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看中国对 欧盟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卢晨阳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联盟。从1998年到2003年，中欧关系实现了“三步跳”，最终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2003年到2018年，中国通过三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确立了中国对欧盟关系的宏观目标、原则，明确了中欧的合作领域和主要合作事项。以中欧关系的发展演变和三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为线索，可以发现中国对欧盟政策的目标日渐清晰，原则逐步明确，政策内容逐渐丰富，政策框架日渐完善。中国对欧盟政策制定需要全面而理性地认识中欧关系的定位和中欧关系的变化，还需要注意照顾欧方的合理关切，增信释疑，管控摩擦。
关键词： 中欧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国对欧盟政策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联盟，中欧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1975年，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的中欧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1995年，欧盟出台了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1998年，中欧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中欧关系中，欧盟出台过八个对华政策文件，中国出台了三个对欧盟政策文件；中欧之间有21个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欧间近70个多领域多层次的磋商和对话机制也出台了众多的中欧关系文件。这些数量众多、内容庞杂的政策文件和联合声明等对我们全面而清晰地把握中国对欧盟政策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在如此众多的政策文件中，《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而言，《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在中国对欧盟的各种文件和声明中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的地位和作用。基于此，回顾和分析三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对欧盟政策以及未来中欧关系走向提供特殊的和比较精确的视角。
一、《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在中国对 欧盟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迅速发展。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欧盟是国际格局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联合体。“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1]，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的利益。欧盟已经连续15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多年来也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发展同欧盟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
在中欧关系的发展中，中国出台过众多的对欧盟政策文件、战略规划和联合声明等，这些文件为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在这些文件中，2003年 、2014年和 2018年通过的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在中国对欧盟政策体系中起着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 比如，2003年《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最主要的内容是确立了中国对欧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宏观政策目标；在这三个目标基础上，该文件明确了五个合作领域；这些合作领域的合作都是为了达成宏观目标。2014年的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在序言里提出该政策文件的目的在于“昭示新时期对欧政策目标，规划今后五到十年合作蓝图”[2]。该文件提出了中欧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增长伙伴关系、改革伙伴关系和文明伙伴关系的四大目标，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欧八个领域的合作蓝图。2018年通过的第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在前言里写道，过去两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为促进中欧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这份文件旨在明确新时代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原则和具体举措”，提出了发展中欧关系应当秉持的四个原则，分四个大的领域罗列了中欧合作的具体指导措施。可以说，这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最重要的价值是为未来五到十年的中欧关系提供了宏观的目标、方向和原则，列出了简约而明晰的合作领域和措施。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在中国对欧盟政策体系中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中国和欧盟之间有接近70个磋商对话机制，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能源、气候和环境等多个领域，涉及领导人会晤、高级别战略对话、部长级会晤、专题对话和定期专家对话等多个层次，构成了中欧间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立体合作网络，每年通过大量有关中欧关系的文件和政策等。但这些文件和政策大多数仅仅涉及具体领域的具体问题，如《中欧能源安全联合声明》(2013)只涉及能源合作，《中欧科技伙伴计划》(2009)只涉及科技合作；而《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则涵盖了中欧关系的各个领域，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它们为未来数年的中欧关系确定总体目标、主要原则、主要手段、优先事项等。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基础上，相关部门再出台特定领域的政策、文件、协定和计划等。所以，以《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为切入点，可以宏观而全面地了解中国对欧盟政策的变迁和特点。
二、冷战结束后中欧关系的发展和三份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出台
(一)中欧“全面伙伴关系”的确立和首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2003)
