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学东渐”到“以俄为师”——百年对外学习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为师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0)03-0029-04
作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问题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外学习的问题，因为现代化不是中国文化的直接产物，对中国文化来说，现代化包含许多陌生的因素，这就存在一个对外学习问题。然而，在长期学习中我们一直未能解决好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终近代之世，中国人并没有解决向西方这个‘老师’学习而又反挨其打的矛盾。”[1](367)20世纪50年代“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则给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诸多隐患。究竟应该如何对外学习？对于处于文化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是一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问题。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现代化并用新的学习观反思近百年来的对外学习，进而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一、西学东渐运动
自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东来借学布道，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为止，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次颇具规模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大潮，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这就是第一次西学东渐运动。科学技术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不受重视。西方的科技何以能传入中国呢？这是因为明末清初正处于两个封建政权兴衰交替的时期，都需要火炮等科学技术知识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西方的科技正好迎合了这一需要。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促使中国开始接受西学。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将欧几里德的十三卷《几何原本》中的前六卷译为中文。清朝学者明安图，把传教士杜德美介绍的割元术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人合作完成《数理精蕴》一书。然而，我们对西学的学习也仅此皮毛而已。儒家文化的封闭性、排外性使我们在这次东西文化交流中并未将对方视为平等的主体，把自己看成“天朝上国”，把传教士的东来视为“四夷来贡”。文化上的优越感使中国不愿改进和学习。利玛窦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可和欢心，违心地修改子午线，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的中央，足以说明中国当时的狂妄心态。[1](366)这种民族自大主义的文化心理决定了对西方的学习始终处于一种漫不经心的表层状态，最终导致了西方科学传入的中断。
向西方学习的浅尝辄止源于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接受活动——接受传统文化。由于“古圣先贤”所创造的传统文化是那样的辉煌灿烂和博大宏深，更强化了我们“崇古”、“敬祖”的传统。作为接受主体（学习主体），我们将“古圣先贤”神化，对“古圣先贤”顶礼膜拜，把他们与自己之间平等的交往关系变成神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崇古的心理，必然导至将“古圣先贤”的“圣经贤传”当作教条，“述而不作”。文化上的独立性和自豪感使当时的科学家很难接受西方比自己高明的事实，于是便有“西学东源”之说的泛滥。王锡阐在《历说》中说：“《天问》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学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知西学源本中学，非臆撰也。”戴震在《四库全书》天文算法类书的提要中，更是以钦定的面目把“西学东源”说确定下来。据此宗信，当时的科学家进而认为，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西学即中国的古学，因而研究西学不如转向挖掘中国古代科学典籍。[2]由此可见，由于接受传统文化中交往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厚古薄今），衍生出学习西学中交往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崇中拒西）。不善于学习，拒绝外来文化导致了中国传统的科技难以进入现代化的殿堂。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前所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然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
直到鸦片战争前，“唯我独尊”、“天朝上国”的精神支柱仍然支配着国人的西洋观。西方世界及其居民被视为“蛮夷小邦”与“化外之民”。尽管中西方仍有一些有限的通商和贸易往来，那也只是建立在古已有之的“怀柔远人”德政支配下，“天朝”对“蛮夷”的某种恩赐。这种自我文化中心主义支配着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盲目排外，闭眼不看世界，拒绝了解西方，更谈不上学习借鉴。[1](282)然而，随着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中断整整一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运动又在神州大地再度中兴。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宗教、科学和文化；中国人在挨打中惊醒，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的长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就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之西学东渐主张。[3]这就是第二次“西学东渐”，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端。
第二次“西学东渐”是被迫的。当西风东来，向以“天朝自居并沉浸在古代文化辉煌成就之优越感里的中国人，突然发现与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于是常处于自尊与自卑的内心冲突中。尤其是那些较早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对先进的西学既流露出钦羡，又深怀疑虑，又深恐“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遂不可矣。”这反映了两种接受活动的矛盾冲突。接受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尖锐冲突，其实也是因为接受者没有把自己与文化创造者（古人、洋人）之间的关系看成平等的交往关系，把“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看成神与人的关系。时而神化古人，把“圣经贤传”看成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先进的西学则贬为异端邪说，“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时而把洋人神秘化，崇拜西学，食洋不化，片面移植，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完全否定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然而总的来说，神化古人的倾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当西学与中学发生冲突时，就常坚守国粹，欲与西学抗衡。由此可见，近代学习西方，表面上取西，内里实更排斥，终演为淮桔为枳之结果。但学习西方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看重的只是西洋人的长技，提倡学习的只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主导方面则是围绕传统文化拒斥西方文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虽然提倡向西方学习，但他认为在总体上，融儒佛道于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的近代文化。
