要。“飞龙厩之所以重，乃由于宦官领使之故……自肃、代之后，禁中之马，非外廷所得问，皆统于飞龙使矣”〔25〕。飞龙使即飞龙厩首领。这就是说，禁中精骑系由飞龙厩（院）使统领，飞龙使不仅统领厩马，而且也统领飞龙禁军。飞龙兵马自创置以后，逐渐成为拱卫皇宫与京师安全的机动性较强的精锐武装，战斗力极强。如天宝十一年四月，邢縡勾结龙武万骑军谋乱，事情败露，王鉷与杨国忠率兵前往镇压，邢縡率众负隅顽抗，一直退到皇城西南隅，官兵仍无可奈何。“会高力士引飞龙禁军（《旧唐书·王鉷传》作“飞龙小儿甲骑”）四百人至，击斩縡，捕其党，皆擒之”〔26〕，即可为证。尤其是肃宗以后，唐之宫廷政变多有飞龙兵马参与。如肃宗病危。张皇后谋立越王系，矫诏召太子入宫，身任内飞龙闲厩副使的宦官程元振知其谋，“遂以兵护太子匿子飞龙厩”〔27〕。唐代儒说：“飞龙使亦为宦官显职，鱼朝恩继之（按指程元振），而嗣后马存亮、杨复恭并以（神策）、中尉、枢密退为飞龙使，其证也。”〔28〕像李辅国、程元振之流因有“定策”功，跋扈无状，“帝矍然欲翦除，而惮其握兵，而尊（辅国）为尚父”〔29〕。可见掌握飞龙兵马在唐代宫廷斗争中，具有多么重大的作用。
太子李亨能够控制飞龙禁军，当然能够稳操胜券。东宫宦官、太子亲信辅国即出身于“飞龙马家小儿”，“小儿”者、“凡厩牧”、五坊、禁苑给使者，皆谓之小儿“〔30〕。李辅国的这一身份，当然便利了他在禁军中替太子奔走。控制了禁军中的精税飞龙兵马，又乘天子出逃的有利时机于野外荒郊发动一次政变，胜利的把握当比京城内要大得多。事实的确如此，政变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太子仍能顺利地与玄宗分道扬镳，北上灵武。正如唐人张祜《马嵬坡》诗云：“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太子分兵，另树一帜，正是他在政变后的必然之举。
三
既然李亨策动政变是为收拾政敌、乱中夺取，何以未对玄宗白刃相加，使之平安入蜀且来年又重返京师？我觉得，此事关键在于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态度：陈玄礼仍然忠于唐玄宗，而没有倒向太子一边。
缢死杨贵妃后，“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31〕。毕意陈玄礼身为龙武大将军，禁军首领人物，他带来率众放下武器，向玄宗请罪，当然是为了向皇帝效忠，太子对此也无可奈何。玄宗自王毛仲、葛神顺之后任龙武将军，“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32〕，说明他不曾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而是恪尽职守，忠于玄宗皇帝。为什么陈玄礼在诛杨一事中会同意与太子联手行动呢？这确实是个颇令人费解的问题。我想，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陈玄礼本人似乎并不反对收拾杨国忠。因为天宝以来杨国忠身兼多任，恣威弄权，在朝廷上名声不佳，安禄山起兵又打出“诛杨”旗号，难免让人形成“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33〕的看法，对杨国忠，“中外群情，不无嫌怨。”〔34〕。陈玄礼也曾这样说过：“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不已。”〔35〕所以，史有“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36〕的评论。二是李辅国在太子李亨的指使下对陈玄礼进行了拉拢甚至挟迫。今见文献中记载陈玄礼通过李辅国与太子谋划政变，但据前述应系李辅国受太子指令与陈玄礼有前面讲的思想基础外，恐怕太子控制飞龙兵马是颇为重要的条件。玄宗开元年间禁军首领王毛仲、葛福顺因对宦官态度傲慢，“力士辈恨入骨髓”，数番在玄宗面前称“北门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37〕，不久，王、葛二人俱获罪。若知高力士曾任“三宫内飞龙厩大使”〔38〕一事，似可说明飞龙使所统兵马较之北门禁军所具有的某种优势及不同寻常的地位。这样，陈玄礼才在诛杨一事中与太子联系，甚至打了头阵，但他并没有倾向太子。正因为如此背景，陈玄礼才会得到玄宗的宽容，并允许他继续护驾入蜀，长安收复后他仍伴驾而返，而没有和李辅周、张良娣一样随同李亨北上去作元从功臣。再从后来李辅国向李亨所言“玄礼、力士等将不利陛下”〔39〕云云，也多少可反证陈玄礼与李亨之间并无政治上的默契。