1989年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步加强。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正式成立。经过10年发展的“黄金时期”，到2003年，欧盟在经济上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欧盟塑造全球经济秩序的能力也相应增强。”[3]政治、外交和安全方面，欧盟的政治一体化程度大大提升，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时，欧盟东扩已经使欧盟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中东欧地区。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集团，欧盟迫切希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来说，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中国谋求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试图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后，中欧关系进展迅速。在经济上，双方经济互相依赖程度很高，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向欧盟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欧盟向中国主要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欧盟还是中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和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在政治方面，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冲突，没有历史问题、边界问题等的困扰，在反对美国的单极世界方面还有共同的利益，这些都为中欧建立良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国长期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在对欧关系上，中国更专注于实践层面的合作而不太关注积极的政策框架塑造。直到2003年，作为对欧盟一系列对华政策文件的回应，中国通过了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是中国第一份对欧政策文件，该文件大约5500字，包括一个前言和三部分正文。前言部分简述了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中国和欧盟各自的状况以及中国政府首次制定对欧盟政策文件的目标。正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欧盟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梳理了中欧关系的基础，继而提出了中欧关系的三大目标。该部分认为中欧之间有一些分歧，但共同点和共同利益远远超过分歧，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中欧双方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共识和互动为中欧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互尊互信，求同存异，促进政治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在经济领域，“互利互惠，平等协商，深化经贸合作，推动共同发展。”在文化领域，“互鉴互荣，取长补短，扩大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与进步。”[4]第三部分从政治、经济、教科文卫、社会司法行政和军事等五个领域提出了双方合作的重点和具体措施。这个对欧政策文件中规中矩，但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但是中国的第一份对欧政策文件，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对外关系中发表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文件。该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国的对欧政策乃至对外政策从低调内向的反应式外交向主动谋划的积极性外交转变。
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1995年7月，欧盟通过了第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关系长期政策》；1996年，欧盟通过《欧盟对华新战略》；1998年，欧盟通过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2001年，欧盟通过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实施情况及进一步加强欧盟政策的措施》。2003年9月欧盟通过了第五个对华政策文件，名为《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该文件指出欧盟与中国要建立“平等伙伴关系间一种充满活力、持久和互利的关系”。欧盟自视为一种“规范性力量”和重要的“规范输出者”，它特别善于通过各种国际协议、政策文件等向世界输出自己的和平、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核心规范。欧盟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文件多多少少都会提到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对中欧关系的建构上，欧盟的主动性明显要强一些。
(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2014)
2003年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出台之后，中欧关系进入短暂的“蜜月期”。这首先体现为中欧关系定位的提升。当年10月30号的《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表示，中欧要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中欧关系定位提升的背景下，2004年中欧高层互访空前增多。2005年，中欧建立了涵盖多个领域的中欧政治对话机制。短暂的“蜜月期”后，从2005年起，随着贸易摩擦的增多，中欧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2006年，欧盟通过了两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紧密的伙伴，更大的责任》和《竞争和伙伴关系：欧中贸易和投资政策》。这两个文件，一个是综合性的，另一个主要聚焦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在这两份文件中，欧盟对华政策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欧盟在坚持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的同时，提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国和欧盟是“竞争和伙伴关系”，欧盟认为，“中欧贸易伙伴关系越来越有可能不被视为一种真正的互惠关系。”[5]之后,中欧关系中的摩擦逐渐增多,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台军售问题和人权问题上，中欧间矛盾非常突出。欧盟三大国英法德的领导人先后会见了达赖喇嘛，致使原定在法国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推迟半年。2009年，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欧洲国家的“信心之旅”之后，英德法三国与中国的关系相继恢复正常。之后的第十一和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再次确认了中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0年以后，中欧政治关系继续回暖。2010年8月，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正式启动。2013年，中欧双方共同制定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确定双方在和平与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的共同目标。当然，在政治关系方面，欧盟时刻不忘关注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在经济方面，随着欧债危机的日益严重，欧盟对中国的疑惧逐渐增多。