洋务派也只是从“器物上感觉到不足”，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富国强兵。对西方的学习也仅限于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先是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更是明确主张中学为立国之本，而西学起着巩固根本，促使富强的辅助作用。
维新派则已从“制度上感到不足”，认为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改变封建主义政体，建立君主立宪制。然而，由于社会民众不理解，保守势力抵制及盲目移植，维新变化不幸失败。其后，国人进一步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认识到必须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因为社会文化是整套的，拿旧意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学贯中西的新派思想家们几乎都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
综上所述，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日渐褪色，西方文明逐步被推崇。然而，自始自终我们没能以平等的主体角色与西方进行交往，与“古圣先贤”进行交往。
二、“以俄为师”与对外学习的异化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面临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国人从苏联模式中找到了信心。因为苏联已经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榜样。于是国人毫不犹豫地开展了一场“以俄为师”的建国运动。毛泽东所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纲领在实践中并未得到体现。“在中国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似乎都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些微的民族主义待征来。相反，民族主义被加以淡化，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在社会生活和整个方面虔诚地拜倒在另一个民族面前。中国人仿佛做完了她的大国之梦，而谦恭地自认为是另一个国家的学生。”[4]刘少奇在建国后的第五天就指出：“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5]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政》中也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伟大的辉煌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6]
扫荡传统文化，“全盘苏化”、“一边倒”、“倒向苏联”，这是我们对外学习中的一种异化形式。对苏联教条式的学习，最荒唐地表现在教育的苏联模式上，我们不论在观念上、体制上、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是对苏联教育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诸如院系调整全盘苏化、重理轻文，强化专业教育、大批院校归专业部门等等。学习苏联在当时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正如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学习苏联理论，那应该是无条件的，马上接受，逐渐把它搞通。”
“以俄为师”的建国运动，之所以走向“全盘苏化”，其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但从学习的角度分析，是因为在两种接受活动中，对外学习已处于支配地位。传统文化此时已暗然失色，苏联模式则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接受主体与创造主体此时处于一种极不平等的交往关系中。作为学生，我们把“先生”（苏联）过于神化，进而神化苏联模式。我们认为自己所接受的知识是从权威那里传袭下来的，对它是不能什么疑问的。知识被视为固定不变的真理，我们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由于我们神化苏联、神化苏联模式，我们自然也会神化“解释权威”（领袖），因为领袖本来就在人民群众中起主导作用，占重要地位。神化“解释权威”的结果是：对“文本”的解释权集中于领袖手中，一般群众没有解释权。比如五十年代“在成都会议上，有的负责干部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7]正是由于对“解释权威”的神化，所以当领袖认为建国必须“以俄为师”——理由竟然是中国革命只所以胜利是因为“以俄为师”。对此我们的群众深信不疑，“全心全意学习苏联”。其实，稍具历史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革命的早期，正是因为教条主义的“以俄为师”才遭到了重大挫折，正是因为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天才”指示才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然而，对领袖人物的崇拜，使整个民族不顾历史的真实，不顾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惨痛教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义无反顾地“全盘苏化”。
三、几点启示
从“西学东渐”到“以俄为师”我国的现代化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对外学习不算成功，现代化至今尚在进行之中。总结对外学习的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第一，必须处理好“认同”与“适应”的关系
所谓“认同”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所谓“适应”就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实现现代化既要认同又要适应。近代以来，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片面强调适应，对传统继承不够，认同太少。“全盘西化”、“全盘苏化”就是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对外来的文化缺乏选择的表现。现代化并不是不要传统，恰恰相反，它正是在认同传统的基础上选择国外的某些思想和技术。当然，认同也不是全面认同。
第二，必须处理好“学习”与“创新”的关系
对外学习不能不加改造地照搬，而要在消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然而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我们往往以学习的呼声冲淡创新的努力。照搬过多，创新不足。实际上，学习本身就是创新。任何理论都具有不完善性，“学者”不能将接受的东西作教条，西方文化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每一次这样的结合，就是一次创新，正如罗素所说的，中西文化碰撞后将产生一个更伟大的文明。只有创造性的学习才能不被别人同化，也才能实现现代化。
第三，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文化的交流与学习决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本土化——国际化——本土化”的文化流动。“本土化”就是对输入的外来文化，不是简单的搬用，而是进行“嫁接”。把西方积极的文化，“嫁接”在中国文化的砧木土，使之在中国文化的主根上生根、开花。“嫁接”成功的关键是选择西方的文化枝条，寻找本土文化砧木。“国际化”即是指我们在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同时，把自己独特的传统文明发扬与创新，输入世界。只有经由“本土化”达到“国际化”才能激活民族的整体创新能力，更好地实现现代化。
第四，必须处理好“中庸”与“极端”的关系
“全盘学苏”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人们对“中庸”与“极端”关系问题的关注。任何国家选择现代化道路总是有代价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代价，理性的社会总要避免走极端，致力于“中庸”之余。“中庸的获得不是靠着消除‘极’的存在，而恰恰是通过对‘极’的价值的尊重和兼容”[8]。因此，对外学习，选择现代化道路不能只有一种主张、一个声音，而要充分保护各种不同的观点、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同的思想往往能够拓宽决策的视野。只有不同的观点之间保持有必要的张力，才能避免对外学习中的“一边倒”，消除现代化进程中剧烈的震荡。
总之，对外学习必须树立民族的主体意识，提升作为接受主体的自信心。只有把创造主体作为普通人而非超人，才能与对方建立平等的交往关系。无论是古人还是洋人，其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无论接受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必须有批判、有鉴别、有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区别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向外学习。