由于陈玄礼的这一态度，太子于政变之后分兵北上，玄宗仍得平字入蜀，只是来年重返京师后不久，陈玄礼就被唐肃宗李亨勒令致仕了。这一结局也可证明陈玄礼当年政治立场及其与李亨的关系。
要言之，马嵬之变是天宝中枢政治集团内部长期矛盾斗争的结果，太子集团乘安史之乱中玄宗出逃之机，利用所控制的武装策划了这场京师之外的流血政变，杀死了政敌杨国忠，并借机另树一帜，即位灵武，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杨贵妃之死，实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必然结局，此事表明太子与玄宗之间存在的分歧，透露出天宝中枢体制内部的某些痼疾。由此进一步说明马嵬之变的实质在于权力的角逐，并显示出唐朝最高权力在传袭方式上的某些变化。然玄宗于兵变后仍获平安入蜀，实因有陈玄礼的忠心护驾。
正史与《资治通鉴》等文献中对马嵬之变的记载，事多曲隐。盖唐国史、实录皆以肃宗为继统之君，故语多回护，不便直书。司马光也颇重君臣大礼，他仿《春秋》笔法修史，颇为君主讳言，《通鉴》以肃宗至德元年系年而不用玄宗天宝十五年，显然是尊肃宗为正统的，故而他也不可能将李亨阴谋策划政变、敌中夺权之真相记诸史册。他在《通鉴》中记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以及在《涑水纪闻》中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无不将他们当作受人支配，被动无奈的角色，这皆系正统思想作祟使然。《通鉴》中对马嵬之变的记载手法，与此也同出一辙。
注释：
〔1〕《旧唐书》卷108《韦见素传》。
〔2〕〔7〕际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7页。
〔3〕似应说明者，与李、杨同居台辅之李适之、陈希烈、 韦见素等，多系伴食宰相，居职之际，唯具名而已；遇事无所是非，不措一言，故太子与宰相之矛盾云云似不含他们诸位在内。
〔4〕〔13〕〔33〕〔35〕《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5〕《旧唐书》卷107《辩恭太子琬传》。
〔6〕《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同书卷9 《玄宗纪下》载同；同书卷10《肃宗纪》作“皇太子前锋兵马元帅。”
〔7〕〔14〕〔34〕《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8〕《春秋左氏传》闵公二年。
〔9〕《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
〔10〕《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年五月条。
〔11〕《安禄山事迹》卷下，《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 同
〔12〕〔32〕〔37〕《旧唐书》卷106《王毛仲传附陈玄礼传》。
〔15〕《旧唐书》卷52《后妃下·肃宗张皇后传》。
〔18〕《唐大诏令集》卷2《肃宗即位赦令》。
〔19〕《新唐书》卷139《李泌传》。
〔20〕〔22〕〔31〕《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年六月条。
〔21〕《旧唐书》卷51《后妃传》序。
〔23〕《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
〔24〕《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年六月条，胡注。
〔25〕〔28〕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卷4，第111页。
〔26〕《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一年四月条。
〔27〕《旧唐书》卷116《越王系传》。
〔29〕〔39〕《新唐书》卷208《李辅国传》。
〔30〕《通鉴》卷219，肃宗至德二年正月条，胡注。
〔36〕《新唐书》卷76《玄宗贵妃杨氏传》。
〔38〕参见《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二期公布之“高力士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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