但是，欧盟经历了欧债危机、欧盟宪法条约流产、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等困难之后，政策逐渐趋于“内向化”，主要的精力都用于解决内部问题和周边问题，无暇规范中欧关系问题，所以直到2016年，欧盟在时隔10年后，才出台了第八份，也是最新的一份名为《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的对华政策文件，重新规划了欧盟对华新战略的基本原则、政策框架和行动方向。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规划中欧关系。中国认为，“一带一路”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 “一带一路”建设为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创造了机遇，能够推动中国和欧洲“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合作与融合。[9]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中国不但输出技术和资金，还输出自己倡导的国际规则，中国同欧盟一样，成为积极的“规则输送者”。比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体现了中国一向倡导的国际准则，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开放合作与平等参与，倡导求同存异与文明宽容，遵循市场规律并坚持市场运作，兼顾各方利益并坚持互利共赢，这些都展示了中国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和方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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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中国通过了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名为《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该文件包括一个前言和十部分正文。前言部分概述了过去十年里中欧关系的成就和制定第二份对欧政策文件的目的。正文第一部分名为“抓住机遇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该部分认为中欧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集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和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2]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中欧各自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第二部分提出中欧关系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增长伙伴关系、改革伙伴关系和文明伙伴关系。正文的第三到第十部分分别是政治领域合作，经贸领域合作，城镇化领域合作，财政金融领域合作，工业、农业、交通、科技、信息技术领域合作，气候变化、能源、环保、水利、海洋领域合作，教育、文化、新闻出版、青年交流领域合作和社会、卫生、司法、行政领域合作。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是对第一份文件的超越和发展。它最大的特点，一是该文件确立的中欧关系目标，是对第一份文件中中欧关系目标的重大超越和发展；二是该文件显示，中欧合作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扩展，中欧合作机制更加完善。
(三)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成熟和第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2018)
2013年，中欧双方共同制定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该规划明确了未来几年中欧在几个重要方面加强合作的共同目标。该规划还明确，“双方以年度领导人会晤为战略引领，以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等中欧合作三大支柱为依托，通过定期会晤和各领域广泛对话，全面落实这一规划。”[7]中欧关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成为各自涵盖领域最广、对话机制最多的对外关系。在中欧关系相对比较顺利发展的同时，欧盟却遇到了一体化过程中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在内部，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欧盟经济实力的严重下降，另一方面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大大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在外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使欧美同盟关系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气候问题、全球贸易自由化、难民问题等方面的挫折使欧盟开始怀疑自己传统的“规范性力量”的有效性。为了重塑自信，欧盟一方面加强内部治理，提升人们对一体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开始规划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2016年6月，欧盟公布了名为《共同愿景、共同行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战略》的文件，明确规定欧盟外交的重要目标是欧盟的安全、欧盟国家与社会的复原力、一体化的冲突和危机应对措施以及面向21世纪的全球治理。同年6月，欧盟还通过了第八个对华政策文件，名为《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在该文件中，欧盟设定了中欧伙伴关系的四个主要目标，该文件还写道：“欧盟与中国的接触将是有原则性的、务实的，欧盟要坚持其利益和价值观。”[8]由此可见，此时的欧盟对中国的认知逐渐变得负面，欧盟想重新规划对华关系的意愿也非常强烈，但这个新的文件至今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与欧盟政策的“内向化”相比，中国开始施展“自信外交”。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外交上也逐渐自信。“2009—2010年前后，以中国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以及在处理与周边国家领土、海洋争端上的政策变化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以自信外交为特征的新阶段。”[6]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自信而强势，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扮演领导者角色的雄心受挫。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说明中国进一步突破旧的内敛而被动的形象，开始积极主动地给国际社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
第四，信用评级与增级。信用评级是由专门的评级机构来进行的，对应收账款和信托机构的信用进行评级。同时，通过运用信用增级的方法来提高所发行证券的信用级别，使投资者免受其质量风险损失，避免证券化过程的结构性风险。
中国对欧盟政策的原则是中国制定对欧盟政策时遵循的基本准则和方略，中国对欧盟政策原则的确立，可以为未来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和指导方针。2003年第一份和2014年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都没有明示中国对欧盟政策的政策原则，而是散见于该政策文件的不同部分。2018年的第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发展中欧关系应当秉持的四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巩固中欧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加强发展理念的交流和发展规划的对接；坚持公平正义，同舟共济，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文明对话，和而不同，促进中欧两大文明交流互鉴。”[1]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原则问题，也是不可触碰的底线问题。冷战结束后欧盟不止一次借助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也为了重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该文件明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欧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第二个原则主要是从中欧关系的层面来明确中欧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则。中欧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在发展理念上可以互相交流，在发展规划上可以互相对接。第三个原则是从更高的战略层面和全球治理层面明确中欧合作的原则。中欧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某种程度上也是部分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和输出者，在全球治理方面中欧有许多共同立场。第四个原则明确了中欧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责任，中欧应当进一步加强文明对话，促进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共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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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主要特点是明确了发展中欧关系应该秉持的四项原则。在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明确了中欧关系四大目标的基础上，第三份政策文件确立了发展中欧关系的四项原则，这为未来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指导方针。在合作领域和内容的扩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提出中方欢迎欧盟及欧洲国家积极参与，共同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绿色、廉洁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表明，中国致力于全面均衡、相互促进地发展同欧盟机构、成员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关系，中国—中东欧合作是“互利多赢和开放透明的”跨区域合作，欢迎欧盟等其他方面支持和参与，这其实是对欧盟部分国家对中国—中东欧合作“分化”欧盟的一个正面回应。
三、中国对欧盟政策演变的特点
通过回顾2003年以来中欧关系的演变和《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欧盟政策的基本特点。
式中：Ns为待定的常数。Schmertmann建议Ns取值15。Robertson和Campanella（1988）在比较从孔压试验和十字板试验得出的灵敏度值后，提出Ns=6。Rad和Lunne提出Ns在5～10之间。本文取其平均值7.5。
4.AC 提示:铝与Fe2O3发生铝热反应后固体物质不变(质量守恒),氯化铝为共价化合物,无法导电,工业上应用电解熔融的Al2O3制备Al。故选AC项。
(一)中国对欧盟政策的目标日渐清晰
中国对欧盟政策目标是中国对欧盟政策的方向定位，它明确了中欧关系向何处去的问题。2003年的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确立了中国对欧盟的宏观政策目标，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这些目标主要包括发展健康的政治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深化经贸合作，推动共同发展；扩大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与进步等。可以看出，这三个政策目标中规中矩，特色不明显，其中政治和文化目标范围较广，涉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与进步。而经济目标相对比较单一，其中的“互利互惠，平等协商，深化经贸合作，推动共同发展”等主要涉及的还是中欧双方的经济合作。2014年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提出中欧关系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所谓中欧和平伙伴关系，就是中欧带头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国际体系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弘扬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世界创造和平稳定、平等有序的环境；中欧增长伙伴关系，就是中欧将全球主要两大市场结合起来，构建中欧利益共同体，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应有贡献；中欧改革伙伴关系，就是中欧彼此借鉴改革经验，分享改革红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与改革；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就是双方将东西方两大文明结合起来，树立不同文明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互学互鉴、共同繁荣的典范。[2]该文件提出的“四大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对第一份文件的重大超越和发展。该目标重申并强调中欧间关系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该目标中的“增长伙伴关系”和“改革伙伴关系”其实是对第一个文件中“推动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目标的扩展和精确化，其中的两个亮点是提到“中欧要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应有贡献”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与改革”。这充分说明，中国跻身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希望中欧双方在世界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领域发挥出与其实力相匹配的作用。从中欧关系目标发展可以看出中欧关系向全球性、战略性和示范性发展的方向十分明显。
(二)中国对欧盟政策的原则逐渐明确
在此基础上，2018年12月，中国发布了第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该文件包括一个前言和五部分正文。前言部分总结了中欧关系取得的成就，明确了中欧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优先地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但“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欧盟是国际格局当中一支重要的“战略性力量”，虽然备受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影响，但一体化的方向没有变。发展同欧盟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正文第一部分在重申中欧关系四大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欧关系的四项原则。之后，该文件在这部分专门列出目前中欧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加强高层次交往、发挥领导人会晤机制的引领作用，欢迎欧盟等其他方面支持和建设性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欢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欧合作，中方在港澳台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等。文件的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分别是政治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财政金融等领域合作，科研创新、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社会人文等领域合作。
(三)中国对欧盟政策的内容逐渐丰富
中国对欧盟政策中的中欧合作领域和具体合作内容是中国对欧盟政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直接服务于政策目标。只有落实了所有这些领域的合作，才能达成中欧关系的宏大目标，推动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003年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提出在政治、经济、教科文卫、社会司法行政和军事等五个领域加强合作的具体措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三个宏观政策目标实践层面的五个合作领域的差异说明当时的中欧合作主要集中于最为常规的合作，双方在社会、司法、行政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并不占优势。比起2003年第一份对欧政策文件，2014年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中欧合作的领域，合作内容进一步扩展，重点十分突出。该文件中，中欧政治领域的合作增加了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政策协调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两部分内容。中欧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之前一直被置于环保合作的框架下，新的政策文件单列出该领域的合作，说明中欧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另外，该文件还首次出现了中欧要加强在城镇化领域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份文件中合并在一起的经济合作，在2014年的文件中被分为“经贸领域合作”“财政金融领域合作”和“工业、农业领域合作”三部分，这说明中欧合作的重点越来越突显。2018年的第三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文件的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明确了政治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财政金融等领域合作，科研创新、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社会人文等领域合作。这些领域的合作绝大多数是对之前合作的继续和加强。当然，2018年文件的最大亮点，一是明确了中国与欧盟、欧洲次区域以及主要大国并重的对欧政策格局，二是大力倡议中欧之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四)中国对欧盟政策的实施框架逐渐完善
从2003年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出台，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到现在，中国对欧盟的政策从目标、原则到合作领域和合作内容等方面逐渐完善。同时，中欧也逐渐建立起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策实施框架，该框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使中国对欧盟政策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这些政策实施框架主要包括：第一，建立于1998年的年度领导人会晤机制是双方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机制，在整个中欧关系中起重大的战略引领作用。迄今为止，中欧领导人会晤已经举行过21次。第二，建立于2010年的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是中欧双方就宏观问题进行沟通的重要平台；建立于2008年的副总理级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是中欧经贸领域的最高级别对话机制；建立于2012年的副总理级的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是双方人文交流的最高对话平台。以上三大平台构成了中欧合作的三大支柱。第三，中欧间还有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机制。比如在政治安全领域，以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为重要平台和协调核心，下面有防务部门安全政策对话机制、中欧网络工作组机制等；在经贸领域，以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为引领，还有经贸混委会、经贸政策对话机制、知识产权政策对话机制、竞争政策对话机制、中欧财经对话机制、中欧央行工作组对话机制、中欧工业化磋商机制等。在人文交流方面，以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为总统筹，有中欧教育对话机制、中欧法律事务对话平台等。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中欧环境政策部长对话机制、中欧能源对话机制、中欧水政策对话机制等。如此的对话机制在中欧间有接近70个，涵盖各个领域和层次。中欧关系中这种无所不包的政策实施框架和网络，为中欧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
四、中国对欧盟政策制定中 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全面而理性地认识中欧关系的定位和中欧关系的变化
1995年，欧盟出台了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1998年，中欧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到2003年第一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出台之际，中欧关系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5月，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阐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全面”指中欧合作的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战略”指双方合作的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伙伴关系”指双方合作的平等性、互利性和共赢性。在这样的官方定位下，总体而言，现阶段的中欧关系不论发展顺利，还是遇到波折，都属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推进和成熟过程中的应有内容。中欧各自的官方表述和双方的政策文件从未正式否认过对双方关系的这一战略定位。
关于《广艺舟双楫》，曾宪就[22]认为，该书是清代最重要的书法理论专著，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碑学的理论和实践，使碑学成为一个流派，从而影响了整一代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最近几年中欧对对方认知的变化和随之带来的政策变化趋势。具体而言，中国对欧盟的认知相对比较积极，这在中欧关系四大发展方向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中国切实把欧盟当做和平伙伴、增长伙伴、改革伙伴和文明伙伴，明确指出中欧要致力于建设四大伙伴关系。在中欧双方文件和中国对欧政策文件中，中国都一再重申这几个非常积极甚至理想化的政策目标。从欧盟而言，在中欧的共同文件中，欧盟认同并坚持这几个政策目标；但在欧盟自己的对华政策文件中却常常有另外的表述。近些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中欧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欧盟对中国疑惧交加，认知逐渐负面，经常有欧盟高官把中国称作“合作与竞争者”，甚至是“战略竞争者”。在2016年6月欧盟通过的第八个，也是最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中，欧盟提到其对华政策目标主要有四个：“首先是促进欧盟在中国市场的经济和商业利益，其次是促进中国社会开放，再次是鼓励中国深度融入市场经济和贸易体系，最后是与中国共同推进多边主义。”[11]这四个目标表明，在对华政策中，欧盟利益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双管齐下，既要务实地追求实际利益，还欲从规范方面影响甚至引领中国的发展。与欧盟对中国认知趋于负面相对应的是，在具体的中欧关系中，竞争性增强，比如在中国对欧盟投资上，欧盟认为中国投资者扭曲了市场竞争，还指责中国没有给欧洲在华投资的企业对等对待。以后中国对欧短期和长期政策的制定都需要考虑欧盟对中国的消极认知倾向问题、经济竞争加剧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政治化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务实有效的对欧政策。
(二)照顾双方合理关切，增信释疑，管控摩擦
欧盟对中国消极认知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二是将中国看作机遇还是挑战，将合作还是竞争作为中欧关系的主流；三是是否要把经济竞争中中国的政治影响加以突出对待。[12]最近一两年，欧盟对华政策的这些消极认知十分突出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欧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于2013年，在该倡议提出之初，欧盟就有学者撰文称这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之后欧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不够积极，一直到2017年欧盟官方才开始正式而积极地回应这一倡议并形成明确的立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强调“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倡议，有意愿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可以参与进来，但前期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明确地理范围、总体规划、项目发展计划等缺乏前后一致的政策，对“一带一路”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国际规则和欧盟法律等也没有明确的宣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规范性力量”著称的欧盟的合作意愿。基于此，中国要全面加强对“一带一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的宣传，总体规划和合作方式的宣传，让欧盟进一步打消疑惧，加强与中国在该倡议下的合作。二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借助“16
1”合作机制，大大加强了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这让欧盟认为中国在别有用心地分化欧洲，破坏欧盟的统一性。对于这一点，中国应当首先明确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尊重欧盟整体的制度、法律和规则体系。同时要保证合作的规范化和透明度，欢迎欧盟其他力量建设性参与该合作。另外，中国还需要做大量的增信释疑工作，让欧盟明白该合作机制不但不会分化欧洲，相反，该机制下的合作能够成为中欧经贸关系新的增长点，借此欧盟也可以缩小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更有利于一体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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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s Policy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s Policy Paper on the European Union
LU Chen-ya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
Abstract : China i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EU is the largest allia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1998 to 2003, China-EU relations achieved a “three-step leap”,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rom 2003 to 2018,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e macro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EU through three China ’s Policy Paper on the European Union , and defined the areas and main cooperation matters between China and EU. Tak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a-EU relations and the three China ’s Policy Paper on the European Union as clues, we can find that the objectives of China’s policy towards EU are increasingly clear, the principles are gradually defined, the policy content is gradually enriched, and the policy framework is increasingly perfe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needs to understand comprehensively and rationally the orientation of China-EU relations and the changes of China-EU relations in EU policy-making. It also needs to take care of the reasonable concerns of the European side, increase confidence and resolve doubts, and control frictions.
Key words : China-EU relations; China ’s Policy Paper on the European Union ; China’s policy towards EU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8X( 2019) 02-0056-08
收稿日期： 2019-03-18
作者简介： 卢晨阳(1972—)，女，甘肃甘谷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欧洲问题、中国外交研究。E-mail: luchy@vip.sina.com
DOI :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9.02.009
(责任编辑：何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